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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B 2,000,000,000元 债务
90多个 老板负债出走
一直神话般传奇的温州经济模式，由于今年年初以来90多个老板负债出走，遭到质疑。
9月初，有媒体爆出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高利贷导致资金链断裂而出逃美国，出逃时债务总额达20多亿元。知情人士透露，其中8亿为银行贷款，月利息500多万，其余12亿则为民间高利贷，月利息高达2000多万。温州近九成家庭被指卷入高利贷。人行温州中心支行统计，今年1-3月份，温州民间借贷平均月利率环比分别提高0.649、0.253、0.306个千分点。3月份比年初高出1.208个千分点，达到15.381‰（相当于年化利率18.46%），再创温州实行民间借贷利率监测以来的历史新高。“在实业领域，很少有生意能达到这种利润率。”某皮革化工领域的企业主说。
在政府干预下，截至10月底，前期出走的企业主有15人回到了温州或恢复了联系，部分企业已重新恢复生产。
每一次危机发生的背后都必然是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上诸多矛盾的长期积累，随经济萧条相伴而来的，则是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面临的信仰危机。旧体系在坍塌，新体系仍未建立或成型，这样的时期注定充满浮躁、困顿和迷茫，人们满腹狐疑。
2011年的世界经济，正处于这样的一个时期。
从美国华尔街蔓延开来的经济危机非但没有出现结束的曙光，反而在政府债务危机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欧美的政客们互相扯皮，工人罢工、社会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一而足。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手握3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被焦头烂额的西方政客们吹捧为“救世主”，成为座上宾。
3年前，为了应对那场危机，中国政府贸然祭出的4万亿救市计划正在暴露出其极其负面的效果，通货膨胀高企，资产泡沫飙升，民众财富缩水，民企资金链紧张，资源分配格局被进一步扭曲。
2011年，这是我们眼中真实的中国，一个分裂和矛盾的中国，一个繁荣泡沫中酝酿着巨大危机的中国。
一错再错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者总企图在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时快速烫平周期，保持持续的增长。然而在事实上，经济问题总是两难，繁荣时期政府权力的扩张为下一个萧条埋入错误的种子，而为了弥补错误，他们不惜以更大的错误行为去进行掩盖和矫正，结果便是错误的累积，直至积重难返，引发政治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2011年的世界正在为这样的错误埋单。
2008年的经济危机不仅仅是贪婪的金融家们过度使用高杠杆的财务运作制造的金融体系信用破产，更是不受宪政约束的政府货币发行权和举债权犯下的严重错误。
当这样的泡沫繁荣难以维持时，矛盾便显现无遗。泡沫破灭导致经济萧条，为挽救经济和社会信心，政客们继续启动宽松货币政策，进行政府救市，为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重新进行“国有化”。但这并不能解决结构性的矛盾，反而导致政府财政支出的急剧膨胀，带来政府债务危机。
2011年，欧美债务危机成为贯穿整年的头号世界经济难题，美国主权债务等级被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下调，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债务危机深重，整个欧洲经济一片低迷。
经济萧条也使得高福利国家的弊病显现出来，懒惰的欧洲人要为此付出代价，可他们选择了罢工和骚乱。美国人则大印钞票，进行全球性的通胀输出。整个欧美发达经济体变得保守起来，为了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他们正在维护他们曾经极力反对的贸易保护主义。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去杠杆化，削减政府债务，去高福利，调整制造业结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经济危机何时能够过去，现在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相对于中国极有限度开放的金融体系而言，经济危机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来自于那些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欧盟和美国分别是中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制造业高度依赖于这些国家的居民消费。
对出口贸易的恐慌，导致中国政府在2008年出台了4万亿的救市计划。但这些巨量的财政资金和银行货币并没有投向出口贸易，而是大量地投向了基础建设项目，铁路、公路和基建，为了“扩大内需”。
在一拥而上的项目争夺战中，中国政经体制的弊病大发作，不考虑投入和产出比的大项目、大工程纷纷上马，政府大包大揽式的投资模式再一次得以固化。也因此，相对于欧美国家的政府债务危机，2011年，中国迎来了地方政府债务的严重危机。
“高铁大跃进”之后，截至2011年9月末，铁道部负债合计为2.23万亿元；最保守估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余额共4.97万亿元。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成为随时可能会引爆中国“次贷危机”的一个定时炸弹。
为救市而实施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通货膨胀，自2010年来，中国进入全面通胀时期，从“豆你玩”、“蒜你狠”到2011年的猪肉、鸡蛋等轮番而涨，整年CPI在高位运行，在今年7月达到高峰的6.5%，商品房价格也在整体通胀形势中不断飙升。
2010年下半年，中国央行为纠正之前宽松货币政策错误，控制通货膨胀，转向紧缩政策，回收流动性，不惜在2011年采用了各种行政管制手段，包括限贷、限购、限价。这一年，政府出台了史上最为严厉的房地产限购令，对投资需求进行严格控制，并先后约谈各类型企业，要求产品不得涨价。
某种程度上，这些行政行为扭曲了商品市场的价格信号，实质是政府之过由市场来承担，这是市场机制的倒退。
市场机制的倒退
