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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敕文是中国古代帝王专用的具有最高政治权威的政令文体，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及实用功能的“王言”，有着独特的文体色彩。
初唐诏敕文作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玄宗开元初代拟王言的政令文，强调布告天下、咸使闻之的政治功用，表现的是统治者对国计民生的思考以及政治措施的实施，在文体形式上也多有其特定的语言表述体系，因而很容易面目雷同。
但是，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难以截然划分。历代编纂的文学总集，从《昭明文选》到《文苑英华》再到《古文辞类纂》，都是把文学与非文学作品并列选录。萧统《文选序》的选文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昭明太子集》卷五），诏令也在选文中出现。另外，孔子曾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春秋左传注疏》卷三十六）。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要求诏敕文辞庄严华伟、雍容典雅。这些理论都左右着人们对诏敕文的审美要求。
从草诏者来看，初唐诏敕文出自当时擅长辞笔、文章功底极高的大家，如虞世南、李峤、苏味道、沈俭期、张说等人，皆集政治家、文学家于一身。他们在文学与非文学没有区别的情况下，皆自觉地运用文学笔法草拟诏敕，再加上诏敕文事关国体，代表天子圣音，为了保障天下万邦的信服顺从以及诏令内容的实施，需要出言谨慎，展现帝王权力的至高无上以及皇家的威仪。因此，草诏者常将撰写诏敕文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执行，在诏敕文的谋篇布局、结构安排上都苦心经营，在用典、辞藻、对仗、声律以及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上都反复琢磨，对其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悉心创作的文学作品。诏敕文因此难免受到草诏者文学修养及创作风格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此外，汉、魏晋南北朝、隋代文学的余韵，以及初唐百废待兴、昂扬开阔的时代风气的影响，再加上这一时期诗歌、散文等其他文学形式创作上的繁荣，都使得公文的写作更加倾向于文学性，诏敕文也颇具文采。
林纾《春觉斋论文》云：“（唐太宗诏书）其中或纬以深情，或震以武怒，成真率无伪，斯皆诏敕中之极笔也。”
初唐时期的文坛风气与政治环境
骈文发展至唐初已积弊甚多，“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此时的文坛急需一股新的文学风气来扭转颓败。
唐高祖李渊虽然于武德元年（618年）五月颁布过旨在改革公文风气的《诫表疏不实诏》，但收效甚微。唐太宗李世民针对骈文积弊亦曾提出过改革文坛风气的主张。吴兢《贞观政要》记载李世民言论：“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虽然反对南朝齐梁以来浮艳的骈体文风，但同时也提倡有选择地借鉴其精美的艺术形式。他在创作中身体力行，对革除六朝以来的骈文积弊起到了示范及推动作用，既承袭了隋朝文人李谔、王通，隋文帝杨坚，西魏宇文泰、苏绰等人革除骈文弊病的文学追求，又开启了初唐时期陈子昂风骨兴寄之说的先鞭，对初唐文学乃至整个唐代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正如《全唐诗》所云：“（太宗）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启之焉。”
