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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2006～2015年期间中国网络传播研究领域的原创性代表性成果，可以发现：一是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的议题在呈多元化的同时更加聚焦中国本土，其中网络舆论是最重要的议题群；二是研究的路径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跨学科，这是由于中国的网络传播之于中国社会、经济、法制、伦理、文化等的嵌入之深已经常态化了，任何一个学科路径都无法完整地解读网络传播的相关现象；三是具体的研究在方法上仍然存在问题，包括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研究者相对于其他研究者甚至是其研究对象的孤立等。最后总结得出，正是从网络传播研究开始，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真正走上了原创的道路。
【关键词】网络传播；研究综述；中国原创性研究
中国接入互联网迄今已超过20年。如果说前一个10年是互联网技术与产业在中国起步的10年，那么后一个10年则是网络影响信息传播、网络作为信息传播发展的10年，相关的解释性研究及理论性探索也应运而生。1999年彭祝斌的《知识经济对新闻宣传的六大挑战》[1]和李梁的《论网络传播中的文化现象》[2]可能是中国最早以“网络传播”为关键词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至今，我国共有1589篇以“网络传播”为关键词的论文公开发表，①而在整个网络传播领域内共有12754篇论文发表，数量之庞大可能是新闻传播领域绝无仅有的，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也是不多见的。
本文以2006年至2015年的10年为考察范围，解读每一个年份中以“网络传播”为关键词（或主题）的代表性文章，将这些文章节点串联起来以期大致描绘10年间中国网络传播原创性研究的发展轨迹。②需要说明的是，网络传播的研究固然不是按年度来划分的，诸多议题的研究呈连贯或不连贯的持续性，在本文中笔者仅是为了梳理与表述便利，按年份来叙述当年新出现的或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2006年：网络传播的标准定义、网络舆论、自媒体、媒介融合
2006年，中国互联网已经发展满12年，网络传播也已成为常见的现象和约定俗成的说法，然而对什么是网络传播仍缺乏标准的定义，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这种基本定义的缺失将阻碍信息传播的有序发展。首先破冰的是法学研究者王迁，他撰写的《论“网络传播行为”的界定及其侵权认定》一文提出，网络传播行为指的是将作品“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联网服务器或计算机中的交互式传播行为（包括用户“共享”作品的行为），不包括对第三方网站中作品设置链接等辅助传播行为。[3]这篇论文被以不同程度的支持或批判地引用180余次，为后来针对网络传播行为的定义式研究提供了讨论的基础。
网络舆论是2006年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一年前后，中国集中发生了“孙志刚事件”“宝马车撞人案件”“妞妞事件”等几个有较大影响的事件，互联网“一夜之间”成为舆论形成与发展的新场域，推动甚至影响事件的发展和解决。针对这一新现象，诸多研究者展开了探索。其中，蒋乐进提出，网络舆论是在网络普及、上网者有充分自主话语权及拥有共同关注话题事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公众的意见和网络传播媒介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传统媒体适当介入的结果。[4]谢海光、陈中润从公共管理研究的路径提出，互联网内容及舆情的核心元素包括热点、焦点、重点、敏点、频点、拐点、难点、疑点、黏点、散点十个点，其中热点是最基本的判断依据。他们还同时指出了2006年前后网络舆情研究过分依赖统计工具的问题——用数理统计软件化来代替舆情分析判据的科学性、用经典概率理论简单图示化来代替舆情分析判据的复杂性。[5]这种貌似科学而难以实用的研究偏向直到10年以后的今天依然存在并阻碍着我们真正认知互联网舆情的深度复杂性。
自媒体这一新概念出现后，邓新民发表《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一文，提出：自媒体的核心在于普通市民自主提供与分享信息，而目前发展迅速应用日广的新媒体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自媒体的特征，从而可能成为新的应用广泛的重要信息传播渠道。他同时提出，由于自媒体的进入门槛低且具有自主性越来越强、发展越来越快、应用越来越广、作用越来越大等特点，因此针对自媒体及以自媒体为特征的新的媒体的管理也越来越难，应当引起重视。[6]
尤其重要的是，2006年蔡雯首度向国内引介了发源于美国的“媒介融合”概念。她介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发展的推动下，媒介融合正在成为西方新闻传播学界的新课题；所谓融合是传媒组织经营上的联合与介质上的汇聚，媒介融合是大势所趋，我国应该引起注意并做好准备，尽早打破行业和区域划分的壁垒、迎接媒介融合。[7]蔡雯后来又撰写多篇文章③探讨媒介融合的内容及意义，包括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业的变革以及与之相关的新闻教育的变革等。2009年，蔡雯论断，融合是新闻传播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媒体的格局正在发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无论是受到挑战的传统媒体还是层出不穷的新媒体，都在试图通过与其他媒体的合作或联姻（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赢得竞争。媒体融合已经成为这场变革的主旋律！”[8]
二、2007年：网络群体行为、危机信息管理
在肯定互联网为信息传播及中国社会发展带来正向作用的同时，一些学者从网络传播的机制入手对其负面效应做出了思考并提出预警。例如，彭虹等人提出网络传播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9]；又如，崔建国认为，网络传播使得个人的作用被放大、网络社区被认同、传播成本被降低，因此人群之间因数字鸿沟的加深而进一步分化，信息失真和扭曲更为常见，网络暴力倾向呈蔓延趋势。[10]
网络群体行为则集中体现了网络传播的这些特征和潜能，相关研究也进入议程。周湘艳将网络群体行为定义为“数量众多的网民在非预期的特定阶段为达到共同诉求而通过网络集中参与社会事件”。她提出，网络群体具有情绪化、行为规模效应及因匿名而造成的个体心理变化等特征。她认为，网络群体行为暴露了虚拟与现实之间交错的权利与法治的真空地带，正在挑战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11] 为应对这种新的社会现象，一些研究者对诸如“网络环境下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的新思路”等议题做出了探讨。其中，杨军与张媛将危机发展的过程划分为潜伏期、爆发期和恢复期并相应提出预警、控制、反思及教育等网络舆论管理的对策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12]
三、2008年：后新闻传播时代、对网络传播消极意义的反思、网络与国家文化安全等
杨保军认为，网络传播已经开启了“后新闻传播时代”，我们应顺应新闻传播模式的诸多变革、新闻“产消者”的一体化、融合新闻的勃兴及新闻的图像化等新的信息传播趋势，不能总是停留在传统新闻传播业的框架与格局内描述和反映这些新变化。[13]
