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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李庄镇
李庄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原南溪县），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镇”。1940～1946年，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学术教育机构先后在这里避难，并作出了影响巨大的学术成绩。
1928年，傅斯年创建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那是中央研究院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所，研究范围包括历史、语言、考古、民俗、民族、人类等学科。傅斯年以组织精英学术集团的方式，聘请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李方桂、凌纯声、吴定良等著名学者参加史语所各组的研究工作，在发掘新问题、找寻新材料、使用新工具的实践中，开启了一个“史语学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胡适曾高度评价，傅斯年办史语所是实行了英国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办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在中国做到了”。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后，史语所在战争的烟云笼罩中先是由北平北海静心斋迁至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南京的北极阁；“七七事变”后，再迁湖南长沙城东边的圣经学校，后来又迁至昆明。1940年，抗日战争呈胶滞状态，5月初，日军发动进攻，攻陷枣阳，沿着襄河东岸，进犯宜昌。前线的硝烟越来越浓，昆明上空的轰炸越来越密。西迁的人们惊恐悲愤。
同济大学打算往四川迁移，已向在川校友发出协访校址的电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所和体质人类学所等单位也在酝酿迁川。据说，傅斯年希望这次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流寓李庄
同济校友钱子宁，是抗战中内迁四川宜宾的中元造纸厂厂长，收到同济的电文后，马上开始沿长江边为母校挑选新址。
李庄士绅罗伯希、王云伯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找主事者罗南陔、张官周、杨君惠等商量，大家一致希望同济大学等单位迁来李庄。罗南陔等人还草拟了一封十六字的欢迎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随即，又写了几份函件，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民情等方面逐一介绍，分致同济大学和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中央研究院。……
李庄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上宜宾下南溪两头都是25公里。宜宾古称戎州、叙府，岷江和大渡河在此交汇，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城市。从宜宾经李庄去泸州、重庆，可直抵南京、上海，因此李庄又称“万里长江第一镇”。历史上李庄又是岷江下游的重要码头，也曾为“湖广填四川”的重要集散地。
临江的奎星阁是李庄的标志性建筑，全木结构三层。梁思成曾评价它是长江上“从上海到宜宾二千公里中，建筑最好的亭阁”。顺奎星阁一字形排开，建有东岳庙、王爷庙、张爷庙（桓侯庙）、天上宫、慧光寺、禹王宫、巧圣宫、川祖寺等数“九宫十八庙”。傅斯年流寓李庄，对这藏在大山深处的文明之珠也感佩不已。
1940年秋，同济大学迁李庄的同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所、体质人类学所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陆续迁往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是挂靠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的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也一同随往。
迁徙途中，舟车颠簸，旅途艰难非亲历者难以体察。1940年10月21日董作宾在给石璋如的信中写到，“第一批眷属车到了叙府，一路受了颠沛之苦。如有未来同人，最好缓上一月半月为好。”⑵最难搬运的是那些宝贵的文物和图书资料。每次转移，图书管理员那廉君就指挥全体同仁一齐动手，把这二十多万册书籍和文物装成六百多个大箱，然后经由卡车、火车、木船、轮船，一站一站，颠来簸去，押运到目的地。
李庄镇上，除了安置先期到达的同济大学外，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是唯一在镇上的中央单位，选在位于长江边上的张家祠堂。张家祠堂是座清道光年间修建的四合院，左右东西舍，几十扇门窗均系楠木，每扇窗上雕有不同形态的仙鹤，配以彩云，谓之百鹤祥云。经李济、梁思成考证，认为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与禹王宫的九龙石雕、魁星楼、旋螺殿可谓“李庄四绝”。
史语所则选在距离李庄镇还有七八里地的板栗坳。汽车把货物运到泸州，由民生公司的货轮溯江而上到宜宾，再转木船到李庄的木鱼石。木鱼石是一块形状似木鱼的江石，正好在李庄板栗坳山下。先前抵达的同仁就在这里接船，指挥民工把箱子搬往山上栗峰山庄各组的办公室。
栗峰山庄，是张家聚族而居的场所，从明万历时期，经过了清代，陆续修建，修成了七处大院子，还附带一个戏楼院。青年研究员何兹全详细记下了史语所在板栗坳的分布情况：
田边上斜对面是傅斯年先生住的桂花院。田边上是图书馆，也有几间研究室。进大门往右手转。三间厢房还住了两家青年研究员，我和胡庆钧各占一头。图书馆面对大门。后面还有院子，单身职工都住在这里。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也住在这里。
柴门口是眷属宿舍，长方形四合院，主房五大间，各有隔山隔开。中间一间空着，左手间劳家住，右手间潘悫家住。左手头上还有一间，逯钦立家住，向跨院开门。右手头上一间，是管财务的萧家住，向院中开门。岑仲勉先生家、黄彰健家、何兹全家、董同家、李莲春家住对面。芮逸夫家住左手边偏房，劳的父亲住在对面。柴门口去牌坊头过道处有个跨房，王叔岷家住。
牌坊头是主院，史语所占用前厅，后院厅房和配房仍由主人家住。前厅中间大厅是史语所子弟小学的课堂。左手边是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日用品；右手是职工食堂，没有家属的人都在这里吃饭。小卖部的后面有个小跨院，住着董彦堂先生一家。
戏楼院，真有个戏楼，可见四川地方乡绅的气派。考古组住在这里。戏楼院外顺小路再往前走，还有一个茶花院。院子不大，院中有两棵茶花，枝叶茂盛，可遮盖大半个院子。傅乐焕、陈庵，住在这院子里（3）。
山坳里的研究所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语）。偏僻李庄，兵匪勾结，贫病交加，宛如砥砺读书人的一道道试金石。
初到李庄，当地人不明白史语所是干什么的，为何而来。史语所和体质人类学所都藏有大量的人体骨骼，如殷墟出土的头盖骨，以及搜集来的近代人的胫骨、股骨。1941年，“由山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在地的月亮田搬运人骨标本箱子到山上板栗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有一个箱子被碰裂开，露出了满箱人头骨。这里的乡下人本来对于外来的下江人很不信任。加之前几天有几位广东籍的同事捕捉一条蛇宰杀了做成佳肴打牙祭，所以，一下子谣言便传开了:这些下江人嘴馋得很，什么东西都要吃。蛇不用说，连人也要吃。满箱的人骨便是铁证。肯定人骨还不止这一 箱呢！闹得满城风雨。”⑷
“史语所吃人”的故事也有别的版本：住在李庄的农民为史语所送菜，走进板栗坳有108道朝门的栗峰山庄，像进了迷魂阵，多半天找不到路径。旁人只见他从前门进，不见从后门出，误以为进了黑店，下江人把他剁了人肉包子……
一时间流言四起，不胫而走，愈演愈烈。人们过板栗坳，宁可绕行。更有好事者鸣锣驱鬼，聚众抗议。
傅斯年意识到治安是个大问题，更担心史语所的那些图书文物。他曾叫人将“善本书库”的牌子取下来，换上“别存书库”四个字，免得引人注目，遭遇不测。所务会讨论治安保卫问题，他甚至提议，每人的床头上也放一面小铜锣，一旦发现紧急情况，马上鸣锣报警。
这件事引起上方重视。宜宾专员及驻军头目专门来李庄召集邻县县长、乡镇长、联防主任及地方人士开紧急会议。说上司有令，一怕汉奸蓄意造谣，扰乱后方，影响抗日；二怕共产党地下武装趁势组织农民暴动。要采取一切措施，加强镇压。
