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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将带来一系列人口、社会问题，长远来看，劳动力的短缺影响中国人才优势的保持，进而影响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那么，如何看待人口与产业的关系，人口结构对当地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
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
记者：经过几次人口政策变化，我国人口现状呈现出哪些地域特点？
苏剑：地域特点有三个：首先，发达地区生育率低。世界范围的现象就是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中国也不例外。
其次，城乡生育率都比以前降低。以前是农村的生育愿望非常强，现在农村群体也不想多生了。
第三，西南地区生育率相对较高，云南、贵州、广西等西南省份的生育率目前是中国最高的。
记者：生育率走低背后的深层原因有哪些？
苏剑：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自然会下降。
科技进步使得人类生产活动摆脱了对体力的依赖，在科技水平低的情况下，只有孩子多了，才能有更多的产出、剩余供养更多的人，所以那个年代对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的需求很大，“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就是科技水平较低的时代特征。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靠分工交换生活，分工交换导致生产效率提高，也就导致了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
金融体系的发展进一步降低生育率。金融体系发展之后，年轻时的生产成果可以被转化为金融工具，老年时再把它转化为生活用品。换句话说，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养老需要“存儿”，金融体系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养老需要“存钱”。
社保体系的完善也造成生育率的降低。实际上就是你要负担养孩子的成本，这个孩子长大了交税交社保，但不养孩子的老人也可以享受社保。
因为这四个方面的原因，越发达的国家生育率越低，这是目前全世界的实际情况，也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发展趋势。
对中国来说，上述因素也毫不例外地在发挥作用，但中国还有自己的原因。
首先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及其长期执行从根本上改变了群众的生育文化和观念。现在，年轻一代的生育愿望的确不高。
其次，长期执行计划生育导致育龄妇女数下降。从2015年起，中国育龄妇女数每年减少400万左右，中国一孩生育率下降跟这个因素关系很大。
第三，养育成本，比如住房和教育成本偏高。
第四，职场对女性生育的影响，职业女性倾向于少生，尤其是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生育对于女性的机会成本也大幅提高。
记者：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将会带来哪些经济社会问题？
苏剑：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决定一个经济体生产能力的因素主要是三个：科技水平、资本存量、劳动力，因此决定一个经济体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就是科技进步率、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的降低同时降低了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
记者：人口红利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如何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优化人口结构？
苏剑：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抑制生育的，难以通过这些来鼓励生育，优化人口结构倒是有可能。城镇化让原本在农村的孩子在城里接受更优质的教育，产业结构升级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诱导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记者：鼓励生育除了政策“松绑”，还有哪些方面应该建立起配套政策？
苏剑：应对出生率下降，必须采取大力度的鼓励措施，提高生养孩子的收益，降低生养孩子的成本，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把人口看作资源，而不是负担。
我有这样几条具体政策建议：
延长产假、陪护假和哺乳假。女职工应享受全额带薪产假。建议全面取消一二胎假期差别，实施产假不低于180天，陪护假不低于30天，哺乳假不低于6个月的政策。同时，应该发展单位育儿托管、哺乳室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女职工产假后安心工作提供帮助，形成支持生育的氛围环境。
实施生育、养育补助计划，降低生养成本。实行免费生育，或国家提供全额生育保险。可以给每个孩子每月补贴一定数额的生活费，并增加医疗补助。
大力发展托育服务业。建议全面放开对这一行业的管制，鼓励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这一行业，给予税收优惠、医疗服务支持等扶持。
放寬父母投靠子女落户政策。育有多子女的父母，可选择任一子女投靠落户，并转移相关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解除帮助子女照看孩子的老人异地养老制度障碍。
逐步将托儿和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由财政拨款资助，完善幼儿园的基础设施和师资配置，最终实现从幼儿园直到高中均实行免费教育。同时放开民间办学，有特殊需要的小孩可以在民办学校就读。在学校提供课后带孩子服务，也可以鼓励由私人企业或个人提供这种市场化服务。
严厉打击拐卖、伤害儿童的犯罪行为。现在的孩子上学即使在同一个社区内都需要家长接送，这大幅度增加了养育成本。对于没有老人带孩子的家庭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就需要提高对侵犯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
为多生孩子的家庭减税。按照生育孩子的情况进行家庭个人所得税的适当扣除，以减轻养育孩子的负担。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是按个人征税，以后可以按家庭征税，按养育人数设置家庭起征点，或者在个人所得税中以其他方式考虑养育人数。
取消对非婚生子女的限制和歧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婚生活，这是一个世界性潮流。目前的社会价值取向下，可考虑及试点取消对非婚生子女的落户限制，比如在户口登记中可以由家长自愿选择只登记父母一方的信息。
降低机会成本。必须通过政策法规，强制企业不能侵犯妇女生育权利，保证妇女的职业安全和职业权益，降低其生育的机会成本。生养过程中，女性付出更多，无法用货币衡量，要给女性经济保障与贡献荣誉，否则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不会愿意多生。母亲的素质决定孩子的素质，因此更要给女性看得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
