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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在上海滩经营钱庄数十年的程觐岳，躺在病榻上思酌如何延续程氏钱业的辉煌。从祖辈手上接过家族企业，凭着身体力行及聘用能干的经理锐意经营，程觐岳壮大了家族钱庄，使程家拥有的福源、福康和顺康钱庄雄踞上海滩。如今，自己即将走到人生尽头，家族中并无合适的人光大家业，于是在程家一干三十二年的福源钱庄经理秦润卿成了“托孤之人”。
事实上，秦润卿不仅是程氏钱庄的托孤之人，也是整个上海钱业的托孤之人。以福源钱庄经理执掌上海钱业协会十八年，秦润卿历经战争与改朝换代，经济危机与金融风潮，在一次又一次惊涛骇浪中，带领钱业风雨前行，直至目送中国钱业最后消失无影。
从学徒、跑街到经理
1891年的一天，14岁的秦润卿经表叔林韶斋保荐，从浙江慈溪来到上海协源钱庄，开始了六十多年钱庄生涯的学徒岁月。协源钱庄是典当业起家的苏州程氏家族所开。
进入上海大钱庄，年少的秦润卿兴奋莫名，也倍加珍惜这一机会。他在后来的自述中说：贫家儿初见钱庄，规模宏大，惊喜万分。与钱庄中衣服华丽、举止阔绰的富家子弟相比，自己寒素布衣，相形未免见绌，但内心依然知足，不敢非分妄想，只是终日服务。
在家乡读过七年私塾的秦润卿，工作勤奋，业余勤学。三年学徒期满后，秦润卿相继出任账房会计、信房文书。1897年，20岁的秦润卿出任协大钱庄（由协源钱庄1893年改组而成，1899年改组为延源钱庄，1906年再改组为豫源钱庄）跑街，开始了重要的放款职位历练。
跑街主要负责钱庄对外放款、承揽存款。当时的钱庄多实行信用放款，而不似银行主要做抵押贷款。因此，跑街放款关系到资金的投放和回收，影响着钱庄的盈亏与成败。秦润卿说自己担任跑街后，心系钱庄，“夜以继日，终岁办公，足有二年未曾告假回里”。
秦润卿的识别客户和放款做法，即使对现在的银行做小微业务也依然富有启发。据钱业界老人周采泉介绍：秦润卿放贷前，首先考察这个企业是否有前途，是否值得投放。企业对象决定后，主要考察企业主的人品、能力，摸清其事业和人事底细后，同时了解企业主的私生活如何。一旦确定放款后，便把这家企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一样，助其盈利赚钱。有时企业因添置设备，或受市面影响，资金积压，周转失灵，功亏一篑时，像救死扶伤一样，助企业渡过难关。企业和钱庄缔结了这种血肉关系，到头来放款的重点客户，便成了存款的重点客户。
处事稳健、恪守信用的秦润卿，以自己的正直品行和业务能力，受到客户好评，更使钱庄获益，从而赢得程氏家族及钱庄经理的信任。1906年，秦润卿升任豫源钱庄协理。三年后，32岁的秦润卿升为钱庄经理。
出任经理第二年（1910年），上海爆发“橡胶股票风潮”。辛亥革命爆发，更使市面震撼，大批钱庄倒闭。橡胶风潮与朝代更替，使上海九大钱业家族集团遭受重创，叶氏所设升大、余大、瑞达、承大钱庄被视为“四大皆空”，全部停业清理。程氏家族的顺康钱庄也遭停顿清理，八个月后始复业。
1912年2月，上海钱庄已从1908年的115家锐减为28家。
秦润卿稳健经营，避免了随时可能发生的倾覆，同时针对钱庄存在的弊端，做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严格规定员工不得向钱庄借款或“宕账”（经理和员工预支款），钱庄不得从事投机业务；不做透支贷款业务，资金运用留有余地；业务上独立自主，不依赖外资银行。
1921年上海发生“信交风潮”，大量信托公司和交易所倒闭。风潮虽然波及整个工商界，但秦润卿主持的钱庄依旧生意兴隆。不仅如此，由于他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提前防范各类风险，严防同业中人卷入投机，使得上海钱业幸免于难。
巅峰时刻
