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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西丰城洪州窑创烧于东汉晚期，兴盛于两晋至中唐，晚唐五代渐趋衰退而终烧。本文从青瓷生产所需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探讨了其衰落的根源。
关键词：陶瓷；洪州窑；衰落根源
中国因瓷器走向世界，世界因瓷器认识中国。作为青瓷发源地之一的洪州窑遗址（今江西南昌南郊的30公里丰城境内），创烧于东汉，兴盛于两晋至中唐，晚唐五代渐趋衰落而退出制瓷历史舞台，前后生产长达800余年。针对晚唐五代洪州窑生产渐至衰颓的根源，学者们众说纷纭、推测不一：燃料短缺说；“政治”说；原料、技术说……[1]
一、“燃料”说
有的学者认为导致洪州青瓷窑衰落的根源是燃料的短缺。”应当说， 洪州窑到了中唐之后，燃料不足确实给青瓷的正常生产带来困难。虽然水分充足，气温良好，大自然可以提供丰富的燃料资源，这是洪州窑青瓷会有百年发展历史的重要保障。但在中唐后期，作为制瓷燃料的树木呈现锐减势头。尤其是可为生产瓷器的龙窑充当燃料的松木及各种耐烧的杂木储存量已经不多，古人云：“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可见，造成烧瓷燃料不足与长时间的采伐有关。洪州窑青瓷有百年的历史，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因烧瓷业的需要，一直不停地在这一带山林上砍伐充当燃料的树木，树木的自然生长已跟不上人为采伐的速度。况且龙窑的主要燃料是松树，松树的生长期较长，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长成；另外，燃料不足与其他行业对木材需要量的增大有关。其一：入唐后，北方大量人口迁入江西。江西户口在隋朝时85638户，盛唐开元时为205973户，元和时增至293180户，历五代至宋初猛增至591870户，说明唐五代是江西人口迅猛增长的时期，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当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陷于停滞甚至倒退时，江西仍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2]这一历史事实又说明当时民宅、居室的建造量大增，为此又需要耗费大量成材的木料。“民以食为天”，在唐代不仅毁林种田，以增加粮食，还垦山植茶，出现大批的茶园。其二：造船基地的需要。众所周知，江西是南部中国重要的木材产地，其造船历来发达，洪州城西是三国造兵船之地，唐初以来，江西又成为政府的造船基地。可见社会生活的需要与农业、手工业、制茶业对森木植被的破坏都不同程度地造成对制瓷燃料的供给威胁。所以说，把燃料短缺视为限制洪州窑青瓷发展的一个关健因素是有道理的。
二、“政治”说
也有些学者以为，洪州窑青瓷的衰败出于当时的政治原因。洪州窑青瓷的生产在初唐时已发展到鼎盛阶段，制瓷业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亦使之成为朝廷进行税收渔猎的重要对象。唐皇朝为解决均田制遭到彻底破坏所带来的财政危机，实行了以财产多少为征税标准的两税法。广大窑民虽辛勤劳作仍一贫如洗，负债至“家累千金”者极为普遍；不仅如此，紧接其后的是建中元年（780年）：“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又以建立常平仓为由，令“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充常平本钱”时江西有8州29.3万余户，占提供赋税户的20.3%。很显然，，江西地区的税银是封建朝廷国库的重要来源，洪州窑的征税款也必定作为“其他财赋”而上缴朝廷。沉重的赋税负担使已是困难重重的青瓷烧制业犹如雪上加霜，更加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另外，晚唐之后，封建统治者对洪州窑青瓷“土贡”的需要大为减少。在初唐时期，洪州窑青瓷中的精品常作为指定的贡品供统治者们享用。《旧唐书·韦坚传》中就有进贡的详细记录：韦坚在江淮一带广市轻货，转运至长安，其中“豫章郡即名瓷、酒器、茶釜、瓷铛、瓷碗……”。但以后再无记载洪州窑贡瓷史料。说明类似的进贡有减无增， 而且到了唐晚期，由于受黄巢起义军等势力的威胁，战事吃紧，唐统治者也无多少心思在洪洪州窑青瓷的享用上。据研究表明，当年承烧贡瓷的洪州窑各窑场，其性质均为民窑，既然是民窑，就不会因统治者的倒台而消亡。因此，将其衰落的根源归结于统治者的政治心态未必妥当，但失去封建朝廷的急切需要，毕竟在青瓷发展的支撑面上少了一根强有力的支柱，也不能不说是青瓷衰落诸因素中的不可忽视的方面。从窑政的角度看，一方面丝毫也未减轻对制瓷业的赋税负担；另一方面却改变了统治者原有对于青瓷的青睐，使可能出现过的有利于青瓷烧造的政策、措施等随之消失。