李庄乡绅罗南陔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他说：“人骨头引起的事件，就应利用这些人骨头去解决。民众认为神秘，我们就把它公开展览，让他们看个究竟。”傅斯年表示赞成，“堵塞不如疏导，展览会需尽快筹备”。
1941年6月9日，是中央研究院成立十三周年纪念日，展览会定在那天举行。筹备展览的细微末节，史语所档案里有一封李济写给傅斯年的信：
关于增加展品一节，实在来不及了，石器部份亦未尝不可鼓动观众一部份兴趣，兹特呈弟作‘远古石器浅说’，敬祈指正，曾大小姐（曾昭）主张将此文印出小册子出售，究竟值得印否，请兄代为一决。
张官周，既是李庄的区长，也在史语所兼职，他负责对外联络，能干热心。文物展览由各组自行筹备，考古组拟在戏楼院展览甲骨，体质人类学组在田边上展览人头骨，图书馆也开放任人参观。
初夏，李庄板栗坳栗峰山庄的上厅房，具有全国水准的文物科普展览开幕了。那天的纪念会暨展览开幕仪式，由董作宾主持，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发表演讲。演讲的内容介绍了研究院的成立、工作性质、贡献等等。体质人类学组主任吴定良也上台演讲，介绍了研究人骨头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等。董作宾、李济、凌纯声、梁思永等分别担当解说员。展品从古人类骨骼到恐龙等动物化石；从古代兵器、甲胄到国外的文物、模型；从安阳出土的青铜器到明清的字画一应俱全。
这以后，李庄的各种展览多起来了。如中央研究院的三个研究所还陆续展览过人猿化石及模型、殷墟殉葬人骨骼、甲骨文龟片、鹿头骨文字、古代兵器、战车图片模型、历代衣冠袍套、甲胄、民族服饰、服装、外国进贡表章、贡品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展出古代石器、骨器、青铜器等。人们对这些战乱中研究学问的外乡人多了几分亲近。
那些年，兵匪勾结，人心惑乱。傅斯年曾经向南溪县长李仲阳写信，“闻李庄镇上近曾发生抢案，不胜惊诧，敝所所在地板栗坳，距镇遥远，情形堪虞，未知贵府对敝所之安全已有妥善办法否？敢乞示及。”
李庄采访，听得耳熟的是一个叫“魏老者”的北京人。他叫魏善臣，年近半百，是史语所技工，曾随考古组田野调查，会蒙语。板栗坳上的史语所距镇上远，成立了合作社，他兼合作社掌柜。
李庄糖厂的退休职工张远甫的父亲是史语所的房东，他讲起魏老者生动有趣：
板栗坳下陡石梯，下河边，一条路到李庄。魏老者提几十斤行走如飞。有一回，丢了脸。他去宜宾进货，经过水牛溪，芭茅林林头突然划出一只小船,窜出几个棒客，拿盒子炮对着他。面对七八支黑洞洞的枪口，魏老者慌成一团，乖乖解下腰间的裹兜。棒老二伸一根木棍，把裹兜往木棍上一挑，魏老者手上的裹兜就斜挂在他的肩上。一阵声响小船就消失在芭茅林中了。好半天魏老者才回过神来，一屁股坐在滩涂上，变大娃娃哭。
那几天，傅所长一天到晚阴沉起脸不说话。叫管总务的汪和宗查账。查保管室的实物到账本。最后清清楚楚的，才重新让魏老者上班。⑸
1941年7月20日，史语所分别向南溪县政府和南溪县第三区区署去函：“请即派队缉捕劫匪并请查江滨一带户口以绝匪源”。8月初，史语所等到了南溪县政府及南溪县第三区区署的复函，称“已嘱派队缉捕抢劫合作社经理人魏善臣之劫匪并将办理情况函复一案,已严令三区署李庄镇限期破案送究”。
此后，魏善臣由李庄前往宜宾南溪泸县等地，随时都怀揣一张史语所的证明书：“所到之地希地方机关及军警妥予保护”——那不过是张驱鬼的桃符。
按国民政府规定，战时知识分子的薪金，只相当于战前的十分之一。史语所的当家人傅斯年自诉:学者“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
初到李庄，史语所百废待兴，最缺仍是一个“钱”字。代理所务的董作宾急得抓耳挠腮，他向傅斯年写信抱怨“物价上涨可惧”，为解燃眉之急，他吁请研究院总部“史语所分到之工作费，能先汇六千来否？”⑹
1944年2月4日，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生黄彰健向傅斯年写信，到李庄史语所深造。几天后，不见复函，又拍电报告急“健已辞原职，继任人至，乞速设法电覆。”⑺傅斯年写了一封不尽情理的信，给兴冲冲准备上路的黄彰健劈头一瓢冷水：
接国务最高委员会函，各机关人员米及补助费，以去年十月为限，则先生于此时来，只有薪而无米与生活补助费，绝不够一人生活，故目下思得三项临时办法，一俟米额生活补助费额解决，即行补入，当不出今年。另有一点，手示奉母来，此间待遇能否足二人生活，亦有问题。⑻
长袖善舞的傅斯年并非虚以推诿，实在是无计可施。几天以后，也就是1944年3月25日，他接到董作宾的求助信：
纶徵兄造预算， 嘱其径呈兄拔冗一阅，如可用，既乞转处。此时所处，仍是钱的问题，研究费生活补助均发放无期，一月以后之米，已无处可放，米价已跌落。此事待决，乞早日商洽示下。
眼前的处境，一向对军阀政客睥睨笑傲的这位谔谔之士，此时竟不得不向当地的保安司令写信求助，不惜打躬作揖:“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我辈豆腐先生——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他还自我解嘲地说起上一次陪宴，因为难得的狂吃，致使腹泻一周。
李庄时期，梁思成、林徽因及梁思永一家人贫病交加，困顿至极。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写信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祈其向陈布雷、蒋介石转达求援之意，信中饱含的惜才怜士、行侠仗义之情，读来令人耸然动容。他说，梁家家道清寒，如今万里跋涉，“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政府当给予梁氏兄弟补助，理由有三:其一，梁任公
“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有功于民国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家风不同”；其二，梁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止，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一大科目”。夫人林徽因，亦今世之才女学士；其三，梁思永为安阳发掘之主力，“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
林徽因知道傅斯年的侠义之举后，“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感激涕零地回信:“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些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级，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思成平日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
其实当时的傅斯年，自身生活也已经是泥菩萨过河，最困难时每餐仅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甚至连稀饭都接不上，嗜书如命的他也只好卖书度日。
弟子门生对傅斯年，又敬又怕。马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所长傅斯年先生为人正派，令人敬重。初入所时，闻傅先生性情急躁，大家都生敬畏之心。当时我们小辈，晚饭后在田边散步，远远看到傅先生迎面走来，都转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脱不了，就会被抓去下棋。其实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或天下兴亡大事，不过借棋定神，心有别属。因而常常高举棋子而迟迟不落，令知者感怀，不知者诧异。也有传说他是借机测试，以便了解你的智能和学术造诣。”
贫病几乎是一对难兄难弟。史语所老人石璋如回忆李庄时期：
医务所的陈设非常简单。以前医务所的萧医生，与同仁、眷属处得很好，病理讲解也很清楚，护士小姐也很亲切，后来萧医生离职，换成绰号“开水先生”的张医生，因为许多同仁去看病，张都说要多喝开水，久而久之医务室就门可罗雀，他也被起了绰号。⑼
健康透支，疾病摧残，缺医少药，人心不稳，一些人甚至被病魔夺取了生命……这些都记录在史语所的档案里：
1941年7月4日，董作宾向傅斯年夫人俞大写信求助，“此间极热,同人多患疟痢,萧大夫拟打盐水针全套,若万不得已时,拟请尊嫂帮忙设法购之”；
1943年9月23日董作宾函傅斯年：和宗（汪和宗）夫人产一女，夏作民先生病，陈文永君之小孩已夭折”；
1943年11月11日，吴定良函傅斯年：“弟目前经济处于绝境，小女之医药费拟向红十字会辅助研究院经费中申请，恳请吾兄予以惠助”
1945年4月5日，董作宾乞告傅斯年：“此间近有脑膜炎发现,人人自危,未知在渝能否购到脑膜炎特效药否?盼最近能托人带来大量”；
1945年7月14日，董作宾再函傅斯年，“奎宁丸已告罄,疟疾仍多,故甚盼药早来”；
大山中的板栗坳，像条甬道，漆黑漫长，人们相互搀扶着一步一步走向光明……
《六同别录》
时穷节乃现。蛰处李庄的史语所学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担当。年轻的语言学者董同龢说：“国家已穷苦到如此地步，还让我们这些研究文史的人有饱饭吃，其实我们这套学问，晚过几十年再研究又有什么不可以！”他严守纪律，惜时如金。