健全收养制度，建设好儿童福利院。对失去家庭照护的婴儿、儿童给予妥善安置和教育。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21年第7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
记者：经过几次人口政策变化，我国人口现状呈现出哪些地域特点？
苏剑：地域特点有三个：首先，发达地区生育率低。世界范围的现象就是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中国也不例外。
其次，城乡生育率都比以前降低。以前是农村的生育愿望非常强，现在农村群体也不想多生了。
第三，西南地区生育率相对较高，云南、贵州、广西等西南省份的生育率目前是中国最高的。
记者：生育率走低背后的深层原因有哪些？
苏剑：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自然会下降。
科技进步使得人类生产活动摆脱了对体力的依赖，在科技水平低的情况下，只有孩子多了，才能有更多的产出、剩余供养更多的人，所以那个年代对孩子尤其是男孩子的需求很大，“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就是科技水平较低的时代特征。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靠分工交换生活，分工交换导致生产效率提高，也就导致了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
金融体系的发展进一步降低生育率。金融体系发展之后，年轻时的生产成果可以被转化为金融工具，老年时再把它转化为生活用品。换句话说，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养老需要“存儿”，金融体系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养老需要“存钱”。
社保体系的完善也造成生育率的降低。实际上就是你要负担养孩子的成本，这个孩子长大了交税交社保，但不养孩子的老人也可以享受社保。
因为这四个方面的原因，越发达的国家生育率越低，这是目前全世界的实际情况，也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发展趋势。
对中国来说，上述因素也毫不例外地在发挥作用，但中国还有自己的原因。
首先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及其长期执行从根本上改变了群众的生育文化和观念。现在，年轻一代的生育愿望的确不高。
其次，长期执行计划生育导致育龄妇女数下降。从2015年起，中国育龄妇女数每年减少400万左右，中国一孩生育率下降跟这个因素关系很大。
第三，养育成本，比如住房和教育成本偏高。
第四，职场对女性生育的影响，职业女性倾向于少生，尤其是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生育对于女性的机会成本也大幅提高。
记者：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将会带来哪些经济社会问题？
苏剑：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决定一个经济体生产能力的因素主要是三个：科技水平、资本存量、劳动力，因此决定一个经济体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就是科技进步率、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的降低同时降低了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
记者：人口红利已经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如何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优化人口结构？
苏剑：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抑制生育的，难以通过这些来鼓励生育，优化人口结构倒是有可能。城镇化让原本在农村的孩子在城里接受更优质的教育，产业结构升级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诱导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记者：鼓励生育除了政策“松绑”，还有哪些方面应该建立起配套政策？
苏剑：应对出生率下降，必须采取大力度的鼓励措施，提高生养孩子的收益，降低生养孩子的成本，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把人口看作资源，而不是负担。
我有这样几条具体政策建议：
延长产假、陪护假和哺乳假。女职工应享受全额带薪产假。建议全面取消一二胎假期差别，实施产假不低于180天，陪护假不低于30天，哺乳假不低于6个月的政策。同时，应该发展单位育儿托管、哺乳室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女职工产假后安心工作提供帮助，形成支持生育的氛围环境。
实施生育、养育补助计划，降低生养成本。实行免费生育，或国家提供全额生育保险。可以给每个孩子每月补贴一定数额的生活费，并增加医疗补助。
大力发展托育服务业。建议全面放开对这一行业的管制，鼓励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这一行业，给予税收优惠、医疗服务支持等扶持。
放寬父母投靠子女落户政策。育有多子女的父母，可选择任一子女投靠落户，并转移相关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解除帮助子女照看孩子的老人异地养老制度障碍。
逐步将托儿和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由财政拨款资助，完善幼儿园的基础设施和师资配置，最终实现从幼儿园直到高中均实行免费教育。同时放开民间办学，有特殊需要的小孩可以在民办学校就读。在学校提供课后带孩子服务，也可以鼓励由私人企业或个人提供这种市场化服务。
严厉打击拐卖、伤害儿童的犯罪行为。现在的孩子上学即使在同一个社区内都需要家长接送，这大幅度增加了养育成本。对于没有老人带孩子的家庭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就需要提高对侵犯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
为多生孩子的家庭减税。按照生育孩子的情况进行家庭个人所得税的适当扣除，以减轻养育孩子的负担。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是按个人征税，以后可以按家庭征税，按养育人数设置家庭起征点，或者在个人所得税中以其他方式考虑养育人数。
取消对非婚生子女的限制和歧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婚生活，这是一个世界性潮流。目前的社会价值取向下，可考虑及试点取消对非婚生子女的落户限制，比如在户口登记中可以由家长自愿选择只登记父母一方的信息。
降低机会成本。必须通过政策法规，强制企业不能侵犯妇女生育权利，保证妇女的职业安全和职业权益，降低其生育的机会成本。生养过程中，女性付出更多，无法用货币衡量，要给女性经济保障与贡献荣誉，否则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不会愿意多生。母亲的素质决定孩子的素质，因此更要给女性看得见的物质和精神支持。
健全收养制度，建设好儿童福利院。对失去家庭照护的婴儿、儿童给予妥善安置和教育。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21年第7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