为了能够更好地在百姓之中上意下达、宣读教化，初唐诏敕文在保持典雅庄重的文体特色的同时，十分注重题材的广泛充实以及语言的自然流畅。这与六朝的骈体诏书（如沈约的作品）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
初唐诏敕骈体散化的文体风貌
一、内容充实，情感真切
初唐君主们昂扬向上，力展宏图，他们鉴于隋朝因失政而最终亡于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在治国过程中，能够深切地体恤到百姓的基本生存需求。初唐诏敕文题材广泛，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政治、经济、律法、人口、文化、科举、税法等，而且情感的表达非常真挚动人。
如李渊《授老人等官教》（《全唐文》卷一）曰：
乞言将智，事属高年。耄耋杖乡，礼宜优异。老人等年余七十，匍匐垒壁。见我义旗，欢逾击壤。筋力之礼，知不可为。肉帛之资，虑其多阅。式加荣秩，以明其养，节级并如前授。自外当土毫隽，以资除授。
李渊在起兵反隋之际为了收服民心，扩大自己的势力，对那些前来归附的民众大加奖赏。《授老人等官教》就是他对于归附者中年过七十的长者的褒奖。
这些老人尽管已经“事属高年”“耄耋杖乡”“年余七十”，然而在隋炀帝的弊政之下仍要参加兵营的工事营造（匍匐垒壁），遭受不人道的奴役和剥削。因而当李渊的义军到来之后，他们“欢逾击壤”。李渊体恤他们因年迈已经不能承担重体力劳动，考虑到他们的衣食之用可能会匮乏，因而赏赐一定的官阶，保障他们能够得到奉养。这种对待老人的关怀和仁厚之情，显然和隋炀帝时期的不人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篇诏敕文并没有使用过多华丽的辞藻或典雅的事类，语言平实诚恳，深情款款，颇能打动人心。
李世民的《旱蝗大赦诏》（《全唐文》卷四）是在旱灾及蝗灾之后对百姓的赈恤及大赦，文中写道：“宥过肆眚，列圣所以垂风；一面三驱，至人所以被物。故知画冠化俗，义在无刑；击磬求情，志存疏网。”意思就是，饶恕、宽赦罪人这是列代圣贤的遗风。田猎时让开一面，三面驱赶，这是至尊之人显示出的好生之德。
文章接着写道：“然去圣滋远，淳风渐薄，上陵下替，狱讼繁兴。罪名日积于简书，深文亟陈于嘉石。自非帝尧临政，皋陶作師，观色听声，哀矜靡失，虽复三章两造，能无冤滥？自新改过，其道何由？”这是李世民对前代政治失德的反思。醇厚的世风日渐浇薄，上下失序，纲纪废弛，法律条文严峻而苛刻。自己虽然并非尧舜之类的圣主，也并非皋陶之类的司法官，但听闻民声，内心哀矜。虽然简明了律法，狱讼时尽力不偏听偏信，但难免还会有冤假错案发生。如果不宽恕这些人，他们怎么会有机会改过自新？这段话是李世民实行大赦的理由。 文章最后写道：“今兹旱蝗，又伤宿麦。万姓嗷然，悬罄已甚……宜布宽大之恩，以顺雷雨之德，可大赦天下。”古代的帝王多将自然界的灾异现象作为上天对自己政权的警示。因此，李世民在旱灾及蝗灾伤及庄稼、百姓生活困苦无告的情况下实行了大赦，以顺应天意及人情。
另外，李治《恤刑诏》（《全唐文》卷十二）是专门赦宥刑狱的诏敕文，篇幅十分简短，全文只有四十三个字：“天德施行，阳和在节，言念幽圄，载恻分宵。虽复每有哀矜，犹恐未免枉滥。在京系囚应流死者，每日将二十人过。”这说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谐，表明李治对律法刑狱的问题十分关注，以至于夜半无法安眠。虽然常出于哀矜之心而实行大赦，但仍然担心会有冤屈。李治对囚犯实行宽赦的具体措施，体现了他对百姓生命的尊重，仁爱之情溢于言表。
李渊父子于唐朝开国之初大修武备，率领威武之师扫除流寇、统一了全国。那些关于招抚降将，任用隋朝旧臣的诏敕文内容充实，语言自然，如同春风化雨，以情感人。
李渊的《褒高开道来降诏》（《唐大诏令集》卷六十四《大臣·附属籍》）一文，是在武德年间颁布的褒奖归降的地方割据势力头目高开道的诏敕文。这篇诏敕文颁布的时间，当是在武德三年（620年）。