在同文中，杨保军对网络传播可能带来负面作用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他提出，后新闻传播业时代还有可能出现一系列背反性情形。如，传播技术的核心化作用越来越大并使得新闻反映真实和新闻造假都更加容易；又如，新闻传播主题和一般信息传播者的日益大众化公共化可能反而减少人们面对面的交流并进而减少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再如，传播者和收受者的身份自由使得新闻自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同时也愈加私密隐蔽。这些反思对此后的新闻传播实务与研究都具有警示作用，在今天看来，杨保军提出的这些警示正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有研究者提出网络传播关系到国家利益与国家文化安全。例如，刘桂珍认为，在全球化及互联网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全球网络传播“西强中弱”的态势下，应注重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在“软手”上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为引领着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在“硬手”上则应构建自律、他律、技术控制三位一体的管理机制，尤其是要使网络技术的研发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有力武器。[14]
在继续探讨网络传播本身的现象特性（包括网络语言[15]、知识共享[16]、话语权[17]等）的同时，关于网络传播的学术研究还与宗教传播[18]、音乐行为方式[19]等多个领域展开了交互。
四、2009年：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网络伦理道德、“人肉搜索”、网络意见领袖
在2009年前后，随着信息传播本身的发展、新一轮社会问题的凸显，以及信息传播与中国社会交织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网络传播之于社会参与和社会问题的处理成为研究者研究的焦点。
如果说之前的网络传播研究已经关注到网络群体行为的出现及公共危机管理的必要性，那么2009年则集中涌现出大量以“群体性事件”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章，且在前后几年中伴随着几乎每一次事件的爆发皆有相应的研究出现。探索舆论引导“解决方案”的对策性研究也相应出现。研究者提出，在今天的中国网络舆情日趋重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甚至决定整个社会发展走向的关键；大量的研究④呼吁政府信息公开、建立网络舆情监控系统及预警机制、加强普法教育和网络法制化管理等。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⑤介入了此类对策性研究，从社会文化、法律法规等视角探讨网络政府干预议题。
“人肉搜索”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伦理视角的研究⑥揭示，“人肉搜索”有其合作性、民主参与性、正义性及批判性等积极的属性，因此恰当的“人肉搜索”本身是网络互动的工具和社会监督的公器；然而在当下中国“人肉搜索”迅速过热甚至偏轨发展，其消极性凸显，包括信度缺失、侵权侵利、消解主流道德等问题凸显。陈正辉认为个中原因在于，在现实中信息的不畅通导致了民众对道德事件敏感，网络的匿名性及追究法律责任的不明确现状又为人肉搜索提供了温床，而要改变这一现象则应从保护个人隐私权、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加强对网站的监管与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等四个方面进行伦理规范。[20]
关于“人肉搜索”的诸多研究皆站在传播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的交叉之处。殷俊的《从舆论喧嚣到理性回归——对网络人肉搜索的多维研究》一书集中体现了这种多学科视角。他领导的研究团队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视角解读了人肉搜索产生的原理，并解析了人肉搜索之于传播、经济、文化、法制及社会等方面的诸多问题。[21]这种强烈的跨学科性也是网络传播研究的一个缩影并昭示着其未来的发展。
与社会大背景相关，这一年还集中涌现出相当数量的网络意见领袖研究成果。其中，杜筠的实证研究分析认为：与传统意见领袖不同，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是依靠自身在网络上的活跃度及在某一专业领域得到绝大多数网友认可的程度；网络意见领袖并不一定比追随者更接近信源，而是能给予追随者更多思想和意见以帮助他们形成判断；同时网络意见领袖也不必善于真人交际，因此与传统意见领袖相比，网络意见领袖更具普遍性，网络意见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也更广泛且虚拟不稳定。[22]
五、2010年：“反沉默螺旋”、网络议程设置、信息知识产权
中国网络舆论快速而深刻的发展使得诸如“沉默的螺旋”等西方经典的传播学理论概念被再度放置到中国实践中进行检验、修正与发展。王国华与戴雨露⑦在刘建明[23]、姚珺[24]等人在中国网络传播初期所做的“反沉默螺旋”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当下网络传播中的“反沉默螺旋”现象做出解析，提出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会出现理性和非理性两种不同的传播路径，其中基于对政府公信力、民族精神、道德问题等的关注而走向理性的路径，非理性“人肉搜索”、非理性中坚分子、非理性意见领袖等则将网络舆情引向另外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议程设置”这一经典理论概念也被重新检验。有研究者提出，新的传播活动中的议程设置（网络议程设置）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点：设置网络议程的主体呈多样化、草根化、分权化，议题本身呈广泛性、开放性、衍生性，设置议程的渠道也呈多元化、互动化等。[25]华中师范大学的课题组也提出网络传播中议程设置呈全民化（该研究还对其他一些西方经典概念做了检验，提出舆论演化的“蝴蝶效应”加剧、舆论控制的“把关力”弱化等）。[26]
一些新的议题，如云计算开始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有意思的是，研究者首先从法学的视角切入云计算研究。例如，孙远钊通过解析发生在美国的七大影业公司联合状告Cablevision侵犯著作权这一案例来探究云计算所涉及的基础性法律问题。他引用美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律信息科技分会的观点认为，尽管国际上对云计算本身的定义尚未取得共识，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从事信息管理的优缺点已经初露端倪，尤其是交由第三人代管的信息安全与隐私问题、无法直接对实体的硬件予以管控或取用问题、无法确知实体信息的实际所在与知识产权的界定与维护问题等特性，对各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中国现行的法规中对于著作权的构成、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例外等诸多内容也迫切需要进行更细致的规范与定义。[27] 回溯到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自此，信息知识产权议题正式进入研究视野。有代表性的研究集中出现在2009年、2010年两个年份。例如，王迁定义了网络环境中的版权直接侵权[28]；又如，旅美学者刘家瑞通过解读十一大唱片公司联合诉讼雅虎案件来辨析网络侵权中的“明知”“有理由知道”和“应知”等基本概念，为网络传播时代中国版权立法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29]；再如，史学清、汪涌和王迁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避风港”问题。[30][31]这些研究成果直接促成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修订和2013年1月《国务院关于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决定》的颁布。
