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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白郎 赖武
七曲山文昌大庙堪称东方神秘主义的一个范本，在这里：唐明皇揣着一腔悲凄写下《雨霖铃》以遣愁怀。
—代枭雄张献忠大设香案举行隆重的联宗认祖仪式。
1984年秋季文昌庙会海灯法师回到文昌大庙那天，工作人员在庙里捡了几大箩筐散落的鞋。
93岁的民间老艺人王兴义硬是撑着在临终前传授《汉东山》这首曲子。虔诚的乡民围在古柏旁用长满茧巴的手努力地抚模树干，接着用这只手抚摸自己的脑门或面颊以求加持。
细雨洗着浓翠。4月，梓潼七曲山， 种洁净的光斜斜地拢着春山。这翡翠色的青黛光，像巨大的绸幔迎向我，漫开，透出一条路，顺着这条路，我进入了一扇厚厚的中国式民间信仰的合门，里面混合看灵修的泥土、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火焰。
拜 北朝孔子，南拜文昌
新雨中，七曲山文昌大庙的朱红庙墙显得很艳，显然在最近重新涂染过，鲜得有些煞气，倒也和这个时代的某种气脉相契合。进人大庙的第座是百尺楼，始建于明代，清雍正四年被烧毁，雍正十年重建。大门上高高挂着清朝著名书法家彭聚星用金漆手书“帝乡”二字，显示了此地作为天下文昌文化祖庭的尊位。站在重檐四台的大殿前，一眼就看见魁星殿两旁的侧楼上齐刷刷挂满了猩红色锦旗，极为突兀，这些旗子大都是满怀感戴之情的香客们还愿时进献的。
文昌帝君是负责掌管文运功名及人间禄籍的大神，魁星被古人定为主管文运之神，均被历代读书人顶礼膜拜，为的是以求保佑文运亨通而金榜题名。如今“高文健笔科场手，白发青衫宦路人”已是历史陈迹，但每年高考前夕，四方赶考的学子仍蜂拥而至虔诚敬拜。
春雨把苍天拉进朱阁，一只鸟放牧着春山，一截鸳墙隐忍地嚼着花影。香客们正冒雨烧高香，长长的高香分红黄两种，比般的香粗大阔气得多。标准的进香过程得供燃香、蜡、纸、炮四种祭物、蜡是典丽纯正的红蜡，纸是专供敬神使用的薰黄钱纸。几排红烛在宽大的烛台上摇曳，映着大殿台基上的明式凤鸟和花饰，礼神的鞭炮声从不远处恭敬地传出，朝着遍披小青瓦的空漾殿宇撇下来。
文昌正殿是太庙的中心殿堂，又是供奉文昌帝君的主殿，始建于明代，清雍正四年火毁，雍正十年重建。单檐歇山式大殿内，供奉着雍容高贵的文昌帝君铁铸坐像，高4.7米，方面大耳手持牙笏，头载冠冕全身鎏金，前方的供案上压了一堆祈福用的鲜红灵符，两旁呈八字形排列着8个铁铸侍从神，其中右侧手捧玉玺的是“天聋”，左侧手执铁如意的是“地哑”，传说帝君以此二人为侍者是为了避免泄露“天机”。从背后的铁铸铭文来看，这批铁像，系崇祯元年四川龙安府平武县寓江村信使任宪、任寅苏、任加灿等人出资贡献，并由陕西薛姓金火匠人所铸。
“文昌灵应祠在七曲山顶，即梓潼庙，俗称大庙。”“神姓张，讳亚子。其先越西人，因报母仇徒居是山，自秦伐蜀后，世著灵异。宋、元历封辅元开化司禄宏仁帝君。”(清成丰年间的《梓潼县志》)
据道教传说，玉帝命梓潼掌管文昌府和人间禄籍，故元仁宗延佑三年(公元1316年)加封为辅元开化司禄宏仁帝君。按传说梓潼原是人，死后被封为神，同天上文昌星无关，但后来经乩坛一番制作，并在元代加封，与文昌星合而为一，即成文昌帝君。
宋元以来，中华文化儒道释三教台一的信仰之路日益显明，文昌信仰就是这条路汇集后的一个标记，自此，中国尚文的历史便开始有了“北有孔子，南有文昌’’的说法。梓潼七曲山大庙便是这一文化的祖庭。它是一种伦理符号，是造神运动的产物，也是传统主流宗教世俗化后融合出的梦幻之主，同时还散发着无尽的乡土巫气。
会梓潼庙会，春秋祭祀
文昌大庙外的应梦仙台，石阶的石栏上雕着可爱的猴儿、佛手，仙桃。风拂过，一坡古柏林浑朴的沉吟声从我的耳朵上扫过，这春籁之声刮向不远处斗拱古朴的盘陀殿，这个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的元代古殿是大庙现存最早的建筑，据说文昌帝君张亚子当初就是在殿内的盘陀大石上修炼得道的。
古柏林里，60多岁的杨永恒在踱步，他在大庙里工作30多年了，退下来后被聘为护林员，每天都要把这方圆数里的七曲山踩几遍。请他聊聊和文昌大庙相关的地方民俗活动，他用婉约如吴语的梓潼话唱歌似地说：大庙最有特色的民俗活动当然是庙会了，可以说是四川最有代表性的庙会了，每年都会举行两次，分为春季庙会和秋季庙会。春庙会从农历二月一日赶到十五，是纪念文昌帝君诞辰的；秋庙会从农历八月一日赶到十五，是纪念文昌帝君成道的。参加庙会的每届都在数十万人以上，影响波及周围数县。20世纪80年代初，曾一度中断的庙会重新获得复兴，那几年热闹事不多，所以赶庙会成了件大事，漫山遍野都是人，比这几年的人多。说到那时庙会的风俗，杨太爷回忆说，那几年赶庙会的人往往会给文昌老爷祭献上一只鸡，敬拜完后，把鸡头割下来供上，以表明诚意；条件好一点的会敬献猪头；农户到天尊殿侧殿向掌管五谷的神明祈福时，会献上祭米，祷告结束后图吉利抓一把回去喂给自家家畜。想了想，他又补充道，最热闹的庙会肯定是1984年的秋季庙会了，武林奇人海灯法师回到了和他缘分深厚的七曲山，那阵少林海灯热正风靡全国，各地风闻后大量的人赶来看热闹，把大庙挤得水泄不通，那天工作人员在庙里捡了几大箩筐散落的鞋。
