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重压，在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中，中国译者在中外互译中应采取何种策略，从而有利于繁荣和弘扬汉语文化，提升其与西方语言文化平等对话的权力？本文作者以韦努提提出的“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为出发点，就此提出了个人见解，并加以分析和阐述。
关键词：归化 异化 归异互补
1 引言
中国的翻译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至“五四”以来，“归化”翻译基本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该倾向在严复的“信、达、雅”之说，傅雷的“神似”之说，以及钱钟书的“化境”之说的推动下，不断加强并延续至今。究其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受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处于强势的影响，自认为汉语文化博大精深，自然可以海纳百川；二是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认识不深。如今，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已经进入第四次翻译高潮时期。然而，综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文化多元化此消彼长。中国翻译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身处的时代环境与以往已迥然不同：一方面中国翻译不仅要继续充当“引进世界先进文化的排头兵”，更要充当起“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让世界更多地聆听到中国的声音，改变过去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建立与中国国力影响相符的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翻译面临着以雄厚经济实力和强大科技实力为后盾的西方强势文化的重压，尤其是英语帝国主义的形成所造成的冲击。中国翻译应采取何种策略，以第四次翻译高潮为契机，积极繁荣和弘扬汉语文化，提升其与西方语言文化平等对话的权力，应是我们从事翻译或热衷于翻译事业的有识之士亟需重新审定的首要问题。在此笔者以为，无论是中译外，还是外译中，中国译者都应该采取“归异互补”的策略。下面就此作一论述，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2 关于外译中
在外译中过程中，采取“归异互补”策略，有利于我国汉语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为了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对韦努提(Lawrence Venuti)提出的“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和“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作一剖析。他说：“译者可以选择归化或异化的方法，前者是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目的语文化之中，把原文作者请回家来，后者则离经叛道地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Venuti，1995：20)由此可见，“归化法”是狭隘民族主义在翻译观上的表现，其目的是在翻译过程中维护民族语言文化的纯洁性，对与本土语言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外来语言文化持否定态度。然而我们知道，一种语言的进化和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为此它必须善于“纳新”，善于从异族语言文化中汲取新鲜血液。如果我们无视这一点而去维护所谓的“语言的纯洁性”，不仅无助于改变我国与西方国家语言文化上的不平等现实，反而会在因特网时代文化互渗趋势中处于被动、尴尬境地。所以说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归化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固步自封，作茧自缚，体现了一种“病态的文化自恋”(cultural narcissism)（王东风，2003：7）倾向，最终会导致语言和文化的衰竭、死亡。
相反，如果在翻译中排除各种客观因素的干扰与限制（如读者的接受能力），勇于“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与文化差异表现出来”，让读者在“困惑不解”中去感受异域文化因子的气息，相信那些因子会逐渐带上汉语文化的气息，融合为读者思维语言的一部分，就像汉语中的“觉悟”、“干部”、“民主”、“超市”、“因特网”一样。虽然刚译入时表现的是异族文化气质，但一旦用汉字加以表现，经过长期的磨合，它们已经成为了汉语文化的有机成分。所以在对待外国文本中的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时，我们不妨采用这种类似“一国两制”的处理办法，“一国”乃“统一的汉字王国”，“两制”不过是“中外两种不同的文字组合方式”。鲁迅当年竭力主张异化翻译，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引进新的表达方法。他说：“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创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句法，丰富的词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鲁迅，362）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要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敢于“异化”译入异族语言，来丰富汉语的表现形式，提高汉语的再生、重构能力。其实对异族语言进行“异化”处理，其实也正是我国民族语言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并蓄巨大潜力的应有表现。
当然，这里谈论“归化”、“异化”不是为了扬此抑彼，只是针对长期以来归化主导的中国翻译而提出的我们不应忽略或应给予足够重视的视点。其实，不同时代、不同场合、不同目的、不同读者对象，它们各有利弊。具体到当今知识爆炸时代，我们的翻译决不能只拘泥于一术一策。相反，应加以综合利用，让它们优势互补，充分为我国的语言文化繁荣服务。在这一点上，郭建中博士曾经说过：“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相互补充的，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1998：16）目前我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力相对于西方还处于明显的弱势，我们提倡“归异互补”的翻译策略就是为了弥合这种强弱之别。因为“归异互补”翻译策略将直接导致中西语言文化的“杂合化”（王东风，2003：7），但这决不是“西化”。王东风博士指出:“杂合并不可怕，不断而有度的杂合化可以提高文化肌体的接受力和适应力，降低排异性。世界上有些文明已经消亡，虽然消亡的原因有多种，但有一种可能的原因不可忽视，那就是拒绝与异族文化杂合和交流。语言也是这样，拒绝杂合就只有走向灭亡。”(2003：7)所以说为了汉语的丰富和发展，为了中华文化的再度崛起和繁荣，我们应倡导“归异互补”的翻译策略.