六、2011年：多网融合与网络国家安全、网络文化与社会进程、网络空间与国家主权
关于人肉搜索等议题的研究仍在继续[32]，对意见领袖、“沉默的螺旋”等经典概念的检验与讨论⑧也在展开。其中，邓若伊提出，由于网络传播带来媒介环境的转型，意见领袖理论的解释力降低，需要进行“调适”。她的理由是：新环境中的意见领袖可能是现实中的名人也可能是虚拟世界中匿名的人，意见领袖可以是受众也可以是传播者，评价意见领袖的标准主要视其网上表现是否活跃、是否掌握事实真相或网络传播中公信力较高的符号代码等，意见领袖存在的周期变得相对较短，存在形态相对分散，存在形式以非层级、非权利为特征。[33]
更重要的是，2011年出版了三篇重量级的论文，分别探讨网络传播本身、网络传播与中国社会进程和网络传播与主权国家的边界划分。
高钢撰文讨论了多网融合趋势下的信息集散模式的改变。他认为，直接影响信息传播形态与模式改变的三大技术（产品）已经显现，即移动互联网、智能便携终端、云计算。这三大技术将形成千姿百态的信息服务，改变信息交流的结构与模式，从而使得公共信息的提供方式、社会关系的经营方式、社会结构的演进方式发生革命性的改变。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改变：“网融合”——信息集散的全新物理结构呈现，“微传播”——信息集散的全新基础单元生成，“泛关联”——信息集散的全新社会能量开启，“大协作”——信息集散的全新创造模式形成。[34]
在这种多元网络、多元社群、多元信息融合的趋势下，高钢进而提出网络安全越来越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安全，较2006年刘桂珍探讨的网络与国家文化安全更进一步（近几年提出的“网络国家安全”印证了他的观点）。他提议，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建造需要纳入物理技术防护和社会管理防护的统一、被动形态防护和主动形态防护的统一与国家组织防护和民众自主防护的统一，三对统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彭兰的文章指出网络文化之于中国社会进程的深刻影响。她认为，自1994年起步以来，互联网促进了中国信息经济的发展、传媒产业的变革和文化产业的振兴，然而互联网对于中国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它对中国社会进程的深层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网络文化的影响。彭兰将网络文化定义为“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互动的产物以及这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一种桥梁”，它映射着现实社会同时也反作用于现实社会。网络文化对社会压力的运动方向形成一定作用，对社会压力既具有释放作用也有增压的可能性，两者还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相互转化。网络文化还直接作用于每一个网络中的个体，其运动过程也是人群自然分化的过程。[35]彭兰的这项研究既是集大成者，也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框架。
任孟山从信息交换与地缘政治的角度首次提出网络传播的信息空间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张力关系。通过对传播主体与国家监管、身份认同与地理约束、网络自由与信息管控、技术进步与跨界传播这四个层面的解读，任孟山认为，网络信息空间的取向是跨越国家地理边界进行信息传播，而国家主权则是要约束网络信息的无边界传播，两者的内在技术秉性与政治秉性的落差永不会消失，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矛盾表现形式，当前网络传播的信息空间与国家主权的地理空间的调适程度将会决定现实社会中的信息存在状态。[36]
七、2012年：个人门户时代、网络公共议题“敏感的螺旋”、网络谣言善治、网络外交
至2012年前后，互联网已在中国发展近20年，彭兰将这20年来的网络信息传播模式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以网站为核心的“大众门户”阶段、以搜索引擎为基础的“定向索取”阶段、以社会关系为传播渠道的“个人门户”阶段。她认为，进入到个人门户时代，网络传播才真正完成了关键性的变革。彭兰分析，今天的“个人门户”传播模式是以P2P、RSS、Widget、Application、API及社会化媒体等为基础的。从新闻生产的角度讲，个人门户模式赋予了公民新闻更大的权力；从新闻消费的角度看，个人门户模式并不意味着门户网站意义的丧失，但至少说明了人们获得新闻的入口在发生变化。她同时提醒，应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个人门户模式为个性化的信息满足提供了一个好的机制，但个性化信息消费并不必然意味着人的信息选择、信息价值判断及态度形成就是独立的；又如：社会化媒体增加了社会聚合的可能，但社会化媒体中人们的交往也有可能越来越呈现出“区隔”的倾向；再如：个人门户使得大众门户的中心地位被削弱，每一个个体成为自己的传播中心，这似乎是一个传播去中心化的过程，但同时也会促成新的话语权力中心。由此，彭兰再次呼吁，未来对网络传播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其本身，而应深入到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层面，在其中更深刻地理解新媒体发展的长远影响。[37]
与这一理念相呼应，周俊和毛湛文所开展的一项关于社会信息流动的原创性研究提出了网络公共议题的“敏感的螺旋”模型。他们发现，敏感度越高的信息越趋向于在互动程度高的传播渠道中传播，如微博、SNS网站等，相比之下敏感程度低的信息则趋向于在门户网站等互动程度较低的渠道传播。整个传播过程可以用螺旋式上升的模型来表示：在面对压力监管之时螺旋的规模相应变小，但在人际互动程度高的渠道中敏感信息依然保持流动的状态。[38]刘荣、刘艳则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探讨网络谣言的善治途径。他们分析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主体间权利和利益的相互依赖性和互动性，对其中政府的作用范围及方式做出重新界定进而提出多元的网络谣言治理优化方案。他们认为，政府、公民、网络民间组织对网络谣言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一种新颖关系的体现。[39] 与此同时，网络外交这一议题进入了中国研究者的视野。何宗强、李婷引用唐小松对网络外交的定义：在信息时代，国际行为体为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平台开展的对外交往、对外宣传和外交参与等活动即是网络外交。两位研究者分析了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网络外交，认为美国实施网络外交的目的在于减少“噪音”、促进心灵沟通。尽管要认识到仅仅凭借网络沟通和政治作秀是难以真正达到赢得人心的目的的，但是也要看到借助网络媒介的确可以更为迅速地传递美国的价值观和政策主张。美国利用网络媒介占据信息和舆论高地、将网络外交与传统外交相互配合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40]