最热闹的庙会肯定是1984年的秋季庙会了，武林奇人海灯法师回到了和他缘份深厚的七曲山，那阵少林海灯热正风靡全国，各地风闻后大量的人赶来看热闹，把大庙挤得水泄不通，那天工作人员在庙里捡了几大箩筐散落的鞋。
在大庙山门前帮着孙儿卖水的赵福春大爷已经87岁了，年轻时当过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营长，也曾帮着海灯法师在庙里做过事，每天负责从几里外挑12挑水。他对民国时的庙会较为清楚，说到庙会的历史变迁，他坦言现在味道已不如早前那么淳正了，大家的心也没有原来那么虔诚。他说，梓潼这个地方向来对神明和自然充满了敬畏和感恩之情，每年搞两次声势浩大的庙会，实际上体现了这样一种朴素的传统一直在流淌。对于民国时的庙会，他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在秋季庙会上官府会带领民众搞一个隆重的敬拜文昌仪式，仪式结束后如果在半月之内打雷，这个仪式就得重新再搞上一次。
聊及庙会，曾在大庙里煮过十几年饭的刘正兴稍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的命运和庙会有不小的关联：他年轻时在庙会上办饭馆，租用了一位姑娘家的房子。一来二往两情相悦，他和这位姑娘好上了，不久便当上门女婿成了家。如今两人已相濡以沫过了二十几年，连孙子都有了。
最近这些年，随着文化道统的衰减和经济潮流的横行，文昌庙会已由早先宗教意味较浓的祭祀文化，转化为了集祭祀、民俗、商贸、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节日。虽然庙会的特色和民俗性比原来减淡了，但仍然热闹非凡：红男绿女形成的滚滚人潮里，梓潼人那唱戏似的 甜软叫卖声响成一片，现代音响掀起的喧嚣直冲白云，河南驯兽耍猴人扯起的草台班子前围满了娃娃；常能看到位姓窦的梓潼老艺人手持楠竹长筒做的竹琴，一边敲响蒙了羊皮的琴鼓，一边用脚踩响系有铜铃酌竹制简板，嘴里绵绵不绝地唱着《目连救母》、 《割肝救母》、《寿昌寻母》等孝子歌，深切沙哑的声腔，令不少憨朴乡民动容；一些极为虔诚的乡民则围在文昌大殿前的古柏旁，用长满茧巴的手努力地抚模树干，接着用这只手抚摸自己的脑门或面颊，他们相信这棵古柏深藏着文昌帝君的灵气和文气，仁慈的帝君将以这棵树的气息加持于他们，有的乡民颤悠悠掏出了红纸，把它工工整整地贴在树干上，以表明自己的虔敬。
梓潼文昌庙会也叫“文昌会”，起源于古老的文昌祭祀，清代咸丰年间，文昌祭祀被朝廷列为礼部祭典，升格为国家级祭典，以文昌富为支撑点的文昌文化遍播全国，七曲山文昌祖庭的祭祀活动进入到鼎盛时期，文昌祭祀本只有春祭，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在梓潼县令朱廉的倡导下，开始举行秋祭，此后一直沿袭。文昌祭祀是庙会的重要内容，旧时在庙会期间娱神娱人的民俗活动相当繁多，最主要的有文昌扫荡、迎神会、大蜡会、烧拜香等几项。迎神会是官民合祭文昌帝君的活动，正月十二日这天，会把帝君及其父母的神像从大庙掐到梓潼城内的文昌宫供奉7天，唱7天大戏让帝君与民同乐，然后于正月十八日送回七曲山大庙，神像被迎请入城时，各家各户门庭大开，恭敬地在香案上摆好祭花、祭水、祭果，然后焚燃香烛进行敬拜，接着举行全城性盛大祭典。
乐文昌洞经乐
我得承认自己受到了文昌老爷的大大厚待，才第一次来七曲山，就亲耳聆听到了仙音袅娜的文昌洞经音乐。当时我正从应梦仙台往下走，似闻到一股附近古柏散出的淡淡松香，接着一曲洞经音乐就翻过对面的丹阁，像一阵梦幻的松风擒住了我。循着乐声来到文昌太殿的西轩， 群穿着唐装的乐师列队坐着正演奏古乐。曲声祥和清远，雅若跨鹤飞仙。
乐队中间休息时，古乐团团长陈周述告诉我，这支由27名离退休老人组成的乐团成立了10年，平均年龄63岁，年龄最大的已超过76岁，最小的也有50岁，能演奏《上行香》、《正行香》、《文昌赞》等几十个曲子。10年前，原本在历史上很盛行的梓潼文昌洞经音乐已处于濒危状态，他和几个朋友四处奔走，呼吁留住古乐的根，并爬山涉水到乡野去拜访尚存的古乐艺人，抢救曲目。2008年1月，文昌洞经音乐被列为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陈周述回想起当初抢救古乐的艰辛很是感慨，最铭感于心的是，当时93岁的民间老艺人王兴义已病倒在床，临终前硬是撑着把《汉东山》这首曲子传授给了他们。这一细节令我慨然，我提出能否现场演奏一下《汉东山》，陈周述说可以，遂让乐团奏了一遍。这是一首以往用于开奏时营造气氛的曲子，整个调子仙意浓郁、喜气洋洋，仿若一件明月下的道袍在山林清泉间自由飘荡。如同啜饮一瓢甘露，听过曲子，我连连称谢不已，心头想起了性情高逸的谢安东山再起的典故。对文昌洞经音乐这种重新崛起的汉风音乐而言，这真是一首意味深长的吉祥曲子啊。
