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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1895年5月-1967年2月），是民国产量最高的作家。他一生创作的中长篇小说超过了一百部，多达两千万字以上，诗词、散文、杂文、时评也有一千余万字。他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曾一度“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同时，张恨水无疑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歪曲、被误解、被轻视、被冷落、被忽略、被埋没最严重、最长久的作家之一。作家解玺璋出版的《张恨水传》，重新发掘被历史尘埃湮没下的张恨水的鲜活生命。书中讲到，纵观张恨水的一生，有三个女人从始至终陪伴着他，本文节选的，正是关于他三次婚姻的章节。
一
关于张恨水的这次婚姻（指跟徐文淑的第一次婚姻，本文编辑注），坊间流传着多个版本，且众说纷纭，真伪难辨。大致说来，此事系其母一手包办，女家是潜山县源潭乡徐家牌楼人，虽非名门望族，却也是当地大户，与张家相比，算得上门当户对。媒人是一位本家婶子，她们约好借看戏的机会去相亲。说是相亲，可双方家长并没有见面，而是由媒人指着远处看戏的人群，让张母望了一眼那个姑娘。张母的确看到人群中有个姑娘长得很标致，以为是自己未来的儿媳，亲事就这么定下了，接着，下了聘礼，新人进门的日子也随之定了下来。不料，姑娘娶进门，却并非母亲看中的那一个，儿子更感觉受到愚弄，十分委屈，遂有新婚之夜逃离洞房之举。家人连夜将他从后山找回，并责以孝道，母亲也流泪向他表示歉意，许他将来有中意之人，再另娶一房。张恨水既不能抗拒慈命，又有怜香惜玉之心，最后，只能默默地吞下这枚苦果。
张恨水对于母亲送给他的这个“礼物”很难说是满意的。新婚不久，他便离开家乡，去了上海。试想，如果家里的这个人真的为他所爱，新婚燕尔，正是难分难舍之时，以张恨水才子佳人的心性，哪能把她一个人放在家中，自己在外游荡？即使重任在身，未必不归心似箭。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次婚姻不仅没有使他感到幸福，反而增添了他的苦恼。这期间他作过一部小说《青衫泪》，因不曾发表，已湮没无闻，我们今天并不知道他在其中都写了些什么。有人望书名而生义，以为小说“反映出他婚姻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徐氏的不满”，我们也只能姑妄听之。
其实，张恨水的不满，主要不是针对徐文淑的，当然，也不针对他母亲。我们知道，张恨水的青少年时代，正处在清末和民初之间，这是新知、新学的蓬勃生长期。张恨水固然读了不少古书，却也读了很多新书。他是喜欢读小说的，旧小说他喜欢，新小说他也不拒绝，尤其他還用心阅读了林纾翻译的许多外国小说。这些小说，除了教会他写作方法和技巧，新的思想和婚恋观也不可避免地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张恨水深藏着对“自由婚姻”的向往一路走来，他真心想要的，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他安排的婚姻，而是婚姻由自己做主。
这样看来，把张恨水婚姻的不幸，归结为“调包计”强加给他一个“丑”媳妇，既是对徐文淑的不公，也是对张恨水的不敬，是小看了张恨水，把他庸俗化了。
二
张恨水第二个妻子叫胡秋霞。她是四川人，乳名招娣，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挑卖江水的苦力，四五岁时，她被拐卖给上海一个姓杨的人家当丫鬟，后随这家人来到北京。杨家的人待她很刻薄，打骂是常事，一次，她摔坏了一个花瓶，被罚跪在雪地里，她不堪凌辱，鼓起勇气，逃出了杨家。先在街上流浪了几天，后被一位巡警送到了妇女救济院。她在救济院里糊纸盒，也学一点劳动技能，长到可以婚配的年龄，院里便张罗着为她择偶。张正说：“1923年的一天，院里的女工头，送给妈妈几张男子的照片，让她选择一个作为丈夫。女工头主张她选一个中年商人，说这样有固定收入，女孩嫁了他，今后生活有保障。妈却选中了年轻的读书人——这就是我的爸爸张恨水。”
