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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盟就像一对恋人，总会因为一些琐事发生口角，却又在5分钟后甜蜜热吻。”前欧盟委员会驻华大使赛日·安博曾如此幽默地解读中国与欧盟的关系。
新中国与第一个欧洲共同体（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于相近的历史年代，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与欧共体直到1975年才建立正式关系。如果略去这之前的非正式交往与民间接触，对于从1975年起到2012年的37年中欧关系史，双方都比较认同的一种评价是：良好的政治关系，迅速发展的经济往来。
带有冷战烙印的战略关系
良好的政治关系的说法或许有些笼统。对于欧盟来说，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渗透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解读或许更能让今人体会当初的难能可贵。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彼时的中欧双方就像一对新婚夫妇，共同语言多，争论拌嘴少。对中国来说，当时的首要外交任务已经从反美转变为反苏。在反对国际霸权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首要外交目标中，处于相似地位的西欧是一个可以团结和应该争取的力量，因此她愿意看到一个联合和自强的欧共体。
对于欧共体而言，在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组织对抗的大背景下，这样一个地区经济体的出现，在当时显得有些尴尬。而中国在政治上率先承认欧洲共同体的合法地位，成为欧洲联合一个最积极的支持者，这对在当时的欧共体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同时，在这时期的中欧双边关系中，也较少中美之间那些不时发生的磕磕碰碰和中日之间那种难以消散的历史阴影。
在此期间，欧共体委员会詹金斯与德洛尔主席先后于1979年与1985年访华，双方还在1984年启动了中国-欧盟政治合作的部长级会议，并从1988年起在布鲁塞尔和北京建立了双方的使团。1978年4月，中国与欧共体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在1985年签订了涉及面更广的长期经贸合作协定。在这两个协定的推动下，中欧经贸关系从很低的起点上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发展。
但从今天的角度来检讨，这一评价忽视了此时期中欧关系中一个相当本质的方面，即整个关系过于侧重一个共同的外部政治目标：抗衡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由于此目标是如此地“压倒一切”，中欧关系中的一些固有矛盾，特别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等深层面上的差异，被淡化或掩盖了。因此，中欧双方对双边经济关系中的根本利益，也没有拓宽和深化到应有的程度：在欧共体对外经贸关系中，中国的分量依然微乎其微，它作为潜在市场的重要性还未被欧共体认识；中国的开放也更多地指向美国、日本，对欧共体的重视程度显然不足。故而中欧经济关系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双方的实力或潜力很不相称。同时，发展还呈明显的不平衡：一方面投资与科技合作等其他经济关系的发展滞后于贸易关系；另一方面欧共体各成员国间对华经济关系的开展程度参差不齐。
回顾中欧关系这一历史阶段，或许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阶段中欧关系虽然总体情况良好，但侧重定位于一个冷战时期所特有的外部需要上，并未形成坚实的政治与经济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欧共体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制裁，中欧关系出现了短暂的低迷。有人将中欧关系的这一退步归咎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然而事实是建立在冷战战略架构之上的中欧关系受冷战格局解体的震撼自是在所难免。
全球多极化背景下的中欧关系
经历短暂低迷后，中欧关系从1992年开始回升，双方恢复政治对话和高层互访。1994年欧共体委员会发布《走向新亚洲战略》，次年又发布《中欧关系长期政策》，这标志着欧共体完成了对华外交政策的调整，中欧关系进入了其发展历程的第二阶段。
1998年3月，欧盟又发布《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提出将对华关系提升至与美国、日本及俄罗斯关系同等地位。2004年欧盟扩大为25国后，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中国的第四大外资来源地；中国则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中国和欧盟（25国）双边贸易总额为1772.9亿美元，同比增长33.6%。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1071.6亿美元，同比增长36.9%；自欧盟进口701.2亿美元，同比增长28.8%。中国顺差370.4亿美元。
现阶段中欧关系呈现着一种良好发展势头，但对新历史条件下此关系的战略基础，似乎仍有必要作些深入探讨。冷战的结束开始了国际关系的一个新历史时期，也在中欧关系中引入了一些新的因素。虽然中欧关系失去了共同抗衡霸权主义威胁的战略需要，但是中欧关系依然有深厚的政治基础，而且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政治关系的深化。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使世界变得太平，在某些旧热点冷却的同时，一些新热点在升温。
