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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以国际经济组织为依托的世界经济全球化
目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1958年初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全球化性质的经济组织，此后，该组织不断扩大，并改称“欧洲联盟”(EU)。到2008年5月，全球已成立了24个区域性经济组织和区域性贸易集团，参加的国家达到140多个。
经济全球化以生产、资本、技术等要素向全球扩张为突出特点，它打破了世界垂直分工的模式，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组合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随着目前网络和新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国际分工更加细化，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以地区开发为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早在1961年美国就颁布了《区域再开发法》，1965年又颁布了《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和《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法》等，划定“区域经济开发区”。在投资方向上，从最贫困地区的“扶贫式开发”转到“最有潜力地区”的“带动式”开发。如英国的区域开发始于“带病区域”的改造，法国则始于“危急区”(critical zone)的优先规划。法国于1966年在全国设立了8座“平衡大都市”，形成“地区增长极”，将全国划分为九大经济区，以抑制巴黎为中心的中央地区的过度膨胀，并最终形成多个一体化经济区。德国于1969年10月颁布《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1990年东西德统一后把对东部5个“区域经济促进区”的“增长中心”作为区域经济政策的重点，使区域一体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
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前的“均衡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50年代中期发展成主流思想的“非均衡理论”的重大转变，区域发展理论也从注重区域平衡到促进有潜力区域的极化增长转变。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成为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必然选择，这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回避的现实。区域一体化经历了仅仅由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纯经济要素的跨地域流动和汇集阶段，到生产要素流动、汇聚与制度创新的综合发展阶段，即制度区域一体化(institutionalization)。目前，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处于由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转变时期，地域壁垒、行政管制、结构性障碍(structural impediments)是目前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超越这些壁垒、障碍，进行区域生产要素和制度的整合，成为区域一体化继续深化的当务之急。
二、制度环境下的人力资源区域流动与户籍改革
(一)严格户籍制度下的人力资源区域流动
1 群众性政治运动起主导作用的人力资源流动：1950-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人力资源区域流动带有明显的政治运动及政策性烙印，人力资源的流向和流量严格受国家政策特别是多次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影响。“大跃进”使人口大批流入城镇，三年自然灾害又迫使其“遣返式”回流至乡村，及此后的“上山下乡”和“知青返城”运动，形成两股方向相反的人力资源洪流。这些运动持续了20多年，共形成了1800万人城乡大迁移，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事实上，1958年后，除政策性的人力资源调动外，自发的经济性流动近乎“固化”，城市人口数量也绝对减少。
2 势头不减的人力资源全线转移：1978至今。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与人口迁移制度及调控措施的变化，人力资源流动的规模迅速扩大，流向也发生了逆转。由延续数百年的向北、向西自然资源富集区、边疆地区、人口稀疏地区的迁移，转变为向东部沿海地区、或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以“候鸟式”迁徙为主的“民工潮”及各种专业人才流。如1995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8000万，到2000年流动人口总量降为7876万，但跨省流动有较大增长。2005年后，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人力资源流动总量又出现回升势头。
(二)制约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严格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此后对我国人力资源流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58年前出台的多项户籍管理制度，主要以区分个人身份实施登记管理为目的，户口与实物供应和分配的联系不是很紧密，人口可以自由迁徙。但是，自1958年1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后，人口迁移就受到严格控制。1961年6月《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销量的九条办法》的发布，要求3年内城镇人口必须减少2000万以上，1961年内必须减少1000万，此后大量城镇人口迁往农村。
1978年改革开放后，政府对户籍制度进行了“微调”，户籍制度控制越来越松动。1984年10月，政府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符合条件的城镇务工经商人员可办理“自理口粮户口”。到1992年以后。很多地方出台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方案，如实行“蓝印户口”、“绿皮户口”等。1998年6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提出“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另一个转折点，此后并设立了“小城镇户口”。2009年，户籍制度又进行了新的改革，有的地方开始实行“准入制”，如上海采用评分制，它为户籍全面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因此，改革的总方向是逐步弱化户籍制度的作用，并最终达到人口自由迁徙和人力资源的完全市场配置。
三、行政区经济与人力资源市场的“区域分割”
(一)“条块”分割的行政区经济
我国现阶段的区域经济仍然是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行政区经济”，完全按市场规律运行的“经济区经济”还远未形成。在行政区经济的影响下，各级地方政府为追求辖区内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控制本地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而采取地方保护，加剧市场分割、地区封锁，形成区界分明的省域经济、市域经济、县域经济，甚至乡(镇)域经济等地方经济特性。行政管理中表现为各自为政的重复建设、重复布局、相互设卡、分割、区内外区别对待、生态环境分立分治等。由于地方政府的强烈干预，使竞争极不公平，外地经济主体难以渗入，影响本地经济的发展与规模经济的形成，也严重制约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带动作用。市场经济已深入人心，以市场为导向、开放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拆除“围墙”、共同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区域人力资源整合的首要条件。