当然，将这些诸多的政治压力看成加速洪州窑青瓷衰落的重要因素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尽管“燃料”说抑或“政治”说，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洪州窑青瓷生产滑坡的现象，然而皆不能有力地证明其在短时期内大规模衰落的根源。因为上述因素对青瓷生产而言毕竟是维持其正常烧瓷的外部条件，而任何外部条件均不是绝对不变的，在时空转换的历史背景下，曾经恶化过的环境皆存在改善的可能性，“燃料”在瓷窑停烧多少年后总会“再生”；时代“政治”环境的某些方面也有短暂变化的转机。但是，从晚唐以来，我们却再也看不到洪州窑青瓷重放光彩的历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瓷器烧造的条件莫非原料瓷土、高温和色釉。众所周知，高温和色釉作为制瓷技术条件在当时己不成问题；那么，作为青瓷生成的首要条件——原料一旦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则对青瓷生产犹如一个“致命伤”，必然导致其迅速且不可逆转地走向消亡。但事与愿违，理由也是明摆的，那就是至今在洪州窑青瓷产地中心—丰城梅林一带仍能发现可供烧造的瓷土，即现丰城精品陶瓷产业基地所在地，虽然说可称之瓷土的并非都可充当烧造青瓷的原料， 而青瓷原料的储藏地也应紧靠江河水系，但对于窑场主来说只要有利可图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不仅如此，为丰富考古资料，近年来洪州窑研究专家张文江先生对丰城市石江乡钳石村发现的两处瓷窑遗址进行了调查，其调查和研究表明这是丰城地区宋元时期重要的瓷窑遗存。这充分说明当时洪州窑衰落的根源与原料没有很大关系。既然这样，那么只能从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寻找原因。
在唐代，江西尚处于农业社会生产阶段，自然资源和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优越，具备了经济开发的潜力与优势。由于北方人口纷纷求“乐土”而南迁，江西“既完且富，行者如归”。大量移民的涌入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随着江东犁、水车等先进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大大促使本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空前提高。《旧唐书·杨收传》：“（杨）收以交趾未复，南蛮扰乱，清治军江西，以壮出岭之师，仍于洪州置镇南军，屯兵积粟，以饷南海。”显然，江西粮食作为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品和最重要的商品，对稳定唐朝统治秩序具有特别意义；同时也表明当时粮食生产已超过劳动者个人所需且大有剩余，这种剩余产品必将通过洪州这座国贸中心进行商品流通，进而带动当地其他农业经济作物如麦、茶叶、水果的种植及酿酒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盛唐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农业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农业的繁荣则以其可观的获益为内在动力。此时，洪地一带的粮食产量相当高， 《新唐书·食货志》载：“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垦田三千八百五十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屯田者共耕田1 950顷，合亩产为1.025石”，按当时一年两季推算亩产至少两石。然有日人圆仁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云：“开成五年，普通粟米一斗五十文，优质粳米一斗九十文，粮食难得时，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面七八十文”。同时，由于稻麦复种技术的引进和推广，种麦又无须纳租，且价格亦相当诱人。可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忙得不亦悦乎，毁林种田那是不言而喻了。更有洪州胡姓农民耕作之余，兼营货运，曾令其子“主船载麦，溯流清州市“出卖，以获厚利。[3] 人们密切接触、联系市场的实践行为，使江西原始的自给自足经济意识得到了明显改善，并逐步形成了洪地特有的农商兼营模式。另据《江西通史·隋唐五代卷》载：“洪地商人大多数来自于农民，其经营种类包括自产木材、陶瓷等低值生活用品和粮食、茶叶等农副产品”。