3 关于中译外
在中译外过程中，采取“归异互补”策略有利于我国汉语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话语权力的扩大。众所周知，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任何语言都要根植于文化环境才能生存，所有文化都要借助于自然语言结构才能延续，可以说“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Bassenet，1980：14)另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和交流的工具，它记录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反映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成果。所以文化交流要以语言为媒介，而翻译则成了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从这一点上说，“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活动，更是沟通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移植活动。”（包惠南，包昂，2004：17）而通过翻译这一桥梁向世界译介和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是时代赋予我们中国译者的历史使命。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使得英语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远比不上我们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了解。即使在中译外过程中，国人也多倾向于归化译法，认为这样有助于消除英文读者的理解障碍，使他们保持解读异域文化的兴趣，并提高他们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度。为了扩大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影响，这也倒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但从长远观点来看，一味归化必将使我们付出惨重代价，西方读者将永远对我们这一古老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所知寥寥，甚至产生严重误解，从而导致我们民族文化身份的模糊甚至丧失，“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出现‘众声喧哗独无我’的尴尬且悲哀局面。”(张柏然，许钧，2002：346)因此说，在中译外的过程中，“归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去受制于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意味着本国的价值观“主动”向西方价值观示弱，意味着民族文化有自我歪曲的可能，意味着自我民族文化的个性将会迷失，意味着自我民族文化身份将会消亡。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民族的生命。
“异化”翻译则相反，它旨在彰显民族文化之特色，张扬民族文化之个性。然而这样译介过去的中国文化会遭到西方强势文化“霸权主义”有意识的抵制；另一方面对一直处于强势文化熏陶下的外国读者的接受能力也构成了挑战。单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折射出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作家无缘问津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导演极少踏上通往奥斯卡的红地毯。
那么，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的翻译应该如何应对呢？答案只有一个：归异互补。这决非迫于无奈，中庸之举。如果我们把“归化”看作是求“同”的话，那么这里的“归异互补”就是：求同存异，以同传异。这样可以“让外国的读者以‘同’为基础，去认识‘异’，理解‘异’，接受‘异’。正如以‘已知’为基础，去认识‘未知’，这是一种发展与辨证的观点。换言之，它是以‘认同性’激活‘相异性’，使后者呈开放态度，然后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使其能融入‘认同性’的因素。”（许钧，高方，2004:108）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我们的译者在向外译介中国文化时，既不要怕丧失民族文化而裹足不前，也不要怕难被接受而“屈尊俯就”，两种极端皆不可取。在翻译中我们要主动出击，“归异”兼而有之，相机而用。以尽可能多的“同”来传递尽可能多的“异”，从而积极促进汉语文化的对外辐射，拓展汉语话语的支配空间。
4 结束语
如今，不断扩展着辐射范围和渗透深度的全球化潮流，促使不同文化间的接触、碰撞与交流日益频繁，而翻译也早已从单纯语言层面的转述转向了文化层面的阐述和再现，成为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手段。有人甚至称之为文化传播的火种。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在中西文化势差悬殊的环境下，翻译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来说，既可以扼杀其活力，又可以勃发其生机；既可以隐匿它使之消失，又可以彰显它使之升华。我们的翻译不能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土文化保护主义情结，要正视强弱差异这一现实，对西方语言文化中值得借鉴的东西，要本着兼收并蓄的胸襟和气度，敢于并善于译介过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因为“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不少进展都是源于外来知识的冲击，令社会、文化和知识系统产生巨大的变化，终于使整个文化系统面貌一新。”（孔慧怡，1999：总序）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让世界了解。我们的翻译一定要抓住机遇，坚定文化自信，摈弃文化自大、自闭和自卑的心态，努力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舞台。为此，无论在中译外、还是外译中过程中，要极力避免对“归化”与“异化”采取极端的取舍策略，相反要归异互补，相机而用，为繁荣和弘扬中国的语言文化并使之能与西方的语言文化平等对话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和归化[J].外国语， 1998，(2).
[3]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大出版社，1999.
[4]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许钧，高方.“异”与“同”辩——翻译的文化观照[J].南京大学学报，2004，(1).
[6]王东风.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2003，(4).
