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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芦苇的叶子，简单地折几道，压实了，含在嘴里就能吹。这种苇叶哨很可能是人类拥有的第一样乐器。
民间的对应物是宫廷，民间和宫廷都拥有自己的音乐，历史更长的当然是民间音乐。在宫廷没有出现之前，民间就有了蓬蓬勃勃的音乐活动。采浆果、捡谷穗、伐树盖房、捣泥做罐，任意一件事都是触发音乐的动机。某个清晨，一支队伍背着弓箭扛着长矛，离开山寨去打猎，送别的时刻，有人从怀里掏出一根细长的管子放在嘴边，清脆悦耳的声音就从管子上的小孔里流出来。这个充满喜感的清晨没有写进《史记》——直到有一天，在河南一个叫贾湖的村子，一次日常的田间劳动刨出了一样东西，一根表面有孔的管子，那个不曾被《史记》留意的清晨才又复活。那是一根笛子，已经在土里埋了八千年，拂去尘土，用它吹“小白菜呀，地里黄呀”的民歌，吹出来的调调，一样惹得你唏嘘眼湿。进一步的考证又发现，这根笛子是用丹顶鹤的骨头做成的，它被命名为“贾湖骨笛”，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乐器实物。出土笛子的地方还找到一颗鱼类牙齿，很大，专家判断应是一条重达百斤的大鱼。贾湖人跳舞庆贺，篝火上烤着一块块鱼肉，如此欢乐的场合怎么会没有笛声呢？可惜这个拥有音乐的夜晚在《史记》里还是找不到。
我去过许多名人故居或墓地，无非是带着有限的礼貌和恭敬到此一游，唯有去看司马迁祠墓，沿着陡坡向上爬，突然间天空地阔，一边是大黄河，一边是古长城，膝盖就有点软，一种朝拜的心情在胸口凛凛地往上涨。什么是我心目中的伟人呢？就是可以对他质疑。伟大的司马迁啊，我想问问你，苇叶做的哨子可以被《史记》忽略，但贾湖骨笛，它还和美丽的丹顶鹤有关，你为什么也弃之不用？
我这么问，实在是冒犯了司马迁。《史记》只对“有史以来”负责，“史”的起点是黄帝，终点是汉武，上下三千年，司马迁的如椽大笔就在这个时空里纵横驰骋。黄帝之前的历史叫“史前”，挖出骨笛的贾湖就属于史前文明，比黄帝还早三千年，这对于司马迁简直就是时间的尽头、认知的黑洞，一星点信息都不掌握，他怎么书写？
就是《史记》涵盖的那三千年，也有太多的减省和空白。当了帝王将相是不是一定会被司马迁写进竹简？真不一定。比如战国有一个诸侯王叫曾侯乙，《史记》半个字都没有给他，这叫藐视、遮蔽和封杀。写什么，不写什么，司马迁自有一套筛选标准，但发生在公元1978年的一场石破天惊的考古大发现，似乎对司马迁有点不利。曾侯乙的治国表现估计糟得很，才失去了在《史记》里亮相的资格，但司马迁有所不知的是，这个曾侯乙和后来的李后主、宋徽宗是一路人，当君王不够格，却都是优秀的文艺家，李后主是大诗人，宋徽宗是大画家，曾侯乙则成了大音乐家。对曾侯乙更详细的介绍是，他是宫廷乐队的唯一金主、超级乐迷，还兼任领队、导演、乐器设计师。乐队拥有一套庞大的乐器，包括65件大小不等的青铜编钟，小的用木棰点击，大的必须用木棒才能敲响。如果兴致来了，曾侯乙会跑上舞台客串乐手。他手中拿着一根特制的彩绘大棒，乐队中只有这个角色和他的高贵身份相符。