记载又向我们提供两则信息，一是瓷器等生活用品低值；二是商源于农，农民垦山植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制瓷窑工中大部分是从事取土、粉碎、淘洗、练泥、制匣、筑窑、搬运等粗活的普通劳力，况且，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年）晋州人褚绥任新平司务督理陶务时，没能完成为李渊献陵的祭品任务，在洪州都督府严厉催促下极力申言农事歉收，请求免征并获准。说明朝廷征收的窑业税成为窑民沉重的负担，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制瓷业与农业尚未分离。[4]那么，当窑工在窑场的收入低于种粮等农业生产的获益时，毋庸置疑，纷纷离开窑场去从事农业生产或转入制茶等行业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而对洪州窑的窑主来说，一方面，因受到不同行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竞争，使劳动力雇值变得昂贵，燃料变得紧缺，导致制瓷成本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唐五代时随着大众审美观念的改变，景德镇窑融合了北方窑系的制瓷技艺，成功创烧了白瓷这一新品种，而洪州窑却始终烧制单一品种—青釉瓷，从而致使其在与同行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最终导致洪州窑产品滞销，制瓷匠师们被迫他迁。
面对上述残酷的竞争，正当洪州窑窑主准备投入积累资本、转变经营模式、革新技术、创烧新产品时，江西农业经济政策又有新规，昇元三年（939年）诏书：近年干戈骚乱，民向风来归者，授之土田，仍给复三岁，丁壮垦田80亩，赐钱二万，五年内不收资税。至此，已负债至“家累千金”的洪州窑窑民只能接受现实，无可奈何地将洪州窑制瓷业送上衰落的轨道。
三、结语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洪州窑青瓷衰落的根源在于唐时江西农业的繁荣引起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其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被市场淘汰而停产。
参考文献：
[1] 张文江、袁泉《南方文物》2009年第一期：《洪州窑考古发现3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2] 陈金凤《江西通史·隋唐五代卷》第88页
[3]《太平广记》卷三七四《胡氏子》
[4] 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八《襄阳名宦志》
关键词：陶瓷；洪州窑；衰落根源
中国因瓷器走向世界，世界因瓷器认识中国。作为青瓷发源地之一的洪州窑遗址（今江西南昌南郊的30公里丰城境内），创烧于东汉，兴盛于两晋至中唐，晚唐五代渐趋衰落而退出制瓷历史舞台，前后生产长达800余年。针对晚唐五代洪州窑生产渐至衰颓的根源，学者们众说纷纭、推测不一：燃料短缺说；“政治”说；原料、技术说……[1]
一、“燃料”说
有的学者认为导致洪州青瓷窑衰落的根源是燃料的短缺。”应当说， 洪州窑到了中唐之后，燃料不足确实给青瓷的正常生产带来困难。虽然水分充足，气温良好，大自然可以提供丰富的燃料资源，这是洪州窑青瓷会有百年发展历史的重要保障。但在中唐后期，作为制瓷燃料的树木呈现锐减势头。尤其是可为生产瓷器的龙窑充当燃料的松木及各种耐烧的杂木储存量已经不多，古人云：“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可见，造成烧瓷燃料不足与长时间的采伐有关。洪州窑青瓷有百年的历史，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因烧瓷业的需要，一直不停地在这一带山林上砍伐充当燃料的树木，树木的自然生长已跟不上人为采伐的速度。况且龙窑的主要燃料是松树，松树的生长期较长，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长成；另外，燃料不足与其他行业对木材需要量的增大有关。其一：入唐后，北方大量人口迁入江西。江西户口在隋朝时85638户，盛唐开元时为205973户，元和时增至293180户，历五代至宋初猛增至591870户，说明唐五代是江西人口迅猛增长的时期，特别是安史之乱之后，当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陷于停滞甚至倒退时，江西仍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2]这一历史事实又说明当时民宅、居室的建造量大增，为此又需要耗费大量成材的木料。“民以食为天”，在唐代不仅毁林种田，以增加粮食，还垦山植茶，出现大批的茶园。其二：造船基地的需要。众所周知，江西是南部中国重要的木材产地，其造船历来发达，洪州城西是三国造兵船之地，唐初以来，江西又成为政府的造船基地。可见社会生活的需要与农业、手工业、制茶业对森木植被的破坏都不同程度地造成对制瓷燃料的供给威胁。所以说，把燃料短缺视为限制洪州窑青瓷发展的一个关健因素是有道理的。