诏敕文开篇首先指出“褒德叙功，有国彝训；任贤赏善，列代通规”，这表明对高开道的封赏符合历代的规矩，从而为招降定下了合理的基调。
接着高调赞誉了高开道于隋末战乱中建立的功绩，以及顺应时势而归附大唐的决断。“伪燕王高开道，家本海隅，志怀慷慨。有隋之末，州域凋残，招集徒旅，自保边塞，缮修斥堠，捍御寇戎，民吏肃清，仓库完实。既而审达机变，远慕朝风，阖境献诚，归款内属，请申经略，辑宁燕代。厥功以茂，宜从褒宠，礼命之差，用超常级。”高开道是隋末唐初地方割据势力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其势力是不容小觑的，诏书也表达了高开道在当时投靠唐朝的态度是积极、自愿的。
为了表彰高开道归附大唐的忠心，激发他为大唐尽力的热情，李渊对其赐以宽厚的封赏：“可使持节蔚州诸军事蔚州总管，加授上柱国。赐姓李氏，上属籍宗正。封北平郡王，食邑五千户。”这是唐朝采用封赏的方式对高开道降唐行为的肯定。
在唐初武德年间，全国四分五裂，统一战争风云迭起，李唐王室对内面临着各方割据势力的残酷斗争，对外则时常遭受到突厥等外藩的侵凌，采用招抚降将的政策，能够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战事给社会和民众带来创伤。招抚政策的推行使唐朝将原来的敌对势力拉入了自己的阵营，既削弱了新生政权面临的威胁，同时也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可谓一举两得。
这篇诏敕的文风总体上比较平实，但语言亦不失典雅精妙之气。文中“请申经略，辑宁燕代”一句，是采用了暗典的方式来指代一定的意义，意思就是高开道主动自愿地接受唐朝皇帝的统治，以及对自己统治范围内百姓的安抚。这实际上表明了唐朝政权的正统地位。
李渊的这种以理晓之、以德招之、以利诱之的招抚政策既能够使刚投降的人安心，也可以吸引其他人前来归顺，既可以对外显示出优厚的礼节，也可以对内表明大度，这种以德动人、以德化之的方式显然强过直接诉诸武力。
总体而言，初唐诏敕文作为与当时的民生大计息息相关的德政措施的文字载体，对百姓的现实生活颇为关注，语言饱含深情，亲切自然，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虽然初唐诏敕文在本质上是当时君主施政时颁布的王言政令，但其内容广泛充实、情感真挚动人、文章自然流畅，较之六朝骈体诏敕文的矫揉藻饰，更易于民众接受。
二、骈散交错，不拘音律，句式流畅
六朝末期骈体文的写作逐渐陷入了形式主义的窠臼，原本倍增文学形式美感的声律、辞藻、对仗、用典等文学表现手法，日益刻板僵化。初唐诏敕文在这种文坛风气的影响之下，在继承六朝骈体诏书形式上的长处时，对其弊端也有所改进。
初唐诏敕文总体上仍以对仗工整的骈句为主，但并没有受到声律及四六字句的限制，灵活自然的散句亦出其间，参差错落，流畅自然。句式除了四言、六言句，五言、七言、八言句也频繁出现。各种句式灵活运用，全随笔意。初唐诏敕文虽然也使用典故，但是多采用明典及熟典，摆脱了六朝诏敕烦琐堆砌典故之弊。
例如李渊的《授老人等官教》，这篇文章在主体上为四言句，虽然语意相关的上下句字数相同，看起来十分整齐，但是并不构成句子的结构、词义、词性的互相对仗，而是一种语义上的顺承关系，因此并不属于骈体句。例如“乞言将智，事属高年。耄耋杖乡，礼宜优异”“见我义旗，欢逾击壤”“式加荣秩，以蜩其养”。另外像文中的“老人等年余七十，匍匐垒壁”“节级并如前授”“自外当土毫隽，以资除授”，这些都属于杂言句，从而打破了单一的四言句式在形式上的刻板滞涩，给文章带来流畅自如的美感。