1923年，程氏家族中最出色的经营人程觐岳身患重病。从祖父程卧云手中接过家族钱庄后，程觐岳锐意经营，在对秦润卿任经理的豫源钱庄（1919年初一度改组为豫源银行，3个月后改组为福源钱庄）不断增资之外，1894年设立福康钱庄，1905年增设顺康钱庄，使程家成为上海著名的钱业家族。
钱庄是中国较早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的企业。程觐岳知人善任，提拔了众多钱业界名人：协源钱庄的林绍斋（曾任北市钱业会馆董事），福康钱庄的朱五楼（曾任上海钱业协会会长）、钟飞滨（钱业中第一个做外汇业务），顺康钱庄经理李寿山（长期担任上海钱业协会董事）。
临终前，程觐岳召集程家三钱庄经理及程氏子弟，当众宣布惊人的“托孤”决定：将程家庞大的钱庄业务及家事，全部托付给秦润卿等几位经理，并要求程氏子弟日后不得干预钱庄事务。秦润卿以福源钱庄经理兼任福康、顺康督理，统一领导被称为程家“三联号”的钱庄业务。
在秦润卿的苦心经营下，程氏三钱庄业务继续发展，盈余每年平均在10-15万两之间。其中，1925年每家钱庄利润都在10万两以上，三钱庄盈利总额达31万两，迎来程家钱庄最兴盛发达的时期。这年，福源钱庄增资至30万两，同时一改钱业不向外披露业务的做法，开始公布营业状况和资产负债情况，开“二百年钱业未有之创举”。
不仅如此，秦润卿在钱业界的领袖地位也得到巩固。就在1923年，秦润卿担任会长的上海钱业公会新大楼落成，公会搬入新楼办公。
还在1917年2月上海钱业公会刚刚成立时，经选举，朱五楼和秦润卿分别获选首任正、副会长。两年后，钱业公会进行第二届选举，秦润卿因故未参加，朱五楼继续获选会长。但朱五楼年老多病，秦润卿从10月开始代理会长职务。
1920年3月，上海钱业公会改选，秦润卿正式当选会长。此后，秦主持上海钱业公会达15年之久。
在北洋政府时代，由于享有对银拆（同业之间拆借银两的利率）和洋厘（银两与银元的比价）行市的决定权，虽然银行业获得快速发展，但是钱业主宰着当时的金融市场。
顺流、逆流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钱业界与银行界一样，成为南京政府的积极支持者。当月，上海钱业公会先后四次开会讨论对政府垫借款。秦润卿是蒋介石委定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15个委员之一，也是财政部公债委员会21个委员之一。包括程氏三钱庄在内的上海钱业承销了南京政府发行的大量债券及垫借款。1928年，秦润卿出任中央银行监事；1929年，秦在苦心经营程氏钱庄的同时，出任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作为钱业界领袖，秦润卿成为新政权下金融领域的重要人物。 不过，这些并不能帮助钱业抵挡银行业即将到来的强势扩张，也无力挽救新政权下钱业即将开始的急剧衰落。20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除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会战等战争使上海钱业饱受打击，1931年《银行法》的颁行、1933年“废两改元”、1935年“法币政策”，以及白银风潮侵袭，钱业作为百业之首的显赫地位已经一去不返。
秦润卿作为程氏钱庄的管理者，在新形势下积极顺应历史潮流，大胆革新，让钱庄“银行化”，使钱庄这种传统金融机构向现代金融企业转型。
上海钱庄多半设在弄堂里，秦润卿经营的福源钱庄则与众不同，1933年在宁波路附近落成的营业大楼，堪与银行大厦相媲美，从而使福源钱庄知名度大增，当年年底存款余额即从上年的330多万两激增至530多万两，跃居同业之首。贷款方面，减少信用贷款、增大抵押贷款比例，同时加大对民族工业的信贷支持。
秦润卿在福源钱庄迁入新大楼后，增设受托部，仿效银行信托部，扩展了多种业务：设立保管库，代客管理房地产业，代理保险业务等，这些革新措施也相继在福康、顺康钱庄实行，程氏钱庄继续成为钱业界的领头羊。
