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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然而，人民的幸福梦和国家的富强梦，民族的振兴梦是分不开的。因此，在苏区革命年代，人民群众也有自己的幸福梦，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视域下对苏区人民群众的幸福梦从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做了探究，展现了苏区革命年代人民群众对幸福的憧憬；随后有对苏维埃政府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幸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措施进行了解读。通过探析苏区人民的幸福梦，对当今中国梦的实现是有一定意义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苏区人民 幸福梦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实现中国梦，便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所以国家富强即富强梦、民族振兴即振兴梦，人民幸福即为中国人民的幸福梦。中国梦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以及对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热切希望，但是，幸福是一种价值目标，如何能让人民对幸福有个正确的把握和理解呢？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指导下来研究一下苏区人民的幸福梦。
一、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与苏区人民的幸福梦
1.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全面的幸福观。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幸福观是以物质生活的实现为基础的来自于人民的社会实践的，主张“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样才能为幸福生活奠定物质基础。其次，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辩证的全面的的幸福观，依唯物辩证法：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所谓幸福，就是处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和历史环境的人们，在创造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实践中，由于感受和理解到目标和理想的实现，而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 因此，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此外，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还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享受与发展的统一等。
2.苏区人民幸福梦的主要内容。在苏区，人民这样唱到，“打倒国民党，驱逐美日英，建立苏维埃，红旗照日明；工人幸福，农民有田，士兵也欢欣。”苏区人民的幸福梦简单来说就是“过上好日子”，苏区人民的幸福梦寄托了当时苏区人民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希望，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2.1当个人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个人愿望得以实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所以，推动人民追求幸福的力量有很多，但是人的需要是内驱力。只有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是，人们才有心思去追求精神上、灵魂上更高层次的幸福。有这样一句话，“讲到共产唔要惊，共产社会无相争，工人就有好工作，农民个个有田耕。”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朱其华按照当时的经济状况指出：“在全中国的国民中，现在能够衣食无忧的，不过百分之六强；而绝对大多数的百分之九四弱的人民，竟无法维持其最低生活” 可见，当时中国人民生活的贫穷，人民对最基本的温饱的需求都无法满足，那么土地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了，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同样，在1927年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土地又是农民问题中的关键问题。古楳先生以为“中国农村的崩溃，虽有种种原因，而土地问题实为中心”。当时中国最大的国情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占绝大多数，所以农民的土地问题的解决就变的关键，人民的最基本的需求解决不了，那么农民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将直接影响苏区革命的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产品的分配又是由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因此，社会产品的分配一定程度决定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梦的实现，而在苏区人民最大的幸福正是有地可耕，有粮可食，这便是他们最大的梦想。
2.2当个人处于社会稳定、民族富强的大环境中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认为，生命是幸福的载体。幸福的前提是最基本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当时的中国社会，革命艰苦、四面白色恐怖威胁，内部穷困潦倒，反“围剿”的战火和反经济封锁的斗争不断。请问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这样的苏区时期人民的幸福感将从何而来。但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幸福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让人民群众意识到个人的幸福需要建立在社会稳定与民族富强的基础上，但是离开了人民群众，中央苏区的革命事业又会寸步难行。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如何调动，如何将庞大的农民群众组织到革命中，变成了棘手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马克思幸福观认为： “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 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达到完美”，“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因此，应该激发苏区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为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幸福而努力。有首歌谣《救穷歌》中道出了人民群众心里的期盼：“共产社会一定成，这句话语无欺人，土豪劣绅杀干净，军阀官僚容易平；一理通来百理通，十人之中九人穷，九个穷人能团结，何愁革命不成功。”所以，只要人们群众团结起来，社会稳定、民族富强的幸福梦是可以实现的。
二、如何实现苏区人民的幸福梦
如何满足苏区人民最基本对温饱的需求？如何给人民创造一个社会稳定、国家富强的社会环境？如何让人民在革命年代感到丝毫的幸福呢？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指导下，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为苏维埃革命的胜利而奋斗，也是为苏区人民的幸福而努力。
1.幸福梦之经济建设。 在1927-1929年，农民的生活状况如何，从苏区发生的几次农民暴动便可看出来，而苏区大多数处于偏远的小山村，经济基础是很薄弱的但是由于革命的发展，苏区的逐渐扩大，苏区的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本来就寸步难行，又加之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更是雪上加霜了。苏区的农业发展、工业建设、商业贸易、财政金融等的经济发展问题，不仅是苏区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和人民幸福生活的保障，也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在1928年10月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会决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经济问题”，已经意识到了经济问题在革命年代的重要性，如果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仅老百姓的生活问题得不到解决，军队供给得不到解决，直接影响到革命的顺利进行，又何谈人民的幸福呢？在领导中央苏区经济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目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蓄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这些都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基于苏区的经济现状，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开始对经济建设进行不断的探索，规模逐渐变大，范围也越来越广，为实现苏区人民群众的幸福梦不断的努力着。1931年11月，在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上，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随后又陆续有一些法律法规的颁布，比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这些都是对人民群众生活和革命有利的法律法规，标志着苏维埃经济政策的基本形成。