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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就2007-2016年期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我国向沿线7个地区60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投资效率，并就整体表现、效率差距、波动幅度等方面的特征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 对外直接投资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2013年9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绘制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实践中，“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提升我国投资效率以及更好地应对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期，积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有助于在合作共赢的同时解决我国供求矛盾，实现创新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助于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实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蓝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继2015年强劲增长以来，2016年全球直接投资存量出现了整体下降趋势。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势必会向经济条件良好、社会稳定的国家汇聚，在空间上呈现出“中心—外围”依次降低的现象。
（一）2016年末中国OFDI存量数据来源：本文第三部分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考虑到OFDI流量可能存在负值且数据短期内会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本文选取OFDI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1.我国OFDI存量在全球的比重。2016年末，我国OFDI存量高达13573.9亿美元，同比增加2595.3亿美元，占全球OFDI存量的份额由2007年的0.9%提升至5.2%。
2.我国OFDI国家（地区）分布。2016年末，我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OFDI存量高达11426.18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84.2%;在发达经济体的OFDI存量为1913.97亿美元，占总额的14.1%;在转型经济体的OFDI存量为233.75亿美元，占OFDI存量总额的1.7%。
（二）2016年末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
2007-2016年间，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存量从2007年的96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293.7亿美元，年均增幅达32.51%。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的比重也不断升高，从2007年的8.14%增加到2016年的9.53%（见图1）。
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最早是用于生产函数的分析。与传统模型相比，其优点主要有两点：第一，引入非效率项来对非自然因素进行单独回归分析，避免了传统模型中需要假设无摩擦的缺陷;第二，克服了传统模型中用平均效应来进行回归分析所带来的误差。笔者应用面板数据进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的系列表达式如下：
四、实证分析本文第六部分的相关图表均来自Stata14软件。
笔者用statal4软件首先对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回归，进行时变模型和时不变模型的选取（按照非效率项随时间的变动情况）;其次对OFDI非效率模型进行分析，分析非自然解释变量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状况;最后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效率趋势。
（一）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结果
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中（见表1），γ代表随机扰动项中的非自然解释变量对模型的影响程度，数值越大则越能说明非自然解释变量对模型的影响程度越高。
从上述回归结果可得以下结论：第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lnGDPit）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理论预期相符。第二，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lnGDPjt）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样有显著的正相关，与理论预期相符。相比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更为剧烈。第三，我国人口总量（lnPOPit）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预期相悖。可能与近年来我国国内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而消费者对这部分产业的需求不敏感有关。第四，东道国人口总量（lnPOPjt）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与理论预期相符，因为人口多的国家，需求量也将更加旺盛。第五，两国的地理距离（DISijt）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负向相关关系，符合理论预期。因为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第六，拥有共同边界（CONijt）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具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之间经济交流更为频繁，文化认同感更强，与理论预期相符。第七，东道国是内陆国（LLCjt）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负向相关关系。内陆国家的进口运输方式较为单一，成本较高，与理论预期相符。 （二）非效率模型分析结果
为解决本部分问题，笔者运用一步法对非效率项及其影响因素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同时回归（见表2）。γ值为0.8922728，说明建立非效率模型是正确且必要的。
从回归结果中可得以下结论：第一，贸易自由度（TRAjt）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贸易自由度越高则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越高，符合理论预期。第二，自然资源禀赋（NATjt）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符合理论预期。第三，航空运输量（ATVjt）用来反映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结果来看，航空运输量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有正相关关系，东道国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系统能够降低运输成本，符合理论预期。第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jt）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加入WTO有利于开展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符合理论预期。第五，签订自贸协定（FTAjt）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通过签署自贸协定来获得特殊优惠待遇，进而促进区域全方位合作，符合理论预期。
（三）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趋势分析
基于上述两个模型回归结果，结合公式（4）测算得出2007-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7个地区60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效率变化趋势（见图2）。
（一）结论
首先，我国对南亚，独联体和中东欧各国的投资效率尚未达到平均投资值。其中，对西亚各国的投资效率也是于近年刚刚超过平均水平，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该地区的整体表现有所改善。
其次，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较高的东亚（蒙古）、中亚和东南亚与最低的中东欧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相差极大，足以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不均衡。但近几年来，我国向南亚，独联体和中东欧的投资势头强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极差逐渐缩小，平等互惠的区域贸易大市场逐渐形成。
最后，从趋势图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呈增长态势，但增长幅度离预期仍有一 定距离，表明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与东道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全面合作与开发。“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薄弱，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在短期内解决问题。因此我国要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协助完善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交通、通讯一体化新局面，实现劳动、资本、技术、人才的全面共享。
第二，加快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贸协定的谈判签订步伐。高效便捷的贸易大市场和互利共赢的贸易一体化是促进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要加快与沿线各国建立自贸区的步伐，逐步降低关税贸易壁垒，形成区域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第三，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创新不足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难以提高的重要因素，也无法满足东道国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杨英，刘彩霞.“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升级的关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05）.
[3]魯万波，常永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发技术溢出与技术进步[J].科研管理，2015（03）.
[4]王晓红.推进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思维[J].全球化，2017（01）.
[5]崔娜，柳春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投资风险与东道国制度——来自“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经验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04）.
[6]韩民春，江聪聪.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02）.
[7]刘敏.国际产能合作背景下基于因子分析法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区位优势测评[J].对外经贸，2018（06）.
[8]程广斌，刘伟青.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出口效率分析一一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J].华东经济管理，2018（05）.