丽江纳西古乐的主体部分就是洞经音乐，所演奏的《清河老人》，正是从梓潼传过去的文昌洞经音乐源于文昌祭祀，产生于南宋孝宗乾道4年，因谈唱《文昌大洞仙经》而得名，它属于庙堂祭祀乐及文人雅集乐，与道教洞经音乐有差别，主要曲牌分为大乐曲牌、细乐曲牌和经腔三类，由于一度遭到禁锢，文献资料大量流失，一度几乎失传
树明代丹桂，千年古柏
七曲山是一座古意苍茫的山，这种古意一半来自古庙， 半来自古树。
山色浩大如映，在深重的苍翠中，海水中的绿岛似的林子重叠在起，噙着春之秘香，形成了大地上灵异的美丽巨翼，它旷达地抖着黛色幻影，将纷繁的春收于真淳。
“小住为佳有数亩绿云一庭丹桂；大观在上看千门紫气万笏青山”。与大殿相邻的桂香殿前，几株无限高雅的明代丹桂静静流淌着青碧之彩，这是我在蜀地看到的最大桂花树，繁盛的翠叶漏下些鱼鳞状的光柱，这些光柱挽在一起谦恭地牵着长满青苔的浑厚树干。触摸那树干，一种深切的古意便漫了出来。
这几株同气连枝的古丹桂每年农历八月开两次花，花期相隔5至7天，届时簇生的橙红碎花香波远拂，竟可飘到数里外。工作人员说，去年很怪，5·12大地震过后，古丹桂树竟一连开了3次花，这种现象在以前从未有过。
我迷恋起这古树开的红桂花来，浪漫地想，这么妙的桂花应该有人拾了来泡在酒里吧，一打听，山门外的文昌酒家每年都要拾捡这几棵古树的花来泡酒。于是极少饮酒的我出庙后，喝到了平生最有古意的一席酒，果然香，果然好。
青青翠云廊，衔空三百里。七曲山是著名的“翠云廊”的终端，若换个方向，则可说是起始地，所以文昌大庙旁的廊桥上挂着大大的“翠云廊”匾额。“翠云廊”即翠云似的古柏形成的行道长廊，从梓潼到剑阁(属于古金牛道)，再到阆中，蜿蜒三百里，古称“三百里程十万树”。
民间又把“翠云廊”叫做“皇柏路”，因为在过去，这条举世罕见的古柏长廊极受重视，许多皇帝都要亲自过问，梓潼、剑阁两县的县官卸任了，要向继任者交接古柏的数目。根据文献考证，翌云廊在史上有过6次大规模的植树活动，分别是秦代、三国、晋代、唐代、宋代、明代，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明代正德年间，剑州知州李璧于原来的基础上以石砌路，两旁植柏树数十万棵，后世尊称这些树为“李公柏”。而七曲山带的古柏，大多为两百来岁的“潘家柏”，系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梓潼青牛镇贡生潘悖带着儿子潘子羽、潘子黛，孙子潘永楠，举家迁至七曲山为培植文昌大庙的风水地脉种植的，10年中共种了4万棵柏树，潘氏欣慰之余笑称这片柏林是“四万株松之斋”。翠云廊古柏能留存至今，与历代直严加守护有很大关系，1935年，由于修筑川陕公路，古柏损坏惨重，蒋介石知道后，下发了“砍伐皇柏者枪毙”的禁令，这个禁令被制成木牌悬挂在古柏上。 “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古柏再度严重受损，仅七曲山到演武铺一线被砍伐的巨柏就达五六百株。近年来，翠云廊这一珍贵的生态遗存受到高度保护，梓潼一段在古金牛道及附近山岭上新种的柏树就达数十万棵以上。
如今，两万余棵百柏密密麻麻地汇集为全国最大的纯古柏林，其中挂牌编号的有14305棵。“树木是圣物，谁能同它们交谈，谁能倾听它们的语言，谁就能获得真理。”赫尔曼·黑塞)
在希腊神话中，翩翩少年赛帕里西亚斯一次狩猎时误将神鹿射死，悲痛欲绝，于是爱神厄洛斯请求宙斯将他变成柏树，既不让他死，又让他保持恒久的伤感，柏树由此成为深切和恒久的标志：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习惯将柏枝放入死者的灵柩中，而古罗马人的棺木通常用柏木制成。
在中国文化中，上古有所谓“柏王”，上有 神灵存在 古人解字，认为松为木之公，柏为木之伯，二者同为百木之长 《六书精蕴。则另有解释：“柏，阴木也 木皆属阳，而柏向阴指西，盖木之有贞德者，故字从白，自，西方正色也。”民间传说魍魉喜食死人肝脑，但最怕柏树，故常在墓旁种柏：民俗于正月初一采柏叶浸酒，酉据说饮后可祛邪延年：折柏枝插瓶中，可群邪保平安：吉祥画中，柏与柿组合为“百事如意”。柏与桔一起则为“百事大吉”
雨细雨霏微七曲旋，郎当有声哀玉环
几粒春雨打下来，缥缈间，我突然记起唐代怀素和尚的“绿天庵”来。
从七曲山驱车沿着翠幄似的翠云廊来到上亭铺，霏微的春雨甲，路边 片形局辽阔的空地上立着个石龟，上面驮着块大石碑，上书“唐明皇幸蜀闻铃处”。石碑系梓潼知县桂良材在光绪年间所立，据清代《重修梓潼县志》记载： “上亭铺，县北四十里，唐明皇幸蜀，至此闻铃声，似言三郎郎当者，故名郎当驿。”“文革”时，此地被辟为氨水池，1984年，梓潼县文管所在附近的户农民家里发现了这块已被砌在墙上的太石碑，龟座则被遗弃在菜同边上，不久碑址得以重新复原。