这种情况在欧洲尤其明显，地区性冲突、民族战争、核扩散、难民等问题正使欧洲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其程度恐怕不亚于冷战时期的核竞争。有人认为，正是冷战给欧洲带来了四十余年的和平。在缺乏国际制约机制的现阶段，美国正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一种“国际宪兵”的角色。近十年来国际局势发展表明，即便凭借其超级大国的实力，美国的到处干涉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更为太平，反而留下了众多的后遗症，伊拉克与科索沃就是明证。另一方面，新霸权和干涉主义的膨胀严重破坏了一些公认的国际准则，增添了国际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在多极结构形成之前的这个“多事之秋”，欧盟与中国都直接面对着安全问题，有着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的共同需要与责任，这可以也应该成为发展中欧关系的基础与出发点。从发展态势来看，未来多极世界秩序恐怕只能由一种国际机制来主持和维护。如果说两极结构是以对抗为基本特征，那么在未来的多极结构中对话与妥协很可能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式。在此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共同利益而无根本冲突的中欧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合作必要性与可能性。
2008年金融危机率先在美国爆发，随后在欧洲引起连锁反应。随着希腊的债务违约成立，整个欧洲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债台高筑的欧洲国家在数次探底的风险中，面临着破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欧盟主导国德法英三国向中国释放出求助的信号。
随后，中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今年2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时表示，中国正在考虑加大力度参与到欧洲金融稳定机构（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当中。 温家宝在和默克尔会晤时重申，中国支持维护欧元稳定，对欧洲经济和欧元抱有信心。这一表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之前几次对欧洲主要国家的投资贷款的一项总结性回应和表态，无疑证明中欧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 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未完全消散，但从长远观点来分析，经过经济结构调整后的亚太国家仍然将是今后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而中国又是这地区中增长最快和最具发展潜质的一个国家，而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景愈来愈明朗，它将事实上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发展中市场。很难想象欧盟可以无视此前景，而将这一机遇拱手让给美国、日本等竞争对手。
中国在进一步开放和实现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也有拓宽和多样化其对外经济关系的愿望与任务，将十分需要和欢迎欧盟的商品、资金、技术与经验。中欧经济有着不同的自然禀赋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间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发展中欧经济关系确实具有极大的潜力和十分广阔的前景，确实是新阶段中欧关系的主要依据与动力。
另一方面，失去了冷战时期的那种外部刺激，并随着中欧双方在各自对外经贸关系中地位的上升，今后的中欧经贸关系将更多地取决于经济与贸易本身，即将更多地建筑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和以公平竞争为主要特征，而遵循国际惯例和依法行事将成为处理双边经贸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中欧政治关系，构筑一个能使经济关系更健康发展的良好政治环境，将更为必要。
中欧进一步合作的前景
总体上，中国与欧盟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双方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并无实质性的分歧。然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目前双方在欧盟对华军售解禁和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上仍存在一定分歧，这成为制约中欧真正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两大瓶颈。
第一大瓶颈是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这个问题关乎中国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平等地位问题，看似瓶颈，实为障碍，尽早解决对双方均有利。虽然欧盟各国已达成共识，认为当年实施军售禁令的理由已完全不适应现实状况，但欧盟内部对于解除禁令的方式还存在一定分歧，法、德、西、奥等国希望从法律上根本解除对华出口禁令，而另一些成员国主张制定解除禁令的具体产品清单，还有少数国家仍企图借机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讨价还价。与此同时，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外部压力，也使欧盟尽早解除这一禁令增大了难度。对华军售解禁也非单纯的政治问题，也涉及双边高新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而也影响到双边军民两用产品与技术的贸易。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在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中国应在外交上持续保持对其压力。虽然表面上看它似乎只涉及军品贸易，实际上两用产品与技术均包括在内，因此从经济外交来看，禁止军售就属于经济制裁外交的范畴。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还可考虑通过其他渠道迂回解决，如通过加入“瓦森纳安排”（一种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集团性出口控制机制。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成员国间的信息互报制度，提高常规武器及技术转让的透明度，以达到监督和控制的目的），从根本上解决两用产品与技术的国际贸易问题，从而突破欧盟对华军售禁令。
第二大瓶颈是市场经济地位问题。2012年9月6日，欧盟启动针对中国输欧光伏产业反倾销调查，但并未就中国输欧光伏产业提出反补贴调查。“欧盟尚未启动针对中国输欧光伏产业反补贴调查，但是，相关请求已经递交，1-2周内将被提起。”欧盟的一位官员向国内媒体做出了证实。
