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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把语言统计学用于作为人文学科的话语分析，可以从数理逻辑的层面上验证话语理论的一些结论，增加结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对美国涉缅话语的分析研究，不仅能对传统的话语理论作拓展和补充，而且也是我们把握美国东南亚政策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话语理论 语言统计学 涉缅话语 相关分析
缅甸作为我国近邻，是我们实施东南亚战略的桥头堡，又是西方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合围的触角和最前哨。近年来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的政策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自奥巴马当政以来，双方高层领导频繁互访。美缅两国在经历了多年对抗、冻结之后，双方表露了愿意缓和关系的迹象。两国关系何去何从，还待于继续观察和深化认识。这种新形势，赋予了美国涉缅话语研究新的意义；同时，美国对缅政策的动向无异于反映其东南亚政策的晴雨表，对其涉缅话语的研究不仅仅关系到美缅两国，也是我们全面把握其东南亚政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通过美国涉缅话语的分析来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对峙、交锋的新形势、新特点，才能客观中立地去认识、预测西方与该国关系走向，战略上化被动为主动从而取得制高点。
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理论评析
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话语如今成为一个被广泛地、常以不同目的地用于不同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术语，话语研究工作也在不断地深化和扩展，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话语”和“话语研究”
(DiscourseAnalysis，也有人将其翻成“语篇分析”)的术语以及它们直接或间接表达的概念。那么，什么是话语呢?话语(discourse]就其最不易引起争议的意义而言，在语言学里指称比句子更大的语言单位。同时，话语分析关心的不仅是一个人说的复合语句，而且更常涉及的是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用来操持和控制特定语境下的话语之语言规则与准则。所以，话语不同于抽象的语言系统，因为它有自己具体的内容。同时，话语经阐释、发挥、质疑和反驳等能生产出新的话语，例如马克思的话语产生列宁的话语，形成列宁主义，再演化为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话语。此外。
“话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它总是以一定的形式构成，通过一定的途径，在一定的场合发生作用”。(张国明。2004：95)话语常常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罗兰·巴特说，以“现代神话”理论分析了文本里和实践中那些含蓄的和未被注意到极大量的东西，审问“虚假的显而易见”和表里不一的东西。这里的“神话”指的是冒牌事实，即意识形态，主要在隐含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常常不被意识到。“它捍卫者统治阶级或者‘权力’规范的现状，并有力地支持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标准，力图将事实上部分的和特殊的东西弄成普遍的和全面的”。(胡经之，2003：86)福柯认为，知识(西方话语体系)首先是人们在话语实践中使用的语言，展示说话者(知识拥有者)在某个领域享有的权利，能把自己的改变完整地编码后进入原有的知识体系作为话语进行使用。所以，事物的秩序是由文化代码确立的，而文化代码的运作或知识谱系的建立则需要科学为其提供保障。福柯论证了知识的主观、人为、片面性，指出知识和意识形态可以“同谋”，即相互利用，相互加强：知识把意识形态系统化、成型化和结构化，反过来意识形态可以给知识冠以“科学”的美名。对西方殖民心态和意识形态批判最为激烈的当属赛义德，其代表作首推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作品《东方主义》。废作品以西方的东方学为批判对象，指出所谓的西方的客观中立、不受政治影响的东方学，实际上充满了偏见和误解，是帝国主义实施掠夺和控制的组成部分。赛义德指出，东方主义的种族优劣论并不是一厢情愿的说法，而是有着数百年坚实的东方主义“科学理论”依据，它通过垄断知识和“客观真理”来维系和发展种族的不平等。“其实它是地缘政治意识在审美、学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字学文本中的播散”。(Said，1979：45)