周法高研究汉语音韵史，为多掌握一门外语，他向傅斯年请假，“兹因工作需要，拟请求自三月至六月每日赴李庄听德文二小时，尚祈鉴核”⑽。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
有一年我每个星期有五天的早上都到山下同济大学旁听德文课，从山上到山下有十里路，来回二十里，我每天穿着草鞋走二十里路去听两个小时的课。恰巧有个印度学者做访问学人，我正自修梵文。就常向他请教。
研究古代史的青年研究员何兹全心目中，“板栗坳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无尘嚣之乱耳，无跑飞机轰炸之劳形。大家都安静地读书各不相扰。我荒疏了几年，更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每天黎明即起，早饭后即去研究室。我的研究室极简单，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如是而已，连个书架也没有。每天读书抄材料。⑾
史语所当时分历史、语言、民族和考古四个组。
历史组主任陈寅恪患眼疾生活难以自理，滞留昆明和成都，没到李庄。但历史组的大事小事还是传书带信请他过问。李光涛的明清史料研究、劳的居延汉简研究等论文，都曾由傅斯年转交陈寅恪审阅。
年轻的助理研究员陈述曾说：“恪寅先生不常到研究所，但所里的事，特别是第一组即历史组的事，还是经常关注、指导”。如他在《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的附注：“本文属稿，承陈寅恪先生弛书启诲者再，几数千言。谆谆不厌烦琐”。
除了具体问题的点拨外，也有治学方法的启发。如一次，陈寅恪先生转告弟子：“历史研究，资料范围要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要求合实际，一屋的人穿蓝的，也许有一个人穿黑的，除有一定前提，类推不宜常用。”⑿
从1930年到1948年，陈寅恪共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了26篇论文，另有3篇文章也刊登在该所的其他出版物上，是1949年以前在史语所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陈先生的两部史学巨著《唐代政治史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都是史语所1944年出版的。
殷墟的发掘、居延汉简的整理、敦煌石窟的发现和明清大内档案的整理，这些史语所战前就开始的工作，曾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最具影响力的几大发现。迁到李庄后，发现史料的机会少了，但整理和研究战前的资料却有了更加充裕的时间。如校注“女真资料”、“突厥集史”、“古谶纬通纂集解”、“居延汉简”、“宋辽交涉史”、“中古经济史”等。
劳幹做学问的方向锁定在汉代史，尤其是居延汉简研究。在板栗坳的农舍里，劳默默工作了三四年，最后独立完成了“居延汉简”的全部整理和考释，还发表了20多篇居延汉简的研究论文。1943年至1944年两年间，他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两部巨著相继在李庄石印出版。《释文之部》在变通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进一步扩大了汉简的研究领域。
历史组办公地叫新房子。房子年资浅，但门口有棵饱经沧桑的大龙眼树，已浓荫如盖。院内还有两株大红山茶，花开如火如荼，因此也叫“茶花院”。历史组助理研究员陈曾有诗咏之：
秀野当小园，涉趣日谁偶？ 偃息宜夏长，远意落岩薮。
凤仙寂寞开，瓜蔓绵相纠，
蜂喧花媚时，人窥人静后。
一雨生秋风，变衰谅难久，
墙竹玉清姿，潇洒绝尘友。
渐来劳我心，商声凌半庙。
语言组的研究人员多是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语言学家。战前，语言组曾组织对南至两广、北到河北、东起福建沿海、西至川陕一带的14个省区进行大规模的方言调查，采集了许多边疆少数民族语言，并开始在现代化的语音实验室，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种方言进行分析……
到李庄稍微安定下来后，被誉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的李方桂带领语言组重新制定了“将中国语史、现代方言、西南土语等全部作科学的整理”的工作宗旨。他带着学生和助手，冒着生命危险，万里远行，到云南、贵州进行了汉语方言、傣语、壮语、藏语及泰国泰语的调查。
回到板栗坳，没有听音室和听音设备。他仍然坚持每月召集年轻的研究人员练习记音。他告诫学生，“记音的技巧和准确性是语言研究的基础”。那时，李方桂专门请一位少数民族的文化人发音，大家像画人体模特一样四下围坐，集体记音，然后听辨审评，问难质疑。
董同龢、马学良、张琨等一批年轻的语言学者，就是在李方桂的指导下，逐渐成熟起来的。据马学良回忆，“在板栗坳这段时间，我在李先生指导下继续整理撒尼语资料，并着手撰写毕业论文。”经过几年的补充和完善，马学良的《撒尼倮倮语语法》一书在李庄完成。解放后，倮倮改称彝族。1950年，马学良的著作最终以《撒尼彝语》为书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自20世纪40年代语音学传入我国后，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通过对撒尼彝语的研究，揭示了藏缅语的重大语音和语言特征。至今仍是学习彝语和彝族文化的津梁。
董同龢，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从王力先生习音韵学。当时唐《切韵》残本正引起语言学学者注意，董同龢的毕业论文就是《切韵指掌图的几个问题》。1936年，他毕业后考进史语所。开始，董同龢给赵元任先生作助手，并时时向李方桂、罗常培先生请益。他正好赶上全国语言调查。他尝试脱离汉字羁绊，依照语言研究之基本步骤记录汉语。他的标新立异引起语言学界的注意。流寓李庄，董同龢刚好三十出头。同事说起他，总是充满敬意：
傅斯年在史语所很威严，同事都不爱跟他讲话，可是董同不怕他，经常与傅辩论，傅有时还说不过董。董同龢是语言组同仁，傅先生虽然学问很广博，什么东西都懂，但是二组有像音乐这类专门的东西，董比傅知道得更多。有时不知是什么事情，两人就在西文图书馆内抬起杠来，大家就在旁围观，傅先生有时就说笑话“董同龢最爱抬杠”。⒀
在板栗坳农舍里的一张神龛上，董同龢继续汉语音韵史的研究。1944年石印出版了《上古音韵表稿》，挑战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修正了高氏的诸多看法。几年后，在李庄的又一研究成果《汉语音韵学》出版， 这部书被称之为“天书”。
体质人类学组主任凌纯声，是我国第一位受过民族学人类学训练的学者，曾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31年，凌纯声邀好友芮逸夫，帮助整理赫哲族语言资料，芮逸夫正式加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此，民族组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便有凌纯声、芮逸夫长时期亲密合作的身影。
1933年春夏之间，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凤凰、乾城(今吉首)、永绥(今花垣)完成了对苗人生活状况、社会形态、语言歌曲、人体资料等项调查，首先使用了电影摄像机来纪录人类学民族学的原始资料。在李庄，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也进入了案头研究阶段。初稿完成后，又几经删改，反复推敲，直至1947年，这部50余万字的著作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是介绍湘西苗族的第一部科学著作，是我国民族学的奠基之作。
史语所成就最大的是考古组。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间，前后15次在安阳小屯及其附近地区进行科学发掘，共获甲骨文字两万多片；还与山东省有关部门组成山东古迹研究会，完成了对济南龙山镇城子崖、滕县及日照县的发掘，发现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为中国史前文化序列的建立和商文化起源的探索，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
考古组主任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兼任。八年抗战，李济领着父亲妻儿一家老小从北向南，从城市到山村，最后落籍李庄，一住就是六年。缺医少药，环境艰难，两个活蹦乱跳的女儿相继早夭。一个死于脑膜炎，一个死于疟疾。心力交瘁的李济并没放弃工作，他既要负责大量琐碎的行政事务，又要俯身书案，潜心对前期发掘的资料进行研究整理。他以殷墟发掘为基础，通过专题和综合研究，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写成中文著作《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英文著作《中国民族的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安阳》等。