民国十二年（1923年），张恨水二十八岁，已经远离家人，在北京独自生活四年了。一个成年男子，于漂泊羁旅之中，往往需要一个异性朋友，给他安慰，给他呵护，尤其是在病中，这种心理乃至生理上的需求，就更加强烈。爱情固然是两个人心灵上的共鸣，却也不排除孤寂中的相互慰藉。而张恨水的文人气质，只能使得这种需求更深沉，更细腻。他应该想到了要找一个人在身边，陪伴他亦照顾他，但他又很纠结于自己的“困于婚姻”，难以释怀。这一年的旧历新年，他回了一趟芜湖，看望分别数年的母亲、妻子、弟妹，其间他们是否议到了张恨水再婚之事，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从芜湖回到北京，这件事似乎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对此事，他表现得相当郑重和谨慎。张正在《魂梦潜山——张恨水纪传》中就曾提到郝耕仁的女儿郝漾给她讲过的一件事，郝漾对她说：“我在父亲书房读书，无意中发现了一封恨水伯写给我父亲的信，是在娶你母亲之前写信征求我父亲的意见，信中伯父对包办婚姻态度是明显不满的，他信中原话不记得，大意是这样的：多年来，我漂泊社会，年纪也不小了，仍未解决婚姻大事。现在京认识一位女孩，十六七岁的样子，相貌端正，出身贫苦，我很怜爱她，想娶她为妻，也可以在京安家，解决婚姻的问题。”
张恨水与胡秋霞婚后的生活是和谐而美满的。胡秋霞很小就被拐卖，除了“招娣”这个乳名，她对自己的年龄和娘家的姓氏已没有任何记忆。胡姓是张恨水根据她的四川口音推测的，并以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为她取名“胡秋霞”，并正式申报了户口。胡秋霞不识字，也不算漂亮，但她年轻，有活力，且为人爽直，心地善良。她是苦水里泡大的，能嫁给张恨水这样一个有才情，懂得爱，衣食无忧的丈夫，很满足，也很幸福。最初，她不知道张恨水在老家已有妻室，结婚后，张恨水把实情告诉她，并表示自己对包办婚姻是不满的，她也没说什么。
她的嘘寒问暖，悉心呵护，也让张恨水的饮食起居大大改观。二人世界，本没有太多的家务，闲下来，她就坐在张恨水身旁，安静地看他写作，或与张恨水一起去看电影和听戏。
婚后一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慰儿。女儿的到来，使他得到一种安慰，生活也平添了许多乐趣。民国十四年（1925年），张恨水把全家迁到北京，并租下宣武门东大街路北未英胡同三十六号一所院子，作为家居。当时，大妹读女师大，两个弟弟读私立大学，小妹妹读高中，每个学期的学杂费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都得张恨水去筹措。因此，他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白天在家写小说，有时同时写几部小说在几家报纸上连载，夜晚还要到报馆去编报”，与胡秋霞单独在一起的时间自然就少了，她或许有一点受到冷落的感觉，有时会借酒浇愁。她要熟悉、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并不十分容易，但她很努力地要融入这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老太太希望张恨水能给原配徐文淑留下一个孩子，母命难违，张恨水不得不出入徐文淑的房间，胡秋霞则表现得善解人意，令人刮目相看，终于在这个大家庭中赢得了一个“好”字，侄儿辈称她“好妈”，外甥们称她“好舅妈”，弟妹们称她“秋霞嫂”，张恨水对她的评价是：藏拙、守成、率直。 三
周南是张恨水的第三个妻子。她原名周淑云，是北平春明女中的学生。周南是婚后张恨水为她改的名字，常使人联想到《诗经》中的“周南”。张恨水与周南的结合，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周淑云因《啼笑因缘》而暗恋张恨水，非张恨水不嫁，其母无奈四处托人说媒，张恨水的妹妹张其范，恰在该校任教，其母便求她将女儿带去与张恨水相见，张恨水一见钟情，于是缔结连理。
不过，张恨水似乎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在一九四四年出版《夜深沉》单行本时写的自序中说：“可是我内人所爱好的，却是这部《夜深沉》。我们的结合，朋友们捏造了许多罗曼斯，以为媒介物是《金粉世家》或《啼笑因缘》，其实并不尽然。假使《夜深沉》远在我们未结婚以前出版，介绍人应该是它。”仔细揣摩张恨水的这句话，其实并不能得出两人结合与《金粉世家》或《啼笑因缘》无关的结论，只是其中被“朋友们捏造了许多罗曼斯”而已。
从这次婚姻中，张恨水终于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期待的爱情找到了归宿。
张恨水与周南的夫妻生活，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夏天写作《山窗小品》时多有提及，这在前两次婚姻中是极少见的。再如《劣琴》，写到他“自幼酷嗜皮簧，几至入迷，及娶吾妇，妇亦嗜此，既得同调为终身伴侣，嗜尤深”。这似乎也从侧面证实了，他们的结合，京剧曾是媒介之一。