上述学者在话语在“真理”或者“知识”的面目下话语如何与权利共谋、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方面作出了极富洞见的分析和阐释，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是上述学说的理论渊源。人文学科理论的话语理论具有思辨性强、逻辑缜密、抽象概括性等优点，但都具有事后概括的滞后性、难于应对具体实践、缺乏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论证等缺陷，因而未能对具体的话语实践作出较为客观的分析，也不能作为对话语主体的态度的事前预测的参考依据。
以实证方式研究人文学科，在语言学、教育学等领域，较为成熟。而人文学科领域，以实证方式分析、揭示媒体话语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因及其支撑理念的研究，尤其是作为对外关系抉择参考的媒体话语研究方面，经笔者检索中网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之后，相关研究文章、课题、论文数量为零。由此看来，以语言统计学方法来对媒体话语作出分析研究，从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中得出样本数据，通过这些参数的计算、分析，揭示话语分析参数和政策走向间的本质联系和规律，以此实现对美国涉缅关系的量化评估和客观预测，不但方法独到可行，同时也具有较大实践意义。
语言统计学途径下的话语分析模式探讨
自奥巴马09年1月入主白宫以来，年中美国政府陆续发11J欲与缅伺改善关系的信号，也付诸了一些行动，如向登盛发放了入境许可，使登盛成为14年来第一位参加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缅甸军政府高官。而最令世人瞩目的便是当年十一月二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尔特·坎贝尔到访缅甸，这是14年来美国高官首次访问缅甸。坎贝尔访问期间，继续在多个场合释放积极信号，反覆强调美国政府希望“改善美国和缅甸的关系”，改变以往美国政府对缅甸“孤立”政策的立场。
本研究将对奥巴马人主白宫前后各一年美国涉缅的新闻报道作出统计学分析和评估。主要分析美联社在“人权、民主”领域的正面(客观)报道和负面(歪曲)报道频数(参数，即报道篇数)，使用的方法是统计学里的相关分析。“相关分析目的是研究两组或两组以上变量间的系统关系。其要回答的问题是：一组变量(x)的数值是不是与另一组变量(Y)的数值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有联系，两组数据间的变化又体现了什么规律呢?”(杨端和，1998：1241要评估两组数据间的相关性，通常要使用汁算相关系数的方法。在此方法中，两组数据问的相关程度用数据表示，这个数据就是相关系数。计算出的相关系数在 1和-1问，如果是正数，表示正相关，即一组数值上升的趋势引起另一组数值相同的趋势；如果是负数，表示一组数值上升的趋势导致另一组数值相反的趋势，即下降的趋势；如果得数为0，表示两组数据间没有无相关或者没有任何联系。
计算区间变量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Correlation)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是相关系数；N是一组对应的变量的数目；x是变量A的一个数值；y是变量B的一个数值。要计算出美国媒体涉缅报道中关于“人权、民主”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篇数间的相关系数，我们首先要统计出每个时间段(这里为方便起见我们以每连续的两个月为一个时间单位)的报道篇数。在大量收集08年和09年24个月份的参考消息的基础上，对每个月的美联社的涉缅报道作出频数统计。经具体调研，布什政府最后一年(以下简称“最后一年”)和奥巴马政府第一年(以下简称“第一年”)美联社就“人权、民主”领域的正面、负面报道频数作出统计，得下表：
现在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出最后一年和第一年歪曲报道篇数与客观报道篇数间的相关系数，看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相关性，如果呈负相关，说明歪曲报道的增加引起客观报道的篇数减少或者歪曲报道减少引起客观报道增加。首先，我们计算出：