从1941年起，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营造学社合组的川康古迹考察团连续在四川彭山豆坊沟、岩子山、江口镇等地进行了汉代岩墓的清理发掘；史语所还与中国营造学社、四川省立博物馆、北大文科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在成都发掘了前蜀王建墓。
高去寻是史语所的年轻人，曾参加过第十二次殷墟发掘。1941年秋天，在川康古迹考察中，他发现了彭山寨子山崖墓550号第二层檐崖有男女秘戏浮雕图像。高去寻考证此图，把秘戏图功能归结于辟邪厌胜，写出《崖墓中所见汉代的一种巫术》一文。他认为“汉墓之有这类图象乃为保护墓葬或死者之尸体及灵魂的一种巫术之用也。”⒁
梁思永生于上海，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进入清华学校留美班，随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及人类学。1930年，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后，梁思永正式参加史语所考古组。
梁思永一家是1940年10月底迁到李庄的，住在羊街八号罗南陔家。史语所在板栗坳山上，罗南陔家在江边。梁思永遂周一一早上山，周六晚上下山。山上住六天，家里住一天，颇像他创立的田野工作站。1941年梁思永、董作宾合著的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在李庄石印出版。
在板栗坳，虽然是室内案头，但梁思永的拼命精神，仍不逊田野工作。他的学生石璋如先生回忆：
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第一个夏天，日间工作之暇，他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作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
这种气候对于他的身体不适， 第二年的初夏即卧病不起，由山下搬到山上的戏楼院旁，居住养病。在病榻旁放置几案，把所需的资料放在一旁，另制一块木质写板，把纸张夹在木板上，可以坐在床上，垫起后背随时书写，他这种精神和毅力真令人佩服，终于完成了报告的纲领，分为十三章三表。⒂
梁思永赶写安阳西北冈考古发掘报告。报告只完成第一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而后他就去重庆动手术。西北冈的未完稿，被运往台湾。
1943年，史语所的夏鼐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的重点是敦煌。他们完成了佛爷庙墓地附近的发掘后，在当地军警的保护下，又开始了阳关和玉门关遗址的考察。11月5日，在小方城发掘，夏鼐掘得“玉门都尉”木简，为确定汉代玉门关的位置找到了重要的物证。后来，他写出了有重大史学意义的文章《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到1946年春天，夏鼐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湾的发掘时，在墓坑填土中又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而在地层学上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问题的错误论断，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基础。
史语所到来后的板栗坳，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小山村，简直就是一张安放在烽火中国的大书案：
梁思成“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
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戏台子的工作室里，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按他弟子的说法是“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楼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戏”。其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殷历谱》，就是在戏楼的一张大门板上写成的；
李光涛、王崇武与劳开始整理明清内阁档案与居延汉简，《明实录》、《居延汉简考释》是当时的重要成果；
“东巴文化之父”李霖灿写出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和《麽些标音文字字典》；
石璋如、屈万里等以殷墟发掘为基础，在甲骨文、殷商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张政、严耕望、逯钦立、何兹全、王崇武等所从事断代史又有了纵深发展，并旁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宗教、文化各方面；
1946年，史语所即将离开李庄时，石印了一套线装书《六同别录》，上、中、下三册，每册150叶左右。关于书名，傅斯年解释道：
这一册何以名六同别录呢？其实这里面的论文，都是可以放在集刊里的，因印刷技术之故，单提出来，故曰别录。六同是萧梁时代的郡名，其郡治似乎即是我们研究所现在所在地——四川南溪的李庄镇——或者相去不远。其它的古地名，大多现在用在邻近处，而六同一个名词，颇近“抗战胜利”之意，所以就用了他。
《六同别录》是一部学术论文集，连同先前已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第10本、第11本三种，是史语所在李庄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六同别录》共收有29篇论文，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如果把这些论文视作提纲，后来几乎全部成了那个学科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学术著作；而每一个作者就是领军那个领域的学术大师。
东归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5月1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板栗坳牌坊头背后立下一块青砂石碑“留别李庄栗峰碑铭”。碑额由董作宾用甲骨文书“山高水长”四个字；碑文由陈撰、劳书。碑文写着：
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南京）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适兹乐土，迩来五年矣。海宇沉沦，生民荼毒。同人等犹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宾至如归，从容安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诸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
今值国土重光，东迈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
碑上具名者有傅斯年、李方桂、李济、凌纯声、董作宾、梁思永、岑仲勉、丁声树、郭宝钧、梁思成、陈槃、劳幹、芮逸夫、石璋如、全汉升、张政烺、董同龢、高去寻、夏鼐、傅崇焕、王崇武、杨时逢、李光涛、周法高、逯钦立、王叔岷、杨志玖、李孝定、何兹全、马学良、严耕望、黄彰健、石钟、张秉权、赵文涛、潘玉、王文林、胡占魁、李连春……李光宇、汪和宗、王志维、王宝先、魏善臣、徐德言、王守京、刘渊临、李临轩、于锦秀、罗筱蕖、李绪先等人。
1946年10月5日，史语所等到了装船的通知。板栗坳农民张汉青的父亲当年参加了史语所的搬迁，好些细节他还记得：
研究院是民国三十五年走的，立了秋，还在打晚谷子。我老者找人帮研究院抬箱子。从板栗坳到李庄一天要跑四、五趟，一个箱子起码200多斤。我老者和“杠子些”一样，一天也挣5升米（折合25斤）。“杠子些”抬箱子，他跟着走，负责点数交货验货。20多拨“杠子”抬了一个多月才搬完。先是堆码在张家祠堂。船来了就搬上船，是艘“长远”号载走的。⒃
注释
⑴《亟庐诗钞叙》载今《南溪县志》。
⑵⑺⑻⑽引自史语所档案。
⑶⑾何兹全《李庄板栗坳·史语所——我终身难忘的地方》载《新学术之路》。
⑷夏鼐:《敦煌考古漫记》，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年10日第一版，第212页。
⑸⒃ 2002年10月8日李庄采访。
⑹1941年4月24日董作宾致函王敬礼。
⑼⒀《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4月出版。
⑿陈述〈陈寅恪先生手书信札附记〉，收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⒁杜正胜《通才考古家》载《新学术之路》第677页。
⒂石璋如《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载《新学术之路》353页。