八、2013—2015年：多样化议题
在延续上述研究议题及路径的同时，2013年至今的研究明显呈多样化趋势。研究者就网络对各个领域传播的影响、与各个领域的融合互动发展展开了分析，包括网络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影响⑨、网络传播之于电视剧发展⑩、网络环境下的纪录片创作11、微传播时代中微电影的发展前景12、时尚业的网络传播13、宗族文化的网络传播14、书法艺术的网络传播15、民间公益组织的网络传播策略16等17的分析，不一而足。
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议题之多几乎是空前的，然而尽管具体议题不同，基本的观点都认为网络传播为各行各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应从现象中理解规律特性并顺势加以运用，服务于相关事业的发展。
九、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的10年发展与问题
依据赵莉梳理的1996年至2005年中国网络传播研究概况，研究的议题主要包括网络媒介、网络伦理与法规政策、网络实务、网络传播效果、网络广告、网站建设与经营等。[41]相比之下，在接下来的一个10年间（2006—2015年），由于中国的网络传播实践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彭兰的话讲，就是我们走过了“大众门户”时代和“定向索取”时代，来到了“个人门户”时代，用杨保军的话讲则是“后新闻传播时代”，网络传播研究的议题、方法、路径等也都相应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议题（群）的变迁。这10年所研究的议题范围明显扩大了、多元了，同时也从普适的议题转向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议题群。10年间最为重要且最多的研究是网络舆论议题群，与之相关的议题包括网络群体事件、网络议程设置、网络意见领袖、危机信息管理、网络谣言治理、网络舆论引导等。西方传播学中相关的经典理论概念也被置于中国新实践中加以检验并发展。其次是法律与伦理议题群，这是我们过去研究较少但在网络传播时代迫切需要的。再次是网络安全与主权议题群，是今天网络化与全球化融合发展的时代对中国提出的新议题。
议题的变迁准确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在以“分化”为特征的社会转型期，原本隐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后的各种具体利益的不一致逐渐显现了出来，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种种矛盾凸显，然而现有的治理机制又尚未及时跟上变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与此同时，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传播形态则为各个主体的各种诉求提供了新的多元的渠道和可能性，网络传播迅速成为参与社会的“双刃剑”甚至“多刃剑”，所涌现出的诸多新现象和诸多不确定性受到了研究者的强烈关注，但无论如何，网络传播与中国社会的深度融合发展模式与趋势是肯定的。
议题的变迁也导致了研究路径的变迁。传播学历来被认为是处在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等学科的交叉点上，如马特拉所言，物质与非物质、技术与语言、自然与人文、经济与文化、个体与系统、本土与全球等一对对矛盾演进的语汇构成了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张力，然而这些语汇往往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出现在传播学的讨论中的，正是他们的对抗切割形成了传播学中的各个思想派别和潮流倾向。[42]在网络传播研究尤其是中国的网络传播研究中，人们发现，网络传播之于社会、经济、法制、伦理、文化等的嵌入之深已经常态化了，任何一个学科路径都无法完整地解读网络传播中的现象，甚至连自成体系也很难做到，因此采用跨学科的路径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或锦上添花的选择，而是网络传播研究必走的道路。
然而，落实到具体研究的方法论中，当前我国的网络传播研究仍然存在至少两个问题。其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仍然是分离的。政策应对型的研究往往缺少观点批判，而价值判断型的研究则少了一些建设性，这似乎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对永恒矛盾。其二，研究者仍然是孤立的且越来越孤立。尽管整个网络传播研究的局面是跨学科的，然而具体到每一个单个的研究则仍然是单一学科视角的。换言之，很少看到来自多学科的研究者组成团队开展研究，即便是某个学科内部也很少形成团队式的研究。此外在信息技术的赋能和异化下，研究者的合作对象往往是技术工具和反映研究对象的（部分）数据而不是其他研究者，甚至不是研究对象本身。其潜在的危害不言而喻，嵌入在社会进程中的网络传播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将不被真正理解。这是下一个10年我们尤其需要关注并应对的问题。
十、结语
综观2006年至2015年这10年来的研究议题、方法、路径、理念等的发展，尤其是考量中国网络传播之于中国社会进程的嵌入式融合发展，有理由提出，网络传播研究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原创的平台。换言之，正是从网络传播研究开始，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真正走上了原创的道路。这样一来，在下一个10年内，有理由期许在中国出现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重大发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课题“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4@ZH037]
注 释：
①本文主要以收录在中国知网的文章为综述对象，另外包括一些著作书籍。
②这诚然是一种挂一漏万的做法。在万余篇论文中，研究者的选题、视角、路径和观点都是非常多元的，本文对作品的选择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受笔者自身知识与视野的局限，在此笔者向从事网络传播原创性研究的学者致歉并致敬。
③例如：蔡雯.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与新闻教育改革[J].今传媒，2009（01）. ④例如：李菲.和谐社会构建与网络舆情引导[J].理论导刊，2009（07）.
⑤例如：唐斌.群体性事件的网络传播与政府干预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6）.
⑥例如：李建军，刘会强.“人肉搜索”与网络传播伦理[J].当代传播，2009（03）.
⑦例如：王国华，戴雨露.网络传播中的“反沉默螺旋”现象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
⑧例如：王澜.网络传播中“沉默的螺旋”效应的弱化[J].新闻世界，2011（09）；再如：袁文霞.从新媒体语境下审视沉默的螺旋——以网络传播为例[J].今传媒，2011（04）.