但是，作为钱业领袖，秦润卿为维护钱业利益和保住钱业利权，对一些本应积极推进的金融改革予以抵制与拖延。
银两与银元作为货币同时流通，它们在全国各地成色各异，交易行市不同，计算尤其复杂。银两之间的换算由钱业垄断，不同的银元行市以银两标示银元价格，同样由钱业确定。由于钱庄汇划制度的存在，1933年上海票据交换所成立前，银行与钱庄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的收付，均须委托汇划钱庄办理。
随着银行业快速发展，银行与钱庄之间冲突日趋激烈。但在北洋政府时代，双方在统一银元行市、银行业倡导银洋并用、废两改元等方面展开博弈，钱庄几乎都是胜利的一方。
然而，南京政府强力推进废两改元政策，银行业实力进一步强大，形势开始出现逆转。秦润卿虽然明了废两改元是大势所趋，但作为钱业领袖，他极力维护钱业利益。
1928年6、7月，在宋子文主持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上，银行与钱业在废两改元问题上展开正面交锋，占有多数代表名额的银行界呼吁尽快实施废两改元，秦润卿等三名钱庄代表则联名提交了“整顿硬币案”，实际上把整理银元和纸币制度作为实施废两改元的前提。最后，会议通过“废两改元案”，南京政府时期钱庄与银行间的首次废两改元之争，钱业败下阵来。
以钱业公会主席秦润卿为首的钱业界，虽然一再以实行改革需要更充分的筹划为由，拖后废两改元实施，但政府强力推进，银行界积极配合，舆论氛围浓厚，实施废两改元已经势不可挡。从1933年3月起，南京政府在上海实行废两改元，4月在全国推行，一切交易均以银元计算，不得再用银两。中国长期以银两为主体的货币制度从此改变。
废两改元使钱业受到致命打击，紧接着1934-1935年白银风潮延续，更使钱业雪上加霜，连宁波旅沪首富秦君安家族开设的恒兴等四大汇划钱庄也齐齐倒闭。秦润卿自己经营的钱庄虽然依然稳固，但作为钱业公会主席，他一面召集同业紧急开会商议对策，一面奔走于政府部门请求援助。南京政府随后成立钱业监理委员会，财政部拨出金融公债券2500万元，以钱庄押品作抵，发放贷款救济。申请救济的钱庄如此之多，以致秦润卿都吃了一惊：55家钱业公会会员钱庄，八成以上提出了申请。
眼见着钱业步步衰落，秦润卿情绪低落、意志消沉。1935年10月，秦润卿辞去福源钱庄经理，改任常务董事兼督理；11月初，钱业公会改选时，秦润卿不再参加选举。此后，秦不再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主席职务——虽然同业中遇到重大事件仍会事先征求他的意见。
钱庄的消失
钱业的命运，并没有随着秦润卿退居幕后而好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为“孤岛”，钱庄业务清淡，战乱岁月让秦润卿和钱业陷入更加低潮的年代。不过，1939年7月《申报》记者专访这位“钱业界的唯一元老”时，觉得福源的组织保管库等设备，资本较浅的银行也难以企及。同时，秦润卿传递了坚定的信念，“确信钱业是绝不会失败的”。1941年底，日军进占上海租界，秦润卿深居简出，并蓄须明志，保持民族气节。
1945年抗战胜利后，福源、福康、顺康三钱庄重新开业，存放款额再列同业前茅。1947年10月，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时，70岁的秦润卿当选为理事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进城解放军在南京路上席地而睡的场景，让亲眼目睹这一幕的秦润卿百感交集。新中国成立，秦润卿与程氏钱庄一道走进了新的时代。
1952年，60家私营银行、钱庄申请参加公私合营，秦润卿主管的福源、福康、顺康钱庄和担任董事长的中国垦业银行，全都参加了公私合营银行，秦润卿被推选为公私合营银行副董事长。经过清产核资，程氏三钱庄净资产在上海钱业中稳居前三名，程氏弟兄也由政府安排了工作。与程家同存共荣的秦润卿，以特有的方式完成了程觐岳的临终托付。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个月后，秦润卿病逝。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