将上述数值带入相关系数计算公式，得出最后一年和第一年两组数据间相关系数分别为r1=-0.43，r2=-0.41。
现在我们已经计算出r值，下一步就要对这一数值进行分析和解释：相关程度大致可以用如下数据进行粗略估计：当r低于0.2时，两组数据几乎不相关；当r介于02和0.4间时，两组数据略有相关；当r介于0.4和0.7间时，两组数据相关；当r大于0.7时，两组数据密切或者高度相关。我们计算出的最后一年和第一年的两个r值都大于相关的临界值0.4，因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定两组数据呈负相关，这正好说明布什政府最后一年里美联社歪曲报道频数的增加趋势引起客观报道频数在相反方向上的变化，即歪曲报道增加的同时，客观报道会相应减少；而奥巴马新政的第一年里，伴随着正面报道的增加，负面报道减少了。
以上对美联社涉缅话语频度进行统计学分析、评估的模式从另一个角度，即数理逻辑的角度证明了罗兰·巴特等人对话语和意识形态关系的阐述。在美国媒体涉缅报道数据下隐藏的是这些数据变化的意识形态动因：长期以来，围绕对缅甸实行“接触”或者“遏制”的政策已成为困扰东盟与美国关系的重大分歧点。在小布什当政期间，美国一贯奉行的是对缅甸进行经济和政治上采取打压、封锁的政策，因此其媒体在对缅甸这个“它者”进行妖魔化地渲染和报道，歪曲报道数量的增加引起客观报道数量的减少；而奥巴马新政则倾向于认为保持缅美关系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符合双方的利益。对美国来说，长期对缅甸的孤立和制裁反而使美国对缅甸的影响日益下降。同时，缓和与缅甸关系有利于增进美国与东盟整体关系。奥巴马政府向缅甸政府发出了愿意改善两者关系的信号后，作为政府喉舌或者传声筒的美联社的涉缅报道则体现出正面报道频数增加的同时歪曲报道频数减少。
结语
以上研究循着福柯、赛义德的路径，在话语分析中纳入了定量分析的统计学方法，将研究的视角从定性描述转入定量分析，将文本分析和数理统计结合。从结果来看，数理统计结果与人文学科的话语理论两者相辅相承、互为佐证，雄辩地揭示出媒体话语中“虚假的显而易见”，从其中剥离出捍卫权力话语主体的利益和价值体系下的种种“现代神话”。此外，该研究拓展了理论视域和研究方法，推动了人文学科定量描述的研究范式与实证的数理逻辑推导相结合，具有较大的方法论革新意义。
同时，本研究探讨的如何对媒体话语文本进行频度统计和如何对频度变化规律作出揭示的数理统计模式，可以广泛应用于媒体话语分析而对话语主体的态度作出较为客观的分析，其理论数据可以作为政府部门对美、缅对策博弈中的参考依据，促进了话语分析与实践应用接轨，避免了单纯的“为理论而理论”，使理论走出“象牙塔”而服务于实践，具有较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话语理论 语言统计学 涉缅话语 相关分析
缅甸作为我国近邻，是我们实施东南亚战略的桥头堡，又是西方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合围的触角和最前哨。近年来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的政策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自奥巴马当政以来，双方高层领导频繁互访。美缅两国在经历了多年对抗、冻结之后，双方表露了愿意缓和关系的迹象。两国关系何去何从，还待于继续观察和深化认识。这种新形势，赋予了美国涉缅话语研究新的意义；同时，美国对缅政策的动向无异于反映其东南亚政策的晴雨表，对其涉缅话语的研究不仅仅关系到美缅两国，也是我们全面把握其东南亚政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通过美国涉缅话语的分析来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对峙、交锋的新形势、新特点，才能客观中立地去认识、预测西方与该国关系走向，战略上化被动为主动从而取得制高点。
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理论评析
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话语如今成为一个被广泛地、常以不同目的地用于不同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术语，话语研究工作也在不断地深化和扩展，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话语”和“话语研究”