战国时期的游戏规则是拼实力，肌肉猛男横行霸道，细胳膊小腿的任人宰割。还有一条——爱攀比，不论大国小国都想弄个国之重器出来，显摆自己，吓唬别人。曾侯乙统治的“曾”是个蕞尔小邦，没有本钱和人家硬杠，他很识时务，早早就退出了丛林竞争，不当战狼，只做一只爱好音乐的温顺山羊，“各位老大，请直接无视我，我的国之重器就是这套累赘的编钟，给我一个台子摆放它们就行，世界是你们的，我只想玩玩音乐。”曾侯乙的目的达到了，他用谦卑的立场换来一段平静无扰的日子，敲钟的大棒代替军马盔甲成为他的第一玩伴，当了30年君主之后他心满意足地死去，并享用了一场以他为主角的奢华葬礼。他是善终，他的福气要比李后主、宋徽宗好太多。他出生的时候，越王勾践刚刚灭了吴王夫差，他死的那年，工匠鲁班还在挥汗如雨地赶制云梯，战国时期最日常的一件事就是攻城掠地，鲁班从来不愁接不到军火订单。而这时，曾侯乙已经妥妥地躺在王陵地宫中准备聆听国乐，是的，那套编钟作为他的爱物就埋在他的身边。
编钟的象征意义是什么？是展示一个国家的音乐实力么？它能抵御战车的冲撞、吓退兵临城下的虎狼之师么？想也不要想。将编钟砸了，重新熔成铜水，多造戈矛剑戟武装一支羽林军似乎更加实用，但这显然不是曾侯乙的优先选项。战国的大趋势是兼并，小国终将被大国碾成齑粉，别人可以去反抗，可以动员所有的金属做成刀枪，可以将所有的妇孺撵进战壕当炮灰，曾侯乙却不想慷慨去赴死。他看清了大势，他也决心向这个大势低头，十字路口，他没有投奔硝烟呐喊，而是选择了编钟，选择了音乐。不用说，这是个懦弱男人。可是颇有意味的是，当年威震海内的战国七雄，他们的英雄传说，到了今天，已经不是我们书架上的必备书。相反，一个从未听闻的小国，随着编钟的出土，轰隆一声就从昏滞的历史淤泥里爬出来，它的音乐实力和文化气象让世界大吃一惊。这么看来，当初曾侯乙选择编钟是做的长线投资，多少年后，他的封地從历史的暗处打捞上岸是他获得的红利。现代科技复原出曾侯乙的头像，这是个大鼻子的中年人，有两片厚厚的嘴唇，笑眯眯的，笑得真诚，也有点蠢。
编钟的声音像后来的电子音乐，梦幻，空灵，缥缈，仿佛不是来自人间。它让你仰望、崇拜和赞叹，它是高高在上的声音。峨冠博带、道貌岸然是编钟的表演风格，它有辉煌的和弦，可是显得生硬，它是优美的赞歌，却又少了激情。它不风趣，也不诙谐，它时刻端着架子踱着台步，因为它是王权的代表，它必须深沉，必须宽广，更重要的是，编钟要能发出雷鸣般的强音。
民间音乐是“轻”音乐，这大概是有了口哨之后就有的悠久传统。口哨的声音不大，像只害羞的昆虫，青涩而腼腆，但史前人类说，这么大的响声够用了。遇到蜗牛或浆果，他吹着口哨和它们打趣，要是迎面走来一个女人，他的哨声就是献给她的耳边絮语。两个生命体之间的悄悄话是不需要大喊大叫的。后来，有了各式各样的乐器，走的还是以情感人的路子。浔阳江上的一支琵琶只要感动“江州司马青衫湿”，却无意让天下人都潸然涕下。马头琴的理想是感动眼前的这顶蒙古包，是蒙古包外摇颤的格桑花、声声慢的驼铃和奶茶的咕嘟沸腾。在《清明上河图》的某一家茶坊里，也许正有一根演奏中的竹笛，它也不会傻傻地要去感动汴京城，窗前孤零零坐着的那个羁人大概才是它要抚安的对象。若是笛子转到牧童手中，它要打动的就是一头弯角老牛了。确实可以断言，这些乐器没有和编钟约架比嗓门的兴趣。 古代山水画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乐器是琴。现在的音乐家喜欢到大剧院演出，人越多越有面子，古人可不这样。看看这些画作：《松岩抚琴图》《月夜抚琴图》《临流抚琴图》《桐荫抚琴图》《泛舟抚琴图》……古人是抱着琴往深山老林里钻，刻意躲避围观，高冷的环境反而成了他们的首选。现场有没有听众呢？伯牙有一个。伯牙是最好的琴师，很多人要听他的《高山流水》，他连连摆手，你们听不懂的。听得懂的人叫钟子期，是他唯一的知音。两人结伴上山，相中一块地方就进入正题，伯牙孤单地弹，子期孤单地听。这似乎是个寒酸的音乐现场，冷清、严肃、压抑，开心不起来，路过的樵夫投来同情的一瞥，可是他的怜悯施舍错了。古琴天生的孤高自傲，也只有相同情性的人才会爱上这种乐器。