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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梦探寻路漫漫
柳士英，祖籍江苏省苏州市。1893年11月11日生于上海。幼年丧父，家贫，母亲以缫丝养家糊口。8岁就读于苏州慈善堂附设小学，14岁离家投考南京陆军小学，后升入陆军中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柳士英随兄柳伯英（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任齐鲁总司令）参加革命军苏州先锋营，光复苏州。随后，柳士英任北伐先遣团先锋营营长，领兵参加攻打南京，驱逐张勋。后调上海率学生军200余人北上青岛与山东实力派作斗争。1912年随兄逃亡日本，改名飞雄，在预备学校学习一年后，考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系。
五四运动期间，柳士英参加留日学生代表团，回国请愿，在上海主办《救国日报》，组织学生罢课，后重返日本。此时，他认为：从军救不了中国，因为在军阀混战时期，军队是军阀们争权夺利的工具。从此以后，他发誓“一不从军，二不革命，三不问政治”，更不参加党派活动，他决定专攻建筑学，将来报效祖国和人民。
1920年，柳士英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回上海任日华纱厂建厂监工员，一年后转东亚公司，任建筑技师，再转冈野建筑师事务所，任设计师。为了突破帝国主义洋行势力的垄断控制，1922年，柳士英脱离冈野建筑师事务所，与留日同学刘敦桢、王克生、朱士杰等在上海创建华海建筑师事务所，自任主任建筑师，独立自营建筑设计业务。该所成为第一所中国人经营的建筑师事务所，树起了中国建筑师的旗帜。
1923年，随着社会对建筑业的需要，柳士英意识到兴办建筑教育之重要性。他说：“我国人口多，幅员辽阔，多少城市园林需要规划建设，工作复杂而又繁重，非培养自己的建筑人才不可。”于是，他与留日同学刘敦桢、朱士杰、苏淼等发起并主持创办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自任建筑科主任，并担任建筑营造、建筑设计、建筑历史等课程的教学。这是我国最早开办的建筑专科之一，成为著名的东南大学建筑系前身，在我国建筑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柳士英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主张教学与创作并重。他勤奋创作，笔耕不辍，深入实践，力求创新。30岁的柳士英积极开拓江南业务，短短几年中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芜湖等地设计建造了一批当时水平很高的新建筑，如上海同兴纱厂，杭州武林造纸厂；苏州高等工业学校教学楼；南京大高俱乐部；芜湖中国银行等。
1928年苏州建市，柳士英被委任为苏州市政工程筹备处总工程师。后任苏州市工务局局长，主持城市规划和建设。
1930年，柳士英离开苏州来到上海重理华海建筑事务所业务，兼任上海大厦大学、中华职业学校等校教授建筑课程。此间，柳士英创建了上海中华学艺社。1931年，柳士英出席东亚学术协会会议，除与同行们交流经验外，他提出建筑师应重视公共建筑，应该为大众服务。
土木重兴芙蓉国
1934年，放弃在上海、苏州、南京任教的优越条件和待遇，柳士英受聘赴湘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创设建筑组，为湖南现代建筑教育之始。
柳士英来湘执教，对湖大土木系及建筑组，对湖南省的建筑教育，均开辟了新阶段。他曾先后兼任长沙楚怡工业学校、公输学校、湖南省立克强学院的教学工作。其中楚怡工业学校创建于1906年，1914年设工业部土木科，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有柳士英与湖大一批教授任教，形成了该校的全盛时期，享誉全国。公输学校1930年正式建校，由于柳士英等人的义务执教，使之成为湖南著名的土建学校。这期间，柳士英还承担了校内外多处建筑设计任务，其主要代表作有长沙的上海银行长沙分行、洪江的中中交农四行金库及住宅、在四川秀山的交通银行等。他的设计突破了当时湖南流行的西方古典形式，带来了建筑的新风。