(DiscourseAnalysis，也有人将其翻成“语篇分析”)的术语以及它们直接或间接表达的概念。那么，什么是话语呢?话语(discourse]就其最不易引起争议的意义而言，在语言学里指称比句子更大的语言单位。同时，话语分析关心的不仅是一个人说的复合语句，而且更常涉及的是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用来操持和控制特定语境下的话语之语言规则与准则。所以，话语不同于抽象的语言系统，因为它有自己具体的内容。同时，话语经阐释、发挥、质疑和反驳等能生产出新的话语，例如马克思的话语产生列宁的话语，形成列宁主义，再演化为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话语。此外。
“话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它总是以一定的形式构成，通过一定的途径，在一定的场合发生作用”。(张国明。2004：95)话语常常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罗兰·巴特说，以“现代神话”理论分析了文本里和实践中那些含蓄的和未被注意到极大量的东西，审问“虚假的显而易见”和表里不一的东西。这里的“神话”指的是冒牌事实，即意识形态，主要在隐含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常常不被意识到。“它捍卫者统治阶级或者‘权力’规范的现状，并有力地支持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标准，力图将事实上部分的和特殊的东西弄成普遍的和全面的”。(胡经之，2003：86)福柯认为，知识(西方话语体系)首先是人们在话语实践中使用的语言，展示说话者(知识拥有者)在某个领域享有的权利，能把自己的改变完整地编码后进入原有的知识体系作为话语进行使用。所以，事物的秩序是由文化代码确立的，而文化代码的运作或知识谱系的建立则需要科学为其提供保障。福柯论证了知识的主观、人为、片面性，指出知识和意识形态可以“同谋”，即相互利用，相互加强：知识把意识形态系统化、成型化和结构化，反过来意识形态可以给知识冠以“科学”的美名。对西方殖民心态和意识形态批判最为激烈的当属赛义德，其代表作首推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作品《东方主义》。废作品以西方的东方学为批判对象，指出所谓的西方的客观中立、不受政治影响的东方学，实际上充满了偏见和误解，是帝国主义实施掠夺和控制的组成部分。赛义德指出，东方主义的种族优劣论并不是一厢情愿的说法，而是有着数百年坚实的东方主义“科学理论”依据，它通过垄断知识和“客观真理”来维系和发展种族的不平等。“其实它是地缘政治意识在审美、学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字学文本中的播散”。(Said，1979：45)
上述学者在话语在“真理”或者“知识”的面目下话语如何与权利共谋、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方面作出了极富洞见的分析和阐释，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是上述学说的理论渊源。人文学科理论的话语理论具有思辨性强、逻辑缜密、抽象概括性等优点，但都具有事后概括的滞后性、难于应对具体实践、缺乏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论证等缺陷，因而未能对具体的话语实践作出较为客观的分析，也不能作为对话语主体的态度的事前预测的参考依据。
以实证方式研究人文学科，在语言学、教育学等领域，较为成熟。而人文学科领域，以实证方式分析、揭示媒体话语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因及其支撑理念的研究，尤其是作为对外关系抉择参考的媒体话语研究方面，经笔者检索中网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之后，相关研究文章、课题、论文数量为零。由此看来，以语言统计学方法来对媒体话语作出分析研究，从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中得出样本数据，通过这些参数的计算、分析，揭示话语分析参数和政策走向间的本质联系和规律，以此实现对美国涉缅关系的量化评估和客观预测，不但方法独到可行，同时也具有较大实践意义。
语言统计学途径下的话语分析模式探讨
自奥巴马09年1月入主白宫以来，年中美国政府陆续发11J欲与缅伺改善关系的信号，也付诸了一些行动，如向登盛发放了入境许可，使登盛成为14年来第一位参加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缅甸军政府高官。而最令世人瞩目的便是当年十一月二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尔特·坎贝尔到访缅甸，这是14年来美国高官首次访问缅甸。坎贝尔访问期间，继续在多个场合释放积极信号，反覆强调美国政府希望“改善美国和缅甸的关系”，改变以往美国政府对缅甸“孤立”政策的立场。