有时他们也谈诗。他说：“内子随余久，间亦学读《古唐诗合解》。”自然也是懂诗的，据说，当年她曾以“南女士”之名在《新民报》发表过诗作《早市杂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嫁得相如已十年，良辰小祝购荤鲜，一篮红翠休嫌薄，此是文章万字钱”，以及“朝霞沾鞋半染衣，街头浓雾比人低，晓凉敢说侬辛苦，昨夜陶潜负米归”。能从清苦日子中品尝到诗情画意的人，一定是个有“诗心”的人，这也是周南最让张恨水得意之处。
我们是从多年后张恨水对往事的回忆中，推想他与周南结合后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的。他们的年龄虽相差二十岁，但婚后生活却可谓琴瑟和谐，意趣相投，有着说不尽的喜悦和甜蜜。对于这样一个可人，张恨水以“周南”命名之，倒也恰如其分。可是，他的家里毕竟还有两位夫人在，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个难题。婚前，他向周南交代了自己的婚姻状况，请她认真考虑，据说，周南表示：“只要和他终生相伴，并不计较他已有了妻子。”甚至婚后他要对胡秋霞尽一份做丈夫的义务，周南也能体谅，并不干预。但秋霞却不能接受张恨水的这次婚姻，她的女儿张正说：“我母亲当时还曾提出过离婚。”站在女性立场，应该承认，胡秋霞的要求是合理的，张正也曾表示，她“由衷地钦佩妈妈作为女性的自尊、自爱与自强”。而且，就在当年五月，《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正式实行，其中特别规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当然，国民政府司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又称，娶妾并非婚姻，实际上是为重婚开了方便之门。张恨水娶周南，固然是以正式婚姻对待之，但社会舆论显然并不追究，其实是理解为纳妾的。至于胡秋霞，尽管她曾有过离婚的想法，而面对现实，她又不得不考虑，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子，身无分文，又无一技之长，如果离婚，如何維持生活？又如何抚养自己唯一的儿子小水呢？何况，她的确深爱着这个男人，而张恨水也从未忘情于胡秋霞。
于是，在婆婆和众人的劝说下，胡秋霞不得不与现实妥协，接受了周南这个新人。
（摘自《张恨水传》）责编：王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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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恨水的这次婚姻（指跟徐文淑的第一次婚姻，本文编辑注），坊间流传着多个版本，且众说纷纭，真伪难辨。大致说来，此事系其母一手包办，女家是潜山县源潭乡徐家牌楼人，虽非名门望族，却也是当地大户，与张家相比，算得上门当户对。媒人是一位本家婶子，她们约好借看戏的机会去相亲。说是相亲，可双方家长并没有见面，而是由媒人指着远处看戏的人群，让张母望了一眼那个姑娘。张母的确看到人群中有个姑娘长得很标致，以为是自己未来的儿媳，亲事就这么定下了，接着，下了聘礼，新人进门的日子也随之定了下来。不料，姑娘娶进门，却并非母亲看中的那一个，儿子更感觉受到愚弄，十分委屈，遂有新婚之夜逃离洞房之举。家人连夜将他从后山找回，并责以孝道，母亲也流泪向他表示歉意，许他将来有中意之人，再另娶一房。张恨水既不能抗拒慈命，又有怜香惜玉之心，最后，只能默默地吞下这枚苦果。
张恨水对于母亲送给他的这个“礼物”很难说是满意的。新婚不久，他便离开家乡，去了上海。试想，如果家里的这个人真的为他所爱，新婚燕尔，正是难分难舍之时，以张恨水才子佳人的心性，哪能把她一个人放在家中，自己在外游荡？即使重任在身，未必不归心似箭。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次婚姻不仅没有使他感到幸福，反而增添了他的苦恼。这期间他作过一部小说《青衫泪》，因不曾发表，已湮没无闻，我们今天并不知道他在其中都写了些什么。有人望书名而生义，以为小说“反映出他婚姻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徐氏的不满”，我们也只能姑妄听之。