又如李渊的《授三秦豪杰等官教》（《全唐文》卷一），文中的句式与上文相似，虽然总体上仍为整齐的四言句，但这些句子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属于对仗工整的骈文句式，例如“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辏，赴者如归”，以及“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但文中也有两对骈文句式，如“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余，侠少良家之子弟”。其中第一对句子是工整的四言骈句，上下句之间字数相同，句子结构及词义、词性也相对，如“五”对“三”、“陵”对“辅”、“豪杰”对“冠盖”。后一对句子原本是六言的骈体句，句子中“公卿将相”对“侠少良家”，“绪余”对“子弟”，原本是十分工整的，但语气助词“之”的使用，则使句式具有了散体文的流畅自如。
李世民《报长孙无忌让司空诏》中的“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以三个散句连用三个典故来论证对长孙无忌的任用可助李唐王室廓清宇内，一匡天下。用典既使得文章的说服力增强，文风显得典雅庄重，同时采用散句形式，摆脱了骈句的雕琢刻板之弊。
三、反对绮靡浮艳，倡导庄重典丽 初唐诏敕文在草拟过程中一反六朝骈文绮靡浮艳的文风，积极探索新的文章风格，与当时的社会复兴儒学的风气、士人积极入世的心态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李世民《帝京篇序》曰：
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成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唐太宗全集校注》）
魏徵《隋书》曰：
梁自大同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艳，情多哀思，盖亦亡国之音乎！
李世民君臣虽然将前朝的亡国归因于文风绮靡，明显有夸大其词的嫌疑，但表现了他们对于六朝淫靡文风无益于政教的高度警觉。同时，他们还在文学理论上指明了文章风格发展的新方向，即“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
以上言論即主张要有所批判地继承六朝以来的文学经验，要文质并重，于辞采华艳之外，应当多关注文章的情志及内容。
初唐诏敕文具有骈散交错、不拘音律、句式流畅的文风特点，而这些正是建立在摆脱骈文绮靡浮艳文风的基础上的。
体现之一就是初唐诏敕文的语言比较平实，易于理解，虽然仍保持了用典的特色，但用典数量很少，且所用典故多为熟典。
例如李世民的《赐孝义高年粟帛诏》（《全唐文》卷五）用典的数量极少，而且所用的典故为熟典。文中的“齐礼道德，耻格之义斯在”，乃出自孔子的《论语·为政》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用道德诱导，用礼教整顿，让百姓知羞耻而归于正。这个典故出自儒家经典，在当时崇儒兴学的社会环境中，显然是人所共知的。
体现之二就是文章的句式整齐，但上下句之间多为语义的顺承关系，并不构成对仗。
体现之三就是文章中工整的骈体句式比重下降，并且骈句常被语气词弱化，散体句式增多，不拘于音律，自然流畅。
值得注意的是，初唐诏敕文虽然摒弃了六朝绮靡浮艳的文风，但分寸十分得当，诏敕文中仍然恰当地使用了一些工整的骈句、人所熟知的典故、雅致的词语，文风庄重典雅。
例如李渊的《改元大赦诏》（《唐大诏令集》卷二）曰：
舜禹殊时，禅代存乎揖让；殷周异世，革命事乎干戈。至于据龙图，握凤纪，统御皇极，抚辑黎民……三光改耀，九服移心……一匡海内，再造黎元……上答苍灵之眷，俯顺亿兆之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问；孝悌力田，鳏寡孤独，量加赈恤。
这篇文章的语言精妙典雅，声韵抑扬顿挫。全篇气象开阔，句式自然流畅，可谓诏敕文中的上乘之作。
总之，初唐诏敕文有着广泛充实的德政内容，厚生爱民的真实情感，骈散结合、流畅自然的句式，反对绮靡浮艳而又不失庄重典雅的文风。这些风格特色较之六朝诏书，颇具新的气象，对于当时的文坛革除六朝骈文积弊也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及推动作用。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学视角下的唐代诏救研究”（15CZW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