二、“政治”说
也有些学者以为，洪州窑青瓷的衰败出于当时的政治原因。洪州窑青瓷的生产在初唐时已发展到鼎盛阶段，制瓷业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亦使之成为朝廷进行税收渔猎的重要对象。唐皇朝为解决均田制遭到彻底破坏所带来的财政危机，实行了以财产多少为征税标准的两税法。广大窑民虽辛勤劳作仍一贫如洗，负债至“家累千金”者极为普遍；不仅如此，紧接其后的是建中元年（780年）：“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文”，又以建立常平仓为由，令“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什一税，充常平本钱”时江西有8州29.3万余户，占提供赋税户的20.3%。很显然，，江西地区的税银是封建朝廷国库的重要来源，洪州窑的征税款也必定作为“其他财赋”而上缴朝廷。沉重的赋税负担使已是困难重重的青瓷烧制业犹如雪上加霜，更加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另外，晚唐之后，封建统治者对洪州窑青瓷“土贡”的需要大为减少。在初唐时期，洪州窑青瓷中的精品常作为指定的贡品供统治者们享用。《旧唐书·韦坚传》中就有进贡的详细记录：韦坚在江淮一带广市轻货，转运至长安，其中“豫章郡即名瓷、酒器、茶釜、瓷铛、瓷碗……”。但以后再无记载洪州窑贡瓷史料。说明类似的进贡有减无增， 而且到了唐晚期，由于受黄巢起义军等势力的威胁，战事吃紧，唐统治者也无多少心思在洪洪州窑青瓷的享用上。据研究表明，当年承烧贡瓷的洪州窑各窑场，其性质均为民窑，既然是民窑，就不会因统治者的倒台而消亡。因此，将其衰落的根源归结于统治者的政治心态未必妥当，但失去封建朝廷的急切需要，毕竟在青瓷发展的支撑面上少了一根强有力的支柱，也不能不说是青瓷衰落诸因素中的不可忽视的方面。从窑政的角度看，一方面丝毫也未减轻对制瓷业的赋税负担；另一方面却改变了统治者原有对于青瓷的青睐，使可能出现过的有利于青瓷烧造的政策、措施等随之消失。当然，将这些诸多的政治压力看成加速洪州窑青瓷衰落的重要因素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尽管“燃料”说抑或“政治”说，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洪州窑青瓷生产滑坡的现象，然而皆不能有力地证明其在短时期内大规模衰落的根源。因为上述因素对青瓷生产而言毕竟是维持其正常烧瓷的外部条件，而任何外部条件均不是绝对不变的，在时空转换的历史背景下，曾经恶化过的环境皆存在改善的可能性，“燃料”在瓷窑停烧多少年后总会“再生”；时代“政治”环境的某些方面也有短暂变化的转机。但是，从晚唐以来，我们却再也看不到洪州窑青瓷重放光彩的历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瓷器烧造的条件莫非原料瓷土、高温和色釉。众所周知，高温和色釉作为制瓷技术条件在当时己不成问题；那么，作为青瓷生成的首要条件——原料一旦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则对青瓷生产犹如一个“致命伤”，必然导致其迅速且不可逆转地走向消亡。但事与愿违，理由也是明摆的，那就是至今在洪州窑青瓷产地中心—丰城梅林一带仍能发现可供烧造的瓷土，即现丰城精品陶瓷产业基地所在地，虽然说可称之瓷土的并非都可充当烧造青瓷的原料， 而青瓷原料的储藏地也应紧靠江河水系，但对于窑场主来说只要有利可图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不仅如此，为丰富考古资料，近年来洪州窑研究专家张文江先生对丰城市石江乡钳石村发现的两处瓷窑遗址进行了调查，其调查和研究表明这是丰城地区宋元时期重要的瓷窑遗存。这充分说明当时洪州窑衰落的根源与原料没有很大关系。既然这样，那么只能从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寻找原因。
在唐代，江西尚处于农业社会生产阶段，自然资源和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优越，具备了经济开发的潜力与优势。由于北方人口纷纷求“乐土”而南迁，江西“既完且富，行者如归”。大量移民的涌入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随着江东犁、水车等先进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大大促使本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空前提高。《旧唐书·杨收传》：“（杨）收以交趾未复，南蛮扰乱，清治军江西，以壮出岭之师，仍于洪州置镇南军，屯兵积粟，以饷南海。”