对于深陷“双反”困境的中国光伏企业，西方媒体认为，积极的出口政策、劳动力成本偏低是中国企业遭遇调查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出口增速过快必然会引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另一方面，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导致欧盟企业竞争力下降。更重要的是，欧盟尚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有企业无法获得市场经济待遇，在定价体制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遭遇“双反”在所难免。
2004年6月欧盟出台的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初步评估报告中，欧方提出了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5条标准，认为中国只达到了其所提出5条标准中的一项，在其余4方面仍存在市场经济建设不完善之处，如会计法和破产法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还不够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存在漏洞，保护力度不够；金融和企业融资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等。
与美国提出的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6条标准相比，虽然欧盟提出的这几项标准更着眼于技术层面，但具体标准的提出无疑加大了实际解决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难度。因此，应充分意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因为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规定“在加入之日后15年内终止”。
尽管目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WTO缔约方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些国家自中国进口的数量和金额都不大，拒绝或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会影响它们的根本利益，因此不能认为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解决这一问题也可以一蹴而就。
在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需要保持冷静和足够的耐心。事实上这只是由欧盟对华反倾销案衍生出来的问题，由于过度炒作，这已经成为政治问题。应对策略是回到对华反倾销案本身上来，全力争取中国企业个案市场经济地位，当中国企业个案市场经济地位成为多数裁决时，作为经济体的国家自然也就具备了市场经济地位。
未来中欧关系走向何方，似乎存在一些疑问，不过我们可以大胆地预测它的前景是光明的。早在2008年，时任欧盟驻华大使的安博就曾满怀信心地作过类似预测：“可以预见，中欧经济关系前景将更加辉煌。”如今，安博已经卸任，但中欧的经贸关系却大踏步地往前走。虽然未来的竞争中不可避免会龃龉不断，但借用安博的话说：“不可否认，我们是相互需要的。”
新中国与第一个欧洲共同体（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于相近的历史年代，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与欧共体直到1975年才建立正式关系。如果略去这之前的非正式交往与民间接触，对于从1975年起到2012年的37年中欧关系史，双方都比较认同的一种评价是：良好的政治关系，迅速发展的经济往来。
带有冷战烙印的战略关系
良好的政治关系的说法或许有些笼统。对于欧盟来说，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渗透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解读或许更能让今人体会当初的难能可贵。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彼时的中欧双方就像一对新婚夫妇，共同语言多，争论拌嘴少。对中国来说，当时的首要外交任务已经从反美转变为反苏。在反对国际霸权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首要外交目标中，处于相似地位的西欧是一个可以团结和应该争取的力量，因此她愿意看到一个联合和自强的欧共体。
对于欧共体而言，在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组织对抗的大背景下，这样一个地区经济体的出现，在当时显得有些尴尬。而中国在政治上率先承认欧洲共同体的合法地位，成为欧洲联合一个最积极的支持者，这对在当时的欧共体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同时，在这时期的中欧双边关系中，也较少中美之间那些不时发生的磕磕碰碰和中日之间那种难以消散的历史阴影。
在此期间，欧共体委员会詹金斯与德洛尔主席先后于1979年与1985年访华，双方还在1984年启动了中国-欧盟政治合作的部长级会议，并从1988年起在布鲁塞尔和北京建立了双方的使团。1978年4月，中国与欧共体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在1985年签订了涉及面更广的长期经贸合作协定。在这两个协定的推动下，中欧经贸关系从很低的起点上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发展。
但从今天的角度来检讨，这一评价忽视了此时期中欧关系中一个相当本质的方面，即整个关系过于侧重一个共同的外部政治目标：抗衡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由于此目标是如此地“压倒一切”，中欧关系中的一些固有矛盾，特别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等深层面上的差异，被淡化或掩盖了。因此，中欧双方对双边经济关系中的根本利益，也没有拓宽和深化到应有的程度：在欧共体对外经贸关系中，中国的分量依然微乎其微，它作为潜在市场的重要性还未被欧共体认识；中国的开放也更多地指向美国、日本，对欧共体的重视程度显然不足。故而中欧经济关系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双方的实力或潜力很不相称。同时，发展还呈明显的不平衡：一方面投资与科技合作等其他经济关系的发展滞后于贸易关系；另一方面欧共体各成员国间对华经济关系的开展程度参差不齐。