⑨例如：李姝.网络环境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影响[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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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例如：侯君奕.“微时代”背景下“微电影”的优势探析[J].电影文学，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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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例如：赵立春.中国书法艺术的当代传播及其策略[J].四川戏剧，2015（10）.
16例如：马贵侠，谢栋.新媒体时代民间公益组织网络传播进路及拓展策略[J].新闻界，2014（07）.
17其中包括大量关于微博、微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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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网络传播；研究综述；中国原创性研究
中国接入互联网迄今已超过20年。如果说前一个10年是互联网技术与产业在中国起步的10年，那么后一个10年则是网络影响信息传播、网络作为信息传播发展的10年，相关的解释性研究及理论性探索也应运而生。1999年彭祝斌的《知识经济对新闻宣传的六大挑战》[1]和李梁的《论网络传播中的文化现象》[2]可能是中国最早以“网络传播”为关键词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至今，我国共有1589篇以“网络传播”为关键词的论文公开发表，①而在整个网络传播领域内共有12754篇论文发表，数量之庞大可能是新闻传播领域绝无仅有的，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也是不多见的。
本文以2006年至2015年的10年为考察范围，解读每一个年份中以“网络传播”为关键词（或主题）的代表性文章，将这些文章节点串联起来以期大致描绘10年间中国网络传播原创性研究的发展轨迹。②需要说明的是，网络传播的研究固然不是按年度来划分的，诸多议题的研究呈连贯或不连贯的持续性，在本文中笔者仅是为了梳理与表述便利，按年份来叙述当年新出现的或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2006年：网络传播的标准定义、网络舆论、自媒体、媒介融合
2006年，中国互联网已经发展满12年，网络传播也已成为常见的现象和约定俗成的说法，然而对什么是网络传播仍缺乏标准的定义，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这种基本定义的缺失将阻碍信息传播的有序发展。首先破冰的是法学研究者王迁，他撰写的《论“网络传播行为”的界定及其侵权认定》一文提出，网络传播行为指的是将作品“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联网服务器或计算机中的交互式传播行为（包括用户“共享”作品的行为），不包括对第三方网站中作品设置链接等辅助传播行为。[3]这篇论文被以不同程度的支持或批判地引用180余次，为后来针对网络传播行为的定义式研究提供了讨论的基础。
网络舆论是2006年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一年前后，中国集中发生了“孙志刚事件”“宝马车撞人案件”“妞妞事件”等几个有较大影响的事件，互联网“一夜之间”成为舆论形成与发展的新场域，推动甚至影响事件的发展和解决。针对这一新现象，诸多研究者展开了探索。其中，蒋乐进提出，网络舆论是在网络普及、上网者有充分自主话语权及拥有共同关注话题事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公众的意见和网络传播媒介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传统媒体适当介入的结果。[4]谢海光、陈中润从公共管理研究的路径提出，互联网内容及舆情的核心元素包括热点、焦点、重点、敏点、频点、拐点、难点、疑点、黏点、散点十个点，其中热点是最基本的判断依据。他们还同时指出了2006年前后网络舆情研究过分依赖统计工具的问题——用数理统计软件化来代替舆情分析判据的科学性、用经典概率理论简单图示化来代替舆情分析判据的复杂性。[5]这种貌似科学而难以实用的研究偏向直到10年以后的今天依然存在并阻碍着我们真正认知互联网舆情的深度复杂性。
自媒体这一新概念出现后，邓新民发表《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一文，提出：自媒体的核心在于普通市民自主提供与分享信息，而目前发展迅速应用日广的新媒体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自媒体的特征，从而可能成为新的应用广泛的重要信息传播渠道。他同时提出，由于自媒体的进入门槛低且具有自主性越来越强、发展越来越快、应用越来越广、作用越来越大等特点，因此针对自媒体及以自媒体为特征的新的媒体的管理也越来越难，应当引起重视。[6]
尤其重要的是，2006年蔡雯首度向国内引介了发源于美国的“媒介融合”概念。她介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发展的推动下，媒介融合正在成为西方新闻传播学界的新课题；所谓融合是传媒组织经营上的联合与介质上的汇聚，媒介融合是大势所趋，我国应该引起注意并做好准备，尽早打破行业和区域划分的壁垒、迎接媒介融合。[7]蔡雯后来又撰写多篇文章③探讨媒介融合的内容及意义，包括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业的变革以及与之相关的新闻教育的变革等。2009年，蔡雯论断，融合是新闻传播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媒体的格局正在发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无论是受到挑战的传统媒体还是层出不穷的新媒体，都在试图通过与其他媒体的合作或联姻（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赢得竞争。媒体融合已经成为这场变革的主旋律！”[8]
二、2007年：网络群体行为、危机信息管理
在肯定互联网为信息传播及中国社会发展带来正向作用的同时，一些学者从网络传播的机制入手对其负面效应做出了思考并提出预警。例如，彭虹等人提出网络传播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9]；又如，崔建国认为，网络传播使得个人的作用被放大、网络社区被认同、传播成本被降低，因此人群之间因数字鸿沟的加深而进一步分化，信息失真和扭曲更为常见，网络暴力倾向呈蔓延趋势。[10]
网络群体行为则集中体现了网络传播的这些特征和潜能，相关研究也进入议程。周湘艳将网络群体行为定义为“数量众多的网民在非预期的特定阶段为达到共同诉求而通过网络集中参与社会事件”。她提出，网络群体具有情绪化、行为规模效应及因匿名而造成的个体心理变化等特征。她认为，网络群体行为暴露了虚拟与现实之间交错的权利与法治的真空地带，正在挑战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11] 为应对这种新的社会现象，一些研究者对诸如“网络环境下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的新思路”等议题做出了探讨。其中，杨军与张媛将危机发展的过程划分为潜伏期、爆发期和恢复期并相应提出预警、控制、反思及教育等网络舆论管理的对策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12]
三、2008年：后新闻传播时代、对网络传播消极意义的反思、网络与国家文化安全等
杨保军认为，网络传播已经开启了“后新闻传播时代”，我们应顺应新闻传播模式的诸多变革、新闻“产消者”的一体化、融合新闻的勃兴及新闻的图像化等新的信息传播趋势，不能总是停留在传统新闻传播业的框架与格局内描述和反映这些新变化。[13]