其实，张恨水的不满，主要不是针对徐文淑的，当然，也不针对他母亲。我们知道，张恨水的青少年时代，正处在清末和民初之间，这是新知、新学的蓬勃生长期。张恨水固然读了不少古书，却也读了很多新书。他是喜欢读小说的，旧小说他喜欢，新小说他也不拒绝，尤其他還用心阅读了林纾翻译的许多外国小说。这些小说，除了教会他写作方法和技巧，新的思想和婚恋观也不可避免地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张恨水深藏着对“自由婚姻”的向往一路走来，他真心想要的，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他安排的婚姻，而是婚姻由自己做主。
这样看来，把张恨水婚姻的不幸，归结为“调包计”强加给他一个“丑”媳妇，既是对徐文淑的不公，也是对张恨水的不敬，是小看了张恨水，把他庸俗化了。
二
张恨水第二个妻子叫胡秋霞。她是四川人，乳名招娣，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挑卖江水的苦力，四五岁时，她被拐卖给上海一个姓杨的人家当丫鬟，后随这家人来到北京。杨家的人待她很刻薄，打骂是常事，一次，她摔坏了一个花瓶，被罚跪在雪地里，她不堪凌辱，鼓起勇气，逃出了杨家。先在街上流浪了几天，后被一位巡警送到了妇女救济院。她在救济院里糊纸盒，也学一点劳动技能，长到可以婚配的年龄，院里便张罗着为她择偶。张正说：“1923年的一天，院里的女工头，送给妈妈几张男子的照片，让她选择一个作为丈夫。女工头主张她选一个中年商人，说这样有固定收入，女孩嫁了他，今后生活有保障。妈却选中了年轻的读书人——这就是我的爸爸张恨水。”
民国十二年（1923年），张恨水二十八岁，已经远离家人，在北京独自生活四年了。一个成年男子，于漂泊羁旅之中，往往需要一个异性朋友，给他安慰，给他呵护，尤其是在病中，这种心理乃至生理上的需求，就更加强烈。爱情固然是两个人心灵上的共鸣，却也不排除孤寂中的相互慰藉。而张恨水的文人气质，只能使得这种需求更深沉，更细腻。他应该想到了要找一个人在身边，陪伴他亦照顾他，但他又很纠结于自己的“困于婚姻”，难以释怀。这一年的旧历新年，他回了一趟芜湖，看望分别数年的母亲、妻子、弟妹，其间他们是否议到了张恨水再婚之事，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从芜湖回到北京，这件事似乎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对此事，他表现得相当郑重和谨慎。张正在《魂梦潜山——张恨水纪传》中就曾提到郝耕仁的女儿郝漾给她讲过的一件事，郝漾对她说：“我在父亲书房读书，无意中发现了一封恨水伯写给我父亲的信，是在娶你母亲之前写信征求我父亲的意见，信中伯父对包办婚姻态度是明显不满的，他信中原话不记得，大意是这样的：多年来，我漂泊社会，年纪也不小了，仍未解决婚姻大事。现在京认识一位女孩，十六七岁的样子，相貌端正，出身贫苦，我很怜爱她，想娶她为妻，也可以在京安家，解决婚姻的问题。”
张恨水与胡秋霞婚后的生活是和谐而美满的。胡秋霞很小就被拐卖，除了“招娣”这个乳名，她对自己的年龄和娘家的姓氏已没有任何记忆。胡姓是张恨水根据她的四川口音推测的，并以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为她取名“胡秋霞”，并正式申报了户口。胡秋霞不识字，也不算漂亮，但她年轻，有活力，且为人爽直，心地善良。她是苦水里泡大的，能嫁给张恨水这样一个有才情，懂得爱，衣食无忧的丈夫，很满足，也很幸福。最初，她不知道张恨水在老家已有妻室，结婚后，张恨水把实情告诉她，并表示自己对包办婚姻是不满的，她也没说什么。
她的嘘寒问暖，悉心呵护，也让张恨水的饮食起居大大改观。二人世界，本没有太多的家务，闲下来，她就坐在张恨水身旁，安静地看他写作，或与张恨水一起去看电影和听戏。
婚后一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慰儿。女儿的到来，使他得到一种安慰，生活也平添了许多乐趣。民国十四年（1925年），张恨水把全家迁到北京，并租下宣武门东大街路北未英胡同三十六号一所院子，作为家居。当时，大妹读女师大，两个弟弟读私立大学，小妹妹读高中，每个学期的学杂费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都得张恨水去筹措。因此，他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白天在家写小说，有时同时写几部小说在几家报纸上连载，夜晚还要到报馆去编报”，与胡秋霞单独在一起的时间自然就少了，她或许有一点受到冷落的感觉，有时会借酒浇愁。她要熟悉、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并不十分容易，但她很努力地要融入这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老太太希望张恨水能给原配徐文淑留下一个孩子，母命难违，张恨水不得不出入徐文淑的房间，胡秋霞则表现得善解人意，令人刮目相看，终于在这个大家庭中赢得了一个“好”字，侄儿辈称她“好妈”，外甥们称她“好舅妈”，弟妹们称她“秋霞嫂”，张恨水对她的评价是：藏拙、守成、率直。 三