长沙经历“文夕大火”和四次会战后，焦土瓦砾，满目疮痍。柳士英自己在长沙苦心经营的多少设计杰作已化为灰烬，他感到痛心疾首。抗战期间，柳士英全家迁居辰溪。他肩负沉重的家庭负担，仍坚持教学岗位，过着清贫的教学生活。在消息闭塞的辰溪，他意外的得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小册子。认真阅读后，他深信抗战必胜，国家必将复兴，并谆谆告诫子女及学生，务必以民族国家为重，不要为一时困难所吓倒，更不要羡慕“发国难财”，不要做对不起国家和子孙后代的事。他主要的时间是上课教书，建筑设计是业余的，从不收取报酬。在辰溪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了让师生有栖身之所，学生能照常读书，他设计了湖大临时校舍。
1945年8月，湖大迁回长沙岳麓山下。柳士英主持全校建筑设计事宜，还承揽了省内外一些较大工程设计业务。他在重建湖大校园时，倾注了大量心血。为适应战后艰苦的生活条件和要求，他设计了一系列简朴经久耐住的建筑作品。他还主持修复曾建于宋代的古典园林建筑——岳麓书院。
1947年以后，柳士英参与筹建湖南克强学院建筑系，并兼任系主任，首创湖南建筑学本科专业。同时他与湖南土建界人士组建迪新建筑公司，担任总工程师，首创湖南具有设计能力的建筑机构，结束了湖南仅有营造厂，只能依赖外人设计的局面。
童颜返真挽春回
1949年9月，柳士英担任湖南大学土木系主任。1951年，他筹建湖南省建筑学会，并任理事长。
1953年，柳士英任中南土木建筑学院院长。他承担了筹建中南土建学院的任务，合并集中了中南和西南地区7所高校的土木、铁道系科师生，在短短5年时间内，团结建校，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和建制工作，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学研究，加强对外交流，培养青年教师，大量招收本、专科学生、调干学生及海外侨生，开创了湖南土建教育的新局面，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建筑专科学院。1958年，中南土建学院改为湖南工学院，他任湖南工学院院长。
1959年，恢复湖南大学，柳士英担任湖南大学副校长。他提出了“全面发展、向学生负责”的要求，并亲自编定讲义，担任建筑设计、建筑构造等本科的教学。1960年，他再创建筑学专业，1962年，担任首批建筑学研究生导师，编著《西洋建筑史》、《建筑制图规范》、《建筑营造学》等。同时他还主持设计了长沙电灯公司、长沙商务印书馆、长沙医院等现代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
柳士英主讲过建筑历史、建筑设计、建筑构造、建筑图案等课程。教学中，他常将自己的外文藏书提供学生参阅。他亲自授课，其启发式的教学、生动的语言、文雅的风度、清晰的板书，令人赞叹。尤其是他随手勾画出的诸多建筑形象和细部特征，给学生以深刻印象。他特别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曾积极创造条件，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实际锻炼和去外校进修提高。他在承担校内外的建筑设计任务和指导研究生工作中，总是吸收青年教师参加，不仅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还鼓励他们提出方案和意见。
柳士英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大师，他继承学习先人的建筑文化遗产，探求创作发展的道路，古今中外，皆他所用。他既强调建筑的发展性、双重性，又强调建筑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他认为：“认清了美的发展性，就能主动把古今中外的建筑为我们的社会服务，对于历史遗产、别国经验，皆能批判吸取，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他认为：“科学与艺术”不可分割，要“把相互矛盾着的因素，辩证地统一在整个的建筑物内”，要“通过技术措施、艺术加工、思想意识的提炼”，“依靠完善的设计和精确的施工来实现”。
1952年，他主持华中工学院建校的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正反映出他建筑发展观，以及正确对待历史遗产和吸收外国经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湖大校园的各种类型建筑创作中，都反映出“科学与艺术”、“时代性与民族性”巧妙结合的特点，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建筑风格。如工程馆所表现的工程技术的美学特征，科学馆加层中尊重保护原建筑的特点。柳士英主持设计的湖大大礼堂和图书馆是两座中国民族形式的大型建筑，体现出千年学府传统的庄重典雅造型。他在建筑设计上既不盲目抄袭，也无“矫揉造作”、“不切实际”。容纳2000人的湖大大礼堂的设计建造，造型典雅，至今仍不失为校园重要标志之一。因此，该礼堂曾受到中南高教部的表扬和推荐。