大唐天宝十五年(756年)农历七月十七日，安史之乱中从长安延秋门一路南逃的唐玄宗来到梓潼上亭铺驿站，当夜细雨绵绵不绝，夜半时，檐角的风铃在冷雨中当啷作响，孤独拥着罗衾的玄宗迷迷糊糊间被惊醒，怅然起身问侍候自己的黄幡绰说，这是什么声音呀，黄知道皇上每天都在深深地思念杨贵妃，遂说： “好像是三郎三郎，郎当郎当。”玄宗听后不禁泫然泪下，一月前他心爱的贵妃娘娘在马嵬驿的一棵梨树上被逼自缢了， “三郎”，正是玄宗的小名，杨贵妃每天都要亲切地叫唤，而“郎当”是落魄的意思，“三郎郎当”，仿佛是贵妃娘娘在满怀爱怜地说， “三郎，你怎么这么郎当呀，”玄宗再也睡不着了，长于音律的他揣着一腔悲伤写下《雨霖铃》以遣愁怀，第二天，右丞相韦见素下令让梨园子弟演唱这首曲子，乐工张野狐奏筚篥助兴。据史料载，面对蜀道富丽的山水，当时唐玄宗曾百愁结肠地对侍臣说：“鸟啼花落，水绿山青，无非助人悲悼。”日本人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夏天到过“唐明皇幸蜀闻铃处”，为妙明的青山所染，宽慰这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情种帝王道：“诗情酒兴任纵横，莫管蛾眉恨未平。地下三郎应妒杀，看山含笑听铃声。”
“雨霖铃，帝幸蜀，淋雨弥旬闻铃声与山相应，悼念贵妃，因采其声如雨霖铃曲以寄恨 时梨园弟子善筚篥乐工张徽从至蜀部，以曲授之，三自至德中，复幸华清宫，从官宾御，皆非昔人 帝于望京楼，令徽奏此曲，不觉凄沧流涕后入法部，有大曲 ”宋代柳永就曲作词，寒蝉凄切、厂为传唱。
故更能消几番风雨
登上七曲山太庙的高处，一种神秘的浓绿，让我仿佛站在一块深邃的大玉上，无数高古翠柏与远黛相连，上面浮着些青青雾霭，湿漉漉地驰向几个靠在台门上的童子，时间仿佛凝滞。历史总是以吊诡的方式书写着传奇。
梓潼人亲切地把文昌神像称作“老爷”。
1966年“文革”开始后，文昌大庙所有泥塑神像、木塑神像被捣毁，大部分木雕、石雕被毁坏，只有铁铸神像得以幸免。当地人赵福春大爷告诉我，在当年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大肆捣坏庙里的文物后，拿那些生铁浇铸的“老爷们”没办法，大殿呈的那尊最大的“老爷”极为沉重，一群红卫兵用大麻绳套住“老爷”的脖子，使足吃奶力气也没把“老爷”拉倒……后来主谋的那个人突然横死似遭天谴。赵大爷感叹道， “文革”结束时，文昌大庙已很是荒凉，里面住了几户农家，庙堂上荒草丛生，敞养的猪牛到处游荡……
而往上回溯，堪称四川历史上最大的破坏者之一，一代枭雄张献忠，却被恭敬供奉在七曲山大庙的风洞楼，黄面、长身、虎颔。“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子遗者百无 二”， (《清史稿食货志》)。1640年，张献忠率部在七曲山带击溃了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亲率的10万大军，一举奠定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的根基。不久后他再度经过梓潼时，恭敬地对文昌神像说： “此吾祖也，吾祖助我”， 说罢在文昌正殿内大设香案举行隆重的联宗认祖仪式，并亲自撰文： “咱老子姓张，尔也姓张，咱与尔联了宗吧。尚飨!”4年后，张在成都称帝，下诏封文昌帝君为“始祖高皇帝”，敕封七曲山文昌庙为“太庙”，七曲山改为“太庙山”，并而往上回溯，堪称四川历史上最大的破坏者之一，一代枭雄张献忠，却被恭敬供奉在七曲山大庙的风洞楼，黄面、长身、虎颔。
拨银五万两，扩修太庙，命七曲山的裴、贾二姓为护庙的“司香户”，这事后来在曾国藩讨伐太平天国的《讨粤匪檄》中被提及：“……”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
清乾隆年间，1742年，绵竹县令安洪德路过梓潼，得知风洞楼内的塑像是张献忠，大怒之余下令将塑像打得粉碎，抛撒于山门外的大道中，任由往来的人践踏、牲畜在上面拉屎拉尿，并立《除毁贼像碑记》一通，同时还把张献忠钦命的“司香户”裴、贾二姓的后人游街示众3个月。1943年，随师父智光法师在七曲山大庙修行的海灯法师将风洞楼更名为大悲楼，在里面塑了尊释迦摩尼佛像和观世音菩萨塑像。“文革”中佛像被毁。
1987年9月，全国第二次“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研讨会”在梓潼召开之际，特意在风洞楼当初供奉释迦摩尼佛像的位置重新塑了绿袍金脸的张献忠像，并将风洞楼的一半整修为张献忠家庙。
当年，文管人员在上亭铺的一个大粪坑里发现了一块光绪年间大石碑，通高3.36米，上书“七曲山”三个大宇，题写者为民国初年做过京师图书馆馆长的著名书法家彭聚星，如今，这块石碑现立于文昌大庙外的南坡原址，石碑的粪味已散尽，褐黄的碑身清寂地融入山色，凝视它，能感受到时光的魔性，这一魔性销蚀历史，销蚀现实，销蚀万物，它像隐匿在一切背后的毒药。