事实上，秦润卿不仅是程氏钱庄的托孤之人，也是整个上海钱业的托孤之人。以福源钱庄经理执掌上海钱业协会十八年，秦润卿历经战争与改朝换代，经济危机与金融风潮，在一次又一次惊涛骇浪中，带领钱业风雨前行，直至目送中国钱业最后消失无影。
从学徒、跑街到经理
1891年的一天，14岁的秦润卿经表叔林韶斋保荐，从浙江慈溪来到上海协源钱庄，开始了六十多年钱庄生涯的学徒岁月。协源钱庄是典当业起家的苏州程氏家族所开。
进入上海大钱庄，年少的秦润卿兴奋莫名，也倍加珍惜这一机会。他在后来的自述中说：贫家儿初见钱庄，规模宏大，惊喜万分。与钱庄中衣服华丽、举止阔绰的富家子弟相比，自己寒素布衣，相形未免见绌，但内心依然知足，不敢非分妄想，只是终日服务。
在家乡读过七年私塾的秦润卿，工作勤奋，业余勤学。三年学徒期满后，秦润卿相继出任账房会计、信房文书。1897年，20岁的秦润卿出任协大钱庄（由协源钱庄1893年改组而成，1899年改组为延源钱庄，1906年再改组为豫源钱庄）跑街，开始了重要的放款职位历练。
跑街主要负责钱庄对外放款、承揽存款。当时的钱庄多实行信用放款，而不似银行主要做抵押贷款。因此，跑街放款关系到资金的投放和回收，影响着钱庄的盈亏与成败。秦润卿说自己担任跑街后，心系钱庄，“夜以继日，终岁办公，足有二年未曾告假回里”。
秦润卿的识别客户和放款做法，即使对现在的银行做小微业务也依然富有启发。据钱业界老人周采泉介绍：秦润卿放贷前，首先考察这个企业是否有前途，是否值得投放。企业对象决定后，主要考察企业主的人品、能力，摸清其事业和人事底细后，同时了解企业主的私生活如何。一旦确定放款后，便把这家企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一样，助其盈利赚钱。有时企业因添置设备，或受市面影响，资金积压，周转失灵，功亏一篑时，像救死扶伤一样，助企业渡过难关。企业和钱庄缔结了这种血肉关系，到头来放款的重点客户，便成了存款的重点客户。
处事稳健、恪守信用的秦润卿，以自己的正直品行和业务能力，受到客户好评，更使钱庄获益，从而赢得程氏家族及钱庄经理的信任。1906年，秦润卿升任豫源钱庄协理。三年后，32岁的秦润卿升为钱庄经理。
出任经理第二年（1910年），上海爆发“橡胶股票风潮”。辛亥革命爆发，更使市面震撼，大批钱庄倒闭。橡胶风潮与朝代更替，使上海九大钱业家族集团遭受重创，叶氏所设升大、余大、瑞达、承大钱庄被视为“四大皆空”，全部停业清理。程氏家族的顺康钱庄也遭停顿清理，八个月后始复业。
1912年2月，上海钱庄已从1908年的115家锐减为28家。
秦润卿稳健经营，避免了随时可能发生的倾覆，同时针对钱庄存在的弊端，做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严格规定员工不得向钱庄借款或“宕账”（经理和员工预支款），钱庄不得从事投机业务；不做透支贷款业务，资金运用留有余地；业务上独立自主，不依赖外资银行。
1921年上海发生“信交风潮”，大量信托公司和交易所倒闭。风潮虽然波及整个工商界，但秦润卿主持的钱庄依旧生意兴隆。不仅如此，由于他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提前防范各类风险，严防同业中人卷入投机，使得上海钱业幸免于难。
巅峰时刻
1923年，程氏家族中最出色的经营人程觐岳身患重病。从祖父程卧云手中接过家族钱庄后，程觐岳锐意经营，在对秦润卿任经理的豫源钱庄（1919年初一度改组为豫源银行，3个月后改组为福源钱庄）不断增资之外，1894年设立福康钱庄，1905年增设顺康钱庄，使程家成为上海著名的钱业家族。