披上红装出东海
1949年4月，中共湖南省工委以湖南大学为重点开展全省学生运动。湖大地下党积极组织开展迎解活动，其中之一就是成立了民歌舞蹈社。在民歌舞蹈社组织下，全校师生，不论男女老少，尽情唱跳，向旧世界告别，去迎接新世界。面对此情此景，一向“不问政治”的柳士英却称赞说：“你们干得好，这些活动能团结全校师生，使其安定下来，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积蓄这股力量，将来是会有作用的。”他不但支持刚上大学一年级的女儿柳怡春积极参加这些活动，而他自己也参加。
柳士英熟悉湖大的自然环境，更熟悉湖大的社会环境。他虽不过问政治，面目似乎冷峻，但他的心是激荡的，时刻关心时局的变化，他十分清楚湖大地下党组织在省工委领导下组织师生开展的各项活动。
1949年5月，柳士英加入湖大“应变委员会”，和广大进步师生一道投入“反迫害、反破坏、反迁移”的护校活动和反蒋（介石）反白（崇禧）、支持程潜起义的活动。同时参加了《保护湖南大学历史文物及集体安全宣言》的签名，他还就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和古建筑，特别是保护岳麓书院，提出了若干建议。
8月1日，柳士英参加了易鼎新校长为首组织的湖大教授会，积极参加呼吁和平签名，主张避免战祸，誓为程潜主任、陈明仁主席作后盾，力争湖南局部和平实现。
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为迎接解放军进驻长沙，柳士英随湖大500余人的秧歌队抬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由街头到街尾，从城东到城西，轮番在市区进行宣传。
8月20日，柳士英受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之邀，参与调查全市各处公房，帮助接管市内公共房产，解决党政军机关办公用房、干部职工住房及城市贫民住房问题。特别是对蹲踞街头、无容身之所的城市贫民，在军管会的安排下，由他设计组织搭建简易住房，缓解栖身之急。
新中国日新月异，柳士英精神焕发。年近花甲的柳士英在建筑教学和建筑设计等方面均获得较好成绩。他看到新中国成立后短短3年，工农业飞速发展，湖南变了，中国变了，老百姓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他对于新中国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每一次胜利，赞叹不已！他异常兴奋，一改不问政治的观点，主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湖大党委负责人建议他加入民革，发挥他的影响，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共同做好党的统战工作。他听从党的安排，毅然申请加入民革，成为湖南解放后最早加入的民革党员之一。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并积极建言献策，争做党的诤友。此后，他任第一、二届民革湖南省委委员，第三、四、五届民革湖南省委常委，第三届民革中央候补委员，第四届民革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湖南省人大代表和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湖南省政协委员。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
1960年8月，柳士英和民革湖南省委主要领导曹伯闻、方鼎英等赴北京参加全国各民主党派中央举行的“神仙会”，先后聆听了周恩来、陈毅的报告。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中央领导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与会的全体民主党派代表，并合影留念。随后，柳士英便写诗抒发豪情壮志：“七十壮志犹未酬，童颜返真挽春回，从此乘风飞北斗，披上红装出东海。”
柳士英旅湘40多年中，培养了大批土木建筑人才，又亲手设计建造了许多高楼大厦，是我国第一代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可他和他的家人过着俭朴的生活，长期居住在一所简陋的土筑的平房里，从不计较。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清高自洁，不争名利于朝野，居顺境而不骄，遇坎坷而不折。