这让我想起了宇文所安的话：“大自然变成了百衲衣，连缀在一起的每一块碎片，都是古人为了让后人回忆自己而划去的地盘。”
七曲山文昌大庙堪称东方神秘主义的一个范本，在这里：唐明皇揣着一腔悲凄写下《雨霖铃》以遣愁怀。
—代枭雄张献忠大设香案举行隆重的联宗认祖仪式。
1984年秋季文昌庙会海灯法师回到文昌大庙那天，工作人员在庙里捡了几大箩筐散落的鞋。
93岁的民间老艺人王兴义硬是撑着在临终前传授《汉东山》这首曲子。虔诚的乡民围在古柏旁用长满茧巴的手努力地抚模树干，接着用这只手抚摸自己的脑门或面颊以求加持。
细雨洗着浓翠。4月，梓潼七曲山， 种洁净的光斜斜地拢着春山。这翡翠色的青黛光，像巨大的绸幔迎向我，漫开，透出一条路，顺着这条路，我进入了一扇厚厚的中国式民间信仰的合门，里面混合看灵修的泥土、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火焰。
拜 北朝孔子，南拜文昌
新雨中，七曲山文昌大庙的朱红庙墙显得很艳，显然在最近重新涂染过，鲜得有些煞气，倒也和这个时代的某种气脉相契合。进人大庙的第座是百尺楼，始建于明代，清雍正四年被烧毁，雍正十年重建。大门上高高挂着清朝著名书法家彭聚星用金漆手书“帝乡”二字，显示了此地作为天下文昌文化祖庭的尊位。站在重檐四台的大殿前，一眼就看见魁星殿两旁的侧楼上齐刷刷挂满了猩红色锦旗，极为突兀，这些旗子大都是满怀感戴之情的香客们还愿时进献的。
文昌帝君是负责掌管文运功名及人间禄籍的大神，魁星被古人定为主管文运之神，均被历代读书人顶礼膜拜，为的是以求保佑文运亨通而金榜题名。如今“高文健笔科场手，白发青衫宦路人”已是历史陈迹，但每年高考前夕，四方赶考的学子仍蜂拥而至虔诚敬拜。
春雨把苍天拉进朱阁，一只鸟放牧着春山，一截鸳墙隐忍地嚼着花影。香客们正冒雨烧高香，长长的高香分红黄两种，比般的香粗大阔气得多。标准的进香过程得供燃香、蜡、纸、炮四种祭物、蜡是典丽纯正的红蜡，纸是专供敬神使用的薰黄钱纸。几排红烛在宽大的烛台上摇曳，映着大殿台基上的明式凤鸟和花饰，礼神的鞭炮声从不远处恭敬地传出，朝着遍披小青瓦的空漾殿宇撇下来。
文昌正殿是太庙的中心殿堂，又是供奉文昌帝君的主殿，始建于明代，清雍正四年火毁，雍正十年重建。单檐歇山式大殿内，供奉着雍容高贵的文昌帝君铁铸坐像，高4.7米，方面大耳手持牙笏，头载冠冕全身鎏金，前方的供案上压了一堆祈福用的鲜红灵符，两旁呈八字形排列着8个铁铸侍从神，其中右侧手捧玉玺的是“天聋”，左侧手执铁如意的是“地哑”，传说帝君以此二人为侍者是为了避免泄露“天机”。从背后的铁铸铭文来看，这批铁像，系崇祯元年四川龙安府平武县寓江村信使任宪、任寅苏、任加灿等人出资贡献，并由陕西薛姓金火匠人所铸。
“文昌灵应祠在七曲山顶，即梓潼庙，俗称大庙。”“神姓张，讳亚子。其先越西人，因报母仇徒居是山，自秦伐蜀后，世著灵异。宋、元历封辅元开化司禄宏仁帝君。”(清成丰年间的《梓潼县志》)
据道教传说，玉帝命梓潼掌管文昌府和人间禄籍，故元仁宗延佑三年(公元1316年)加封为辅元开化司禄宏仁帝君。按传说梓潼原是人，死后被封为神，同天上文昌星无关，但后来经乩坛一番制作，并在元代加封，与文昌星合而为一，即成文昌帝君。
宋元以来，中华文化儒道释三教台一的信仰之路日益显明，文昌信仰就是这条路汇集后的一个标记，自此，中国尚文的历史便开始有了“北有孔子，南有文昌’’的说法。梓潼七曲山大庙便是这一文化的祖庭。它是一种伦理符号，是造神运动的产物，也是传统主流宗教世俗化后融合出的梦幻之主，同时还散发着无尽的乡土巫气。
会梓潼庙会，春秋祭祀
文昌大庙外的应梦仙台，石阶的石栏上雕着可爱的猴儿、佛手，仙桃。风拂过，一坡古柏林浑朴的沉吟声从我的耳朵上扫过，这春籁之声刮向不远处斗拱古朴的盘陀殿，这个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的元代古殿是大庙现存最早的建筑，据说文昌帝君张亚子当初就是在殿内的盘陀大石上修炼得道的。
古柏林里，60多岁的杨永恒在踱步，他在大庙里工作30多年了，退下来后被聘为护林员，每天都要把这方圆数里的七曲山踩几遍。请他聊聊和文昌大庙相关的地方民俗活动，他用婉约如吴语的梓潼话唱歌似地说：大庙最有特色的民俗活动当然是庙会了，可以说是四川最有代表性的庙会了，每年都会举行两次，分为春季庙会和秋季庙会。春庙会从农历二月一日赶到十五，是纪念文昌帝君诞辰的；秋庙会从农历八月一日赶到十五，是纪念文昌帝君成道的。参加庙会的每届都在数十万人以上，影响波及周围数县。20世纪80年代初，曾一度中断的庙会重新获得复兴，那几年热闹事不多，所以赶庙会成了件大事，漫山遍野都是人，比这几年的人多。说到那时庙会的风俗，杨太爷回忆说，那几年赶庙会的人往往会给文昌老爷祭献上一只鸡，敬拜完后，把鸡头割下来供上，以表明诚意；条件好一点的会敬献猪头；农户到天尊殿侧殿向掌管五谷的神明祈福时，会献上祭米，祷告结束后图吉利抓一把回去喂给自家家畜。想了想，他又补充道，最热闹的庙会肯定是1984年的秋季庙会了，武林奇人海灯法师回到了和他缘分深厚的七曲山，那阵少林海灯热正风靡全国，各地风闻后大量的人赶来看热闹，把大庙挤得水泄不通，那天工作人员在庙里捡了几大箩筐散落的鞋。