在同文中，杨保军对网络传播可能带来负面作用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他提出，后新闻传播业时代还有可能出现一系列背反性情形。如，传播技术的核心化作用越来越大并使得新闻反映真实和新闻造假都更加容易；又如，新闻传播主题和一般信息传播者的日益大众化公共化可能反而减少人们面对面的交流并进而减少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再如，传播者和收受者的身份自由使得新闻自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同时也愈加私密隐蔽。这些反思对此后的新闻传播实务与研究都具有警示作用，在今天看来，杨保军提出的这些警示正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有研究者提出网络传播关系到国家利益与国家文化安全。例如，刘桂珍认为，在全球化及互联网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全球网络传播“西强中弱”的态势下，应注重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在“软手”上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为引领着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在“硬手”上则应构建自律、他律、技术控制三位一体的管理机制，尤其是要使网络技术的研发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有力武器。[14]
在继续探讨网络传播本身的现象特性（包括网络语言[15]、知识共享[16]、话语权[17]等）的同时，关于网络传播的学术研究还与宗教传播[18]、音乐行为方式[19]等多个领域展开了交互。
四、2009年：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网络伦理道德、“人肉搜索”、网络意见领袖
在2009年前后，随着信息传播本身的发展、新一轮社会问题的凸显，以及信息传播与中国社会交织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网络传播之于社会参与和社会问题的处理成为研究者研究的焦点。
如果说之前的网络传播研究已经关注到网络群体行为的出现及公共危机管理的必要性，那么2009年则集中涌现出大量以“群体性事件”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章，且在前后几年中伴随着几乎每一次事件的爆发皆有相应的研究出现。探索舆论引导“解决方案”的对策性研究也相应出现。研究者提出，在今天的中国网络舆情日趋重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甚至决定整个社会发展走向的关键；大量的研究④呼吁政府信息公开、建立网络舆情监控系统及预警机制、加强普法教育和网络法制化管理等。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⑤介入了此类对策性研究，从社会文化、法律法规等视角探讨网络政府干预议题。
“人肉搜索”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伦理视角的研究⑥揭示，“人肉搜索”有其合作性、民主参与性、正义性及批判性等积极的属性，因此恰当的“人肉搜索”本身是网络互动的工具和社会监督的公器；然而在当下中国“人肉搜索”迅速过热甚至偏轨发展，其消极性凸显，包括信度缺失、侵权侵利、消解主流道德等问题凸显。陈正辉认为个中原因在于，在现实中信息的不畅通导致了民众对道德事件敏感，网络的匿名性及追究法律责任的不明确现状又为人肉搜索提供了温床，而要改变这一现象则应从保护个人隐私权、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加强对网站的监管与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等四个方面进行伦理规范。[20]
关于“人肉搜索”的诸多研究皆站在传播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的交叉之处。殷俊的《从舆论喧嚣到理性回归——对网络人肉搜索的多维研究》一书集中体现了这种多学科视角。他领导的研究团队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视角解读了人肉搜索产生的原理，并解析了人肉搜索之于传播、经济、文化、法制及社会等方面的诸多问题。[21]这种强烈的跨学科性也是网络传播研究的一个缩影并昭示着其未来的发展。
与社会大背景相关，这一年还集中涌现出相当数量的网络意见领袖研究成果。其中，杜筠的实证研究分析认为：与传统意见领袖不同，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是依靠自身在网络上的活跃度及在某一专业领域得到绝大多数网友认可的程度；网络意见领袖并不一定比追随者更接近信源，而是能给予追随者更多思想和意见以帮助他们形成判断；同时网络意见领袖也不必善于真人交际，因此与传统意见领袖相比，网络意见领袖更具普遍性，网络意见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也更广泛且虚拟不稳定。[22]
五、2010年：“反沉默螺旋”、网络议程设置、信息知识产权
中国网络舆论快速而深刻的发展使得诸如“沉默的螺旋”等西方经典的传播学理论概念被再度放置到中国实践中进行检验、修正与发展。王国华与戴雨露⑦在刘建明[23]、姚珺[24]等人在中国网络传播初期所做的“反沉默螺旋”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当下网络传播中的“反沉默螺旋”现象做出解析，提出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会出现理性和非理性两种不同的传播路径，其中基于对政府公信力、民族精神、道德问题等的关注而走向理性的路径，非理性“人肉搜索”、非理性中坚分子、非理性意见领袖等则将网络舆情引向另外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议程设置”这一经典理论概念也被重新检验。有研究者提出，新的传播活动中的议程设置（网络议程设置）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点：设置网络议程的主体呈多样化、草根化、分权化，议题本身呈广泛性、开放性、衍生性，设置议程的渠道也呈多元化、互动化等。[25]华中师范大学的课题组也提出网络传播中议程设置呈全民化（该研究还对其他一些西方经典概念做了检验，提出舆论演化的“蝴蝶效应”加剧、舆论控制的“把关力”弱化等）。[26]
一些新的议题，如云计算开始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有意思的是，研究者首先从法学的视角切入云计算研究。例如，孙远钊通过解析发生在美国的七大影业公司联合状告Cablevision侵犯著作权这一案例来探究云计算所涉及的基础性法律问题。他引用美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律信息科技分会的观点认为，尽管国际上对云计算本身的定义尚未取得共识，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从事信息管理的优缺点已经初露端倪，尤其是交由第三人代管的信息安全与隐私问题、无法直接对实体的硬件予以管控或取用问题、无法确知实体信息的实际所在与知识产权的界定与维护问题等特性，对各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中国现行的法规中对于著作权的构成、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例外等诸多内容也迫切需要进行更细致的规范与定义。[27] 回溯到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自此，信息知识产权议题正式进入研究视野。有代表性的研究集中出现在2009年、2010年两个年份。例如，王迁定义了网络环境中的版权直接侵权[28]；又如，旅美学者刘家瑞通过解读十一大唱片公司联合诉讼雅虎案件来辨析网络侵权中的“明知”“有理由知道”和“应知”等基本概念，为网络传播时代中国版权立法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29]；再如，史学清、汪涌和王迁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避风港”问题。[30][31]这些研究成果直接促成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修订和2013年1月《国务院关于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决定》的颁布。