1973年7月15日，柳士英在长沙逝世，享年80岁。
柳士英，祖籍江苏省苏州市。1893年11月11日生于上海。幼年丧父，家贫，母亲以缫丝养家糊口。8岁就读于苏州慈善堂附设小学，14岁离家投考南京陆军小学，后升入陆军中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柳士英随兄柳伯英（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任齐鲁总司令）参加革命军苏州先锋营，光复苏州。随后，柳士英任北伐先遣团先锋营营长，领兵参加攻打南京，驱逐张勋。后调上海率学生军200余人北上青岛与山东实力派作斗争。1912年随兄逃亡日本，改名飞雄，在预备学校学习一年后，考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系。
五四运动期间，柳士英参加留日学生代表团，回国请愿，在上海主办《救国日报》，组织学生罢课，后重返日本。此时，他认为：从军救不了中国，因为在军阀混战时期，军队是军阀们争权夺利的工具。从此以后，他发誓“一不从军，二不革命，三不问政治”，更不参加党派活动，他决定专攻建筑学，将来报效祖国和人民。
1920年，柳士英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回上海任日华纱厂建厂监工员，一年后转东亚公司，任建筑技师，再转冈野建筑师事务所，任设计师。为了突破帝国主义洋行势力的垄断控制，1922年，柳士英脱离冈野建筑师事务所，与留日同学刘敦桢、王克生、朱士杰等在上海创建华海建筑师事务所，自任主任建筑师，独立自营建筑设计业务。该所成为第一所中国人经营的建筑师事务所，树起了中国建筑师的旗帜。
1923年，随着社会对建筑业的需要，柳士英意识到兴办建筑教育之重要性。他说：“我国人口多，幅员辽阔，多少城市园林需要规划建设，工作复杂而又繁重，非培养自己的建筑人才不可。”于是，他与留日同学刘敦桢、朱士杰、苏淼等发起并主持创办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自任建筑科主任，并担任建筑营造、建筑设计、建筑历史等课程的教学。这是我国最早开办的建筑专科之一，成为著名的东南大学建筑系前身，在我国建筑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柳士英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主张教学与创作并重。他勤奋创作，笔耕不辍，深入实践，力求创新。30岁的柳士英积极开拓江南业务，短短几年中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芜湖等地设计建造了一批当时水平很高的新建筑，如上海同兴纱厂，杭州武林造纸厂；苏州高等工业学校教学楼；南京大高俱乐部；芜湖中国银行等。
1928年苏州建市，柳士英被委任为苏州市政工程筹备处总工程师。后任苏州市工务局局长，主持城市规划和建设。
1930年，柳士英离开苏州来到上海重理华海建筑事务所业务，兼任上海大厦大学、中华职业学校等校教授建筑课程。此间，柳士英创建了上海中华学艺社。1931年，柳士英出席东亚学术协会会议，除与同行们交流经验外，他提出建筑师应重视公共建筑，应该为大众服务。
土木重兴芙蓉国
1934年，放弃在上海、苏州、南京任教的优越条件和待遇，柳士英受聘赴湘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创设建筑组，为湖南现代建筑教育之始。
柳士英来湘执教，对湖大土木系及建筑组，对湖南省的建筑教育，均开辟了新阶段。他曾先后兼任长沙楚怡工业学校、公输学校、湖南省立克强学院的教学工作。其中楚怡工业学校创建于1906年，1914年设工业部土木科，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有柳士英与湖大一批教授任教，形成了该校的全盛时期，享誉全国。公输学校1930年正式建校，由于柳士英等人的义务执教，使之成为湖南著名的土建学校。这期间，柳士英还承担了校内外多处建筑设计任务，其主要代表作有长沙的上海银行长沙分行、洪江的中中交农四行金库及住宅、在四川秀山的交通银行等。他的设计突破了当时湖南流行的西方古典形式，带来了建筑的新风。
长沙经历“文夕大火”和四次会战后，焦土瓦砾，满目疮痍。柳士英自己在长沙苦心经营的多少设计杰作已化为灰烬，他感到痛心疾首。抗战期间，柳士英全家迁居辰溪。他肩负沉重的家庭负担，仍坚持教学岗位，过着清贫的教学生活。在消息闭塞的辰溪，他意外的得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小册子。认真阅读后，他深信抗战必胜，国家必将复兴，并谆谆告诫子女及学生，务必以民族国家为重，不要为一时困难所吓倒，更不要羡慕“发国难财”，不要做对不起国家和子孙后代的事。他主要的时间是上课教书，建筑设计是业余的，从不收取报酬。在辰溪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了让师生有栖身之所，学生能照常读书，他设计了湖大临时校舍。