琴师从来都是孤独的，在人类中，他可能会有两三好友;在动物界，只有仙鹤与他作伴;在植物界，非得是梅荷竹菊还有虞美人才能充任他的演奏背景。在许多抚琴图中，不但找不到听众，连琴师的五官也看不清，整个画面几乎都给了百里苍山和千寻飞瀑，而琴师人小如豆，好像下一秒就要被浮岚迷雾吞没。为什么不同时代的古人会不约而同地跑到这样的环境中来弹琴？在山水之间消解大概是他们的秘密信仰，他们要把自己交出去，交给自然，交给天地。这样，他们和自己居住的社区单元、和他们进出的城郭村墟、和既代表时间又代表一种规则的年号，以及一切他们不理解不喜欢不接受的东西之间，就有了区隔。一拨一拨的音乐人在枫叶红了的时候走进大山弹琴鼓瑟，就是要递交这份决心。表白是容易的，难在山水肯不肯接收。一个悲凉的例子是——伯牙都没能遂愿。自从子期死后，伯牙如失魂落魄，指法紊乱，情绪散焦，再也找不到和天地沟通的路径。我们为伯牙惋惜，也为天地万物而遗憾。人可以放弃信仰，但山川大地从不降格以求。
能将曾侯乙编钟搬进深山老林么？办不到。山林属于民间，放得下古琴，却不是编钟的音乐厅。宫廷意志在这儿是要碰壁的。编钟需要的毕恭毕敬的听众，这儿没有。这儿的每棵草都在率性生长，每只鸟都在自由啼叫，编钟命令“肃静”，可是谁会睬呢？松涛依旧，瀑声依旧，东边日出西边雨，有无情的混乱，也有有情的生动，这才是山林。
乐器的序列中，二胡是后来者，在口哨、笛子、古琴、琵琶之后很久才有了二胡。二胡是少年郎，但二胡的出场让人惊艳。二胡小虽小，却是一个微观的自然界：琴杆是木，琴弓是竹，琴弦是蚕丝，弓毛是马尾，琴筒上蒙着的是蛇皮。有植物，有动物，树之影，竹之风，马在奔跑，而蛇两眼炯炯，诸般事物，汇于二胡一身。
民国造的二胡，古玩铺里还能觅到，但这些琴基本都已拉不响。二胡能发声全靠琴筒上的那张蛇皮，而蛇皮的寿限一般超不过百年，时间长了就破裂，二胡自然成了哑巴。当一把还能发声的民国二胡被一个人淘到，他激动得只会说“这是缘分”。他请朋友来听琴，他说，我带来的是民国的声音。
大概率，民国二胡上的蒙皮也是来自民国的一条蛇。我们不必在意它的籍贯是直隶奉天还是江浙皖赣，它爬啊爬啊，中间不知经历了什么，最后找到了这把二胡。这段旅程似乎可以叫投奔，蛇找到了音乐的归宿，而二胡找到了发声的装置。
叶子卷起来就可以当哨子吹，不吹了，丢下地，它就慢慢挣扎，一点点打开自己的身体，凭着记忆又还原成一片叶子，可是细细看，这片叶子的身上多出许多折痕，那是它为音乐付出的牺牲。折叠的地方，那些细小的叶脉已经断裂，绿色的汁液从这里流失。我们看到谁在傍晚的水边吹起口哨，却听不到那片叶子极轻的呻吟。
还有骨笛，关于那根骨头的来历，它是自愿变成乐器的么？没有人关心，没有人问过，我来问，那真的是美丽的传说么？那应当是一次精准的捕杀，后续还有一连串动作，一只美丽大鸟翅膀上的骨骼才会变成一根光滑的乐器。还有蛇，蛇也没有必要捐出自己的皮肤，做一把二胡的发声装置。我们说这是蛇的主观意愿，同样是掩盖了一段历史，一次蓄谋的狙击结束了一条蛇的自由爬行，具体细节荡然无存，但不难想象，那次伏击造成的疼痛已经藏匿在一片片排列有序的蛇的鳞片中。今后的某一天，在琴弓的招魂下，那些痛楚的记忆将会不屈不挠地从鳞片里涌出来，影响二胡的音色和曲风。
那天，民国二胡演奏的是民国经典《良宵》。
人最绮丽的梦想，大约就是拥有一个“良宵”。这是松弛的时刻，这是等待的时刻，这是展开的时刻，这是消费的时刻。良宵既是故事背景，又是故事本身，念这二字，会想到烛影摇红的情色，一盏青灯将一种古风赋予了一段月夜。可是，到底有没有完美的良宵呢？审计自己，我们度过的，不过是有限的、残缺的、不饱和的某一夜、某一刻，哪里完美？良宵易逝，因为易逝，所以不安，因为不安，所以仓促，激情下的仓促和仓促中的激情交缠在一起，才特别地让人不舍，让人叹息。人生都苦短，何况是这样一夕良宵的暂欢。