钱庄是中国较早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的企业。程觐岳知人善任，提拔了众多钱业界名人：协源钱庄的林绍斋（曾任北市钱业会馆董事），福康钱庄的朱五楼（曾任上海钱业协会会长）、钟飞滨（钱业中第一个做外汇业务），顺康钱庄经理李寿山（长期担任上海钱业协会董事）。
临终前，程觐岳召集程家三钱庄经理及程氏子弟，当众宣布惊人的“托孤”决定：将程家庞大的钱庄业务及家事，全部托付给秦润卿等几位经理，并要求程氏子弟日后不得干预钱庄事务。秦润卿以福源钱庄经理兼任福康、顺康督理，统一领导被称为程家“三联号”的钱庄业务。
在秦润卿的苦心经营下，程氏三钱庄业务继续发展，盈余每年平均在10-15万两之间。其中，1925年每家钱庄利润都在10万两以上，三钱庄盈利总额达31万两，迎来程家钱庄最兴盛发达的时期。这年，福源钱庄增资至30万两，同时一改钱业不向外披露业务的做法，开始公布营业状况和资产负债情况，开“二百年钱业未有之创举”。
不仅如此，秦润卿在钱业界的领袖地位也得到巩固。就在1923年，秦润卿担任会长的上海钱业公会新大楼落成，公会搬入新楼办公。
还在1917年2月上海钱业公会刚刚成立时，经选举，朱五楼和秦润卿分别获选首任正、副会长。两年后，钱业公会进行第二届选举，秦润卿因故未参加，朱五楼继续获选会长。但朱五楼年老多病，秦润卿从10月开始代理会长职务。
1920年3月，上海钱业公会改选，秦润卿正式当选会长。此后，秦主持上海钱业公会达15年之久。
在北洋政府时代，由于享有对银拆（同业之间拆借银两的利率）和洋厘（银两与银元的比价）行市的决定权，虽然银行业获得快速发展，但是钱业主宰着当时的金融市场。
顺流、逆流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钱业界与银行界一样，成为南京政府的积极支持者。当月，上海钱业公会先后四次开会讨论对政府垫借款。秦润卿是蒋介石委定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15个委员之一，也是财政部公债委员会21个委员之一。包括程氏三钱庄在内的上海钱业承销了南京政府发行的大量债券及垫借款。1928年，秦润卿出任中央银行监事；1929年，秦在苦心经营程氏钱庄的同时，出任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作为钱业界领袖，秦润卿成为新政权下金融领域的重要人物。 不过，这些并不能帮助钱业抵挡银行业即将到来的强势扩张，也无力挽救新政权下钱业即将开始的急剧衰落。20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除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会战等战争使上海钱业饱受打击，1931年《银行法》的颁行、1933年“废两改元”、1935年“法币政策”，以及白银风潮侵袭，钱业作为百业之首的显赫地位已经一去不返。
秦润卿作为程氏钱庄的管理者，在新形势下积极顺应历史潮流，大胆革新，让钱庄“银行化”，使钱庄这种传统金融机构向现代金融企业转型。
上海钱庄多半设在弄堂里，秦润卿经营的福源钱庄则与众不同，1933年在宁波路附近落成的营业大楼，堪与银行大厦相媲美，从而使福源钱庄知名度大增，当年年底存款余额即从上年的330多万两激增至530多万两，跃居同业之首。贷款方面，减少信用贷款、增大抵押贷款比例，同时加大对民族工业的信贷支持。
秦润卿在福源钱庄迁入新大楼后，增设受托部，仿效银行信托部，扩展了多种业务：设立保管库，代客管理房地产业，代理保险业务等，这些革新措施也相继在福康、顺康钱庄实行，程氏钱庄继续成为钱业界的领头羊。
但是，作为钱业领袖，秦润卿为维护钱业利益和保住钱业利权，对一些本应积极推进的金融改革予以抵制与拖延。