1945年8月，湖大迁回长沙岳麓山下。柳士英主持全校建筑设计事宜，还承揽了省内外一些较大工程设计业务。他在重建湖大校园时，倾注了大量心血。为适应战后艰苦的生活条件和要求，他设计了一系列简朴经久耐住的建筑作品。他还主持修复曾建于宋代的古典园林建筑——岳麓书院。
1947年以后，柳士英参与筹建湖南克强学院建筑系，并兼任系主任，首创湖南建筑学本科专业。同时他与湖南土建界人士组建迪新建筑公司，担任总工程师，首创湖南具有设计能力的建筑机构，结束了湖南仅有营造厂，只能依赖外人设计的局面。
童颜返真挽春回
1949年9月，柳士英担任湖南大学土木系主任。1951年，他筹建湖南省建筑学会，并任理事长。
1953年，柳士英任中南土木建筑学院院长。他承担了筹建中南土建学院的任务，合并集中了中南和西南地区7所高校的土木、铁道系科师生，在短短5年时间内，团结建校，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和建制工作，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学研究，加强对外交流，培养青年教师，大量招收本、专科学生、调干学生及海外侨生，开创了湖南土建教育的新局面，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建筑专科学院。1958年，中南土建学院改为湖南工学院，他任湖南工学院院长。
1959年，恢复湖南大学，柳士英担任湖南大学副校长。他提出了“全面发展、向学生负责”的要求，并亲自编定讲义，担任建筑设计、建筑构造等本科的教学。1960年，他再创建筑学专业，1962年，担任首批建筑学研究生导师，编著《西洋建筑史》、《建筑制图规范》、《建筑营造学》等。同时他还主持设计了长沙电灯公司、长沙商务印书馆、长沙医院等现代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
柳士英主讲过建筑历史、建筑设计、建筑构造、建筑图案等课程。教学中，他常将自己的外文藏书提供学生参阅。他亲自授课，其启发式的教学、生动的语言、文雅的风度、清晰的板书，令人赞叹。尤其是他随手勾画出的诸多建筑形象和细部特征，给学生以深刻印象。他特别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曾积极创造条件，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实际锻炼和去外校进修提高。他在承担校内外的建筑设计任务和指导研究生工作中，总是吸收青年教师参加，不仅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还鼓励他们提出方案和意见。
柳士英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大师，他继承学习先人的建筑文化遗产，探求创作发展的道路，古今中外，皆他所用。他既强调建筑的发展性、双重性，又强调建筑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他认为：“认清了美的发展性，就能主动把古今中外的建筑为我们的社会服务，对于历史遗产、别国经验，皆能批判吸取，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他认为：“科学与艺术”不可分割，要“把相互矛盾着的因素，辩证地统一在整个的建筑物内”，要“通过技术措施、艺术加工、思想意识的提炼”，“依靠完善的设计和精确的施工来实现”。
1952年，他主持华中工学院建校的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正反映出他建筑发展观，以及正确对待历史遗产和吸收外国经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湖大校园的各种类型建筑创作中，都反映出“科学与艺术”、“时代性与民族性”巧妙结合的特点，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建筑风格。如工程馆所表现的工程技术的美学特征，科学馆加层中尊重保护原建筑的特点。柳士英主持设计的湖大大礼堂和图书馆是两座中国民族形式的大型建筑，体现出千年学府传统的庄重典雅造型。他在建筑设计上既不盲目抄袭，也无“矫揉造作”、“不切实际”。容纳2000人的湖大大礼堂的设计建造，造型典雅，至今仍不失为校园重要标志之一。因此，该礼堂曾受到中南高教部的表扬和推荐。
披上红装出东海