回顾中欧关系这一历史阶段，或许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阶段中欧关系虽然总体情况良好，但侧重定位于一个冷战时期所特有的外部需要上，并未形成坚实的政治与经济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欧共体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制裁，中欧关系出现了短暂的低迷。有人将中欧关系的这一退步归咎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然而事实是建立在冷战战略架构之上的中欧关系受冷战格局解体的震撼自是在所难免。
全球多极化背景下的中欧关系
经历短暂低迷后，中欧关系从1992年开始回升，双方恢复政治对话和高层互访。1994年欧共体委员会发布《走向新亚洲战略》，次年又发布《中欧关系长期政策》，这标志着欧共体完成了对华外交政策的调整，中欧关系进入了其发展历程的第二阶段。
1998年3月，欧盟又发布《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提出将对华关系提升至与美国、日本及俄罗斯关系同等地位。2004年欧盟扩大为25国后，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中国的第四大外资来源地；中国则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中国和欧盟（25国）双边贸易总额为1772.9亿美元，同比增长33.6%。其中，中国对欧盟出口1071.6亿美元，同比增长36.9%；自欧盟进口701.2亿美元，同比增长28.8%。中国顺差370.4亿美元。
现阶段中欧关系呈现着一种良好发展势头，但对新历史条件下此关系的战略基础，似乎仍有必要作些深入探讨。冷战的结束开始了国际关系的一个新历史时期，也在中欧关系中引入了一些新的因素。虽然中欧关系失去了共同抗衡霸权主义威胁的战略需要，但是中欧关系依然有深厚的政治基础，而且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政治关系的深化。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使世界变得太平，在某些旧热点冷却的同时，一些新热点在升温。
这种情况在欧洲尤其明显，地区性冲突、民族战争、核扩散、难民等问题正使欧洲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其程度恐怕不亚于冷战时期的核竞争。有人认为，正是冷战给欧洲带来了四十余年的和平。在缺乏国际制约机制的现阶段，美国正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一种“国际宪兵”的角色。近十年来国际局势发展表明，即便凭借其超级大国的实力，美国的到处干涉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更为太平，反而留下了众多的后遗症，伊拉克与科索沃就是明证。另一方面，新霸权和干涉主义的膨胀严重破坏了一些公认的国际准则，增添了国际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在多极结构形成之前的这个“多事之秋”，欧盟与中国都直接面对着安全问题，有着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的共同需要与责任，这可以也应该成为发展中欧关系的基础与出发点。从发展态势来看，未来多极世界秩序恐怕只能由一种国际机制来主持和维护。如果说两极结构是以对抗为基本特征，那么在未来的多极结构中对话与妥协很可能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式。在此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共同利益而无根本冲突的中欧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合作必要性与可能性。
2008年金融危机率先在美国爆发，随后在欧洲引起连锁反应。随着希腊的债务违约成立，整个欧洲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债台高筑的欧洲国家在数次探底的风险中，面临着破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欧盟主导国德法英三国向中国释放出求助的信号。
随后，中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今年2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时表示，中国正在考虑加大力度参与到欧洲金融稳定机构（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当中。 温家宝在和默克尔会晤时重申，中国支持维护欧元稳定，对欧洲经济和欧元抱有信心。这一表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之前几次对欧洲主要国家的投资贷款的一项总结性回应和表态，无疑证明中欧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 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未完全消散，但从长远观点来分析，经过经济结构调整后的亚太国家仍然将是今后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而中国又是这地区中增长最快和最具发展潜质的一个国家，而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景愈来愈明朗，它将事实上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发展中市场。很难想象欧盟可以无视此前景，而将这一机遇拱手让给美国、日本等竞争对手。
中国在进一步开放和实现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也有拓宽和多样化其对外经济关系的愿望与任务，将十分需要和欢迎欧盟的商品、资金、技术与经验。中欧经济有着不同的自然禀赋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间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发展中欧经济关系确实具有极大的潜力和十分广阔的前景，确实是新阶段中欧关系的主要依据与动力。
另一方面，失去了冷战时期的那种外部刺激，并随着中欧双方在各自对外经贸关系中地位的上升，今后的中欧经贸关系将更多地取决于经济与贸易本身，即将更多地建筑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和以公平竞争为主要特征，而遵循国际惯例和依法行事将成为处理双边经贸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中欧政治关系，构筑一个能使经济关系更健康发展的良好政治环境，将更为必要。