最热闹的庙会肯定是1984年的秋季庙会了，武林奇人海灯法师回到了和他缘份深厚的七曲山，那阵少林海灯热正风靡全国，各地风闻后大量的人赶来看热闹，把大庙挤得水泄不通，那天工作人员在庙里捡了几大箩筐散落的鞋。
在大庙山门前帮着孙儿卖水的赵福春大爷已经87岁了，年轻时当过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营长，也曾帮着海灯法师在庙里做过事，每天负责从几里外挑12挑水。他对民国时的庙会较为清楚，说到庙会的历史变迁，他坦言现在味道已不如早前那么淳正了，大家的心也没有原来那么虔诚。他说，梓潼这个地方向来对神明和自然充满了敬畏和感恩之情，每年搞两次声势浩大的庙会，实际上体现了这样一种朴素的传统一直在流淌。对于民国时的庙会，他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在秋季庙会上官府会带领民众搞一个隆重的敬拜文昌仪式，仪式结束后如果在半月之内打雷，这个仪式就得重新再搞上一次。
聊及庙会，曾在大庙里煮过十几年饭的刘正兴稍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的命运和庙会有不小的关联：他年轻时在庙会上办饭馆，租用了一位姑娘家的房子。一来二往两情相悦，他和这位姑娘好上了，不久便当上门女婿成了家。如今两人已相濡以沫过了二十几年，连孙子都有了。
最近这些年，随着文化道统的衰减和经济潮流的横行，文昌庙会已由早先宗教意味较浓的祭祀文化，转化为了集祭祀、民俗、商贸、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节日。虽然庙会的特色和民俗性比原来减淡了，但仍然热闹非凡：红男绿女形成的滚滚人潮里，梓潼人那唱戏似的 甜软叫卖声响成一片，现代音响掀起的喧嚣直冲白云，河南驯兽耍猴人扯起的草台班子前围满了娃娃；常能看到位姓窦的梓潼老艺人手持楠竹长筒做的竹琴，一边敲响蒙了羊皮的琴鼓，一边用脚踩响系有铜铃酌竹制简板，嘴里绵绵不绝地唱着《目连救母》、 《割肝救母》、《寿昌寻母》等孝子歌，深切沙哑的声腔，令不少憨朴乡民动容；一些极为虔诚的乡民则围在文昌大殿前的古柏旁，用长满茧巴的手努力地抚模树干，接着用这只手抚摸自己的脑门或面颊，他们相信这棵古柏深藏着文昌帝君的灵气和文气，仁慈的帝君将以这棵树的气息加持于他们，有的乡民颤悠悠掏出了红纸，把它工工整整地贴在树干上，以表明自己的虔敬。
梓潼文昌庙会也叫“文昌会”，起源于古老的文昌祭祀，清代咸丰年间，文昌祭祀被朝廷列为礼部祭典，升格为国家级祭典，以文昌富为支撑点的文昌文化遍播全国，七曲山文昌祖庭的祭祀活动进入到鼎盛时期，文昌祭祀本只有春祭，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在梓潼县令朱廉的倡导下，开始举行秋祭，此后一直沿袭。文昌祭祀是庙会的重要内容，旧时在庙会期间娱神娱人的民俗活动相当繁多，最主要的有文昌扫荡、迎神会、大蜡会、烧拜香等几项。迎神会是官民合祭文昌帝君的活动，正月十二日这天，会把帝君及其父母的神像从大庙掐到梓潼城内的文昌宫供奉7天，唱7天大戏让帝君与民同乐，然后于正月十八日送回七曲山大庙，神像被迎请入城时，各家各户门庭大开，恭敬地在香案上摆好祭花、祭水、祭果，然后焚燃香烛进行敬拜，接着举行全城性盛大祭典。
乐文昌洞经乐
我得承认自己受到了文昌老爷的大大厚待，才第一次来七曲山，就亲耳聆听到了仙音袅娜的文昌洞经音乐。当时我正从应梦仙台往下走，似闻到一股附近古柏散出的淡淡松香，接着一曲洞经音乐就翻过对面的丹阁，像一阵梦幻的松风擒住了我。循着乐声来到文昌太殿的西轩， 群穿着唐装的乐师列队坐着正演奏古乐。曲声祥和清远，雅若跨鹤飞仙。
乐队中间休息时，古乐团团长陈周述告诉我，这支由27名离退休老人组成的乐团成立了10年，平均年龄63岁，年龄最大的已超过76岁，最小的也有50岁，能演奏《上行香》、《正行香》、《文昌赞》等几十个曲子。10年前，原本在历史上很盛行的梓潼文昌洞经音乐已处于濒危状态，他和几个朋友四处奔走，呼吁留住古乐的根，并爬山涉水到乡野去拜访尚存的古乐艺人，抢救曲目。2008年1月，文昌洞经音乐被列为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陈周述回想起当初抢救古乐的艰辛很是感慨，最铭感于心的是，当时93岁的民间老艺人王兴义已病倒在床，临终前硬是撑着把《汉东山》这首曲子传授给了他们。这一细节令我慨然，我提出能否现场演奏一下《汉东山》，陈周述说可以，遂让乐团奏了一遍。这是一首以往用于开奏时营造气氛的曲子，整个调子仙意浓郁、喜气洋洋，仿若一件明月下的道袍在山林清泉间自由飘荡。如同啜饮一瓢甘露，听过曲子，我连连称谢不已，心头想起了性情高逸的谢安东山再起的典故。对文昌洞经音乐这种重新崛起的汉风音乐而言，这真是一首意味深长的吉祥曲子啊。