对人生抱悲观的立场就会不快乐，而那条从民国游来，附体于二胡的蛇，它的情绪应当更糟。谁也不知道它已将《良宵》演奏了多少次，每一次都是重返伤痛现场，那种痛带着蛇的特征，光滑，无脚，冰凉如水，不能言语，扭曲着身体从草木茂盛中寂寥游走。
二胡名曲《江河水》也不欢快，它是悲的，疼的，还有怨恨。在中国，大江大河专指长江与黄河，这两条好汉，谁敢惹他们生气？可实际上他们也受过摧残，胸口压着冤屈，眼眶盈着泪水，攥紧的右拳只能砸在自己的左拳上。长江黄河尚且如此，其余的河流更不必说了，哪一条江没有过忧患，又有哪一条河不曾哽咽悲切？在江河之后还要加上人，加上我们的遭遇。我们和江河水有相同的疼痛和相同的选择——要挣扎。江河水是挣扎着冲向东方大海，而我们是挣扎着向上游。我们希望邂逅浮力，只要有浮力，不沉沦，就有机会将头伸出水面看到天蓝月白。人这一辈子，苍凉无处不在，荒谬无处不在，我们有许多条理由允许自己变得冷血和荒唐，可最终这些理由被我们否决，我们选择了挣扎。这是一个美好的词汇。有所憧憬，才有勇气挣扎，挣扎是我们平凡生命的光明面，我们用挣扎来证明我们体内有一朵火焰，这火，顽强，不熄。
当代二胡的形象代言人是不是女子十二乐坊，这儿存疑，民国时期的二胡先生肯定是瞎子阿炳。山水画里的弹琴人不食人间烟火，但阿炳是要吃饭的。他是卖艺的乞丐，他会拉二胡。讨饭的路上，上一步是崎岖不平，下一步是辛酸愁苦，掸不尽的寒冬雪，躲不掉的艳阳天，手指在开裂，琴筒在开裂……这是很老套的故事，也是很疼痛的故事。我曾设想过要在哪种场合和这个伟大的盲人相遇。是隐在街角看他破旧的短褐从眼前闪过？是将他歪戴的墨镜扶正？是塞給他一块烧饼，还是恭恭敬敬地说“大师你好”？看编钟表演，看到的是大场面、大秩序，距离模糊或抹杀了细节，所以观众不会被细节感动。如果是阿炳在街头拉琴，他就站在你的面前，你能听到他的呼吸，他的指尖在弦上移动，他的眼角渗出一滴浑浊，细碎的松香粉末在斜晖中乱飞……无数的细节一起向你扑来，共同构成你对阿炳的印象。还可以有另一种想象，阿炳在千人剧场演出，扩音器将琴声放大到编钟级别，请问你会被哪一个阿炳感动？
鸟一辈子都在飞行，但鸟的身体一次也不曾真正进入天空，鸟只是将它的心思投影在天空之上。天空不属于鸟，能够让鸟快乐起来的是大地。大地上有树，有水，有青虫，有配偶，有无数个点能够供它站稳。鸟儿高高地飞起来，不是去亲近天空，而是要好好看一看这块大地。鸟儿有许多种方法从空中返回大地，有一种最坏的，贾湖那一只丹顶鹤遇到了。它遇到了一支箭。天空将最大的特权给了箭，箭笔直地、欢畅地并且是狞笑着射中目标。这只史前的大鸟像一块石头掉下地。后来的事情它一点也不知道，它也不知道八千年后还有一场考古和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等着它。它成了国宝，藏在见不到自然光的恒温恒湿的展柜里，永远见不到它曾喜欢过的大地了。
每一次考古发掘都是一次唤醒，唤醒折叠的城阙，唤醒神秘的龟甲文字，唤醒壁画中的世俗故事，唤醒彩陶盆里的一条小鱼，但唤醒音乐、唤醒乐器的机会不多。贾湖骨笛醒来了，它发出的是八千年前的声音，而我们毫不费劲就听懂了。在时间的拷打下，唯有声音不会变节。我们看不到声音，可是我们必须佩服它的坚贞，它不会断裂，不会褪色，不会被细菌咬成烂泥。花朵是不分时代的，不论隔了多少个季节，只要它盛开，被你看到，你就欣悦。声音有花朵一样的性质，它可以在笛子里蛰伏八千年，然后它醒了，开始工作，空气以八千年前的相同振频从笛孔里飘出来，领着我们重返八千年前的现场。