六、2011年：多网融合与网络国家安全、网络文化与社会进程、网络空间与国家主权
关于人肉搜索等议题的研究仍在继续[32]，对意见领袖、“沉默的螺旋”等经典概念的检验与讨论⑧也在展开。其中，邓若伊提出，由于网络传播带来媒介环境的转型，意见领袖理论的解释力降低，需要进行“调适”。她的理由是：新环境中的意见领袖可能是现实中的名人也可能是虚拟世界中匿名的人，意见领袖可以是受众也可以是传播者，评价意见领袖的标准主要视其网上表现是否活跃、是否掌握事实真相或网络传播中公信力较高的符号代码等，意见领袖存在的周期变得相对较短，存在形态相对分散，存在形式以非层级、非权利为特征。[33]
更重要的是，2011年出版了三篇重量级的论文，分别探讨网络传播本身、网络传播与中国社会进程和网络传播与主权国家的边界划分。
高钢撰文讨论了多网融合趋势下的信息集散模式的改变。他认为，直接影响信息传播形态与模式改变的三大技术（产品）已经显现，即移动互联网、智能便携终端、云计算。这三大技术将形成千姿百态的信息服务，改变信息交流的结构与模式，从而使得公共信息的提供方式、社会关系的经营方式、社会结构的演进方式发生革命性的改变。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改变：“网融合”——信息集散的全新物理结构呈现，“微传播”——信息集散的全新基础单元生成，“泛关联”——信息集散的全新社会能量开启，“大协作”——信息集散的全新创造模式形成。[34]
在这种多元网络、多元社群、多元信息融合的趋势下，高钢进而提出网络安全越来越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安全，较2006年刘桂珍探讨的网络与国家文化安全更进一步（近几年提出的“网络国家安全”印证了他的观点）。他提议，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建造需要纳入物理技术防护和社会管理防护的统一、被动形态防护和主动形态防护的统一与国家组织防护和民众自主防护的统一，三对统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彭兰的文章指出网络文化之于中国社会进程的深刻影响。她认为，自1994年起步以来，互联网促进了中国信息经济的发展、传媒产业的变革和文化产业的振兴，然而互联网对于中国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它对中国社会进程的深层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网络文化的影响。彭兰将网络文化定义为“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互动的产物以及这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一种桥梁”，它映射着现实社会同时也反作用于现实社会。网络文化对社会压力的运动方向形成一定作用，对社会压力既具有释放作用也有增压的可能性，两者还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相互转化。网络文化还直接作用于每一个网络中的个体，其运动过程也是人群自然分化的过程。[35]彭兰的这项研究既是集大成者，也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框架。
任孟山从信息交换与地缘政治的角度首次提出网络传播的信息空间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张力关系。通过对传播主体与国家监管、身份认同与地理约束、网络自由与信息管控、技术进步与跨界传播这四个层面的解读，任孟山认为，网络信息空间的取向是跨越国家地理边界进行信息传播，而国家主权则是要约束网络信息的无边界传播，两者的内在技术秉性与政治秉性的落差永不会消失，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矛盾表现形式，当前网络传播的信息空间与国家主权的地理空间的调适程度将会决定现实社会中的信息存在状态。[36]
七、2012年：个人门户时代、网络公共议题“敏感的螺旋”、网络谣言善治、网络外交
至2012年前后，互联网已在中国发展近20年，彭兰将这20年来的网络信息传播模式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以网站为核心的“大众门户”阶段、以搜索引擎为基础的“定向索取”阶段、以社会关系为传播渠道的“个人门户”阶段。她认为，进入到个人门户时代，网络传播才真正完成了关键性的变革。彭兰分析，今天的“个人门户”传播模式是以P2P、RSS、Widget、Application、API及社会化媒体等为基础的。从新闻生产的角度讲，个人门户模式赋予了公民新闻更大的权力；从新闻消费的角度看，个人门户模式并不意味着门户网站意义的丧失，但至少说明了人们获得新闻的入口在发生变化。她同时提醒，应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个人门户模式为个性化的信息满足提供了一个好的机制，但个性化信息消费并不必然意味着人的信息选择、信息价值判断及态度形成就是独立的；又如：社会化媒体增加了社会聚合的可能，但社会化媒体中人们的交往也有可能越来越呈现出“区隔”的倾向；再如：个人门户使得大众门户的中心地位被削弱，每一个个体成为自己的传播中心，这似乎是一个传播去中心化的过程，但同时也会促成新的话语权力中心。由此，彭兰再次呼吁，未来对网络传播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其本身，而应深入到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层面，在其中更深刻地理解新媒体发展的长远影响。[37]
与这一理念相呼应，周俊和毛湛文所开展的一项关于社会信息流动的原创性研究提出了网络公共议题的“敏感的螺旋”模型。他们发现，敏感度越高的信息越趋向于在互动程度高的传播渠道中传播，如微博、SNS网站等，相比之下敏感程度低的信息则趋向于在门户网站等互动程度较低的渠道传播。整个传播过程可以用螺旋式上升的模型来表示：在面对压力监管之时螺旋的规模相应变小，但在人际互动程度高的渠道中敏感信息依然保持流动的状态。[38]刘荣、刘艳则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探讨网络谣言的善治途径。他们分析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主体间权利和利益的相互依赖性和互动性，对其中政府的作用范围及方式做出重新界定进而提出多元的网络谣言治理优化方案。他们认为，政府、公民、网络民间组织对网络谣言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一种新颖关系的体现。[39] 与此同时，网络外交这一议题进入了中国研究者的视野。何宗强、李婷引用唐小松对网络外交的定义：在信息时代，国际行为体为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平台开展的对外交往、对外宣传和外交参与等活动即是网络外交。两位研究者分析了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网络外交，认为美国实施网络外交的目的在于减少“噪音”、促进心灵沟通。尽管要认识到仅仅凭借网络沟通和政治作秀是难以真正达到赢得人心的目的的，但是也要看到借助网络媒介的确可以更为迅速地传递美国的价值观和政策主张。美国利用网络媒介占据信息和舆论高地、将网络外交与传统外交相互配合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40]
八、2013—2015年：多样化议题
在延续上述研究议题及路径的同时，2013年至今的研究明显呈多样化趋势。研究者就网络对各个领域传播的影响、与各个领域的融合互动发展展开了分析，包括网络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影响⑨、网络传播之于电视剧发展⑩、网络环境下的纪录片创作11、微传播时代中微电影的发展前景12、时尚业的网络传播13、宗族文化的网络传播14、书法艺术的网络传播15、民间公益组织的网络传播策略16等17的分析，不一而足。