初唐诏敕文作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玄宗开元初代拟王言的政令文，强调布告天下、咸使闻之的政治功用，表现的是统治者对国计民生的思考以及政治措施的实施，在文体形式上也多有其特定的语言表述体系，因而很容易面目雷同。
但是，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难以截然划分。历代编纂的文学总集，从《昭明文选》到《文苑英华》再到《古文辞类纂》，都是把文学与非文学作品并列选录。萧统《文选序》的选文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昭明太子集》卷五），诏令也在选文中出现。另外，孔子曾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春秋左传注疏》卷三十六）。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要求诏敕文辞庄严华伟、雍容典雅。这些理论都左右着人们对诏敕文的审美要求。
从草诏者来看，初唐诏敕文出自当时擅长辞笔、文章功底极高的大家，如虞世南、李峤、苏味道、沈俭期、张说等人，皆集政治家、文学家于一身。他们在文学与非文学没有区别的情况下，皆自觉地运用文学笔法草拟诏敕，再加上诏敕文事关国体，代表天子圣音，为了保障天下万邦的信服顺从以及诏令内容的实施，需要出言谨慎，展现帝王权力的至高无上以及皇家的威仪。因此，草诏者常将撰写诏敕文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执行，在诏敕文的谋篇布局、结构安排上都苦心经营，在用典、辞藻、对仗、声律以及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上都反复琢磨，对其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悉心创作的文学作品。诏敕文因此难免受到草诏者文学修养及创作风格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此外，汉、魏晋南北朝、隋代文学的余韵，以及初唐百废待兴、昂扬开阔的时代风气的影响，再加上这一时期诗歌、散文等其他文学形式创作上的繁荣，都使得公文的写作更加倾向于文学性，诏敕文也颇具文采。
林纾《春觉斋论文》云：“（唐太宗诏书）其中或纬以深情，或震以武怒，成真率无伪，斯皆诏敕中之极笔也。”
初唐时期的文坛风气与政治环境
骈文发展至唐初已积弊甚多，“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此时的文坛急需一股新的文学风气来扭转颓败。
唐高祖李渊虽然于武德元年（618年）五月颁布过旨在改革公文风气的《诫表疏不实诏》，但收效甚微。唐太宗李世民针对骈文积弊亦曾提出过改革文坛风气的主张。吴兢《贞观政要》记载李世民言论：“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虽然反对南朝齐梁以来浮艳的骈体文风，但同时也提倡有选择地借鉴其精美的艺术形式。他在创作中身体力行，对革除六朝以来的骈文积弊起到了示范及推动作用，既承袭了隋朝文人李谔、王通，隋文帝杨坚，西魏宇文泰、苏绰等人革除骈文弊病的文学追求，又开启了初唐时期陈子昂风骨兴寄之说的先鞭，对初唐文学乃至整个唐代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正如《全唐诗》所云：“（太宗）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启之焉。”
