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与接受在中国文艺界掀起一股变革的浪潮，结构主义批评、存在主义哲学、语言学、叙事学理论的涌入，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在小说领域表现为，新潮小说的出现，以马原、余华、格非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群对小说进行的形式实验。先锋派颠覆了传统的小说观念，在他们笔下，小说的艺术也就是叙事的艺术，小说重心从故事转向叙事。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故事是小说的“所指”，指代叙述的内容；叙事是小说的“能指”，指代叙述话语或叙述文本。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小说，是以讲述故事，写什么为主，人物和情节是其两大基本要素；那么80年代以来先锋作家创作的新潮小说，则是以叙事技巧，怎么写为主，叙述语言和时间是其两大基本要素。
　　小说在故事和叙事两个层面的双重建构，使得时间在小说中也具有了双重性，分为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之一体现在时间观念的革新以及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非对应关系上。先锋派作家的时间观不再是客观、线性的，有序、渐进的，代之以主观心理的、流动性的、碎片化的无序时间，因此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在先锋小说中往往是倒错的，不同步的。如莫言的《红高粱》便是意识流的文本。故事的讲述不再是随着线性客观时间发展演进，而是依据叙述者的主观心理活动于现在和回忆过去之间自如地穿插交替。时间在先锋小说这里不仅是叙事塑性的重要方式，其背后还隐含了作家关于個体现代性的生存体验，关于时间与存在，时间与记忆的思索。
　　本文将要研究的对象，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更是一个典型的关于时间的文本。余华在此书的意大利文版自序中写到，“我想，这应该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它的结构来自于对时间的感受，确切地说是对已知时间的感受，也就是记忆中的时间。”余华对时间的特殊感知，从小说中即可得到印证。
　　本文主要从叙事时序的角度探究《在细雨中呼喊》的预叙述的运用。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分析叙事时序的灵活运用所起到的功能和效果，窥探作者在小说中的叙事意图。
　　一
　　西方叙事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故事和叙事话语，作者、叙述者、主人公，叙事人称，叙述视角，叙事时序等一系列专业术语的引进，打破了以往将作者、叙述者、主人公或故事时间、叙事时间混为一谈，将小说等同于故事的局面，拓宽了文学评论对小说文本的研究空间。
　　叙事学理论的代表人物热拉尔·热奈特在其著作《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中明确指出，“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时间的这种双重性不仅使一切时间畸变成为可能，更为根本的是，它要求我们确认叙事的功能之一是把一种时间兑现为另一种时间。”故事时序是被讲述的故事的自然时间顺序；叙事时序则是文本展开的先后次序，是叙述者讲述故事的时间顺序，它是叙事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叙事的时间顺序，就是对照事件或时间段在叙述话语中的排列顺序和这些事件或時间段在故事中的接续顺序。
　　在故事中，几个时间可以同时发生，因此故事的时间可以是多维的。在叙事中，叙述者不得不打破这些事件的自然顺序，把它们重新排列起来。故事与叙事在表现时间上的不同特点为改变时间顺序，达到某种美学目的开创了多种可能性。小说中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二者的不协调关系，称之为时间的倒错。这种时间的倒错在先锋作家的创作中屡屡可见，如格非的《褐色鸟群》，《迷舟》，以及本文将要研究的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
　　预叙述属于时间倒错的一种，在一般的小说中并不常见，是指事先指出将在适当时候详尽讲述的事件。然而，《在细雨中呼喊》中存在大量细节上的预叙述，以及重复预叙述和视点聚焦。
　　二
　　小说在叙述者“我”的回忆里展开，围绕“我”的出生地南门村和被领养后生活的孙荡镇两个地点，讲述“我”六岁到十八岁所经历的人生故事，以及“我”的祖辈、父辈、同辈的故事。小说显然没有按照故事发展的时间顺序依次回忆、展开叙述，而是在叙事时序上运用大量的预叙述和重复预叙，采用多侧面、多视角、碎片化、非线性的流动叙述和最后场面的视点聚焦拼贴成每个人物的完整故事。
　　小说开篇的第一节可看作是整部小说的预叙述，勾勒出了叙述者“我”一生（从出生到现在）的生命轨迹，与“我”的生命密切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在第一节都已经出场。“我”出生在一个细雨飘扬、孤独无依、令人战栗的黑夜，紧接着是六岁时“我”第一次看到死人的场景。6岁时王立强出现，带“我”离开南门村去了孙荡镇。五年后，王立强死去，“我”独自回到南门，和祖父在路上相逢，随着我们的到来家里发生了一场大火。不久，一家姓苏的城里人搬来南门居住。“我”回到南门的第二年祖父就去世了。苏家在南门只住了两年就搬走了。后来成为“我”好友的苏宇在他十九岁的时候脑血管破裂而亡。“我”高中毕业那年高考恢复，“我”考上了大学离开南门去北京念书，此时“我”的父亲孙广才早已和寡妇勾搭上。可以看到，小说第一节中已经事先提及了以后的事件活动，每个事件也只是寥寥几笔点到为止，预言式的透露出任务的命运，但没有展开详尽叙述。由于整部小说都笼罩在叙述者回忆性的叙述结构中，因此预叙述在小说中对应的故事时间是“过去的将来”。
　　小说的开场，“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那个女人的呼喊声持续了很久，我是那么急切和害怕地期待着另一个声音的来到，一个出来回答女人的呼喊，能够平息她哭泣的声音。可是没有出现。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这一类似梦境的场景描写极具预示性，暗示了人物的生存状态和运命，一种在沉闷、抑郁环境压迫下内心的挣扎、求生的呼喊，表现了生命原始的欲望和力量，一种对生命和生存本身的需求。在小说后面展开的叙述中也形成了呼应。
　　孙光明和苏宇的死亡叙述，以及家里发生的那场大火，都采用了大量的重复预叙，最后视点聚焦在濒死场面或事发现场，展开详细叙述。当孙光明还活着时，叙述者已多次重复预叙他的死亡。第一次提到孙光明的死亡，是在王跃进成亲的那天，书中写到，“一支目标一致、却松松垮垮的队伍在节奏混乱的锣鼓声里，越过了那条后来取走孙光明生命的河流。”其后又多次不经意间提到他的死亡，都是一笔带过，如“孙光明在临死前一天，还坐在门槛上向孙明平打听村里谁快要结婚了”，“我经常想起这个过早死去的弟弟”。直至在“死去”这一章节里，叙述视点才聚焦在孙光明的濒死场面，展开铺排。同样的，苏宇的死亡也不是一次就到来的。
　　由此可见，第一人称的叙事比其他叙事更适于提前，原因在于它具有公开的回顾性，允许叙述者影射构成其他角色一部分的未来，尤其是现实的境况。这为《在细雨中呼喊》的预叙述的运用提供了理论基础。预叙述使得小说的时空可以随着叙述者主观心理意识的流动更加灵活，跳跃。小说中的预叙述几乎只与灾难和死亡相关，起到了以死亡为基本起点对人物的人生世相进行关照的作用，将人物的挣扎置于宿命中。大量细节上的重复预叙，肢解了人物故事的完整性，人物生命历程的碎片化呈现暗含了作者对生命的独特感知。
　　主要参考文献：
　　[1]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2]洪治纲编.余华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3]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叶立文.增长与繁荣——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先锋话语.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5）.
　　[5]吴义勤.切碎了的生命故事——余华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论评.小说评论，1994（1）.
　　[6]赵毅衡.非语义化的凯旋——细读余华.当代作家评论，1991（2）.
　　黄诗婷，武汉大学文学院2016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