（汪慧玲、宋成轮，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关键词：“一带一路” 对外直接投资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2013年9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绘制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实践中，“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提升我国投资效率以及更好地应对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期，积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有助于在合作共赢的同时解决我国供求矛盾，实现创新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助于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实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蓝图。
一、我國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继2015年强劲增长以来，2016年全球直接投资存量出现了整体下降趋势。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势必会向经济条件良好、社会稳定的国家汇聚，在空间上呈现出“中心—外围”依次降低的现象。
（一）2016年末中国OFDI存量数据来源：本文第三部分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考虑到OFDI流量可能存在负值且数据短期内会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本文选取OFDI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1.我国OFDI存量在全球的比重。2016年末，我国OFDI存量高达13573.9亿美元，同比增加2595.3亿美元，占全球OFDI存量的份额由2007年的0.9%提升至5.2%。
2.我国OFDI国家（地区）分布。2016年末，我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OFDI存量高达11426.18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84.2%;在发达经济体的OFDI存量为1913.97亿美元，占总额的14.1%;在转型经济体的OFDI存量为233.75亿美元，占OFDI存量总额的1.7%。
（二）2016年末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
2007-2016年间，我国对沿线国家投资存量从2007年的96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293.7亿美元，年均增幅达32.51%。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的比重也不断升高，从2007年的8.14%增加到2016年的9.53%（见图1）。
二、理论模型的解释
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最早是用于生产函数的分析。与传统模型相比，其优点主要有两点：第一，引入非效率项来对非自然因素进行单独回归分析，避免了传统模型中需要假设无摩擦的缺陷;第二，克服了传统模型中用平均效应来进行回归分析所带来的误差。笔者应用面板数据进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的系列表达式如下：
四、实证分析本文第六部分的相关图表均来自Stata14软件。
笔者用statal4软件首先对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回归，进行时变模型和时不变模型的选取（按照非效率项随时间的变动情况）;其次对OFDI非效率模型进行分析，分析非自然解释变量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状况;最后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效率趋势。
（一）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结果
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中（见表1），γ代表随机扰动项中的非自然解释变量对模型的影响程度，数值越大则越能说明非自然解释变量对模型的影响程度越高。
从上述回归结果可得以下结论：第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lnGDPit）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理论预期相符。第二，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lnGDPjt）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样有显著的正相关，与理论预期相符。相比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更为剧烈。第三，我国人口总量（lnPOPit）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预期相悖。可能与近年来我国国内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而消费者对这部分产业的需求不敏感有关。第四，东道国人口总量（lnPOPjt）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与理论预期相符，因为人口多的国家，需求量也将更加旺盛。第五，两国的地理距离（DISijt）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负向相关关系，符合理论预期。因为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第六，拥有共同边界（CONijt）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具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之间经济交流更为频繁，文化认同感更强，与理论预期相符。第七，东道国是内陆国（LLCjt）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负向相关关系。内陆国家的进口运输方式较为单一，成本较高，与理论预期相符。 （二）非效率模型分析结果
为解决本部分问题，笔者运用一步法对非效率项及其影响因素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同时回归（见表2）。γ值为0.8922728，说明建立非效率模型是正确且必要的。
从回归结果中可得以下结论：第一，贸易自由度（TRAjt）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贸易自由度越高则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越高，符合理论预期。第二，自然资源禀赋（NATjt）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符合理论预期。第三，航空运输量（ATVjt）用来反映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结果来看，航空运输量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有正相关关系，东道国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系统能够降低运输成本，符合理论预期。第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jt）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加入WTO有利于开展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符合理论预期。第五，签订自贸协定（FTAjt）对我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通过签署自贸协定来获得特殊优惠待遇，进而促进区域全方位合作，符合理论预期。
（三）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趋势分析
基于上述两个模型回归结果，结合公式（4）测算得出2007-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7个地区60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效率变化趋势（见图2）。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首先，我国对南亚，独联体和中东欧各国的投资效率尚未达到平均投资值。其中，对西亚各国的投资效率也是于近年刚刚超过平均水平，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该地区的整体表现有所改善。
其次，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较高的东亚（蒙古）、中亚和东南亚与最低的中东欧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相差极大，足以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不均衡。但近几年来，我国向南亚，独联体和中东欧的投资势头强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极差逐渐缩小，平等互惠的区域贸易大市场逐渐形成。
最后，从趋势图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呈增长态势，但增长幅度离预期仍有一 定距离，表明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与东道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全面合作与开发。“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薄弱，仅靠自身力量难以在短期内解决问题。因此我国要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协助完善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形成交通、通讯一体化新局面，实现劳动、资本、技术、人才的全面共享。
第二，加快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贸协定的谈判签订步伐。高效便捷的贸易大市场和互利共赢的贸易一体化是促进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要加快与沿线各国建立自贸区的步伐，逐步降低关税贸易壁垒，形成区域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第三，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创新不足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难以提高的重要因素，也无法满足东道国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杨英，刘彩霞.“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升级的关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05）.
[3]魯万波，常永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发技术溢出与技术进步[J].科研管理，2015（03）.
[4]王晓红.推进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思维[J].全球化，2017（01）.
[5]崔娜，柳春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投资风险与东道国制度——来自“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经验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04）.
[6]韩民春，江聪聪.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02）.
[7]刘敏.国际产能合作背景下基于因子分析法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区位优势测评[J].对外经贸，2018（06）.
[8]程广斌，刘伟青.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出口效率分析一一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J].华东经济管理，2018（05）.
（汪慧玲、宋成轮，兰州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