丽江纳西古乐的主体部分就是洞经音乐，所演奏的《清河老人》，正是从梓潼传过去的文昌洞经音乐源于文昌祭祀，产生于南宋孝宗乾道4年，因谈唱《文昌大洞仙经》而得名，它属于庙堂祭祀乐及文人雅集乐，与道教洞经音乐有差别，主要曲牌分为大乐曲牌、细乐曲牌和经腔三类，由于一度遭到禁锢，文献资料大量流失，一度几乎失传
树明代丹桂，千年古柏
七曲山是一座古意苍茫的山，这种古意一半来自古庙， 半来自古树。
山色浩大如映，在深重的苍翠中，海水中的绿岛似的林子重叠在起，噙着春之秘香，形成了大地上灵异的美丽巨翼，它旷达地抖着黛色幻影，将纷繁的春收于真淳。
“小住为佳有数亩绿云一庭丹桂；大观在上看千门紫气万笏青山”。与大殿相邻的桂香殿前，几株无限高雅的明代丹桂静静流淌着青碧之彩，这是我在蜀地看到的最大桂花树，繁盛的翠叶漏下些鱼鳞状的光柱，这些光柱挽在一起谦恭地牵着长满青苔的浑厚树干。触摸那树干，一种深切的古意便漫了出来。
这几株同气连枝的古丹桂每年农历八月开两次花，花期相隔5至7天，届时簇生的橙红碎花香波远拂，竟可飘到数里外。工作人员说，去年很怪，5·12大地震过后，古丹桂树竟一连开了3次花，这种现象在以前从未有过。
我迷恋起这古树开的红桂花来，浪漫地想，这么妙的桂花应该有人拾了来泡在酒里吧，一打听，山门外的文昌酒家每年都要拾捡这几棵古树的花来泡酒。于是极少饮酒的我出庙后，喝到了平生最有古意的一席酒，果然香，果然好。
青青翠云廊，衔空三百里。七曲山是著名的“翠云廊”的终端，若换个方向，则可说是起始地，所以文昌大庙旁的廊桥上挂着大大的“翠云廊”匾额。“翠云廊”即翠云似的古柏形成的行道长廊，从梓潼到剑阁(属于古金牛道)，再到阆中，蜿蜒三百里，古称“三百里程十万树”。
民间又把“翠云廊”叫做“皇柏路”，因为在过去，这条举世罕见的古柏长廊极受重视，许多皇帝都要亲自过问，梓潼、剑阁两县的县官卸任了，要向继任者交接古柏的数目。根据文献考证，翌云廊在史上有过6次大规模的植树活动，分别是秦代、三国、晋代、唐代、宋代、明代，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明代正德年间，剑州知州李璧于原来的基础上以石砌路，两旁植柏树数十万棵，后世尊称这些树为“李公柏”。而七曲山带的古柏，大多为两百来岁的“潘家柏”，系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梓潼青牛镇贡生潘悖带着儿子潘子羽、潘子黛，孙子潘永楠，举家迁至七曲山为培植文昌大庙的风水地脉种植的，10年中共种了4万棵柏树，潘氏欣慰之余笑称这片柏林是“四万株松之斋”。翠云廊古柏能留存至今，与历代直严加守护有很大关系，1935年，由于修筑川陕公路，古柏损坏惨重，蒋介石知道后，下发了“砍伐皇柏者枪毙”的禁令，这个禁令被制成木牌悬挂在古柏上。 “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古柏再度严重受损，仅七曲山到演武铺一线被砍伐的巨柏就达五六百株。近年来，翠云廊这一珍贵的生态遗存受到高度保护，梓潼一段在古金牛道及附近山岭上新种的柏树就达数十万棵以上。
如今，两万余棵百柏密密麻麻地汇集为全国最大的纯古柏林，其中挂牌编号的有14305棵。“树木是圣物，谁能同它们交谈，谁能倾听它们的语言，谁就能获得真理。”赫尔曼·黑塞)
在希腊神话中，翩翩少年赛帕里西亚斯一次狩猎时误将神鹿射死，悲痛欲绝，于是爱神厄洛斯请求宙斯将他变成柏树，既不让他死，又让他保持恒久的伤感，柏树由此成为深切和恒久的标志：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习惯将柏枝放入死者的灵柩中，而古罗马人的棺木通常用柏木制成。
在中国文化中，上古有所谓“柏王”，上有 神灵存在 古人解字，认为松为木之公，柏为木之伯，二者同为百木之长 《六书精蕴。则另有解释：“柏，阴木也 木皆属阳，而柏向阴指西，盖木之有贞德者，故字从白，自，西方正色也。”民间传说魍魉喜食死人肝脑，但最怕柏树，故常在墓旁种柏：民俗于正月初一采柏叶浸酒，酉据说饮后可祛邪延年：折柏枝插瓶中，可群邪保平安：吉祥画中，柏与柿组合为“百事如意”。柏与桔一起则为“百事大吉”
雨细雨霏微七曲旋，郎当有声哀玉环
几粒春雨打下来，缥缈间，我突然记起唐代怀素和尚的“绿天庵”来。
从七曲山驱车沿着翠幄似的翠云廊来到上亭铺，霏微的春雨甲，路边 片形局辽阔的空地上立着个石龟，上面驮着块大石碑，上书“唐明皇幸蜀闻铃处”。石碑系梓潼知县桂良材在光绪年间所立，据清代《重修梓潼县志》记载： “上亭铺，县北四十里，唐明皇幸蜀，至此闻铃声，似言三郎郎当者，故名郎当驿。”“文革”时，此地被辟为氨水池，1984年，梓潼县文管所在附近的户农民家里发现了这块已被砌在墙上的太石碑，龟座则被遗弃在菜同边上，不久碑址得以重新复原。