为了能够更好地在百姓之中上意下达、宣读教化，初唐诏敕文在保持典雅庄重的文体特色的同时，十分注重题材的广泛充实以及语言的自然流畅。这与六朝的骈体诏书（如沈约的作品）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
初唐诏敕骈体散化的文体风貌
一、内容充实，情感真切
初唐君主们昂扬向上，力展宏图，他们鉴于隋朝因失政而最终亡于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在治国过程中，能够深切地体恤到百姓的基本生存需求。初唐诏敕文题材广泛，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政治、经济、律法、人口、文化、科举、税法等，而且情感的表达非常真挚动人。
如李渊《授老人等官教》（《全唐文》卷一）曰：
乞言将智，事属高年。耄耋杖乡，礼宜优异。老人等年余七十，匍匐垒壁。见我义旗，欢逾击壤。筋力之礼，知不可为。肉帛之资，虑其多阅。式加荣秩，以明其养，节级并如前授。自外当土毫隽，以资除授。
李渊在起兵反隋之际为了收服民心，扩大自己的势力，对那些前来归附的民众大加奖赏。《授老人等官教》就是他对于归附者中年过七十的长者的褒奖。
这些老人尽管已经“事属高年”“耄耋杖乡”“年余七十”，然而在隋炀帝的弊政之下仍要参加兵营的工事营造（匍匐垒壁），遭受不人道的奴役和剥削。因而当李渊的义军到来之后，他们“欢逾击壤”。李渊体恤他们因年迈已经不能承担重体力劳动，考虑到他们的衣食之用可能会匮乏，因而赏赐一定的官阶，保障他们能够得到奉养。这种对待老人的关怀和仁厚之情，显然和隋炀帝时期的不人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篇诏敕文并没有使用过多华丽的辞藻或典雅的事类，语言平实诚恳，深情款款，颇能打动人心。
李世民的《旱蝗大赦诏》（《全唐文》卷四）是在旱灾及蝗灾之后对百姓的赈恤及大赦，文中写道：“宥过肆眚，列圣所以垂风；一面三驱，至人所以被物。故知画冠化俗，义在无刑；击磬求情，志存疏网。”意思就是，饶恕、宽赦罪人这是列代圣贤的遗风。田猎时让开一面，三面驱赶，这是至尊之人显示出的好生之德。
文章接着写道：“然去圣滋远，淳风渐薄，上陵下替，狱讼繁兴。罪名日积于简书，深文亟陈于嘉石。自非帝尧临政，皋陶作師，观色听声，哀矜靡失，虽复三章两造，能无冤滥？自新改过，其道何由？”这是李世民对前代政治失德的反思。醇厚的世风日渐浇薄，上下失序，纲纪废弛，法律条文严峻而苛刻。自己虽然并非尧舜之类的圣主，也并非皋陶之类的司法官，但听闻民声，内心哀矜。虽然简明了律法，狱讼时尽力不偏听偏信，但难免还会有冤假错案发生。如果不宽恕这些人，他们怎么会有机会改过自新？这段话是李世民实行大赦的理由。 文章最后写道：“今兹旱蝗，又伤宿麦。万姓嗷然，悬罄已甚……宜布宽大之恩，以顺雷雨之德，可大赦天下。”古代的帝王多将自然界的灾异现象作为上天对自己政权的警示。因此，李世民在旱灾及蝗灾伤及庄稼、百姓生活困苦无告的情况下实行了大赦，以顺应天意及人情。
另外，李治《恤刑诏》（《全唐文》卷十二）是专门赦宥刑狱的诏敕文，篇幅十分简短，全文只有四十三个字：“天德施行，阳和在节，言念幽圄，载恻分宵。虽复每有哀矜，犹恐未免枉滥。在京系囚应流死者，每日将二十人过。”这说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谐，表明李治对律法刑狱的问题十分关注，以至于夜半无法安眠。虽然常出于哀矜之心而实行大赦，但仍然担心会有冤屈。李治对囚犯实行宽赦的具体措施，体现了他对百姓生命的尊重，仁爱之情溢于言表。
李渊父子于唐朝开国之初大修武备，率领威武之师扫除流寇、统一了全国。那些关于招抚降将，任用隋朝旧臣的诏敕文内容充实，语言自然，如同春风化雨，以情感人。
李渊的《褒高开道来降诏》（《唐大诏令集》卷六十四《大臣·附属籍》）一文，是在武德年间颁布的褒奖归降的地方割据势力头目高开道的诏敕文。这篇诏敕文颁布的时间，当是在武德三年（620年）。
诏敕文开篇首先指出“褒德叙功，有国彝训；任贤赏善，列代通规”，这表明对高开道的封赏符合历代的规矩，从而为招降定下了合理的基调。
