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告别人世，时年27岁。
　　王尽美去世后不久，其祖母和妻子先后病故，只剩下老母带着两个幼子。生活之凄苦是可以想到的。王乃征、王乃恩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很小，四年之后，母亲也忧伤病故了。贫苦与死亡，吞噬着我们这一家，日子是在苦水里泡过来的。”党组织和同志们对王尽美的家属给予尽可能的关怀和照顾。1948年，中央机关驻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时候，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在写给张云逸、马保三等几位山东负责人的一封关于调查革命烈士的信中，特别表示对王尽美家属的关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路经山东，与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长谈话时，曾经谈起了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认识王尽美的情景。事隔数十年，董必武对王尽美的印象仍很深。他还十分关切地询问
　　王尽美去世后的家庭情况。当听说王尽美的两个孩子都离家参加革命工作，家中只剩下王尽美老母一人由地方政府照顾时，董必武指示说，最好将老人接到济南，由公家予以安置照顾，使她过一个愉快的晚年。随后，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把王尽美的母亲接到济南供养。
　　毛泽东有一次在青岛视察工作时，特意向山东负责人講起了王尽美。他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还活着，你们要把她养起来。”
　　（知秋摘编自《王尽美》，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郑惠等主编、张树军等副主编，丁龙嘉、张业赏/著）

王震为“右派”居民点

取名“向左村”

　　1958年五一节刚过，铁道兵司令员兼国家农垦部部长王震就去看望“右派队”的成员。王震站在刚刚搭起的羊马架子前面的荒草甸子上，开头就说：“同志们，总理让我来看望大家。”接着，又重复说：“本来总理要来亲自看望大家的，因为总理正准备出国访问，不能来，让我来看望大家。”王震在荒草甸上，一边不停地抽着烟，一边不停地走动，他一眼看见坐在草甸上的兰钰。兰钰被打成“右派”前是通俗出版社社长，解放战争时期，是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社长，胡宗南打延安时，他就跟随王震的指挥所行动。王震紧皱浓眉，喊兰钰的名字：“兰钰！”兰钰低头“嗯”了一声。王震说道：“你还记得吗？胡宗南打延安，我们睡在一个炕上，吃辣椒炒小米饭……”王震停了停，用深沉而又饱含着一种令人沉思的感情说道：“小字报办得好好的，搞什么大字报！”
　　接着，王震提高嗓门，鼓励大家：“你们到北大荒来，是我找总理要来的。夹着尾巴做人，三年不出头露面，改造好了，你原来写剧本，回去照旧写你的剧本；你原来拉小提琴，回去照旧拉你的小提琴……”他看了看新建的羊马架，又爽朗地问：“一个人右了，怕什么？还可以变左嘛！我替你们这个新居民点取个名字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王震说：“就取名叫‘向左村’。”
　　（黄艳摘编自《丁玲在北大荒》，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郑笑枫/著）

刘华清谈中苏军事技术

合作

　　1990年11月1日上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别洛乌索夫进行了结束性会谈。双方顺利签署了《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改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双方对第二次混改会都表示满意。我高兴地宣布：“第二次混改会圆满成功。中苏军事技术合作，比在莫斯科第一次会议时有了更宽泛的领域、更高的层次，发展的前景非常好。希望今后的合作能够更扎实、更富有成效。”中午，我送别洛乌索夫去机场。途中，他说：“回去后，马上向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汇报。”他希望中苏高层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
　　遗憾的是，随后由于苏联政局的动荡，商务谈判拖了下来。12月4日上午，在钓鱼台宾馆，我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索洛维约夫。他转交了别洛乌索夫给我的一封亲笔信，主要内容是：苏联外经部副部长戈里申上将，拟率团于12月中旬来华，继续进行苏-27飞机政府间协议的谈判。我松了口气，随即给别洛乌索夫写信，一是表示感谢，二是敦促谈判早些进行，合同要尽快签订。
　　戈里申海军上将按计划来了。我方和他们进行了封闭式的谈判，吵吵争争，进进退退，一波三折。最后，双方还是缩小差距，达成了协议。12月28日，苏联向中国提供若干架苏-27飞机的合同在北京国贸大厦签订。我出席了签字仪式。香槟酒“嘭”地一声打开，人人都满满一杯。我和每一位苏联朋友碰杯，又和每一位中国同志碰杯，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有了今天的成果。
　　（知秋摘编自《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刘华清/著）