[7]张柏然，许钧.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译学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8]Bas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Methuen， 1980.
[9]Venuti， L. The Translation’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关键词：归化 异化 归异互补
1 引言
中国的翻译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至“五四”以来，“归化”翻译基本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该倾向在严复的“信、达、雅”之说，傅雷的“神似”之说，以及钱钟书的“化境”之说的推动下，不断加强并延续至今。究其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受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处于强势的影响，自认为汉语文化博大精深，自然可以海纳百川；二是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认识不深。如今，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已经进入第四次翻译高潮时期。然而，综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文化多元化此消彼长。中国翻译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身处的时代环境与以往已迥然不同：一方面中国翻译不仅要继续充当“引进世界先进文化的排头兵”，更要充当起“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让世界更多地聆听到中国的声音，改变过去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建立与中国国力影响相符的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翻译面临着以雄厚经济实力和强大科技实力为后盾的西方强势文化的重压，尤其是英语帝国主义的形成所造成的冲击。中国翻译应采取何种策略，以第四次翻译高潮为契机，积极繁荣和弘扬汉语文化，提升其与西方语言文化平等对话的权力，应是我们从事翻译或热衷于翻译事业的有识之士亟需重新审定的首要问题。在此笔者以为，无论是中译外，还是外译中，中国译者都应该采取“归异互补”的策略。下面就此作一论述，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2 关于外译中
在外译中过程中，采取“归异互补”策略，有利于我国汉语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为了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对韦努提(Lawrence Venuti)提出的“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和“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作一剖析。他说：“译者可以选择归化或异化的方法，前者是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目的语文化之中，把原文作者请回家来，后者则离经叛道地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Venuti，1995：20)由此可见，“归化法”是狭隘民族主义在翻译观上的表现，其目的是在翻译过程中维护民族语言文化的纯洁性，对与本土语言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的外来语言文化持否定态度。然而我们知道，一种语言的进化和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为此它必须善于“纳新”，善于从异族语言文化中汲取新鲜血液。如果我们无视这一点而去维护所谓的“语言的纯洁性”，不仅无助于改变我国与西方国家语言文化上的不平等现实，反而会在因特网时代文化互渗趋势中处于被动、尴尬境地。所以说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归化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固步自封，作茧自缚，体现了一种“病态的文化自恋”(cultural narcissism)（王东风，2003：7）倾向，最终会导致语言和文化的衰竭、死亡。
相反，如果在翻译中排除各种客观因素的干扰与限制（如读者的接受能力），勇于“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与文化差异表现出来”，让读者在“困惑不解”中去感受异域文化因子的气息，相信那些因子会逐渐带上汉语文化的气息，融合为读者思维语言的一部分，就像汉语中的“觉悟”、“干部”、“民主”、“超市”、“因特网”一样。虽然刚译入时表现的是异族文化气质，但一旦用汉字加以表现，经过长期的磨合，它们已经成为了汉语文化的有机成分。所以在对待外国文本中的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时，我们不妨采用这种类似“一国两制”的处理办法，“一国”乃“统一的汉字王国”，“两制”不过是“中外两种不同的文字组合方式”。鲁迅当年竭力主张异化翻译，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引进新的表达方法。他说：“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创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句法，丰富的词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鲁迅，362）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我们要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敢于“异化”译入异族语言，来丰富汉语的表现形式，提高汉语的再生、重构能力。其实对异族语言进行“异化”处理，其实也正是我国民族语言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并蓄巨大潜力的应有表现。
当然，这里谈论“归化”、“异化”不是为了扬此抑彼，只是针对长期以来归化主导的中国翻译而提出的我们不应忽略或应给予足够重视的视点。其实，不同时代、不同场合、不同目的、不同读者对象，它们各有利弊。具体到当今知识爆炸时代，我们的翻译决不能只拘泥于一术一策。相反，应加以综合利用，让它们优势互补，充分为我国的语言文化繁荣服务。在这一点上，郭建中博士曾经说过：“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相互补充的，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1998：16）目前我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力相对于西方还处于明显的弱势，我们提倡“归异互补”的翻译策略就是为了弥合这种强弱之别。因为“归异互补”翻译策略将直接导致中西语言文化的“杂合化”（王东风，2003：7），但这决不是“西化”。王东风博士指出:“杂合并不可怕，不断而有度的杂合化可以提高文化肌体的接受力和适应力，降低排异性。世界上有些文明已经消亡，虽然消亡的原因有多种，但有一种可能的原因不可忽视，那就是拒绝与异族文化杂合和交流。语言也是这样，拒绝杂合就只有走向灭亡。”(2003：7)所以说为了汉语的丰富和发展，为了中华文化的再度崛起和繁荣，我们应倡导“归异互补”的翻译策略.