本研究将对奥巴马人主白宫前后各一年美国涉缅的新闻报道作出统计学分析和评估。主要分析美联社在“人权、民主”领域的正面(客观)报道和负面(歪曲)报道频数(参数，即报道篇数)，使用的方法是统计学里的相关分析。“相关分析目的是研究两组或两组以上变量间的系统关系。其要回答的问题是：一组变量(x)的数值是不是与另一组变量(Y)的数值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有联系，两组数据间的变化又体现了什么规律呢?”(杨端和，1998：1241要评估两组数据间的相关性，通常要使用汁算相关系数的方法。在此方法中，两组数据问的相关程度用数据表示，这个数据就是相关系数。计算出的相关系数在 1和-1问，如果是正数，表示正相关，即一组数值上升的趋势引起另一组数值相同的趋势；如果是负数，表示一组数值上升的趋势导致另一组数值相反的趋势，即下降的趋势；如果得数为0，表示两组数据间没有无相关或者没有任何联系。
计算区间变量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Correlation)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是相关系数；N是一组对应的变量的数目；x是变量A的一个数值；y是变量B的一个数值。要计算出美国媒体涉缅报道中关于“人权、民主”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篇数间的相关系数，我们首先要统计出每个时间段(这里为方便起见我们以每连续的两个月为一个时间单位)的报道篇数。在大量收集08年和09年24个月份的参考消息的基础上，对每个月的美联社的涉缅报道作出频数统计。经具体调研，布什政府最后一年(以下简称“最后一年”)和奥巴马政府第一年(以下简称“第一年”)美联社就“人权、民主”领域的正面、负面报道频数作出统计，得下表：
现在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出最后一年和第一年歪曲报道篇数与客观报道篇数间的相关系数，看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相关性，如果呈负相关，说明歪曲报道的增加引起客观报道的篇数减少或者歪曲报道减少引起客观报道增加。首先，我们计算出：
将上述数值带入相关系数计算公式，得出最后一年和第一年两组数据间相关系数分别为r1=-0.43，r2=-0.41。
现在我们已经计算出r值，下一步就要对这一数值进行分析和解释：相关程度大致可以用如下数据进行粗略估计：当r低于0.2时，两组数据几乎不相关；当r介于02和0.4间时，两组数据略有相关；当r介于0.4和0.7间时，两组数据相关；当r大于0.7时，两组数据密切或者高度相关。我们计算出的最后一年和第一年的两个r值都大于相关的临界值0.4，因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定两组数据呈负相关，这正好说明布什政府最后一年里美联社歪曲报道频数的增加趋势引起客观报道频数在相反方向上的变化，即歪曲报道增加的同时，客观报道会相应减少；而奥巴马新政的第一年里，伴随着正面报道的增加，负面报道减少了。
以上对美联社涉缅话语频度进行统计学分析、评估的模式从另一个角度，即数理逻辑的角度证明了罗兰·巴特等人对话语和意识形态关系的阐述。在美国媒体涉缅报道数据下隐藏的是这些数据变化的意识形态动因：长期以来，围绕对缅甸实行“接触”或者“遏制”的政策已成为困扰东盟与美国关系的重大分歧点。在小布什当政期间，美国一贯奉行的是对缅甸进行经济和政治上采取打压、封锁的政策，因此其媒体在对缅甸这个“它者”进行妖魔化地渲染和报道，歪曲报道数量的增加引起客观报道数量的减少；而奥巴马新政则倾向于认为保持缅美关系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符合双方的利益。对美国来说，长期对缅甸的孤立和制裁反而使美国对缅甸的影响日益下降。同时，缓和与缅甸关系有利于增进美国与东盟整体关系。奥巴马政府向缅甸政府发出了愿意改善两者关系的信号后，作为政府喉舌或者传声筒的美联社的涉缅报道则体现出正面报道频数增加的同时歪曲报道频数减少。
结语
以上研究循着福柯、赛义德的路径，在话语分析中纳入了定量分析的统计学方法，将研究的视角从定性描述转入定量分析，将文本分析和数理统计结合。从结果来看，数理统计结果与人文学科的话语理论两者相辅相承、互为佐证，雄辩地揭示出媒体话语中“虚假的显而易见”，从其中剥离出捍卫权力话语主体的利益和价值体系下的种种“现代神话”。此外，该研究拓展了理论视域和研究方法，推动了人文学科定量描述的研究范式与实证的数理逻辑推导相结合，具有较大的方法论革新意义。
同时，本研究探讨的如何对媒体话语文本进行频度统计和如何对频度变化规律作出揭示的数理统计模式，可以广泛应用于媒体话语分析而对话语主体的态度作出较为客观的分析，其理论数据可以作为政府部门对美、缅对策博弈中的参考依据，促进了话语分析与实践应用接轨，避免了单纯的“为理论而理论”，使理论走出“象牙塔”而服务于实践，具有较大的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