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7年年底之前，《飞碟探索》的选稿工作主要在北京，由一位UFO专家承担，出版社这边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副总编郭耀中、科技室副总编王郁明和编辑高文波负责编辑、终审和后期制作。198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根据新闻出版总署不得设立社外编辑部的要求，将《飞碟探索》的所有工作移回兰州，北京的几位专家也就成了编辑部作者群中的中坚力量。
　　恰好这个时候《欢天喜地》因故停刊，1988年年初，我从文艺室调到科技室，主要做《飞碟探索》杂志的美术编辑工作。新组建的编辑部共有四人，王郁明分管杂志，再就是高文波和我，不久刘俭云从《少年文史报》调了进来。高文波是我们三人在的元老，关于刊物的好多工作一度都是他带着我和刘俭云完成的。或许是我们那会儿都年轻，再加之氛围的缘故，虽然在工作中有一些不同意见，偶尔也会有一点点小摩擦，但总体是上进、融洽、愉悦的。有次王郁明请大家到家里聚餐，在欢愉的气氛之中高文波最先把自己喝高，在酒精燃发的激情作用下，他踏着音响飘出来的迪斯科的节奏，身着西装，甩甩达达地跳起了“醉酒的迪斯科”，跳得那样投人、专注。
　　估计现在杂志社UFO图片的拥有量会不少，作者也能提供一定数量的图片。然而，那个时期这类图片是很鲜见的，很大一部分资料得靠自己翻资料，得靠借的照相机翻拍。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知情后让办公室刘佐汉主任跑计划、看设备，给编辑部添置了一部尼康F501照相机。就是这台设备，给我们的编辑工作给予了不可低估的帮助与支持。在王郁明的协调和带领下，我们从所能触及的相关印刷品，甚至是朋友从国外带回的有关UFO内容的邮票，都通过这部尼康F501一一收入编辑部的囊中，并按所需又一一让它们和读者见了面。
　　记得1988年下半年，王郁明再三分析当时的市场状杂志的收支情况，提出了刊物提价的建议。当时的焦点在提价后印数会不会有大幅度的滑坡。调研、分析、请示和讨论一直持续到最后的征订期，王郁明最后决定提价，即便是印数掉到一半也提价，大不了再下苦力把以前的数字找回来。等到邮局的数字汇总来后，发现只掉了2万册左右，大家很是兴奋，放了鞭炮以张揚内心的喜悦。
　　通过在编辑部的工作，大家给予了我不少赞誉；也因有缘和这些人相识，才会在流淌的日子里有了一点点积淀。我虽无力触及真理与理想的上端，但有幸在智者和师长的引领下一路前行。周顿先生的严谨、张正义先生对事业和工作的执著与拼力，谢昌余先生不辞辛苦地让我零距离聆听王蒙、冯骥才、陈丹晨等等学者的教诲和享受着工作的便捷，还有曹克己、张九超、张正杰等等，以及当下还在同一屋檐下的诸位先生对事业的远见与执著，对同事们的宽容、关爱与帮助，无一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些后来的人。
　　1989年年底，在文艺室的基础上恢复敦煌文艺出版社。因工作需要我回敦煌文艺出版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