3 关于中译外
在中译外过程中，采取“归异互补”策略有利于我国汉语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话语权力的扩大。众所周知，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任何语言都要根植于文化环境才能生存，所有文化都要借助于自然语言结构才能延续，可以说“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Bassenet，1980：14)另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和交流的工具，它记录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反映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成果。所以文化交流要以语言为媒介，而翻译则成了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从这一点上说，“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活动，更是沟通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移植活动。”（包惠南，包昂，2004：17）而通过翻译这一桥梁向世界译介和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是时代赋予我们中国译者的历史使命。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使得英语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远比不上我们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了解。即使在中译外过程中，国人也多倾向于归化译法，认为这样有助于消除英文读者的理解障碍，使他们保持解读异域文化的兴趣，并提高他们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度。为了扩大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影响，这也倒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但从长远观点来看，一味归化必将使我们付出惨重代价，西方读者将永远对我们这一古老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所知寥寥，甚至产生严重误解，从而导致我们民族文化身份的模糊甚至丧失，“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出现‘众声喧哗独无我’的尴尬且悲哀局面。”(张柏然，许钧，2002：346)因此说，在中译外的过程中，“归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去受制于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意味着本国的价值观“主动”向西方价值观示弱，意味着民族文化有自我歪曲的可能，意味着自我民族文化的个性将会迷失，意味着自我民族文化身份将会消亡。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民族的生命。
“异化”翻译则相反，它旨在彰显民族文化之特色，张扬民族文化之个性。然而这样译介过去的中国文化会遭到西方强势文化“霸权主义”有意识的抵制；另一方面对一直处于强势文化熏陶下的外国读者的接受能力也构成了挑战。单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折射出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作家无缘问津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导演极少踏上通往奥斯卡的红地毯。
那么，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的翻译应该如何应对呢？答案只有一个：归异互补。这决非迫于无奈，中庸之举。如果我们把“归化”看作是求“同”的话，那么这里的“归异互补”就是：求同存异，以同传异。这样可以“让外国的读者以‘同’为基础，去认识‘异’，理解‘异’，接受‘异’。正如以‘已知’为基础，去认识‘未知’，这是一种发展与辨证的观点。换言之，它是以‘认同性’激活‘相异性’，使后者呈开放态度，然后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使其能融入‘认同性’的因素。”（许钧，高方，2004:108）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我们的译者在向外译介中国文化时，既不要怕丧失民族文化而裹足不前，也不要怕难被接受而“屈尊俯就”，两种极端皆不可取。在翻译中我们要主动出击，“归异”兼而有之，相机而用。以尽可能多的“同”来传递尽可能多的“异”，从而积极促进汉语文化的对外辐射，拓展汉语话语的支配空间。
4 结束语
如今，不断扩展着辐射范围和渗透深度的全球化潮流，促使不同文化间的接触、碰撞与交流日益频繁，而翻译也早已从单纯语言层面的转述转向了文化层面的阐述和再现，成为一种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手段。有人甚至称之为文化传播的火种。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在中西文化势差悬殊的环境下，翻译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来说，既可以扼杀其活力，又可以勃发其生机；既可以隐匿它使之消失，又可以彰显它使之升华。我们的翻译不能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土文化保护主义情结，要正视强弱差异这一现实，对西方语言文化中值得借鉴的东西，要本着兼收并蓄的胸襟和气度，敢于并善于译介过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因为“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不少进展都是源于外来知识的冲击，令社会、文化和知识系统产生巨大的变化，终于使整个文化系统面貌一新。”（孔慧怡，1999：总序）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让世界了解。我们的翻译一定要抓住机遇，坚定文化自信，摈弃文化自大、自闭和自卑的心态，努力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舞台。为此，无论在中译外、还是外译中过程中，要极力避免对“归化”与“异化”采取极端的取舍策略，相反要归异互补，相机而用，为繁荣和弘扬中国的语言文化并使之能与西方的语言文化平等对话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和归化[J].外国语， 1998，(2).
[3]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大出版社，1999.
[4]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许钧，高方.“异”与“同”辩——翻译的文化观照[J].南京大学学报，2004，(1).
[6]王东风.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2003，(4).
[7]张柏然，许钧.面向二十一世纪的译学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8]Bas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Methuen， 1980.
[9]Venuti， L. The Translation’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