李庄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原南溪县），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镇”。1940～1946年，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学术教育机构先后在这里避难，并作出了影响巨大的学术成绩。
1928年，傅斯年创建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那是中央研究院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所，研究范围包括历史、语言、考古、民俗、民族、人类等学科。傅斯年以组织精英学术集团的方式，聘请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李方桂、凌纯声、吴定良等著名学者参加史语所各组的研究工作，在发掘新问题、找寻新材料、使用新工具的实践中，开启了一个“史语学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胡适曾高度评价，傅斯年办史语所是实行了英国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办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在中国做到了”。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后，史语所在战争的烟云笼罩中先是由北平北海静心斋迁至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南京的北极阁；“七七事变”后，再迁湖南长沙城东边的圣经学校，后来又迁至昆明。1940年，抗日战争呈胶滞状态，5月初，日军发动进攻，攻陷枣阳，沿着襄河东岸，进犯宜昌。前线的硝烟越来越浓，昆明上空的轰炸越来越密。西迁的人们惊恐悲愤。
同济大学打算往四川迁移，已向在川校友发出协访校址的电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所和体质人类学所等单位也在酝酿迁川。据说，傅斯年希望这次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流寓李庄
同济校友钱子宁，是抗战中内迁四川宜宾的中元造纸厂厂长，收到同济的电文后，马上开始沿长江边为母校挑选新址。
李庄士绅罗伯希、王云伯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找主事者罗南陔、张官周、杨君惠等商量，大家一致希望同济大学等单位迁来李庄。罗南陔等人还草拟了一封十六字的欢迎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随即，又写了几份函件，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民情等方面逐一介绍，分致同济大学和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中央研究院。……
李庄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上宜宾下南溪两头都是25公里。宜宾古称戎州、叙府，岷江和大渡河在此交汇，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城市。从宜宾经李庄去泸州、重庆，可直抵南京、上海，因此李庄又称“万里长江第一镇”。历史上李庄又是岷江下游的重要码头，也曾为“湖广填四川”的重要集散地。
临江的奎星阁是李庄的标志性建筑，全木结构三层。梁思成曾评价它是长江上“从上海到宜宾二千公里中，建筑最好的亭阁”。顺奎星阁一字形排开，建有东岳庙、王爷庙、张爷庙（桓侯庙）、天上宫、慧光寺、禹王宫、巧圣宫、川祖寺等数“九宫十八庙”。傅斯年流寓李庄，对这藏在大山深处的文明之珠也感佩不已。
1940年秋，同济大学迁李庄的同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所、体质人类学所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陆续迁往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是挂靠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的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也一同随往。
迁徙途中，舟车颠簸，旅途艰难非亲历者难以体察。1940年10月21日董作宾在给石璋如的信中写到，“第一批眷属车到了叙府，一路受了颠沛之苦。如有未来同人，最好缓上一月半月为好。”⑵最难搬运的是那些宝贵的文物和图书资料。每次转移，图书管理员那廉君就指挥全体同仁一齐动手，把这二十多万册书籍和文物装成六百多个大箱，然后经由卡车、火车、木船、轮船，一站一站，颠来簸去，押运到目的地。
李庄镇上，除了安置先期到达的同济大学外，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是唯一在镇上的中央单位，选在位于长江边上的张家祠堂。张家祠堂是座清道光年间修建的四合院，左右东西舍，几十扇门窗均系楠木，每扇窗上雕有不同形态的仙鹤，配以彩云，谓之百鹤祥云。经李济、梁思成考证，认为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与禹王宫的九龙石雕、魁星楼、旋螺殿可谓“李庄四绝”。
史语所则选在距离李庄镇还有七八里地的板栗坳。汽车把货物运到泸州，由民生公司的货轮溯江而上到宜宾，再转木船到李庄的木鱼石。木鱼石是一块形状似木鱼的江石，正好在李庄板栗坳山下。先前抵达的同仁就在这里接船，指挥民工把箱子搬往山上栗峰山庄各组的办公室。
栗峰山庄，是张家聚族而居的场所，从明万历时期，经过了清代，陆续修建，修成了七处大院子，还附带一个戏楼院。青年研究员何兹全详细记下了史语所在板栗坳的分布情况：
田边上斜对面是傅斯年先生住的桂花院。田边上是图书馆，也有几间研究室。进大门往右手转。三间厢房还住了两家青年研究员，我和胡庆钧各占一头。图书馆面对大门。后面还有院子，单身职工都住在这里。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也住在这里。
柴门口是眷属宿舍，长方形四合院，主房五大间，各有隔山隔开。中间一间空着，左手间劳家住，右手间潘悫家住。左手头上还有一间，逯钦立家住，向跨院开门。右手头上一间，是管财务的萧家住，向院中开门。岑仲勉先生家、黄彰健家、何兹全家、董同家、李莲春家住对面。芮逸夫家住左手边偏房，劳的父亲住在对面。柴门口去牌坊头过道处有个跨房，王叔岷家住。
牌坊头是主院，史语所占用前厅，后院厅房和配房仍由主人家住。前厅中间大厅是史语所子弟小学的课堂。左手边是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日用品；右手是职工食堂，没有家属的人都在这里吃饭。小卖部的后面有个小跨院，住着董彦堂先生一家。
戏楼院，真有个戏楼，可见四川地方乡绅的气派。考古组住在这里。戏楼院外顺小路再往前走，还有一个茶花院。院子不大，院中有两棵茶花，枝叶茂盛，可遮盖大半个院子。傅乐焕、陈庵，住在这院子里（3）。
山坳里的研究所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语）。偏僻李庄，兵匪勾结，贫病交加，宛如砥砺读书人的一道道试金石。
初到李庄，当地人不明白史语所是干什么的，为何而来。史语所和体质人类学所都藏有大量的人体骨骼，如殷墟出土的头盖骨，以及搜集来的近代人的胫骨、股骨。1941年，“由山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在地的月亮田搬运人骨标本箱子到山上板栗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有一个箱子被碰裂开，露出了满箱人头骨。这里的乡下人本来对于外来的下江人很不信任。加之前几天有几位广东籍的同事捕捉一条蛇宰杀了做成佳肴打牙祭，所以，一下子谣言便传开了:这些下江人嘴馋得很，什么东西都要吃。蛇不用说，连人也要吃。满箱的人骨便是铁证。肯定人骨还不止这一 箱呢！闹得满城风雨。”⑷
“史语所吃人”的故事也有别的版本：住在李庄的农民为史语所送菜，走进板栗坳有108道朝门的栗峰山庄，像进了迷魂阵，多半天找不到路径。旁人只见他从前门进，不见从后门出，误以为进了黑店，下江人把他剁了人肉包子……
一时间流言四起，不胫而走，愈演愈烈。人们过板栗坳，宁可绕行。更有好事者鸣锣驱鬼，聚众抗议。
傅斯年意识到治安是个大问题，更担心史语所的那些图书文物。他曾叫人将“善本书库”的牌子取下来，换上“别存书库”四个字，免得引人注目，遭遇不测。所务会讨论治安保卫问题，他甚至提议，每人的床头上也放一面小铜锣，一旦发现紧急情况，马上鸣锣报警。
这件事引起上方重视。宜宾专员及驻军头目专门来李庄召集邻县县长、乡镇长、联防主任及地方人士开紧急会议。说上司有令，一怕汉奸蓄意造谣，扰乱后方，影响抗日；二怕共产党地下武装趁势组织农民暴动。要采取一切措施，加强镇压。
李庄乡绅罗南陔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他说：“人骨头引起的事件，就应利用这些人骨头去解决。民众认为神秘，我们就把它公开展览，让他们看个究竟。”傅斯年表示赞成，“堵塞不如疏导，展览会需尽快筹备”。