那儿叫贾湖，那儿有一只鹤，有一个吹笛少年，一切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民间的对应物是宫廷，民间和宫廷都拥有自己的音乐，历史更长的当然是民间音乐。在宫廷没有出现之前，民间就有了蓬蓬勃勃的音乐活动。采浆果、捡谷穗、伐树盖房、捣泥做罐，任意一件事都是触发音乐的动机。某个清晨，一支队伍背着弓箭扛着长矛，离开山寨去打猎，送别的时刻，有人从怀里掏出一根细长的管子放在嘴边，清脆悦耳的声音就从管子上的小孔里流出来。这个充满喜感的清晨没有写进《史记》——直到有一天，在河南一个叫贾湖的村子，一次日常的田间劳动刨出了一样东西，一根表面有孔的管子，那个不曾被《史记》留意的清晨才又复活。那是一根笛子，已经在土里埋了八千年，拂去尘土，用它吹“小白菜呀，地里黄呀”的民歌，吹出来的调调，一样惹得你唏嘘眼湿。进一步的考证又发现，这根笛子是用丹顶鹤的骨头做成的，它被命名为“贾湖骨笛”，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乐器实物。出土笛子的地方还找到一颗鱼类牙齿，很大，专家判断应是一条重达百斤的大鱼。贾湖人跳舞庆贺，篝火上烤着一块块鱼肉，如此欢乐的场合怎么会没有笛声呢？可惜这个拥有音乐的夜晚在《史记》里还是找不到。
我去过许多名人故居或墓地，无非是带着有限的礼貌和恭敬到此一游，唯有去看司马迁祠墓，沿着陡坡向上爬，突然间天空地阔，一边是大黄河，一边是古长城，膝盖就有点软，一种朝拜的心情在胸口凛凛地往上涨。什么是我心目中的伟人呢？就是可以对他质疑。伟大的司马迁啊，我想问问你，苇叶做的哨子可以被《史记》忽略，但贾湖骨笛，它还和美丽的丹顶鹤有关，你为什么也弃之不用？
我这么问，实在是冒犯了司马迁。《史记》只对“有史以来”负责，“史”的起点是黄帝，终点是汉武，上下三千年，司马迁的如椽大笔就在这个时空里纵横驰骋。黄帝之前的历史叫“史前”，挖出骨笛的贾湖就属于史前文明，比黄帝还早三千年，这对于司马迁简直就是时间的尽头、认知的黑洞，一星点信息都不掌握，他怎么书写？
就是《史记》涵盖的那三千年，也有太多的减省和空白。当了帝王将相是不是一定会被司马迁写进竹简？真不一定。比如战国有一个诸侯王叫曾侯乙，《史记》半个字都没有给他，这叫藐视、遮蔽和封杀。写什么，不写什么，司马迁自有一套筛选标准，但发生在公元1978年的一场石破天惊的考古大发现，似乎对司马迁有点不利。曾侯乙的治国表现估计糟得很，才失去了在《史记》里亮相的资格，但司马迁有所不知的是，这个曾侯乙和后来的李后主、宋徽宗是一路人，当君王不够格，却都是优秀的文艺家，李后主是大诗人，宋徽宗是大画家，曾侯乙则成了大音乐家。对曾侯乙更详细的介绍是，他是宫廷乐队的唯一金主、超级乐迷，还兼任领队、导演、乐器设计师。乐队拥有一套庞大的乐器，包括65件大小不等的青铜编钟，小的用木棰点击，大的必须用木棒才能敲响。如果兴致来了，曾侯乙会跑上舞台客串乐手。他手中拿着一根特制的彩绘大棒，乐队中只有这个角色和他的高贵身份相符。
战国时期的游戏规则是拼实力，肌肉猛男横行霸道，细胳膊小腿的任人宰割。还有一条——爱攀比，不论大国小国都想弄个国之重器出来，显摆自己，吓唬别人。曾侯乙统治的“曾”是个蕞尔小邦，没有本钱和人家硬杠，他很识时务，早早就退出了丛林竞争，不当战狼，只做一只爱好音乐的温顺山羊，“各位老大，请直接无视我，我的国之重器就是这套累赘的编钟，给我一个台子摆放它们就行，世界是你们的，我只想玩玩音乐。”曾侯乙的目的达到了，他用谦卑的立场换来一段平静无扰的日子，敲钟的大棒代替军马盔甲成为他的第一玩伴，当了30年君主之后他心满意足地死去，并享用了一场以他为主角的奢华葬礼。他是善终，他的福气要比李后主、宋徽宗好太多。他出生的时候，越王勾践刚刚灭了吴王夫差，他死的那年，工匠鲁班还在挥汗如雨地赶制云梯，战国时期最日常的一件事就是攻城掠地，鲁班从来不愁接不到军火订单。而这时，曾侯乙已经妥妥地躺在王陵地宫中准备聆听国乐，是的，那套编钟作为他的爱物就埋在他的身边。