银两与银元作为货币同时流通，它们在全国各地成色各异，交易行市不同，计算尤其复杂。银两之间的换算由钱业垄断，不同的银元行市以银两标示银元价格，同样由钱业确定。由于钱庄汇划制度的存在，1933年上海票据交换所成立前，银行与钱庄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的收付，均须委托汇划钱庄办理。
随着银行业快速发展，银行与钱庄之间冲突日趋激烈。但在北洋政府时代，双方在统一银元行市、银行业倡导银洋并用、废两改元等方面展开博弈，钱庄几乎都是胜利的一方。
然而，南京政府强力推进废两改元政策，银行业实力进一步强大，形势开始出现逆转。秦润卿虽然明了废两改元是大势所趋，但作为钱业领袖，他极力维护钱业利益。
1928年6、7月，在宋子文主持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上，银行与钱业在废两改元问题上展开正面交锋，占有多数代表名额的银行界呼吁尽快实施废两改元，秦润卿等三名钱庄代表则联名提交了“整顿硬币案”，实际上把整理银元和纸币制度作为实施废两改元的前提。最后，会议通过“废两改元案”，南京政府时期钱庄与银行间的首次废两改元之争，钱业败下阵来。
以钱业公会主席秦润卿为首的钱业界，虽然一再以实行改革需要更充分的筹划为由，拖后废两改元实施，但政府强力推进，银行界积极配合，舆论氛围浓厚，实施废两改元已经势不可挡。从1933年3月起，南京政府在上海实行废两改元，4月在全国推行，一切交易均以银元计算，不得再用银两。中国长期以银两为主体的货币制度从此改变。
废两改元使钱业受到致命打击，紧接着1934-1935年白银风潮延续，更使钱业雪上加霜，连宁波旅沪首富秦君安家族开设的恒兴等四大汇划钱庄也齐齐倒闭。秦润卿自己经营的钱庄虽然依然稳固，但作为钱业公会主席，他一面召集同业紧急开会商议对策，一面奔走于政府部门请求援助。南京政府随后成立钱业监理委员会，财政部拨出金融公债券2500万元，以钱庄押品作抵，发放贷款救济。申请救济的钱庄如此之多，以致秦润卿都吃了一惊：55家钱业公会会员钱庄，八成以上提出了申请。
眼见着钱业步步衰落，秦润卿情绪低落、意志消沉。1935年10月，秦润卿辞去福源钱庄经理，改任常务董事兼督理；11月初，钱业公会改选时，秦润卿不再参加选举。此后，秦不再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主席职务——虽然同业中遇到重大事件仍会事先征求他的意见。
钱庄的消失
钱业的命运，并没有随着秦润卿退居幕后而好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为“孤岛”，钱庄业务清淡，战乱岁月让秦润卿和钱业陷入更加低潮的年代。不过，1939年7月《申报》记者专访这位“钱业界的唯一元老”时，觉得福源的组织保管库等设备，资本较浅的银行也难以企及。同时，秦润卿传递了坚定的信念，“确信钱业是绝不会失败的”。1941年底，日军进占上海租界，秦润卿深居简出，并蓄须明志，保持民族气节。
1945年抗战胜利后，福源、福康、顺康三钱庄重新开业，存放款额再列同业前茅。1947年10月，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时，70岁的秦润卿当选为理事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进城解放军在南京路上席地而睡的场景，让亲眼目睹这一幕的秦润卿百感交集。新中国成立，秦润卿与程氏钱庄一道走进了新的时代。
1952年，60家私营银行、钱庄申请参加公私合营，秦润卿主管的福源、福康、顺康钱庄和担任董事长的中国垦业银行，全都参加了公私合营银行，秦润卿被推选为公私合营银行副董事长。经过清产核资，程氏三钱庄净资产在上海钱业中稳居前三名，程氏弟兄也由政府安排了工作。与程家同存共荣的秦润卿，以特有的方式完成了程觐岳的临终托付。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个月后，秦润卿病逝。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