评书演员袁阔成回忆王震

　　我录制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在中央台播出后，突然接到王震将军的来信。王老在信中说，他是千千万万忠实听众的一员，他和他的孙子听我讲“三国”都入迷了。这已经让我感动不已了，没想到1985年1月14日，王老又在家中接见了录制评书《三国演义》的剧组。
　　王老高大消瘦、精神矍铄，穿一身呢制深蓝色中山装，领子、袖口处磨白了，锁扣眼儿的线几乎脱落，虽年逾古稀，仍透着威武和英气。他家的客厅非常朴素简单——一圈用旧了的沙发，扶手上铺着白色的网垫；磨平了的地毯，接缝处用透明胶纸贴着。
　　王老亲切地说：“我要感谢你们，人民也感谢你们，你们为弘扬祖国的民族艺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同时，他毫不客气地对我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王老说：你是艺术家，对艺术要精益求精，如果出现错误会误人子弟的。比方说，你把“雀跃”读成“què yào”，孩子们为此争论起来，他们说，“袁伯伯是这么说的”。你要多查资料，对人物的评价、字音的读法要力求准确。学马叫不要多，多了会使人听着不舒服。
　　接见结束后，王老拉着我的手，幽默地说：“什么叫平等？我把架子放下来咱们就平等了。希望你常来做客，咱们一起研究《三国演义》。”
　　在录制第二部《三国演义》时，王老挤时间与我们一起研究“三国”，对重大战役、主要人物、关键评点，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我问王老为什么对“三国”这样熟悉，他告诉我，在战争年代，经常在马背上读“三国”。有一次为了牵制敌方兵力，王老率兵西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打了三个月恶仗，在最危急的关头运用“三国”中的谋略，奇迹般地突出了重围。曹操的军垦屯田在军事史上是了不起的创举，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延安掀起大生产运动，为抗战全面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毛主席号召我军高级将领多读读“三国”，叶帅、陈老总、贺龙将军精通“三国”，经常研究 　　“三国”。
　　（赵鹏摘编自《忆王震》，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警卫员何自新回忆白求恩

　　白求恩同志生活极为简朴，从不搞特殊化。在五台县松岩口医院，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派了个炊事员，专门给他做西餐。白求恩带着医疗队巡回视察了几个军分区，看到我军干部战士吃得很简单，每人每天除主食外，菜的标准仅五分钱。他说：我也是个八路军，为什么要吃这么好？他提出要和我军干部、战士一样吃中国饭。
　　白求恩长期劳累，有时连续工作几天几夜不休息，身体渐渐消瘦了。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经常给他买鸡和水果，他却拿来转送给伤病员了。
　　有一次，炊事员给他清炖了鸡汤，我盛了一碗给他。他一看炖得很好，很高兴，就问我还有没有。我告诉他有，他干脆叫我把锅端来，又找来一个大碗，让我端一碗，他自己端一碗，到病房里去喂重伤员。他喂的那个伤员猜到这是给白大夫的，怎么也不吃，但白求恩坚决地一勺勺把鸡汤喂到伤员嘴里。站在周围的轻伤员看到这种情形，都十分感动。我原来想不通，端着汤走在路上，还嘟嘟囔囔地说：这是组织上给你的，你都给伤员吃了，你的身体慢慢就垮了。白求恩毫不在意地说：“小鬼，我不需要吃这个，他们才真正需要呢！”
　　在战争环境下，水果不容易买到。有一次，好不容易买到一些桔子，我给他端去放在屋里。一转眼，桔子没了，人也不见了，也不见有桔皮。我猜他一定又送给伤员吃了，就大步追到病房。一看，他正从口袋里往外掏，每人一个分给伤员们。我找来翻译，向他说明这是组织上给他买的。白求恩说：“我是一个健康人，不需要吃水果。”他还说：“小鬼，不要只关心我一个人，要关心大家。”
　　（赵鹏摘编自《纪念
　　白求恩学习白求恩》，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忆范明枢先生

　　1931年，范明枢先生在济南乡村师范当图书馆主任。那是一个月只有40块钱的差事，势利一点看，以他的身份是不值一钱的。然而他干了，并且干得很有兴致。在那年双十节学校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他登台讲话，说：“民国这个招牌已挂了二十年了，我们没看到什么民主，却一下失去了这样几百万方里的大好河山……我不老，你们更年轻，我们应当大家努力！”
　　那时正是九一八后，一席话给了学生很大兴奋，很多激励，有的人都感动地哭了。从那以后，人家就称他“老青年”。他老，那时已60多岁了；他年轻，心像20多岁的人那样活泼有生气。他常常从那些寒苦的学生身上，偷偷地学习些新的东西。学生喜欢看的书，他也跟着看。起初，他看不太懂，却硬生生地钻研下去，慢慢地像豁然贯通了似的，在那些社会科学书里发现了从来没听说过的真理，觉得津津有味。学生开给他书目，他就照着购买，因此那学校所藏的图书成了进步青年们稀有的财富。四年后，我（吴伯箫）有机会到那个学校教書，还以其中一部分书籍（大部分被查抄了）继续了那学校的传统教育。但也是那些书籍，触着了反动势力的痛处，于是先生被捕了。
　　先生的学生是很多的，在山东也有些说话“有力”的人，大家联名保他出来，那已是他受了半年铁窗生活的时候了。出狱那天，他对接他的人说：“保我干什么呢？狱里生活我还没过够，这是大学，应该让我多学学，也好知道我到底犯了些什么罪过！”
　　（知秋摘编自《徂徕
　　烽火》，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吴伯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