编钟的象征意义是什么？是展示一个国家的音乐实力么？它能抵御战车的冲撞、吓退兵临城下的虎狼之师么？想也不要想。将编钟砸了，重新熔成铜水，多造戈矛剑戟武装一支羽林军似乎更加实用，但这显然不是曾侯乙的优先选项。战国的大趋势是兼并，小国终将被大国碾成齑粉，别人可以去反抗，可以动员所有的金属做成刀枪，可以将所有的妇孺撵进战壕当炮灰，曾侯乙却不想慷慨去赴死。他看清了大势，他也决心向这个大势低头，十字路口，他没有投奔硝烟呐喊，而是选择了编钟，选择了音乐。不用说，这是个懦弱男人。可是颇有意味的是，当年威震海内的战国七雄，他们的英雄传说，到了今天，已经不是我们书架上的必备书。相反，一个从未听闻的小国，随着编钟的出土，轰隆一声就从昏滞的历史淤泥里爬出来，它的音乐实力和文化气象让世界大吃一惊。这么看来，当初曾侯乙选择编钟是做的长线投资，多少年后，他的封地從历史的暗处打捞上岸是他获得的红利。现代科技复原出曾侯乙的头像，这是个大鼻子的中年人，有两片厚厚的嘴唇，笑眯眯的，笑得真诚，也有点蠢。
编钟的声音像后来的电子音乐，梦幻，空灵，缥缈，仿佛不是来自人间。它让你仰望、崇拜和赞叹，它是高高在上的声音。峨冠博带、道貌岸然是编钟的表演风格，它有辉煌的和弦，可是显得生硬，它是优美的赞歌，却又少了激情。它不风趣，也不诙谐，它时刻端着架子踱着台步，因为它是王权的代表，它必须深沉，必须宽广，更重要的是，编钟要能发出雷鸣般的强音。
民间音乐是“轻”音乐，这大概是有了口哨之后就有的悠久传统。口哨的声音不大，像只害羞的昆虫，青涩而腼腆，但史前人类说，这么大的响声够用了。遇到蜗牛或浆果，他吹着口哨和它们打趣，要是迎面走来一个女人，他的哨声就是献给她的耳边絮语。两个生命体之间的悄悄话是不需要大喊大叫的。后来，有了各式各样的乐器，走的还是以情感人的路子。浔阳江上的一支琵琶只要感动“江州司马青衫湿”，却无意让天下人都潸然涕下。马头琴的理想是感动眼前的这顶蒙古包，是蒙古包外摇颤的格桑花、声声慢的驼铃和奶茶的咕嘟沸腾。在《清明上河图》的某一家茶坊里，也许正有一根演奏中的竹笛，它也不会傻傻地要去感动汴京城，窗前孤零零坐着的那个羁人大概才是它要抚安的对象。若是笛子转到牧童手中，它要打动的就是一头弯角老牛了。确实可以断言，这些乐器没有和编钟约架比嗓门的兴趣。 古代山水画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乐器是琴。现在的音乐家喜欢到大剧院演出，人越多越有面子，古人可不这样。看看这些画作：《松岩抚琴图》《月夜抚琴图》《临流抚琴图》《桐荫抚琴图》《泛舟抚琴图》……古人是抱着琴往深山老林里钻，刻意躲避围观，高冷的环境反而成了他们的首选。现场有没有听众呢？伯牙有一个。伯牙是最好的琴师，很多人要听他的《高山流水》，他连连摆手，你们听不懂的。听得懂的人叫钟子期，是他唯一的知音。两人结伴上山，相中一块地方就进入正题，伯牙孤单地弹，子期孤单地听。这似乎是个寒酸的音乐现场，冷清、严肃、压抑，开心不起来，路过的樵夫投来同情的一瞥，可是他的怜悯施舍错了。古琴天生的孤高自傲，也只有相同情性的人才会爱上这种乐器。琴师从来都是孤独的，在人类中，他可能会有两三好友;在动物界，只有仙鹤与他作伴;在植物界，非得是梅荷竹菊还有虞美人才能充任他的演奏背景。