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的藏书大家中，素有“北杨南瞿”之说，所谓“北杨”，是指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所谓“南瞿”，就是蜚声中外的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楼在城东的古里镇，但楼主瞿氏在城内亦有居所。戴逸的家，就在瞿氏城内寓所的斜对面，是近邻。
　　戴逸自幼喜爱文史，小学时就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也从家长和老师的口中知道了不少有关铁琴铜剑楼及瞿家的情况。人中学、大学后，他更痴迷于文史了，而铁琴铜剑楼这座知识宝库，像种子一样也在他的心田里生了根。
　　戴逸离家数十载，但始终情系桑梓，心怀故里。“文革”结束不久，他回常熟探望。当他经过斜对门的瞿家旧居时，得知楼主第四代传人的遗属陶桂芬老太太的生计困难，靠看自来水卖水牌度日，他感到不是滋味。
　　在谈到这件事时，戴逸概述了解放前中国几家藏书楼的情况。他说，除了“北杨南瞿”之外，还有浙江陆氏的百宋楼和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其中“南瞿北杨”之名最盛。北杨之藏书，都被日本人夺去了；陆氏百宋楼所藏古籍，也被日本人悉数购去；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因丁家经商失败破产、全部藏书卖给了当时正在筹建的江南图书馆。唯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在瞿氏手中仍保存完好。对此，日本人更是时刻觊觎，曾提出以50万银元购买，但被瞿家严辞拒绝。在这种危急关头，瞿家通过郑振铎、陈叔通等社会贤达的帮助，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将藏书分批偷偷运到了一些较可靠的地方秘藏起来，使这批宝贵的文化遗产没有流失异国。解放后，瞿家主动将藏书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由北京图书馆收藏。1976年，第五代传人瞿耀邦先生又将抗战时期窖藏的564方印章、玉象棋一副、库银两锭一百两全部捐献给了常熟县文管会。
　　戴逸说，倘若不捐献，如今拿一些出来卖卖，完全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绝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我感到有责任，应向有关方面呼吁，扶助这家对保护国家文化遗产贡献不菲的人家。
　　回京后，他通过曾在人大读书的乌兰夫的女儿乌兰其其格，向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乌兰夫转呈了一封反映有关瞿家情况的信。乌兰夫见信后批示给有关部门，每月给瞿家的老太太40元生活补助费。
　　过了若干年后，戴逸又回老家，得知在物价涨了数倍之后，瞿家老人的生活补助费仍是40元，这已不够开销了。他再度向有关方面反映。有人对他说，瞿家的书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应该由北京图书馆承担补助。他遂将此事告诉了北图馆长任继愈先生。任馆长说，铁琴铜剑楼捐献的书是北图的国宝，扶助瞿家老太太，是北图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即拍板每月补助400元，直至老太太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