(二)依然断裂与分割的人力资源市场
我国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到现在已10余年，但市场经济仍然很不成熟，人力资源市场断裂与 分割仍然很严重。在城乡“二元分割”的同时，城市内部也形成断裂：一是城市内部正规部门。知识技能要求较高，保障健全；二是基本由城市户籍人口从事的非正规部门，要求与待遇均低于正规部门，有一定的保障；三是进城民工从事的非正规就业，以苦、脏、累行业为主，基本没有保障。人力资源素质的差异是形成断裂与分割的主要原因，而体制是加剧甚至是直接形成分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越到上层，分割得越厉害。同时，城市的户籍及劳动就业制度极大地阻碍了农村外地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如很多城市人为限定有的工种外地劳动力不能进入。
四、区域人力资源优化整合的挑战与新要求
(一)区域分工的深化与产业集群的形成，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源配置
区域产业分工的细化使区域产业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进而形成“产业集群”。它们不仅仅为了降低成本而集聚在一起，更多的是为了知识、信息、文化环境、信任关系及共同的价值观等非物质因素而集聚，以创新为活力，互利互惠，共同促进。
产业集群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要求相应提高，它重视人力资源梯队建设，要求具有更强的创新性、综合性与自我学习能力。这就必须根据区域分工与产业集群发展的一般规律，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促进产业、经济与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
(二)人力资源结构“断裂”与“堆积”导致的严重浪费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到1993年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开始凸显。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就业结构的不合理，进而影响了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与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偏低，导致中下层次人力资源出现大量“堆积”。据“五普”抽样数据。15-65岁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占80.8％，大专以上占4.84％，特别是研究生只占0.09％。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调整，产业结构已逐渐转型，对技术、知识工人数量要求越来越大，使低层次人力资源出现明显的“堆积”现象。在人力资源利用方面则存在“重引进、轻利用”、“舍近求远”、“非洋不用”等问题，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三)人力资源优化的新要求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给地区、企业带来新机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我国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加入WTO，这不仅意味着此后国内生产和市场竞争将越来越激烈，而且意味着人才竞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各项制度必须与国际惯例接轨，人力资源将完全按照市场化配置。然而，“中国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受冲击最大的是行政管理体制，它所推动的改革是根本性的。这就要求区域间必须拆除各种壁垒，打破地区封锁与部门垄断，本着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的方式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现人力资源最优配置。
(一)以国际经济组织为依托的世界经济全球化
目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1958年初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全球化性质的经济组织，此后，该组织不断扩大，并改称“欧洲联盟”(EU)。到2008年5月，全球已成立了24个区域性经济组织和区域性贸易集团，参加的国家达到140多个。
经济全球化以生产、资本、技术等要素向全球扩张为突出特点，它打破了世界垂直分工的模式，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组合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随着目前网络和新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国际分工更加细化，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以地区开发为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早在1961年美国就颁布了《区域再开发法》，1965年又颁布了《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和《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法》等，划定“区域经济开发区”。在投资方向上，从最贫困地区的“扶贫式开发”转到“最有潜力地区”的“带动式”开发。如英国的区域开发始于“带病区域”的改造，法国则始于“危急区”(critical zone)的优先规划。法国于1966年在全国设立了8座“平衡大都市”，形成“地区增长极”，将全国划分为九大经济区，以抑制巴黎为中心的中央地区的过度膨胀，并最终形成多个一体化经济区。德国于1969年10月颁布《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1990年东西德统一后把对东部5个“区域经济促进区”的“增长中心”作为区域经济政策的重点，使区域一体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
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前的“均衡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50年代中期发展成主流思想的“非均衡理论”的重大转变，区域发展理论也从注重区域平衡到促进有潜力区域的极化增长转变。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成为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必然选择，这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回避的现实。区域一体化经历了仅仅由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纯经济要素的跨地域流动和汇集阶段，到生产要素流动、汇聚与制度创新的综合发展阶段，即制度区域一体化(institutionalization)。目前，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处于由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转变时期，地域壁垒、行政管制、结构性障碍(structural impediments)是目前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超越这些壁垒、障碍，进行区域生产要素和制度的整合，成为区域一体化继续深化的当务之急。
二、制度环境下的人力资源区域流动与户籍改革
(一)严格户籍制度下的人力资源区域流动
1 群众性政治运动起主导作用的人力资源流动：1950-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人力资源区域流动带有明显的政治运动及政策性烙印，人力资源的流向和流量严格受国家政策特别是多次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影响。“大跃进”使人口大批流入城镇，三年自然灾害又迫使其“遣返式”回流至乡村，及此后的“上山下乡”和“知青返城”运动，形成两股方向相反的人力资源洪流。这些运动持续了20多年，共形成了1800万人城乡大迁移，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事实上，1958年后，除政策性的人力资源调动外，自发的经济性流动近乎“固化”，城市人口数量也绝对减少。