接着高调赞誉了高开道于隋末战乱中建立的功绩，以及顺应时势而归附大唐的决断。“伪燕王高开道，家本海隅，志怀慷慨。有隋之末，州域凋残，招集徒旅，自保边塞，缮修斥堠，捍御寇戎，民吏肃清，仓库完实。既而审达机变，远慕朝风，阖境献诚，归款内属，请申经略，辑宁燕代。厥功以茂，宜从褒宠，礼命之差，用超常级。”高开道是隋末唐初地方割据势力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其势力是不容小觑的，诏书也表达了高开道在当时投靠唐朝的态度是积极、自愿的。
为了表彰高开道归附大唐的忠心，激发他为大唐尽力的热情，李渊对其赐以宽厚的封赏：“可使持节蔚州诸军事蔚州总管，加授上柱国。赐姓李氏，上属籍宗正。封北平郡王，食邑五千户。”这是唐朝采用封赏的方式对高开道降唐行为的肯定。
在唐初武德年间，全国四分五裂，统一战争风云迭起，李唐王室对内面临着各方割据势力的残酷斗争，对外则时常遭受到突厥等外藩的侵凌，采用招抚降将的政策，能够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战事给社会和民众带来创伤。招抚政策的推行使唐朝将原来的敌对势力拉入了自己的阵营，既削弱了新生政权面临的威胁，同时也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可谓一举两得。
这篇诏敕的文风总体上比较平实，但语言亦不失典雅精妙之气。文中“请申经略，辑宁燕代”一句，是采用了暗典的方式来指代一定的意义，意思就是高开道主动自愿地接受唐朝皇帝的统治，以及对自己统治范围内百姓的安抚。这实际上表明了唐朝政权的正统地位。
李渊的这种以理晓之、以德招之、以利诱之的招抚政策既能够使刚投降的人安心，也可以吸引其他人前来归顺，既可以对外显示出优厚的礼节，也可以对内表明大度，这种以德动人、以德化之的方式显然强过直接诉诸武力。
总体而言，初唐诏敕文作为与当时的民生大计息息相关的德政措施的文字载体，对百姓的现实生活颇为关注，语言饱含深情，亲切自然，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虽然初唐诏敕文在本质上是当时君主施政时颁布的王言政令，但其内容广泛充实、情感真挚动人、文章自然流畅，较之六朝骈体诏敕文的矫揉藻饰，更易于民众接受。
二、骈散交错，不拘音律，句式流畅
六朝末期骈体文的写作逐渐陷入了形式主义的窠臼，原本倍增文学形式美感的声律、辞藻、对仗、用典等文学表现手法，日益刻板僵化。初唐诏敕文在这种文坛风气的影响之下，在继承六朝骈体诏书形式上的长处时，对其弊端也有所改进。
初唐诏敕文总体上仍以对仗工整的骈句为主，但并没有受到声律及四六字句的限制，灵活自然的散句亦出其间，参差错落，流畅自然。句式除了四言、六言句，五言、七言、八言句也频繁出现。各种句式灵活运用，全随笔意。初唐诏敕文虽然也使用典故，但是多采用明典及熟典，摆脱了六朝诏敕烦琐堆砌典故之弊。
例如李渊的《授老人等官教》，这篇文章在主体上为四言句，虽然语意相关的上下句字数相同，看起来十分整齐，但是并不构成句子的结构、词义、词性的互相对仗，而是一种语义上的顺承关系，因此并不属于骈体句。例如“乞言将智，事属高年。耄耋杖乡，礼宜优异”“见我义旗，欢逾击壤”“式加荣秩，以蜩其养”。另外像文中的“老人等年余七十，匍匐垒壁”“节级并如前授”“自外当土毫隽，以资除授”，这些都属于杂言句，从而打破了单一的四言句式在形式上的刻板滞涩，给文章带来流畅自如的美感。
又如李渊的《授三秦豪杰等官教》（《全唐文》卷一），文中的句式与上文相似，虽然总体上仍为整齐的四言句，但这些句子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属于对仗工整的骈文句式，例如“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辏，赴者如归”，以及“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但文中也有两对骈文句式，如“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余，侠少良家之子弟”。其中第一对句子是工整的四言骈句，上下句之间字数相同，句子结构及词义、词性也相对，如“五”对“三”、“陵”对“辅”、“豪杰”对“冠盖”。后一对句子原本是六言的骈体句，句子中“公卿将相”对“侠少良家”，“绪余”对“子弟”，原本是十分工整的，但语气助词“之”的使用，则使句式具有了散体文的流畅自如。