中欧进一步合作的前景
总体上，中国与欧盟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双方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并无实质性的分歧。然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目前双方在欧盟对华军售解禁和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上仍存在一定分歧，这成为制约中欧真正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两大瓶颈。
第一大瓶颈是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这个问题关乎中国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平等地位问题，看似瓶颈，实为障碍，尽早解决对双方均有利。虽然欧盟各国已达成共识，认为当年实施军售禁令的理由已完全不适应现实状况，但欧盟内部对于解除禁令的方式还存在一定分歧，法、德、西、奥等国希望从法律上根本解除对华出口禁令，而另一些成员国主张制定解除禁令的具体产品清单，还有少数国家仍企图借机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讨价还价。与此同时，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外部压力，也使欧盟尽早解除这一禁令增大了难度。对华军售解禁也非单纯的政治问题，也涉及双边高新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而也影响到双边军民两用产品与技术的贸易。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在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中国应在外交上持续保持对其压力。虽然表面上看它似乎只涉及军品贸易，实际上两用产品与技术均包括在内，因此从经济外交来看，禁止军售就属于经济制裁外交的范畴。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还可考虑通过其他渠道迂回解决，如通过加入“瓦森纳安排”（一种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集团性出口控制机制。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成员国间的信息互报制度，提高常规武器及技术转让的透明度，以达到监督和控制的目的），从根本上解决两用产品与技术的国际贸易问题，从而突破欧盟对华军售禁令。
第二大瓶颈是市场经济地位问题。2012年9月6日，欧盟启动针对中国输欧光伏产业反倾销调查，但并未就中国输欧光伏产业提出反补贴调查。“欧盟尚未启动针对中国输欧光伏产业反补贴调查，但是，相关请求已经递交，1-2周内将被提起。”欧盟的一位官员向国内媒体做出了证实。
对于深陷“双反”困境的中国光伏企业，西方媒体认为，积极的出口政策、劳动力成本偏低是中国企业遭遇调查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出口增速过快必然会引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另一方面，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导致欧盟企业竞争力下降。更重要的是，欧盟尚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有企业无法获得市场经济待遇，在定价体制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遭遇“双反”在所难免。
2004年6月欧盟出台的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初步评估报告中，欧方提出了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5条标准，认为中国只达到了其所提出5条标准中的一项，在其余4方面仍存在市场经济建设不完善之处，如会计法和破产法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还不够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存在漏洞，保护力度不够；金融和企业融资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等。
与美国提出的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6条标准相比，虽然欧盟提出的这几项标准更着眼于技术层面，但具体标准的提出无疑加大了实际解决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难度。因此，应充分意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因为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规定“在加入之日后15年内终止”。
尽管目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WTO缔约方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些国家自中国进口的数量和金额都不大，拒绝或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会影响它们的根本利益，因此不能认为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解决这一问题也可以一蹴而就。
在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需要保持冷静和足够的耐心。事实上这只是由欧盟对华反倾销案衍生出来的问题，由于过度炒作，这已经成为政治问题。应对策略是回到对华反倾销案本身上来，全力争取中国企业个案市场经济地位，当中国企业个案市场经济地位成为多数裁决时，作为经济体的国家自然也就具备了市场经济地位。
未来中欧关系走向何方，似乎存在一些疑问，不过我们可以大胆地预测它的前景是光明的。早在2008年，时任欧盟驻华大使的安博就曾满怀信心地作过类似预测：“可以预见，中欧经济关系前景将更加辉煌。”如今，安博已经卸任，但中欧的经贸关系却大踏步地往前走。虽然未来的竞争中不可避免会龃龉不断，但借用安博的话说：“不可否认，我们是相互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