1941年6月9日，是中央研究院成立十三周年纪念日，展览会定在那天举行。筹备展览的细微末节，史语所档案里有一封李济写给傅斯年的信：
关于增加展品一节，实在来不及了，石器部份亦未尝不可鼓动观众一部份兴趣，兹特呈弟作‘远古石器浅说’，敬祈指正，曾大小姐（曾昭）主张将此文印出小册子出售，究竟值得印否，请兄代为一决。
张官周，既是李庄的区长，也在史语所兼职，他负责对外联络，能干热心。文物展览由各组自行筹备，考古组拟在戏楼院展览甲骨，体质人类学组在田边上展览人头骨，图书馆也开放任人参观。
初夏，李庄板栗坳栗峰山庄的上厅房，具有全国水准的文物科普展览开幕了。那天的纪念会暨展览开幕仪式，由董作宾主持，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发表演讲。演讲的内容介绍了研究院的成立、工作性质、贡献等等。体质人类学组主任吴定良也上台演讲，介绍了研究人骨头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等。董作宾、李济、凌纯声、梁思永等分别担当解说员。展品从古人类骨骼到恐龙等动物化石；从古代兵器、甲胄到国外的文物、模型；从安阳出土的青铜器到明清的字画一应俱全。
这以后，李庄的各种展览多起来了。如中央研究院的三个研究所还陆续展览过人猿化石及模型、殷墟殉葬人骨骼、甲骨文龟片、鹿头骨文字、古代兵器、战车图片模型、历代衣冠袍套、甲胄、民族服饰、服装、外国进贡表章、贡品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展出古代石器、骨器、青铜器等。人们对这些战乱中研究学问的外乡人多了几分亲近。
那些年，兵匪勾结，人心惑乱。傅斯年曾经向南溪县长李仲阳写信，“闻李庄镇上近曾发生抢案，不胜惊诧，敝所所在地板栗坳，距镇遥远，情形堪虞，未知贵府对敝所之安全已有妥善办法否？敢乞示及。”
李庄采访，听得耳熟的是一个叫“魏老者”的北京人。他叫魏善臣，年近半百，是史语所技工，曾随考古组田野调查，会蒙语。板栗坳上的史语所距镇上远，成立了合作社，他兼合作社掌柜。
李庄糖厂的退休职工张远甫的父亲是史语所的房东，他讲起魏老者生动有趣：
板栗坳下陡石梯，下河边，一条路到李庄。魏老者提几十斤行走如飞。有一回，丢了脸。他去宜宾进货，经过水牛溪，芭茅林林头突然划出一只小船,窜出几个棒客，拿盒子炮对着他。面对七八支黑洞洞的枪口，魏老者慌成一团，乖乖解下腰间的裹兜。棒老二伸一根木棍，把裹兜往木棍上一挑，魏老者手上的裹兜就斜挂在他的肩上。一阵声响小船就消失在芭茅林中了。好半天魏老者才回过神来，一屁股坐在滩涂上，变大娃娃哭。
那几天，傅所长一天到晚阴沉起脸不说话。叫管总务的汪和宗查账。查保管室的实物到账本。最后清清楚楚的，才重新让魏老者上班。⑸
1941年7月20日，史语所分别向南溪县政府和南溪县第三区区署去函：“请即派队缉捕劫匪并请查江滨一带户口以绝匪源”。8月初，史语所等到了南溪县政府及南溪县第三区区署的复函，称“已嘱派队缉捕抢劫合作社经理人魏善臣之劫匪并将办理情况函复一案,已严令三区署李庄镇限期破案送究”。
此后，魏善臣由李庄前往宜宾南溪泸县等地，随时都怀揣一张史语所的证明书：“所到之地希地方机关及军警妥予保护”——那不过是张驱鬼的桃符。
按国民政府规定，战时知识分子的薪金，只相当于战前的十分之一。史语所的当家人傅斯年自诉:学者“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
初到李庄，史语所百废待兴，最缺仍是一个“钱”字。代理所务的董作宾急得抓耳挠腮，他向傅斯年写信抱怨“物价上涨可惧”，为解燃眉之急，他吁请研究院总部“史语所分到之工作费，能先汇六千来否？”⑹
1944年2月4日，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生黄彰健向傅斯年写信，到李庄史语所深造。几天后，不见复函，又拍电报告急“健已辞原职，继任人至，乞速设法电覆。”⑺傅斯年写了一封不尽情理的信，给兴冲冲准备上路的黄彰健劈头一瓢冷水：
接国务最高委员会函，各机关人员米及补助费，以去年十月为限，则先生于此时来，只有薪而无米与生活补助费，绝不够一人生活，故目下思得三项临时办法，一俟米额生活补助费额解决，即行补入，当不出今年。另有一点，手示奉母来，此间待遇能否足二人生活，亦有问题。⑻
长袖善舞的傅斯年并非虚以推诿，实在是无计可施。几天以后，也就是1944年3月25日，他接到董作宾的求助信：
纶徵兄造预算， 嘱其径呈兄拔冗一阅，如可用，既乞转处。此时所处，仍是钱的问题，研究费生活补助均发放无期，一月以后之米，已无处可放，米价已跌落。此事待决，乞早日商洽示下。
眼前的处境，一向对军阀政客睥睨笑傲的这位谔谔之士，此时竟不得不向当地的保安司令写信求助，不惜打躬作揖:“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我辈豆腐先生——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他还自我解嘲地说起上一次陪宴，因为难得的狂吃，致使腹泻一周。
李庄时期，梁思成、林徽因及梁思永一家人贫病交加，困顿至极。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写信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祈其向陈布雷、蒋介石转达求援之意，信中饱含的惜才怜士、行侠仗义之情，读来令人耸然动容。他说，梁家家道清寒，如今万里跋涉，“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政府当给予梁氏兄弟补助，理由有三:其一，梁任公
“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有功于民国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家风不同”；其二，梁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止，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一大科目”。夫人林徽因，亦今世之才女学士；其三，梁思永为安阳发掘之主力，“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
林徽因知道傅斯年的侠义之举后，“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感激涕零地回信:“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些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级，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思成平日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
其实当时的傅斯年，自身生活也已经是泥菩萨过河，最困难时每餐仅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甚至连稀饭都接不上，嗜书如命的他也只好卖书度日。
弟子门生对傅斯年，又敬又怕。马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所长傅斯年先生为人正派，令人敬重。初入所时，闻傅先生性情急躁，大家都生敬畏之心。当时我们小辈，晚饭后在田边散步，远远看到傅先生迎面走来，都转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脱不了，就会被抓去下棋。其实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或天下兴亡大事，不过借棋定神，心有别属。因而常常高举棋子而迟迟不落，令知者感怀，不知者诧异。也有传说他是借机测试，以便了解你的智能和学术造诣。”
贫病几乎是一对难兄难弟。史语所老人石璋如回忆李庄时期：
医务所的陈设非常简单。以前医务所的萧医生，与同仁、眷属处得很好，病理讲解也很清楚，护士小姐也很亲切，后来萧医生离职，换成绰号“开水先生”的张医生，因为许多同仁去看病，张都说要多喝开水，久而久之医务室就门可罗雀，他也被起了绰号。⑼
健康透支，疾病摧残，缺医少药，人心不稳，一些人甚至被病魔夺取了生命……这些都记录在史语所的档案里：
1941年7月4日，董作宾向傅斯年夫人俞大写信求助，“此间极热,同人多患疟痢,萧大夫拟打盐水针全套,若万不得已时,拟请尊嫂帮忙设法购之”；
1943年9月23日董作宾函傅斯年：和宗（汪和宗）夫人产一女，夏作民先生病，陈文永君之小孩已夭折”；
1943年11月11日，吴定良函傅斯年：“弟目前经济处于绝境，小女之医药费拟向红十字会辅助研究院经费中申请，恳请吾兄予以惠助”
1945年4月5日，董作宾乞告傅斯年：“此间近有脑膜炎发现,人人自危,未知在渝能否购到脑膜炎特效药否?盼最近能托人带来大量”；
1945年7月14日，董作宾再函傅斯年，“奎宁丸已告罄,疟疾仍多,故甚盼药早来”；
大山中的板栗坳，像条甬道，漆黑漫长，人们相互搀扶着一步一步走向光明……
《六同别录》
时穷节乃现。蛰处李庄的史语所学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担当。年轻的语言学者董同龢说：“国家已穷苦到如此地步，还让我们这些研究文史的人有饱饭吃，其实我们这套学问，晚过几十年再研究又有什么不可以！”他严守纪律，惜时如金。
周法高研究汉语音韵史，为多掌握一门外语，他向傅斯年请假，“兹因工作需要，拟请求自三月至六月每日赴李庄听德文二小时，尚祈鉴核”⑽。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