周南是张恨水的第三个妻子。她原名周淑云，是北平春明女中的学生。周南是婚后张恨水为她改的名字，常使人联想到《诗经》中的“周南”。张恨水与周南的结合，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周淑云因《啼笑因缘》而暗恋张恨水，非张恨水不嫁，其母无奈四处托人说媒，张恨水的妹妹张其范，恰在该校任教，其母便求她将女儿带去与张恨水相见，张恨水一见钟情，于是缔结连理。
不过，张恨水似乎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在一九四四年出版《夜深沉》单行本时写的自序中说：“可是我内人所爱好的，却是这部《夜深沉》。我们的结合，朋友们捏造了许多罗曼斯，以为媒介物是《金粉世家》或《啼笑因缘》，其实并不尽然。假使《夜深沉》远在我们未结婚以前出版，介绍人应该是它。”仔细揣摩张恨水的这句话，其实并不能得出两人结合与《金粉世家》或《啼笑因缘》无关的结论，只是其中被“朋友们捏造了许多罗曼斯”而已。
从这次婚姻中，张恨水终于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期待的爱情找到了归宿。
张恨水与周南的夫妻生活，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夏天写作《山窗小品》时多有提及，这在前两次婚姻中是极少见的。再如《劣琴》，写到他“自幼酷嗜皮簧，几至入迷，及娶吾妇，妇亦嗜此，既得同调为终身伴侣，嗜尤深”。这似乎也从侧面证实了，他们的结合，京剧曾是媒介之一。
有时他们也谈诗。他说：“内子随余久，间亦学读《古唐诗合解》。”自然也是懂诗的，据说，当年她曾以“南女士”之名在《新民报》发表过诗作《早市杂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嫁得相如已十年，良辰小祝购荤鲜，一篮红翠休嫌薄，此是文章万字钱”，以及“朝霞沾鞋半染衣，街头浓雾比人低，晓凉敢说侬辛苦，昨夜陶潜负米归”。能从清苦日子中品尝到诗情画意的人，一定是个有“诗心”的人，这也是周南最让张恨水得意之处。
我们是从多年后张恨水对往事的回忆中，推想他与周南结合后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的。他们的年龄虽相差二十岁，但婚后生活却可谓琴瑟和谐，意趣相投，有着说不尽的喜悦和甜蜜。对于这样一个可人，张恨水以“周南”命名之，倒也恰如其分。可是，他的家里毕竟还有两位夫人在，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个难题。婚前，他向周南交代了自己的婚姻状况，请她认真考虑，据说，周南表示：“只要和他终生相伴，并不计较他已有了妻子。”甚至婚后他要对胡秋霞尽一份做丈夫的义务，周南也能体谅，并不干预。但秋霞却不能接受张恨水的这次婚姻，她的女儿张正说：“我母亲当时还曾提出过离婚。”站在女性立场，应该承认，胡秋霞的要求是合理的，张正也曾表示，她“由衷地钦佩妈妈作为女性的自尊、自爱与自强”。而且，就在当年五月，《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正式实行，其中特别规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当然，国民政府司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又称，娶妾并非婚姻，实际上是为重婚开了方便之门。张恨水娶周南，固然是以正式婚姻对待之，但社会舆论显然并不追究，其实是理解为纳妾的。至于胡秋霞，尽管她曾有过离婚的想法，而面对现实，她又不得不考虑，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子，身无分文，又无一技之长，如果离婚，如何維持生活？又如何抚养自己唯一的儿子小水呢？何况，她的确深爱着这个男人，而张恨水也从未忘情于胡秋霞。
于是，在婆婆和众人的劝说下，胡秋霞不得不与现实妥协，接受了周南这个新人。
（摘自《张恨水传》）责编：王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