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议题之多几乎是空前的，然而尽管具体议题不同，基本的观点都认为网络传播为各行各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应从现象中理解规律特性并顺势加以运用，服务于相关事业的发展。
九、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的10年发展与问题
依据赵莉梳理的1996年至2005年中国网络传播研究概况，研究的议题主要包括网络媒介、网络伦理与法规政策、网络实务、网络传播效果、网络广告、网站建设与经营等。[41]相比之下，在接下来的一个10年间（2006—2015年），由于中国的网络传播实践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彭兰的话讲，就是我们走过了“大众门户”时代和“定向索取”时代，来到了“个人门户”时代，用杨保军的话讲则是“后新闻传播时代”，网络传播研究的议题、方法、路径等也都相应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议题（群）的变迁。这10年所研究的议题范围明显扩大了、多元了，同时也从普适的议题转向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议题群。10年间最为重要且最多的研究是网络舆论议题群，与之相关的议题包括网络群体事件、网络议程设置、网络意见领袖、危机信息管理、网络谣言治理、网络舆论引导等。西方传播学中相关的经典理论概念也被置于中国新实践中加以检验并发展。其次是法律与伦理议题群，这是我们过去研究较少但在网络传播时代迫切需要的。再次是网络安全与主权议题群，是今天网络化与全球化融合发展的时代对中国提出的新议题。
议题的变迁准确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在以“分化”为特征的社会转型期，原本隐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后的各种具体利益的不一致逐渐显现了出来，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种种矛盾凸显，然而现有的治理机制又尚未及时跟上变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与此同时，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传播形态则为各个主体的各种诉求提供了新的多元的渠道和可能性，网络传播迅速成为参与社会的“双刃剑”甚至“多刃剑”，所涌现出的诸多新现象和诸多不确定性受到了研究者的强烈关注，但无论如何，网络传播与中国社会的深度融合发展模式与趋势是肯定的。
议题的变迁也导致了研究路径的变迁。传播学历来被认为是处在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等学科的交叉点上，如马特拉所言，物质与非物质、技术与语言、自然与人文、经济与文化、个体与系统、本土与全球等一对对矛盾演进的语汇构成了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张力，然而这些语汇往往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出现在传播学的讨论中的，正是他们的对抗切割形成了传播学中的各个思想派别和潮流倾向。[42]在网络传播研究尤其是中国的网络传播研究中，人们发现，网络传播之于社会、经济、法制、伦理、文化等的嵌入之深已经常态化了，任何一个学科路径都无法完整地解读网络传播中的现象，甚至连自成体系也很难做到，因此采用跨学科的路径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或锦上添花的选择，而是网络传播研究必走的道路。
然而，落实到具体研究的方法论中，当前我国的网络传播研究仍然存在至少两个问题。其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仍然是分离的。政策应对型的研究往往缺少观点批判，而价值判断型的研究则少了一些建设性，这似乎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对永恒矛盾。其二，研究者仍然是孤立的且越来越孤立。尽管整个网络传播研究的局面是跨学科的，然而具体到每一个单个的研究则仍然是单一学科视角的。换言之，很少看到来自多学科的研究者组成团队开展研究，即便是某个学科内部也很少形成团队式的研究。此外在信息技术的赋能和异化下，研究者的合作对象往往是技术工具和反映研究对象的（部分）数据而不是其他研究者，甚至不是研究对象本身。其潜在的危害不言而喻，嵌入在社会进程中的网络传播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将不被真正理解。这是下一个10年我们尤其需要关注并应对的问题。
十、结语
综观2006年至2015年这10年来的研究议题、方法、路径、理念等的发展，尤其是考量中国网络传播之于中国社会进程的嵌入式融合发展，有理由提出，网络传播研究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原创的平台。换言之，正是从网络传播研究开始，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真正走上了原创的道路。这样一来，在下一个10年内，有理由期许在中国出现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重大发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课题“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4@ZH037]
注 释：
①本文主要以收录在中国知网的文章为综述对象，另外包括一些著作书籍。
②这诚然是一种挂一漏万的做法。在万余篇论文中，研究者的选题、视角、路径和观点都是非常多元的，本文对作品的选择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受笔者自身知识与视野的局限，在此笔者向从事网络传播原创性研究的学者致歉并致敬。
③例如：蔡雯.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与新闻教育改革[J].今传媒，2009（01）. ④例如：李菲.和谐社会构建与网络舆情引导[J].理论导刊，2009（07）.
⑤例如：唐斌.群体性事件的网络传播与政府干预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6）.
⑥例如：李建军，刘会强.“人肉搜索”与网络传播伦理[J].当代传播，2009（03）.
⑦例如：王国华，戴雨露.网络传播中的“反沉默螺旋”现象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
⑧例如：王澜.网络传播中“沉默的螺旋”效应的弱化[J].新闻世界，2011（09）；再如：袁文霞.从新媒体语境下审视沉默的螺旋——以网络传播为例[J].今传媒，2011（04）.
⑨例如：李姝.网络环境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影响[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3（06）.
⑩例如：张智华.网络传播与电视剧发展[J].现代传播，2014（04）；再如：唐培林，张晗.网络视频语境下国产电视剧的困境与突围[J].现代传播，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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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例如：王欢.浅析宗族文化的网络传播[J].新闻世界，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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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