1949年4月，中共湖南省工委以湖南大学为重点开展全省学生运动。湖大地下党积极组织开展迎解活动，其中之一就是成立了民歌舞蹈社。在民歌舞蹈社组织下，全校师生，不论男女老少，尽情唱跳，向旧世界告别，去迎接新世界。面对此情此景，一向“不问政治”的柳士英却称赞说：“你们干得好，这些活动能团结全校师生，使其安定下来，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积蓄这股力量，将来是会有作用的。”他不但支持刚上大学一年级的女儿柳怡春积极参加这些活动，而他自己也参加。
柳士英熟悉湖大的自然环境，更熟悉湖大的社会环境。他虽不过问政治，面目似乎冷峻，但他的心是激荡的，时刻关心时局的变化，他十分清楚湖大地下党组织在省工委领导下组织师生开展的各项活动。
1949年5月，柳士英加入湖大“应变委员会”，和广大进步师生一道投入“反迫害、反破坏、反迁移”的护校活动和反蒋（介石）反白（崇禧）、支持程潜起义的活动。同时参加了《保护湖南大学历史文物及集体安全宣言》的签名，他还就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和古建筑，特别是保护岳麓书院，提出了若干建议。
8月1日，柳士英参加了易鼎新校长为首组织的湖大教授会，积极参加呼吁和平签名，主张避免战祸，誓为程潜主任、陈明仁主席作后盾，力争湖南局部和平实现。
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为迎接解放军进驻长沙，柳士英随湖大500余人的秧歌队抬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由街头到街尾，从城东到城西，轮番在市区进行宣传。
8月20日，柳士英受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之邀，参与调查全市各处公房，帮助接管市内公共房产，解决党政军机关办公用房、干部职工住房及城市贫民住房问题。特别是对蹲踞街头、无容身之所的城市贫民，在军管会的安排下，由他设计组织搭建简易住房，缓解栖身之急。
新中国日新月异，柳士英精神焕发。年近花甲的柳士英在建筑教学和建筑设计等方面均获得较好成绩。他看到新中国成立后短短3年，工农业飞速发展，湖南变了，中国变了，老百姓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他对于新中国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每一次胜利，赞叹不已！他异常兴奋，一改不问政治的观点，主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湖大党委负责人建议他加入民革，发挥他的影响，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共同做好党的统战工作。他听从党的安排，毅然申请加入民革，成为湖南解放后最早加入的民革党员之一。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并积极建言献策，争做党的诤友。此后，他任第一、二届民革湖南省委委员，第三、四、五届民革湖南省委常委，第三届民革中央候补委员，第四届民革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湖南省人大代表和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湖南省政协委员。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
1960年8月，柳士英和民革湖南省委主要领导曹伯闻、方鼎英等赴北京参加全国各民主党派中央举行的“神仙会”，先后聆听了周恩来、陈毅的报告。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中央领导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与会的全体民主党派代表，并合影留念。随后，柳士英便写诗抒发豪情壮志：“七十壮志犹未酬，童颜返真挽春回，从此乘风飞北斗，披上红装出东海。”
柳士英旅湘40多年中，培养了大批土木建筑人才，又亲手设计建造了许多高楼大厦，是我国第一代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可他和他的家人过着俭朴的生活，长期居住在一所简陋的土筑的平房里，从不计较。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清高自洁，不争名利于朝野，居顺境而不骄，遇坎坷而不折。
1973年7月15日，柳士英在长沙逝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