有一年我每个星期有五天的早上都到山下同济大学旁听德文课，从山上到山下有十里路，来回二十里，我每天穿着草鞋走二十里路去听两个小时的课。恰巧有个印度学者做访问学人，我正自修梵文。就常向他请教。
研究古代史的青年研究员何兹全心目中，“板栗坳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无尘嚣之乱耳，无跑飞机轰炸之劳形。大家都安静地读书各不相扰。我荒疏了几年，更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每天黎明即起，早饭后即去研究室。我的研究室极简单，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如是而已，连个书架也没有。每天读书抄材料。⑾
史语所当时分历史、语言、民族和考古四个组。
历史组主任陈寅恪患眼疾生活难以自理，滞留昆明和成都，没到李庄。但历史组的大事小事还是传书带信请他过问。李光涛的明清史料研究、劳的居延汉简研究等论文，都曾由傅斯年转交陈寅恪审阅。
年轻的助理研究员陈述曾说：“恪寅先生不常到研究所，但所里的事，特别是第一组即历史组的事，还是经常关注、指导”。如他在《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的附注：“本文属稿，承陈寅恪先生弛书启诲者再，几数千言。谆谆不厌烦琐”。
除了具体问题的点拨外，也有治学方法的启发。如一次，陈寅恪先生转告弟子：“历史研究，资料范围要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要求合实际，一屋的人穿蓝的，也许有一个人穿黑的，除有一定前提，类推不宜常用。”⑿
从1930年到1948年，陈寅恪共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了26篇论文，另有3篇文章也刊登在该所的其他出版物上，是1949年以前在史语所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陈先生的两部史学巨著《唐代政治史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都是史语所1944年出版的。
殷墟的发掘、居延汉简的整理、敦煌石窟的发现和明清大内档案的整理，这些史语所战前就开始的工作，曾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最具影响力的几大发现。迁到李庄后，发现史料的机会少了，但整理和研究战前的资料却有了更加充裕的时间。如校注“女真资料”、“突厥集史”、“古谶纬通纂集解”、“居延汉简”、“宋辽交涉史”、“中古经济史”等。
劳幹做学问的方向锁定在汉代史，尤其是居延汉简研究。在板栗坳的农舍里，劳默默工作了三四年，最后独立完成了“居延汉简”的全部整理和考释，还发表了20多篇居延汉简的研究论文。1943年至1944年两年间，他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两部巨著相继在李庄石印出版。《释文之部》在变通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进一步扩大了汉简的研究领域。
历史组办公地叫新房子。房子年资浅，但门口有棵饱经沧桑的大龙眼树，已浓荫如盖。院内还有两株大红山茶，花开如火如荼，因此也叫“茶花院”。历史组助理研究员陈曾有诗咏之：
秀野当小园，涉趣日谁偶？ 偃息宜夏长，远意落岩薮。
凤仙寂寞开，瓜蔓绵相纠，
蜂喧花媚时，人窥人静后。
一雨生秋风，变衰谅难久，
墙竹玉清姿，潇洒绝尘友。
渐来劳我心，商声凌半庙。
语言组的研究人员多是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语言学家。战前，语言组曾组织对南至两广、北到河北、东起福建沿海、西至川陕一带的14个省区进行大规模的方言调查，采集了许多边疆少数民族语言，并开始在现代化的语音实验室，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种方言进行分析……
到李庄稍微安定下来后，被誉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的李方桂带领语言组重新制定了“将中国语史、现代方言、西南土语等全部作科学的整理”的工作宗旨。他带着学生和助手，冒着生命危险，万里远行，到云南、贵州进行了汉语方言、傣语、壮语、藏语及泰国泰语的调查。
回到板栗坳，没有听音室和听音设备。他仍然坚持每月召集年轻的研究人员练习记音。他告诫学生，“记音的技巧和准确性是语言研究的基础”。那时，李方桂专门请一位少数民族的文化人发音，大家像画人体模特一样四下围坐，集体记音，然后听辨审评，问难质疑。
董同龢、马学良、张琨等一批年轻的语言学者，就是在李方桂的指导下，逐渐成熟起来的。据马学良回忆，“在板栗坳这段时间，我在李先生指导下继续整理撒尼语资料，并着手撰写毕业论文。”经过几年的补充和完善，马学良的《撒尼倮倮语语法》一书在李庄完成。解放后，倮倮改称彝族。1950年，马学良的著作最终以《撒尼彝语》为书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自20世纪40年代语音学传入我国后，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通过对撒尼彝语的研究，揭示了藏缅语的重大语音和语言特征。至今仍是学习彝语和彝族文化的津梁。
董同龢，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从王力先生习音韵学。当时唐《切韵》残本正引起语言学学者注意，董同龢的毕业论文就是《切韵指掌图的几个问题》。1936年，他毕业后考进史语所。开始，董同龢给赵元任先生作助手，并时时向李方桂、罗常培先生请益。他正好赶上全国语言调查。他尝试脱离汉字羁绊，依照语言研究之基本步骤记录汉语。他的标新立异引起语言学界的注意。流寓李庄，董同龢刚好三十出头。同事说起他，总是充满敬意：
傅斯年在史语所很威严，同事都不爱跟他讲话，可是董同不怕他，经常与傅辩论，傅有时还说不过董。董同龢是语言组同仁，傅先生虽然学问很广博，什么东西都懂，但是二组有像音乐这类专门的东西，董比傅知道得更多。有时不知是什么事情，两人就在西文图书馆内抬起杠来，大家就在旁围观，傅先生有时就说笑话“董同龢最爱抬杠”。⒀
在板栗坳农舍里的一张神龛上，董同龢继续汉语音韵史的研究。1944年石印出版了《上古音韵表稿》，挑战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修正了高氏的诸多看法。几年后，在李庄的又一研究成果《汉语音韵学》出版， 这部书被称之为“天书”。
体质人类学组主任凌纯声，是我国第一位受过民族学人类学训练的学者，曾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31年，凌纯声邀好友芮逸夫，帮助整理赫哲族语言资料，芮逸夫正式加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从此，民族组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便有凌纯声、芮逸夫长时期亲密合作的身影。
1933年春夏之间，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凤凰、乾城(今吉首)、永绥(今花垣)完成了对苗人生活状况、社会形态、语言歌曲、人体资料等项调查，首先使用了电影摄像机来纪录人类学民族学的原始资料。在李庄，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也进入了案头研究阶段。初稿完成后，又几经删改，反复推敲，直至1947年，这部50余万字的著作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是介绍湘西苗族的第一部科学著作，是我国民族学的奠基之作。
史语所成就最大的是考古组。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间，前后15次在安阳小屯及其附近地区进行科学发掘，共获甲骨文字两万多片；还与山东省有关部门组成山东古迹研究会，完成了对济南龙山镇城子崖、滕县及日照县的发掘，发现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为中国史前文化序列的建立和商文化起源的探索，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
考古组主任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兼任。八年抗战，李济领着父亲妻儿一家老小从北向南，从城市到山村，最后落籍李庄，一住就是六年。缺医少药，环境艰难，两个活蹦乱跳的女儿相继早夭。一个死于脑膜炎，一个死于疟疾。心力交瘁的李济并没放弃工作，他既要负责大量琐碎的行政事务，又要俯身书案，潜心对前期发掘的资料进行研究整理。他以殷墟发掘为基础，通过专题和综合研究，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写成中文著作《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英文著作《中国民族的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安阳》等。