当失业人群和持保守思想的人走上街头。“占领华尔街”之时，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再度喧嚣。但这样的争论并没有太多新意，支持华尔街与反对华尔街的人们在纠缠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歧时，却面临着一个模糊的命题：今日这些问题到底是政府权力扩张造成的，还是万恶的自由资本扩张所造成的？
正所谓“没有人会喊着‘自由主义万岁’的口号就义”，人们认知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那些“自私”的生活感受。是的，或许并没有一种万能的制度能够解决这个复杂世界里所发生的问题，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虽然早已被证明失败，但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论说也仍存在诸多假设。
在中国，当某些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模式”时，从现实和逻辑的层面，却无法总结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一似是而非的概念如果指向的是集权和计划，无疑和现实南辕北辙。
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是某些领域的开放和改革带来的积极改变，一方面是在某些领域里行政垄断和国有企业垄断造成的低效、腐败和不公平，看到的是个人财产被无端地侵害和掠夺，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劣，整个国家的创新并没有得到更大的释放。
2011年，并没有出现人们期待的以危机促变革的动力，在某些领域还正在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情况。比如，救市资金并没有投向可能引发中国经济危机的制造业，大部分却投向了那些同时生产着大量无效GDP数字和有利于官员个人权力寻租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政府强力推动和规划的新能源产业，正面临着泡沫的破灭。
在救市资金的分配上，这些信贷资金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部门，比如铁道部和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手握巨额资金在相关领域里攻城略地，进行大肆的收购，地方国企和民企也纷纷傍央企，以寻求政策与资金上的庇护，出现“国进民退”现象的反复。
大量的信贷资金涌进了房地产领域，炒房成风，房价飙升，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加重。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看，这些资金大量地用于炒房炒股，造成了企业家精神的丧失和弱化，助长了获利者的贪婪和懒惰。在社会层面上，它加剧了贫富差距，导致暴力拆迁、征地事件不断，高房价导致民怨沸腾，引发了社会动荡。
大热之后的大冷，中央人民银行不断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准不加息的货币操作方式再次加剧了资金分配上的不公平——这即是在扩张时期，国企和国有部门获利最大，在收缩时期，受伤害最大的也就是民营企业和长期在银行信贷上杯水车薪的中小企业。
2011年，中小企业的倒闭潮比往年更甚，这并非如官方所宣称的是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自然淘汰现象，而是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动具有莫大的关系。外需的下滑，投资热情的下降，货币和财税政策的不公平，共同造成了这种“倒闭潮”现象。
在紧缩政策的压力之下，商业银行放贷数量减少，导致民间借贷比往年更高涨，2011年可以称之为“全民借贷年”，信托、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民间借贷、委托贷款、地下钱庄、网络借贷等影子银行大行其道。
在这其中，手握国有商业银行系统信贷资源的国有企业、公务员、信贷机构人员纷纷从事高利贷，成为隐性的“放贷机构”，进一步扭曲了金融权力网络，加大金融行业的权力寻租行为。
信贷资金大量地投向了获利更快更方便的房地产业，但在房地产调控令的严格限制下，房产投资渠道被压缩，高风险高回报的游戏玩不转了，造成民间信贷的断裂，引发了“跑路潮”。2011年，“金主”逃逸的现象在浙江、江苏、天津、内蒙等地都有发生，尤以炒房和投资煤矿为主的浙江温州、内蒙古鄂尔多斯为甚，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
竞争环境的恶化，对身份和财产的不安全感，也导致部分富人采取了移民的“跑路”方式。
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在面临着困难的选择，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环保和人工成本的提高是大势所趋，低福利保障或零福利保障的状况在整个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下已然难以为续，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转型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非自由竞争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新的商业文明仍然没有建立。受权力的制约，又主动向权力靠拢，形成了权贵资本的溃乱，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从“温州模式”到“温州跑路潮”，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民间实业精神的弱化。
权贵资本主义成了中国社会最为人诟病的现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矛盾引向了对自由主义的不满。与西方新自由主义走到今天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同，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权力从未退出过市场，时至今日已触抵了最为坚硬的堡垒。
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成长是因为形成了政府退出市场，进行权力与市场划界这样的改革开放共识的话，在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动弹的当下，改革共识从政府到民间，都已出现了破裂。