当时基本的内容有：为实现土地国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会让中农所有；商业方面主张征收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的苛捐杂税，还有把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矿业、工厂等收归国有，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等等有利于苏区经济建设的措施。 2.幸福梦之社会建设。中国正处于这种特殊的战争年代，苏区的社会建设，是指苏区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家庭、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实现巨大进步的过程。然而，当时在国民党政府运用军事镇压和经济封锁手段摧残下的苏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很难翻身，而广大工农群众的翻身解放，是人们群众实现幸福的一种体现。但是人们群众的翻身不仅指经济上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指政治地位的上升，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以及在中共带领下取得的政治权利标志着广大工农群众政治地位的提升。下面我们就主要讲述一下人民政治地位的提升，人民是怎样离自己的幸福梦更进一步的。毛泽东指出：“苏区土地革命的威力，扫荡了一切封建的残迹，千百万农民群众从长期的黑暗中惊醒起来，夺取了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财产，没收了富农的好田，废除了高利贷，取消了苛捐杂税，打到了一切与革命为敌的人，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农民群众第一次从地狱中出来，取得了主人翁资格，这就是苏维埃政权下与国民党政权下农村状态的根本区别。”可见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了，這与人们群众政治地位的提高是有关系，人民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与革命联系在了一起，把自己的幸福梦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梦联系在了一起，这些都是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取得的。
有人这样称：苏区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首先，新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建立，各个阶层所占的比例也改变了，革命的主要力量和主力军成了贫农和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减少或削弱了富农，雇农减少甚至没有了，人民群众真正翻身成为了主人；其次，在农村建立了不同级别的苏维埃政权，并且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包括工会、贫农团、妇女代表大会，这些都是革命团体的一部分，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人民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里有明文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从中央苏维埃政权到各级苏维埃政权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并接受监督，贫苦农民获得了平等地位和民主权利，然后通过民主选举来参与苏维埃的社会管理。
3.幸福梦之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强调“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因此还需进行苏区的文化建设。我们都知道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运动，，有人也称苏区的文化为一种“新文化”。在苏区时期这样一个革命时期，革命似乎成了唯一的主题，但是，文化建设不仅能够增加人民的精神幸福，而且对宣传和鼓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当时苏区文化建设面临着来自敌人的军事和文化的围剿，还有右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打击，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下，苏区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最广大劳苦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风斗目标，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正如1933年9月，张闻天在《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政策主要的是在全国最大多数的被压迫民众，放进文盲与愚昧之间，使他们变成统治阶级的工具”。而“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在使每个苏维埃公民受到苏维埃教育这种教育不是在愚弄民众为剥削接机服务，而是在启发民众，使民众为自身的解放而战争”。可见，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是真正为人民的服务，为人民的幸福着想。
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与很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分不开的，包括苏区的文化建设。首先，苏区的文化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时期，1927年到1929年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到古田会议的召开；第二个阶段是发展时期，1929年到1931年即古田会议至全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时期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文化建设；第三阶段是繁荣时期，从1931年11月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到1934年10月红军北上，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更加规范化、法制化。其次，苏区的文化建设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第一阶段，苏维埃政府意识只注重打仗是不行的，动员对群众的教育宣传工作更重要，这一时期开始运用歌谣、标语，布告文化形式来宣传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当时，有这样的歌谣：“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想。”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建立了宣传队是以支队为单位的，有化妆讲演，口头、文字和画报等形式的宣传，此外，建立工农兵俱乐部，开展游艺活动，活跃了士兵的文化生活，也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1930年2月22日，《红旗》第七十八期刊对乡村文化生活做出描述，全乡男女老幼相聚一堂，恍惚高歌，有各种各样的乐器，还有演讲的、表演话剧的、朗诵诗歌的、唱歌的等等，非常的热闹。在第三阶段，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更加规范化、法制化，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机构有教育人民委员部，初级教育局、高级教育局、社会教育局、艺术局等，教育机构相对完善。另外，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都会把文化教育事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列入议题，展开讨论。
人民的幸福梦与国家的富强梦、民族的振兴梦是离不开的。在苏区革命时期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动员问题又对苏区革命成败以及日后抗日战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苏维埃政府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正确的价值导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努力，让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而也能感到幸福。
参考文献：
[1]罗国杰，马博宣，余进.伦理学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230.
[2] 谢济堂，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M]. 鹜江出版社，1990.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室.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11.
[4]《毛泽东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37.
[5] 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M].广州 ：中国研究书店 ，1936.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34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0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7.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杜，1991：131.