显然，江西粮食作为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品和最重要的商品，对稳定唐朝统治秩序具有特别意义；同时也表明当时粮食生产已超过劳动者个人所需且大有剩余，这种剩余产品必将通过洪州这座国贸中心进行商品流通，进而带动当地其他农业经济作物如麦、茶叶、水果的种植及酿酒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盛唐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农业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农业的繁荣则以其可观的获益为内在动力。此时，洪地一带的粮食产量相当高， 《新唐书·食货志》载：“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垦田三千八百五十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屯田者共耕田1 950顷，合亩产为1.025石”，按当时一年两季推算亩产至少两石。然有日人圆仁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云：“开成五年，普通粟米一斗五十文，优质粳米一斗九十文，粮食难得时，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面七八十文”。同时，由于稻麦复种技术的引进和推广，种麦又无须纳租，且价格亦相当诱人。可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忙得不亦悦乎，毁林种田那是不言而喻了。更有洪州胡姓农民耕作之余，兼营货运，曾令其子“主船载麦，溯流清州市“出卖，以获厚利。[3] 人们密切接触、联系市场的实践行为，使江西原始的自给自足经济意识得到了明显改善，并逐步形成了洪地特有的农商兼营模式。另据《江西通史·隋唐五代卷》载：“洪地商人大多数来自于农民，其经营种类包括自产木材、陶瓷等低值生活用品和粮食、茶叶等农副产品”。记载又向我们提供两则信息，一是瓷器等生活用品低值；二是商源于农，农民垦山植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制瓷窑工中大部分是从事取土、粉碎、淘洗、练泥、制匣、筑窑、搬运等粗活的普通劳力，况且，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年）晋州人褚绥任新平司务督理陶务时，没能完成为李渊献陵的祭品任务，在洪州都督府严厉催促下极力申言农事歉收，请求免征并获准。说明朝廷征收的窑业税成为窑民沉重的负担，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制瓷业与农业尚未分离。[4]那么，当窑工在窑场的收入低于种粮等农业生产的获益时，毋庸置疑，纷纷离开窑场去从事农业生产或转入制茶等行业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而对洪州窑的窑主来说，一方面，因受到不同行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竞争，使劳动力雇值变得昂贵，燃料变得紧缺，导致制瓷成本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唐五代时随着大众审美观念的改变，景德镇窑融合了北方窑系的制瓷技艺，成功创烧了白瓷这一新品种，而洪州窑却始终烧制单一品种—青釉瓷，从而致使其在与同行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最终导致洪州窑产品滞销，制瓷匠师们被迫他迁。
面对上述残酷的竞争，正当洪州窑窑主准备投入积累资本、转变经营模式、革新技术、创烧新产品时，江西农业经济政策又有新规，昇元三年（939年）诏书：近年干戈骚乱，民向风来归者，授之土田，仍给复三岁，丁壮垦田80亩，赐钱二万，五年内不收资税。至此，已负债至“家累千金”的洪州窑窑民只能接受现实，无可奈何地将洪州窑制瓷业送上衰落的轨道。
三、结语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洪州窑青瓷衰落的根源在于唐时江西农业的繁荣引起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其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被市场淘汰而停产。
参考文献：
[1] 张文江、袁泉《南方文物》2009年第一期：《洪州窑考古发现3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2] 陈金凤《江西通史·隋唐五代卷》第88页
[3]《太平广记》卷三七四《胡氏子》
[4] 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八《襄阳名宦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