李世民《报长孙无忌让司空诏》中的“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以三个散句连用三个典故来论证对长孙无忌的任用可助李唐王室廓清宇内，一匡天下。用典既使得文章的说服力增强，文风显得典雅庄重，同时采用散句形式，摆脱了骈句的雕琢刻板之弊。
三、反对绮靡浮艳，倡导庄重典丽 初唐诏敕文在草拟过程中一反六朝骈文绮靡浮艳的文风，积极探索新的文章风格，与当时的社会复兴儒学的风气、士人积极入世的心态都有着很大的关系。
李世民《帝京篇序》曰：
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成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唐太宗全集校注》）
魏徵《隋书》曰：
梁自大同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艳，情多哀思，盖亦亡国之音乎！
李世民君臣虽然将前朝的亡国归因于文风绮靡，明显有夸大其词的嫌疑，但表现了他们对于六朝淫靡文风无益于政教的高度警觉。同时，他们还在文学理论上指明了文章风格发展的新方向，即“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
以上言論即主张要有所批判地继承六朝以来的文学经验，要文质并重，于辞采华艳之外，应当多关注文章的情志及内容。
初唐诏敕文具有骈散交错、不拘音律、句式流畅的文风特点，而这些正是建立在摆脱骈文绮靡浮艳文风的基础上的。
体现之一就是初唐诏敕文的语言比较平实，易于理解，虽然仍保持了用典的特色，但用典数量很少，且所用典故多为熟典。
例如李世民的《赐孝义高年粟帛诏》（《全唐文》卷五）用典的数量极少，而且所用的典故为熟典。文中的“齐礼道德，耻格之义斯在”，乃出自孔子的《论语·为政》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用道德诱导，用礼教整顿，让百姓知羞耻而归于正。这个典故出自儒家经典，在当时崇儒兴学的社会环境中，显然是人所共知的。
体现之二就是文章的句式整齐，但上下句之间多为语义的顺承关系，并不构成对仗。
体现之三就是文章中工整的骈体句式比重下降，并且骈句常被语气词弱化，散体句式增多，不拘于音律，自然流畅。
值得注意的是，初唐诏敕文虽然摒弃了六朝绮靡浮艳的文风，但分寸十分得当，诏敕文中仍然恰当地使用了一些工整的骈句、人所熟知的典故、雅致的词语，文风庄重典雅。
例如李渊的《改元大赦诏》（《唐大诏令集》卷二）曰：
舜禹殊时，禅代存乎揖让；殷周异世，革命事乎干戈。至于据龙图，握凤纪，统御皇极，抚辑黎民……三光改耀，九服移心……一匡海内，再造黎元……上答苍灵之眷，俯顺亿兆之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旌表门问；孝悌力田，鳏寡孤独，量加赈恤。
这篇文章的语言精妙典雅，声韵抑扬顿挫。全篇气象开阔，句式自然流畅，可谓诏敕文中的上乘之作。
总之，初唐诏敕文有着广泛充实的德政内容，厚生爱民的真实情感，骈散结合、流畅自然的句式，反对绮靡浮艳而又不失庄重典雅的文风。这些风格特色较之六朝诏书，颇具新的气象，对于当时的文坛革除六朝骈文积弊也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及推动作用。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学视角下的唐代诏救研究”（15CZW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