[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25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319页.
[10]《张闻天文集》第一卷[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401—401.
[11]《江西文艺史料》第十四辑[M].江西省文化厅编辑出版，1993：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苏区人民 幸福梦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实现中国梦，便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所以国家富强即富强梦、民族振兴即振兴梦，人民幸福即为中国人民的幸福梦。中国梦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以及对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热切希望，但是，幸福是一种价值目标，如何能让人民对幸福有个正确的把握和理解呢？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指导下来研究一下苏区人民的幸福梦。
一、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与苏区人民的幸福梦
1.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全面的幸福观。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幸福观是以物质生活的实现为基础的来自于人民的社会实践的，主张“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样才能为幸福生活奠定物质基础。其次，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辩证的全面的的幸福观，依唯物辩证法：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所谓幸福，就是处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和历史环境的人们，在创造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实践中，由于感受和理解到目标和理想的实现，而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 因此，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此外，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还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享受与发展的统一等。
2.苏区人民幸福梦的主要内容。在苏区，人民这样唱到，“打倒国民党，驱逐美日英，建立苏维埃，红旗照日明；工人幸福，农民有田，士兵也欢欣。”苏区人民的幸福梦简单来说就是“过上好日子”，苏区人民的幸福梦寄托了当时苏区人民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希望，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2.1当个人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个人愿望得以实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所以，推动人民追求幸福的力量有很多，但是人的需要是内驱力。只有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是，人们才有心思去追求精神上、灵魂上更高层次的幸福。有这样一句话，“讲到共产唔要惊，共产社会无相争，工人就有好工作，农民个个有田耕。”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朱其华按照当时的经济状况指出：“在全中国的国民中，现在能够衣食无忧的，不过百分之六强；而绝对大多数的百分之九四弱的人民，竟无法维持其最低生活” 可见，当时中国人民生活的贫穷，人民对最基本的温饱的需求都无法满足，那么土地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了，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同样，在1927年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土地又是农民问题中的关键问题。古楳先生以为“中国农村的崩溃，虽有种种原因，而土地问题实为中心”。当时中国最大的国情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占绝大多数，所以农民的土地问题的解决就变的关键，人民的最基本的需求解决不了，那么农民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将直接影响苏区革命的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社会产品的分配又是由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因此，社会产品的分配一定程度决定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梦的实现，而在苏区人民最大的幸福正是有地可耕，有粮可食，这便是他们最大的梦想。
2.2当个人处于社会稳定、民族富强的大环境中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认为，生命是幸福的载体。幸福的前提是最基本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当时的中国社会，革命艰苦、四面白色恐怖威胁，内部穷困潦倒，反“围剿”的战火和反经济封锁的斗争不断。请问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这样的苏区时期人民的幸福感将从何而来。但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幸福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让人民群众意识到个人的幸福需要建立在社会稳定与民族富强的基础上，但是离开了人民群众，中央苏区的革命事业又会寸步难行。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如何调动，如何将庞大的农民群众组织到革命中，变成了棘手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马克思幸福观认为： “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 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达到完美”，“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因此，应该激发苏区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为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幸福而努力。有首歌谣《救穷歌》中道出了人民群众心里的期盼：“共产社会一定成，这句话语无欺人，土豪劣绅杀干净，军阀官僚容易平；一理通来百理通，十人之中九人穷，九个穷人能团结，何愁革命不成功。”所以，只要人们群众团结起来，社会稳定、民族富强的幸福梦是可以实现的。
二、如何实现苏区人民的幸福梦
如何满足苏区人民最基本对温饱的需求？如何给人民创造一个社会稳定、国家富强的社会环境？如何让人民在革命年代感到丝毫的幸福呢？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指导下，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为苏维埃革命的胜利而奋斗，也是为苏区人民的幸福而努力。
1.幸福梦之经济建设。 在1927-1929年，农民的生活状况如何，从苏区发生的几次农民暴动便可看出来，而苏区大多数处于偏远的小山村，经济基础是很薄弱的但是由于革命的发展，苏区的逐渐扩大，苏区的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本来就寸步难行，又加之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更是雪上加霜了。苏区的农业发展、工业建设、商业贸易、财政金融等的经济发展问题，不仅是苏区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和人民幸福生活的保障，也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所在。在1928年10月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会决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经济问题”，已经意识到了经济问题在革命年代的重要性，如果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仅老百姓的生活问题得不到解决，军队供给得不到解决，直接影响到革命的顺利进行，又何谈人民的幸福呢？在领导中央苏区经济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目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蓄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这些都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基于苏区的经济现状，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开始对经济建设进行不断的探索，规模逐渐变大，范围也越来越广，为实现苏区人民群众的幸福梦不断的努力着。1931年11月，在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上，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随后又陆续有一些法律法规的颁布，比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这些都是对人民群众生活和革命有利的法律法规，标志着苏维埃经济政策的基本形成。当时基本的内容有：为实现土地国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农会让中农所有；商业方面主张征收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的苛捐杂税，还有把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矿业、工厂等收归国有，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等等有利于苏区经济建设的措施。 