这就是混乱与困顿的2011年。明天，会更好吗？
90多个 老板负债出走
一直神话般传奇的温州经济模式，由于今年年初以来90多个老板负债出走，遭到质疑。
9月初，有媒体爆出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高利贷导致资金链断裂而出逃美国，出逃时债务总额达20多亿元。知情人士透露，其中8亿为银行贷款，月利息500多万，其余12亿则为民间高利贷，月利息高达2000多万。温州近九成家庭被指卷入高利贷。人行温州中心支行统计，今年1-3月份，温州民间借贷平均月利率环比分别提高0.649、0.253、0.306个千分点。3月份比年初高出1.208个千分点，达到15.381‰（相当于年化利率18.46%），再创温州实行民间借贷利率监测以来的历史新高。“在实业领域，很少有生意能达到这种利润率。”某皮革化工领域的企业主说。
在政府干预下，截至10月底，前期出走的企业主有15人回到了温州或恢复了联系，部分企业已重新恢复生产。
每一次危机发生的背后都必然是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上诸多矛盾的长期积累，随经济萧条相伴而来的，则是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面临的信仰危机。旧体系在坍塌，新体系仍未建立或成型，这样的时期注定充满浮躁、困顿和迷茫，人们满腹狐疑。
2011年的世界经济，正处于这样的一个时期。
从美国华尔街蔓延开来的经济危机非但没有出现结束的曙光，反而在政府债务危机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欧美的政客们互相扯皮，工人罢工、社会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一而足。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手握3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被焦头烂额的西方政客们吹捧为“救世主”，成为座上宾。
3年前，为了应对那场危机，中国政府贸然祭出的4万亿救市计划正在暴露出其极其负面的效果，通货膨胀高企，资产泡沫飙升，民众财富缩水，民企资金链紧张，资源分配格局被进一步扭曲。
2011年，这是我们眼中真实的中国，一个分裂和矛盾的中国，一个繁荣泡沫中酝酿着巨大危机的中国。
一错再错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者总企图在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时快速烫平周期，保持持续的增长。然而在事实上，经济问题总是两难，繁荣时期政府权力的扩张为下一个萧条埋入错误的种子，而为了弥补错误，他们不惜以更大的错误行为去进行掩盖和矫正，结果便是错误的累积，直至积重难返，引发政治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2011年的世界正在为这样的错误埋单。
2008年的经济危机不仅仅是贪婪的金融家们过度使用高杠杆的财务运作制造的金融体系信用破产，更是不受宪政约束的政府货币发行权和举债权犯下的严重错误。
当这样的泡沫繁荣难以维持时，矛盾便显现无遗。泡沫破灭导致经济萧条，为挽救经济和社会信心，政客们继续启动宽松货币政策，进行政府救市，为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重新进行“国有化”。但这并不能解决结构性的矛盾，反而导致政府财政支出的急剧膨胀，带来政府债务危机。
2011年，欧美债务危机成为贯穿整年的头号世界经济难题，美国主权债务等级被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下调，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债务危机深重，整个欧洲经济一片低迷。
经济萧条也使得高福利国家的弊病显现出来，懒惰的欧洲人要为此付出代价，可他们选择了罢工和骚乱。美国人则大印钞票，进行全球性的通胀输出。整个欧美发达经济体变得保守起来，为了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他们正在维护他们曾经极力反对的贸易保护主义。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去杠杆化，削减政府债务，去高福利，调整制造业结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经济危机何时能够过去，现在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相对于中国极有限度开放的金融体系而言，经济危机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来自于那些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欧盟和美国分别是中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制造业高度依赖于这些国家的居民消费。
对出口贸易的恐慌，导致中国政府在2008年出台了4万亿的救市计划。但这些巨量的财政资金和银行货币并没有投向出口贸易，而是大量地投向了基础建设项目，铁路、公路和基建，为了“扩大内需”。
在一拥而上的项目争夺战中，中国政经体制的弊病大发作，不考虑投入和产出比的大项目、大工程纷纷上马，政府大包大揽式的投资模式再一次得以固化。也因此，相对于欧美国家的政府债务危机，2011年，中国迎来了地方政府债务的严重危机。
“高铁大跃进”之后，截至2011年9月末，铁道部负债合计为2.23万亿元；最保守估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余额共4.97万亿元。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成为随时可能会引爆中国“次贷危机”的一个定时炸弹。
为救市而实施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通货膨胀，自2010年来，中国进入全面通胀时期，从“豆你玩”、“蒜你狠”到2011年的猪肉、鸡蛋等轮番而涨，整年CPI在高位运行，在今年7月达到高峰的6.5%，商品房价格也在整体通胀形势中不断飙升。
2010年下半年，中国央行为纠正之前宽松货币政策错误，控制通货膨胀，转向紧缩政策，回收流动性，不惜在2011年采用了各种行政管制手段，包括限贷、限购、限价。这一年，政府出台了史上最为严厉的房地产限购令，对投资需求进行严格控制，并先后约谈各类型企业，要求产品不得涨价。
某种程度上，这些行政行为扭曲了商品市场的价格信号，实质是政府之过由市场来承担，这是市场机制的倒退。
市场机制的倒退