在许多抚琴图中，不但找不到听众，连琴师的五官也看不清，整个画面几乎都给了百里苍山和千寻飞瀑，而琴师人小如豆，好像下一秒就要被浮岚迷雾吞没。为什么不同时代的古人会不约而同地跑到这样的环境中来弹琴？在山水之间消解大概是他们的秘密信仰，他们要把自己交出去，交给自然，交给天地。这样，他们和自己居住的社区单元、和他们进出的城郭村墟、和既代表时间又代表一种规则的年号，以及一切他们不理解不喜欢不接受的东西之间，就有了区隔。一拨一拨的音乐人在枫叶红了的时候走进大山弹琴鼓瑟，就是要递交这份决心。表白是容易的，难在山水肯不肯接收。一个悲凉的例子是——伯牙都没能遂愿。自从子期死后，伯牙如失魂落魄，指法紊乱，情绪散焦，再也找不到和天地沟通的路径。我们为伯牙惋惜，也为天地万物而遗憾。人可以放弃信仰，但山川大地从不降格以求。
能将曾侯乙编钟搬进深山老林么？办不到。山林属于民间，放得下古琴，却不是编钟的音乐厅。宫廷意志在这儿是要碰壁的。编钟需要的毕恭毕敬的听众，这儿没有。这儿的每棵草都在率性生长，每只鸟都在自由啼叫，编钟命令“肃静”，可是谁会睬呢？松涛依旧，瀑声依旧，东边日出西边雨，有无情的混乱，也有有情的生动，这才是山林。
乐器的序列中，二胡是后来者，在口哨、笛子、古琴、琵琶之后很久才有了二胡。二胡是少年郎，但二胡的出场让人惊艳。二胡小虽小，却是一个微观的自然界：琴杆是木，琴弓是竹，琴弦是蚕丝，弓毛是马尾，琴筒上蒙着的是蛇皮。有植物，有动物，树之影，竹之风，马在奔跑，而蛇两眼炯炯，诸般事物，汇于二胡一身。
民国造的二胡，古玩铺里还能觅到，但这些琴基本都已拉不响。二胡能发声全靠琴筒上的那张蛇皮，而蛇皮的寿限一般超不过百年，时间长了就破裂，二胡自然成了哑巴。当一把还能发声的民国二胡被一个人淘到，他激动得只会说“这是缘分”。他请朋友来听琴，他说，我带来的是民国的声音。
大概率，民国二胡上的蒙皮也是来自民国的一条蛇。我们不必在意它的籍贯是直隶奉天还是江浙皖赣，它爬啊爬啊，中间不知经历了什么，最后找到了这把二胡。这段旅程似乎可以叫投奔，蛇找到了音乐的归宿，而二胡找到了发声的装置。
叶子卷起来就可以当哨子吹，不吹了，丢下地，它就慢慢挣扎，一点点打开自己的身体，凭着记忆又还原成一片叶子，可是细细看，这片叶子的身上多出许多折痕，那是它为音乐付出的牺牲。折叠的地方，那些细小的叶脉已经断裂，绿色的汁液从这里流失。我们看到谁在傍晚的水边吹起口哨，却听不到那片叶子极轻的呻吟。
还有骨笛，关于那根骨头的来历，它是自愿变成乐器的么？没有人关心，没有人问过，我来问，那真的是美丽的传说么？那应当是一次精准的捕杀，后续还有一连串动作，一只美丽大鸟翅膀上的骨骼才会变成一根光滑的乐器。还有蛇，蛇也没有必要捐出自己的皮肤，做一把二胡的发声装置。我们说这是蛇的主观意愿，同样是掩盖了一段历史，一次蓄谋的狙击结束了一条蛇的自由爬行，具体细节荡然无存，但不难想象，那次伏击造成的疼痛已经藏匿在一片片排列有序的蛇的鳞片中。今后的某一天，在琴弓的招魂下，那些痛楚的记忆将会不屈不挠地从鳞片里涌出来，影响二胡的音色和曲风。
那天，民国二胡演奏的是民国经典《良宵》。
人最绮丽的梦想，大约就是拥有一个“良宵”。这是松弛的时刻，这是等待的时刻，这是展开的时刻，这是消费的时刻。良宵既是故事背景，又是故事本身，念这二字，会想到烛影摇红的情色，一盏青灯将一种古风赋予了一段月夜。可是，到底有没有完美的良宵呢？审计自己，我们度过的，不过是有限的、残缺的、不饱和的某一夜、某一刻，哪里完美？良宵易逝，因为易逝，所以不安，因为不安，所以仓促，激情下的仓促和仓促中的激情交缠在一起，才特别地让人不舍，让人叹息。人生都苦短，何况是这样一夕良宵的暂欢。
