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在不影响市容交通的前提下，方便群众生活允许各类摊点在规定地段规定时间经营”的人性化管理条款。按照这一思路，南京将陆续接受四大类摊点的申报，为1万多个“规范”后的摊点发临时摆摊许可。(4月29日《现代快报》)
　　改革开放后，商贩经济为何能得到迅猛发展?有人替他们撑腰，比如邓小平同志的“黑猫白猫论”，促进了商品经济思想的解放。我们应该有一群组织和专家，经常站在草根阶层，以公平公正的态度为弱势群体奔走呼号。改革开放不久，政策有同情心，社会有责任感，公共品质好，社会财富虽然不怎么丰裕，但社会结构稳定，没有排斥感和裂缝，没有贫富落差和权益受伤，人的幸福感强。
　　可是，经济发展了，就“翻脸不认人”了么?所谓的“形象崇拜”、政绩需要，实质上是一种虚伪的论调，比如将商贩当作清理目标，当做严管对象，因为他们影响了市容，殊不知，影响市容并非商贩的原罪，而是我们的管理滞后，过分看重管理效能而忽略弱势群体的“饭碗需要”，这才是根源所在，是典型的“裂缝思维”。
　　由于受“裂缝思维”影响，于是乎“贵族吹鼓手”也出现了，比如大讲“上访户绝大多数是精神病患者”的孙东东专家，比如高调“‘未婚同居’也是房地产滞销的灵丹妙药”的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还有“形象受损失，官员很受伤”的“王帅帖子案”，如此这般的“麻辣烫言论”不去粘合贫富裂缝也就罢了，反而将商贩、上访户、钉子户和失地农民当成了“社会捣乱分子”，这就更加加速了社会结构的断裂。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说：“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如果我们对这种社会断裂仍无作为，继续剥夺弱势群体的生存需要，就不可能保证“深圳城管喋血街头”、“北京城管被商贩杀害”的悲剧不再发生。
　　“要求断裂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并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南京市将商贩需要放在人道主义的高度认识，是一种善治，更是对管理裂缝的自觉缝合和协调。蹲下身子，体察弱势群体固然要付出管理成本，但这是难得的观念进步，毕竟，认识到了裂缝存在，产生了缝合冲动，这就很值得鼓励。
　　据报道，内地摊贩就业人口约为2553万人，政府费劲周折去管理，“数千万小贩与数百万城管展开了几十年的街头游击战”，政府付出了极大代价，却是吃力不落好。这种强行管理方式真的需要纠偏了，将“墙”推倒，变成一座“桥”，远比单纯堵截更理性，更有管理效力。
　　商贩经济不仅是GDP的重要构成，也是群众消费品的理想来源，是别具特色的街头文化，是熙熙攘攘的民生景观，更是化解就业难的便捷有效的手段。及时疏导不会加剧管理难度，比如镇江启动“民主自治”试点。“试点一个月，大家都规规矩矩，既用不着起大早抢位子，也不用跟城管队员吹胡子瞪眼。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城管的工作模式发生质的变化，从执法为主转变成橼调为主”。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也建议政府可考虑出台《城市设摊导则》让小摊贩合法化。缝合了管理强势和商贩弱势的裂缝，关照到更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欧洲有露天吧台，亚洲有街道摊贩”，如此，社会才是有希望的社会，也才是人人都向往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