从1941年起，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营造学社合组的川康古迹考察团连续在四川彭山豆坊沟、岩子山、江口镇等地进行了汉代岩墓的清理发掘；史语所还与中国营造学社、四川省立博物馆、北大文科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在成都发掘了前蜀王建墓。
高去寻是史语所的年轻人，曾参加过第十二次殷墟发掘。1941年秋天，在川康古迹考察中，他发现了彭山寨子山崖墓550号第二层檐崖有男女秘戏浮雕图像。高去寻考证此图，把秘戏图功能归结于辟邪厌胜，写出《崖墓中所见汉代的一种巫术》一文。他认为“汉墓之有这类图象乃为保护墓葬或死者之尸体及灵魂的一种巫术之用也。”⒁
梁思永生于上海，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进入清华学校留美班，随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及人类学。1930年，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后，梁思永正式参加史语所考古组。
梁思永一家是1940年10月底迁到李庄的，住在羊街八号罗南陔家。史语所在板栗坳山上，罗南陔家在江边。梁思永遂周一一早上山，周六晚上下山。山上住六天，家里住一天，颇像他创立的田野工作站。1941年梁思永、董作宾合著的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在李庄石印出版。
在板栗坳，虽然是室内案头，但梁思永的拼命精神，仍不逊田野工作。他的学生石璋如先生回忆：
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第一个夏天，日间工作之暇，他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作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
这种气候对于他的身体不适， 第二年的初夏即卧病不起，由山下搬到山上的戏楼院旁，居住养病。在病榻旁放置几案，把所需的资料放在一旁，另制一块木质写板，把纸张夹在木板上，可以坐在床上，垫起后背随时书写，他这种精神和毅力真令人佩服，终于完成了报告的纲领，分为十三章三表。⒂
梁思永赶写安阳西北冈考古发掘报告。报告只完成第一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而后他就去重庆动手术。西北冈的未完稿，被运往台湾。
1943年，史语所的夏鼐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的重点是敦煌。他们完成了佛爷庙墓地附近的发掘后，在当地军警的保护下，又开始了阳关和玉门关遗址的考察。11月5日，在小方城发掘，夏鼐掘得“玉门都尉”木简，为确定汉代玉门关的位置找到了重要的物证。后来，他写出了有重大史学意义的文章《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到1946年春天，夏鼐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湾的发掘时，在墓坑填土中又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而在地层学上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问题的错误论断，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基础。
史语所到来后的板栗坳，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小山村，简直就是一张安放在烽火中国的大书案：
梁思成“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
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戏台子的工作室里，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按他弟子的说法是“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楼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戏”。其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殷历谱》，就是在戏楼的一张大门板上写成的；
李光涛、王崇武与劳开始整理明清内阁档案与居延汉简，《明实录》、《居延汉简考释》是当时的重要成果；
“东巴文化之父”李霖灿写出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和《麽些标音文字字典》；
石璋如、屈万里等以殷墟发掘为基础，在甲骨文、殷商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张政、严耕望、逯钦立、何兹全、王崇武等所从事断代史又有了纵深发展，并旁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宗教、文化各方面；
1946年，史语所即将离开李庄时，石印了一套线装书《六同别录》，上、中、下三册，每册150叶左右。关于书名，傅斯年解释道：
这一册何以名六同别录呢？其实这里面的论文，都是可以放在集刊里的，因印刷技术之故，单提出来，故曰别录。六同是萧梁时代的郡名，其郡治似乎即是我们研究所现在所在地——四川南溪的李庄镇——或者相去不远。其它的古地名，大多现在用在邻近处，而六同一个名词，颇近“抗战胜利”之意，所以就用了他。
《六同别录》是一部学术论文集，连同先前已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第10本、第11本三种，是史语所在李庄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六同别录》共收有29篇论文，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如果把这些论文视作提纲，后来几乎全部成了那个学科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学术著作；而每一个作者就是领军那个领域的学术大师。
东归
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还都令”，定于5月5日还都南京。5月1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板栗坳牌坊头背后立下一块青砂石碑“留别李庄栗峰碑铭”。碑额由董作宾用甲骨文书“山高水长”四个字；碑文由陈撰、劳书。碑文写着：
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南京）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适兹乐土，迩来五年矣。海宇沉沦，生民荼毒。同人等犹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宾至如归，从容安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诸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
今值国土重光，东迈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
碑上具名者有傅斯年、李方桂、李济、凌纯声、董作宾、梁思永、岑仲勉、丁声树、郭宝钧、梁思成、陈槃、劳幹、芮逸夫、石璋如、全汉升、张政烺、董同龢、高去寻、夏鼐、傅崇焕、王崇武、杨时逢、李光涛、周法高、逯钦立、王叔岷、杨志玖、李孝定、何兹全、马学良、严耕望、黄彰健、石钟、张秉权、赵文涛、潘玉、王文林、胡占魁、李连春……李光宇、汪和宗、王志维、王宝先、魏善臣、徐德言、王守京、刘渊临、李临轩、于锦秀、罗筱蕖、李绪先等人。
1946年10月5日，史语所等到了装船的通知。板栗坳农民张汉青的父亲当年参加了史语所的搬迁，好些细节他还记得：
研究院是民国三十五年走的，立了秋，还在打晚谷子。我老者找人帮研究院抬箱子。从板栗坳到李庄一天要跑四、五趟，一个箱子起码200多斤。我老者和“杠子些”一样，一天也挣5升米（折合25斤）。“杠子些”抬箱子，他跟着走，负责点数交货验货。20多拨“杠子”抬了一个多月才搬完。先是堆码在张家祠堂。船来了就搬上船，是艘“长远”号载走的。⒃
注释
⑴《亟庐诗钞叙》载今《南溪县志》。
⑵⑺⑻⑽引自史语所档案。
⑶⑾何兹全《李庄板栗坳·史语所——我终身难忘的地方》载《新学术之路》。
⑷夏鼐:《敦煌考古漫记》，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年10日第一版，第212页。
⑸⒃ 2002年10月8日李庄采访。
⑹1941年4月24日董作宾致函王敬礼。
⑼⒀《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4月出版。
⑿陈述〈陈寅恪先生手书信札附记〉，收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⒁杜正胜《通才考古家》载《新学术之路》第677页。
⒂石璋如《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载《新学术之路》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