当失业人群和持保守思想的人走上街头。“占领华尔街”之时，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再度喧嚣。但这样的争论并没有太多新意，支持华尔街与反对华尔街的人们在纠缠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歧时，却面临着一个模糊的命题：今日这些问题到底是政府权力扩张造成的，还是万恶的自由资本扩张所造成的？
正所谓“没有人会喊着‘自由主义万岁’的口号就义”，人们认知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那些“自私”的生活感受。是的，或许并没有一种万能的制度能够解决这个复杂世界里所发生的问题，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虽然早已被证明失败，但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论说也仍存在诸多假设。
在中国，当某些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模式”时，从现实和逻辑的层面，却无法总结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一似是而非的概念如果指向的是集权和计划，无疑和现实南辕北辙。
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是某些领域的开放和改革带来的积极改变，一方面是在某些领域里行政垄断和国有企业垄断造成的低效、腐败和不公平，看到的是个人财产被无端地侵害和掠夺，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劣，整个国家的创新并没有得到更大的释放。
2011年，并没有出现人们期待的以危机促变革的动力，在某些领域还正在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情况。比如，救市资金并没有投向可能引发中国经济危机的制造业，大部分却投向了那些同时生产着大量无效GDP数字和有利于官员个人权力寻租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政府强力推动和规划的新能源产业，正面临着泡沫的破灭。
在救市资金的分配上，这些信贷资金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部门，比如铁道部和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手握巨额资金在相关领域里攻城略地，进行大肆的收购，地方国企和民企也纷纷傍央企，以寻求政策与资金上的庇护，出现“国进民退”现象的反复。
大量的信贷资金涌进了房地产领域，炒房成风，房价飙升，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加重。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看，这些资金大量地用于炒房炒股，造成了企业家精神的丧失和弱化，助长了获利者的贪婪和懒惰。在社会层面上，它加剧了贫富差距，导致暴力拆迁、征地事件不断，高房价导致民怨沸腾，引发了社会动荡。
大热之后的大冷，中央人民银行不断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准不加息的货币操作方式再次加剧了资金分配上的不公平——这即是在扩张时期，国企和国有部门获利最大，在收缩时期，受伤害最大的也就是民营企业和长期在银行信贷上杯水车薪的中小企业。
2011年，中小企业的倒闭潮比往年更甚，这并非如官方所宣称的是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自然淘汰现象，而是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动具有莫大的关系。外需的下滑，投资热情的下降，货币和财税政策的不公平，共同造成了这种“倒闭潮”现象。
在紧缩政策的压力之下，商业银行放贷数量减少，导致民间借贷比往年更高涨，2011年可以称之为“全民借贷年”，信托、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民间借贷、委托贷款、地下钱庄、网络借贷等影子银行大行其道。
在这其中，手握国有商业银行系统信贷资源的国有企业、公务员、信贷机构人员纷纷从事高利贷，成为隐性的“放贷机构”，进一步扭曲了金融权力网络，加大金融行业的权力寻租行为。
信贷资金大量地投向了获利更快更方便的房地产业，但在房地产调控令的严格限制下，房产投资渠道被压缩，高风险高回报的游戏玩不转了，造成民间信贷的断裂，引发了“跑路潮”。2011年，“金主”逃逸的现象在浙江、江苏、天津、内蒙等地都有发生，尤以炒房和投资煤矿为主的浙江温州、内蒙古鄂尔多斯为甚，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
竞争环境的恶化，对身份和财产的不安全感，也导致部分富人采取了移民的“跑路”方式。
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在面临着困难的选择，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环保和人工成本的提高是大势所趋，低福利保障或零福利保障的状况在整个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下已然难以为续，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转型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非自由竞争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新的商业文明仍然没有建立。受权力的制约，又主动向权力靠拢，形成了权贵资本的溃乱，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从“温州模式”到“温州跑路潮”，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民间实业精神的弱化。
权贵资本主义成了中国社会最为人诟病的现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矛盾引向了对自由主义的不满。与西方新自由主义走到今天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同，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权力从未退出过市场，时至今日已触抵了最为坚硬的堡垒。
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成长是因为形成了政府退出市场，进行权力与市场划界这样的改革开放共识的话，在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动弹的当下，改革共识从政府到民间，都已出现了破裂。
这就是混乱与困顿的2011年。明天，会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