2.幸福梦之社会建设。中国正处于这种特殊的战争年代，苏区的社会建设，是指苏区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家庭、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实现巨大进步的过程。然而，当时在国民党政府运用军事镇压和经济封锁手段摧残下的苏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很难翻身，而广大工农群众的翻身解放，是人们群众实现幸福的一种体现。但是人们群众的翻身不仅指经济上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指政治地位的上升，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以及在中共带领下取得的政治权利标志着广大工农群众政治地位的提升。下面我们就主要讲述一下人民政治地位的提升，人民是怎样离自己的幸福梦更进一步的。毛泽东指出：“苏区土地革命的威力，扫荡了一切封建的残迹，千百万农民群众从长期的黑暗中惊醒起来，夺取了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财产，没收了富农的好田，废除了高利贷，取消了苛捐杂税，打到了一切与革命为敌的人，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农民群众第一次从地狱中出来，取得了主人翁资格，这就是苏维埃政权下与国民党政权下农村状态的根本区别。”可见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了，這与人们群众政治地位的提高是有关系，人民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与革命联系在了一起，把自己的幸福梦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梦联系在了一起，这些都是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取得的。
有人这样称：苏区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首先，新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建立，各个阶层所占的比例也改变了，革命的主要力量和主力军成了贫农和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减少或削弱了富农，雇农减少甚至没有了，人民群众真正翻身成为了主人；其次，在农村建立了不同级别的苏维埃政权，并且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包括工会、贫农团、妇女代表大会，这些都是革命团体的一部分，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人民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里有明文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从中央苏维埃政权到各级苏维埃政权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并接受监督，贫苦农民获得了平等地位和民主权利，然后通过民主选举来参与苏维埃的社会管理。
3.幸福梦之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强调“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因此还需进行苏区的文化建设。我们都知道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运动，，有人也称苏区的文化为一种“新文化”。在苏区时期这样一个革命时期，革命似乎成了唯一的主题，但是，文化建设不仅能够增加人民的精神幸福，而且对宣传和鼓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当时苏区文化建设面临着来自敌人的军事和文化的围剿，还有右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打击，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下，苏区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最广大劳苦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风斗目标，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正如1933年9月，张闻天在《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政策主要的是在全国最大多数的被压迫民众，放进文盲与愚昧之间，使他们变成统治阶级的工具”。而“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在使每个苏维埃公民受到苏维埃教育这种教育不是在愚弄民众为剥削接机服务，而是在启发民众，使民众为自身的解放而战争”。可见，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是真正为人民的服务，为人民的幸福着想。
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与很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分不开的，包括苏区的文化建设。首先，苏区的文化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时期，1927年到1929年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到古田会议的召开；第二个阶段是发展时期，1929年到1931年即古田会议至全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时期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文化建设；第三阶段是繁荣时期，从1931年11月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到1934年10月红军北上，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更加规范化、法制化。其次，苏区的文化建设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第一阶段，苏维埃政府意识只注重打仗是不行的，动员对群众的教育宣传工作更重要，这一时期开始运用歌谣、标语，布告文化形式来宣传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当时，有这样的歌谣：“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想。”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建立了宣传队是以支队为单位的，有化妆讲演，口头、文字和画报等形式的宣传，此外，建立工农兵俱乐部，开展游艺活动，活跃了士兵的文化生活，也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1930年2月22日，《红旗》第七十八期刊对乡村文化生活做出描述，全乡男女老幼相聚一堂，恍惚高歌，有各种各样的乐器，还有演讲的、表演话剧的、朗诵诗歌的、唱歌的等等，非常的热闹。在第三阶段，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更加规范化、法制化，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机构有教育人民委员部，初级教育局、高级教育局、社会教育局、艺术局等，教育机构相对完善。另外，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都会把文化教育事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列入议题，展开讨论。
人民的幸福梦与国家的富强梦、民族的振兴梦是离不开的。在苏区革命时期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动员问题又对苏区革命成败以及日后抗日战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苏维埃政府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正确的价值导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努力，让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而也能感到幸福。
参考文献：
[1]罗国杰，马博宣，余进.伦理学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230.
[2] 谢济堂，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M]. 鹜江出版社，1990.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室.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11.
[4]《毛泽东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37.
[5] 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M].广州 ：中国研究书店 ，1936.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34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0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7.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杜，1991：131.
[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25日，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319页.
[10]《张闻天文集》第一卷[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401—401.
[11]《江西文艺史料》第十四辑[M].江西省文化厅编辑出版，199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