2 势头不减的人力资源全线转移：1978至今。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与人口迁移制度及调控措施的变化，人力资源流动的规模迅速扩大，流向也发生了逆转。由延续数百年的向北、向西自然资源富集区、边疆地区、人口稀疏地区的迁移，转变为向东部沿海地区、或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以“候鸟式”迁徙为主的“民工潮”及各种专业人才流。如1995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8000万，到2000年流动人口总量降为7876万，但跨省流动有较大增长。2005年后，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人力资源流动总量又出现回升势头。
(二)制约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严格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此后对我国人力资源流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58年前出台的多项户籍管理制度，主要以区分个人身份实施登记管理为目的，户口与实物供应和分配的联系不是很紧密，人口可以自由迁徙。但是，自1958年1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后，人口迁移就受到严格控制。1961年6月《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销量的九条办法》的发布，要求3年内城镇人口必须减少2000万以上，1961年内必须减少1000万，此后大量城镇人口迁往农村。
1978年改革开放后，政府对户籍制度进行了“微调”，户籍制度控制越来越松动。1984年10月，政府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符合条件的城镇务工经商人员可办理“自理口粮户口”。到1992年以后。很多地方出台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方案，如实行“蓝印户口”、“绿皮户口”等。1998年6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提出“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另一个转折点，此后并设立了“小城镇户口”。2009年，户籍制度又进行了新的改革，有的地方开始实行“准入制”，如上海采用评分制，它为户籍全面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因此，改革的总方向是逐步弱化户籍制度的作用，并最终达到人口自由迁徙和人力资源的完全市场配置。
三、行政区经济与人力资源市场的“区域分割”
(一)“条块”分割的行政区经济
我国现阶段的区域经济仍然是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行政区经济”，完全按市场规律运行的“经济区经济”还远未形成。在行政区经济的影响下，各级地方政府为追求辖区内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控制本地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而采取地方保护，加剧市场分割、地区封锁，形成区界分明的省域经济、市域经济、县域经济，甚至乡(镇)域经济等地方经济特性。行政管理中表现为各自为政的重复建设、重复布局、相互设卡、分割、区内外区别对待、生态环境分立分治等。由于地方政府的强烈干预，使竞争极不公平，外地经济主体难以渗入，影响本地经济的发展与规模经济的形成，也严重制约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带动作用。市场经济已深入人心，以市场为导向、开放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拆除“围墙”、共同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区域人力资源整合的首要条件。
(二)依然断裂与分割的人力资源市场
我国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到现在已10余年，但市场经济仍然很不成熟，人力资源市场断裂与 分割仍然很严重。在城乡“二元分割”的同时，城市内部也形成断裂：一是城市内部正规部门。知识技能要求较高，保障健全；二是基本由城市户籍人口从事的非正规部门，要求与待遇均低于正规部门，有一定的保障；三是进城民工从事的非正规就业，以苦、脏、累行业为主，基本没有保障。人力资源素质的差异是形成断裂与分割的主要原因，而体制是加剧甚至是直接形成分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越到上层，分割得越厉害。同时，城市的户籍及劳动就业制度极大地阻碍了农村外地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如很多城市人为限定有的工种外地劳动力不能进入。
四、区域人力资源优化整合的挑战与新要求
(一)区域分工的深化与产业集群的形成，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源配置
区域产业分工的细化使区域产业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进而形成“产业集群”。它们不仅仅为了降低成本而集聚在一起，更多的是为了知识、信息、文化环境、信任关系及共同的价值观等非物质因素而集聚，以创新为活力，互利互惠，共同促进。
产业集群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要求相应提高，它重视人力资源梯队建设，要求具有更强的创新性、综合性与自我学习能力。这就必须根据区域分工与产业集群发展的一般规律，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促进产业、经济与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
(二)人力资源结构“断裂”与“堆积”导致的严重浪费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到1993年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开始凸显。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就业结构的不合理，进而影响了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与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偏低，导致中下层次人力资源出现大量“堆积”。据“五普”抽样数据。15-65岁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占80.8％，大专以上占4.84％，特别是研究生只占0.09％。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调整，产业结构已逐渐转型，对技术、知识工人数量要求越来越大，使低层次人力资源出现明显的“堆积”现象。在人力资源利用方面则存在“重引进、轻利用”、“舍近求远”、“非洋不用”等问题，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三)人力资源优化的新要求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给地区、企业带来新机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我国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加入WTO，这不仅意味着此后国内生产和市场竞争将越来越激烈，而且意味着人才竞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各项制度必须与国际惯例接轨，人力资源将完全按照市场化配置。然而，“中国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受冲击最大的是行政管理体制，它所推动的改革是根本性的。这就要求区域间必须拆除各种壁垒，打破地区封锁与部门垄断，本着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的方式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现人力资源最优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