对人生抱悲观的立场就会不快乐，而那条从民国游来，附体于二胡的蛇，它的情绪应当更糟。谁也不知道它已将《良宵》演奏了多少次，每一次都是重返伤痛现场，那种痛带着蛇的特征，光滑，无脚，冰凉如水，不能言语，扭曲着身体从草木茂盛中寂寥游走。
二胡名曲《江河水》也不欢快，它是悲的，疼的，还有怨恨。在中国，大江大河专指长江与黄河，这两条好汉，谁敢惹他们生气？可实际上他们也受过摧残，胸口压着冤屈，眼眶盈着泪水，攥紧的右拳只能砸在自己的左拳上。长江黄河尚且如此，其余的河流更不必说了，哪一条江没有过忧患，又有哪一条河不曾哽咽悲切？在江河之后还要加上人，加上我们的遭遇。我们和江河水有相同的疼痛和相同的选择——要挣扎。江河水是挣扎着冲向东方大海，而我们是挣扎着向上游。我们希望邂逅浮力，只要有浮力，不沉沦，就有机会将头伸出水面看到天蓝月白。人这一辈子，苍凉无处不在，荒谬无处不在，我们有许多条理由允许自己变得冷血和荒唐，可最终这些理由被我们否决，我们选择了挣扎。这是一个美好的词汇。有所憧憬，才有勇气挣扎，挣扎是我们平凡生命的光明面，我们用挣扎来证明我们体内有一朵火焰，这火，顽强，不熄。
当代二胡的形象代言人是不是女子十二乐坊，这儿存疑，民国时期的二胡先生肯定是瞎子阿炳。山水画里的弹琴人不食人间烟火，但阿炳是要吃饭的。他是卖艺的乞丐，他会拉二胡。讨饭的路上，上一步是崎岖不平，下一步是辛酸愁苦，掸不尽的寒冬雪，躲不掉的艳阳天，手指在开裂，琴筒在开裂……这是很老套的故事，也是很疼痛的故事。我曾设想过要在哪种场合和这个伟大的盲人相遇。是隐在街角看他破旧的短褐从眼前闪过？是将他歪戴的墨镜扶正？是塞給他一块烧饼，还是恭恭敬敬地说“大师你好”？看编钟表演，看到的是大场面、大秩序，距离模糊或抹杀了细节，所以观众不会被细节感动。如果是阿炳在街头拉琴，他就站在你的面前，你能听到他的呼吸，他的指尖在弦上移动，他的眼角渗出一滴浑浊，细碎的松香粉末在斜晖中乱飞……无数的细节一起向你扑来，共同构成你对阿炳的印象。还可以有另一种想象，阿炳在千人剧场演出，扩音器将琴声放大到编钟级别，请问你会被哪一个阿炳感动？
鸟一辈子都在飞行，但鸟的身体一次也不曾真正进入天空，鸟只是将它的心思投影在天空之上。天空不属于鸟，能够让鸟快乐起来的是大地。大地上有树，有水，有青虫，有配偶，有无数个点能够供它站稳。鸟儿高高地飞起来，不是去亲近天空，而是要好好看一看这块大地。鸟儿有许多种方法从空中返回大地，有一种最坏的，贾湖那一只丹顶鹤遇到了。它遇到了一支箭。天空将最大的特权给了箭，箭笔直地、欢畅地并且是狞笑着射中目标。这只史前的大鸟像一块石头掉下地。后来的事情它一点也不知道，它也不知道八千年后还有一场考古和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等着它。它成了国宝，藏在见不到自然光的恒温恒湿的展柜里，永远见不到它曾喜欢过的大地了。
每一次考古发掘都是一次唤醒，唤醒折叠的城阙，唤醒神秘的龟甲文字，唤醒壁画中的世俗故事，唤醒彩陶盆里的一条小鱼，但唤醒音乐、唤醒乐器的机会不多。贾湖骨笛醒来了，它发出的是八千年前的声音，而我们毫不费劲就听懂了。在时间的拷打下，唯有声音不会变节。我们看不到声音，可是我们必须佩服它的坚贞，它不会断裂，不会褪色，不会被细菌咬成烂泥。花朵是不分时代的，不论隔了多少个季节，只要它盛开，被你看到，你就欣悦。声音有花朵一样的性质，它可以在笛子里蛰伏八千年，然后它醒了，开始工作，空气以八千年前的相同振频从笛孔里飘出来，领着我们重返八千年前的现场。那儿叫贾湖，那儿有一只鹤，有一个吹笛少年，一切的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