大唐天宝十五年(756年)农历七月十七日，安史之乱中从长安延秋门一路南逃的唐玄宗来到梓潼上亭铺驿站，当夜细雨绵绵不绝，夜半时，檐角的风铃在冷雨中当啷作响，孤独拥着罗衾的玄宗迷迷糊糊间被惊醒，怅然起身问侍候自己的黄幡绰说，这是什么声音呀，黄知道皇上每天都在深深地思念杨贵妃，遂说： “好像是三郎三郎，郎当郎当。”玄宗听后不禁泫然泪下，一月前他心爱的贵妃娘娘在马嵬驿的一棵梨树上被逼自缢了， “三郎”，正是玄宗的小名，杨贵妃每天都要亲切地叫唤，而“郎当”是落魄的意思，“三郎郎当”，仿佛是贵妃娘娘在满怀爱怜地说， “三郎，你怎么这么郎当呀，”玄宗再也睡不着了，长于音律的他揣着一腔悲伤写下《雨霖铃》以遣愁怀，第二天，右丞相韦见素下令让梨园子弟演唱这首曲子，乐工张野狐奏筚篥助兴。据史料载，面对蜀道富丽的山水，当时唐玄宗曾百愁结肠地对侍臣说：“鸟啼花落，水绿山青，无非助人悲悼。”日本人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夏天到过“唐明皇幸蜀闻铃处”，为妙明的青山所染，宽慰这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情种帝王道：“诗情酒兴任纵横，莫管蛾眉恨未平。地下三郎应妒杀，看山含笑听铃声。”
“雨霖铃，帝幸蜀，淋雨弥旬闻铃声与山相应，悼念贵妃，因采其声如雨霖铃曲以寄恨 时梨园弟子善筚篥乐工张徽从至蜀部，以曲授之，三自至德中，复幸华清宫，从官宾御，皆非昔人 帝于望京楼，令徽奏此曲，不觉凄沧流涕后入法部，有大曲 ”宋代柳永就曲作词，寒蝉凄切、厂为传唱。
故更能消几番风雨
登上七曲山太庙的高处，一种神秘的浓绿，让我仿佛站在一块深邃的大玉上，无数高古翠柏与远黛相连，上面浮着些青青雾霭，湿漉漉地驰向几个靠在台门上的童子，时间仿佛凝滞。历史总是以吊诡的方式书写着传奇。
梓潼人亲切地把文昌神像称作“老爷”。
1966年“文革”开始后，文昌大庙所有泥塑神像、木塑神像被捣毁，大部分木雕、石雕被毁坏，只有铁铸神像得以幸免。当地人赵福春大爷告诉我，在当年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大肆捣坏庙里的文物后，拿那些生铁浇铸的“老爷们”没办法，大殿呈的那尊最大的“老爷”极为沉重，一群红卫兵用大麻绳套住“老爷”的脖子，使足吃奶力气也没把“老爷”拉倒……后来主谋的那个人突然横死似遭天谴。赵大爷感叹道， “文革”结束时，文昌大庙已很是荒凉，里面住了几户农家，庙堂上荒草丛生，敞养的猪牛到处游荡……
而往上回溯，堪称四川历史上最大的破坏者之一，一代枭雄张献忠，却被恭敬供奉在七曲山大庙的风洞楼，黄面、长身、虎颔。“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子遗者百无 二”， (《清史稿食货志》)。1640年，张献忠率部在七曲山带击溃了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亲率的10万大军，一举奠定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的根基。不久后他再度经过梓潼时，恭敬地对文昌神像说： “此吾祖也，吾祖助我”， 说罢在文昌正殿内大设香案举行隆重的联宗认祖仪式，并亲自撰文： “咱老子姓张，尔也姓张，咱与尔联了宗吧。尚飨!”4年后，张在成都称帝，下诏封文昌帝君为“始祖高皇帝”，敕封七曲山文昌庙为“太庙”，七曲山改为“太庙山”，并而往上回溯，堪称四川历史上最大的破坏者之一，一代枭雄张献忠，却被恭敬供奉在七曲山大庙的风洞楼，黄面、长身、虎颔。
拨银五万两，扩修太庙，命七曲山的裴、贾二姓为护庙的“司香户”，这事后来在曾国藩讨伐太平天国的《讨粤匪檄》中被提及：“……”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
清乾隆年间，1742年，绵竹县令安洪德路过梓潼，得知风洞楼内的塑像是张献忠，大怒之余下令将塑像打得粉碎，抛撒于山门外的大道中，任由往来的人践踏、牲畜在上面拉屎拉尿，并立《除毁贼像碑记》一通，同时还把张献忠钦命的“司香户”裴、贾二姓的后人游街示众3个月。1943年，随师父智光法师在七曲山大庙修行的海灯法师将风洞楼更名为大悲楼，在里面塑了尊释迦摩尼佛像和观世音菩萨塑像。“文革”中佛像被毁。
1987年9月，全国第二次“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研讨会”在梓潼召开之际，特意在风洞楼当初供奉释迦摩尼佛像的位置重新塑了绿袍金脸的张献忠像，并将风洞楼的一半整修为张献忠家庙。
当年，文管人员在上亭铺的一个大粪坑里发现了一块光绪年间大石碑，通高3.36米，上书“七曲山”三个大宇，题写者为民国初年做过京师图书馆馆长的著名书法家彭聚星，如今，这块石碑现立于文昌大庙外的南坡原址，石碑的粪味已散尽，褐黄的碑身清寂地融入山色，凝视它，能感受到时光的魔性，这一魔性销蚀历史，销蚀现实，销蚀万物，它像隐匿在一切背后的毒药。
这让我想起了宇文所安的话：“大自然变成了百衲衣，连缀在一起的每一块碎片，都是古人为了让后人回忆自己而划去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