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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嘴一直张开着，像是要说些什么，又像在盼着什么，但此刻的父亲已失去了表述的能力，因为他的呼吸已经停止。
父亲的双眉一直紧皱着，像是在怨什么，怪什么，但此刻的父亲也已失去了责怪的能力，因为他的心脏已停止跳动。
这一天是1982年的4月20日，一个令我心碎的日子。
收到父亲病危的电报，我正在内蒙古的包头市与乌拉特前旗交界的一个山沟沟里，空军高炮某师的师部就隐蔽在这个叫哈达门沟的山沟里，当时我在师政治部任秘书。内蒙古的一个山沟与老家的绍兴水乡，在当时显得是多么遥远，但父亲病危的电报无异于一纸命令，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家见父亲一面。
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着远方的父亲喊：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我。
弥留之际，父亲的病榻前围着亲人，母亲俯下身去安慰父亲：“给阿浩的电报已发出，他一定会赶回来的。”没想到这句纯属安慰的话，竟激起父亲近乎愤怒的反应，父亲调集起全身仅有的一点力量，皱起了眉头。父亲的严厉反应震惊了身边的亲人，但很快又都读懂了这皱眉的含义。
父亲有一颗高贵的心，在生命以分秒计算的最后时刻，他想的不是自己的不久人世，而是不要影响小儿子的工作，他不愿让小儿子经历奔波，跋涉数千里见他最后一面——父亲的心是金子做的。
就在父亲皱眉的那一刻，我已经钻出哈达门沟，踏上了南下东进的行程。
在铁路客运一票难求的上世纪80年代初，这注定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行程，仅坐车时间就得50小时，加上中转换乘、签字买票，时间无法把握。昏迷中的父亲像是比谁都清醒，他一定料到儿子这一急匆匆的行程一定不会轻松。
钻出山沟，我必须走京包线、京沪线、萧甬线。而其中的京包线，地势复杂，时速不到60公里，不仅要过草原沙漠，更有高原山岭，著名的八达岭就在京包线上，而詹天佑苦心设计建造的“人”字形路线，为的就是翻过八达岭。
父亲皱眉的那一刻一定想到了这些困难。
我心里不停地喊着：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我。
人间自有温馨在，更有迷人的天伦之乐;但人间又不乏冷酷与无情，就在我钻出山沟，登上包头至北京的170次列车时，又一封电报送到哈达门沟，电文是：“父病故速回”。
父亲的心脏在跳动了69年后终于停息了。在完成最后一跳时，一幕令人震惊的情景出现了：父亲的嘴竟慢慢地张了开来！
我不能不相信有灵魂的存在。
是的，父亲是会张嘴的，我相信父亲会张嘴，我懂得父亲张嘴的含义。
那是1973年的3月，在我当兵的第五年，有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当时父亲是上海一个化工厂的工人，化工厂在上海东边的军工路上，由工厂到车站要换3次公交车，想象得出，那天父親一定很激动，他早早来到车站，并凭电报进了站台。
列车徐徐开进上海站，5年不见父亲了，我早早来到车门口，搜索着父亲的身影。猛然间，我心里一酸：隔着车窗我见到父亲了：两鬓斑白，背微躬着，这一年正是父亲的花甲之年，父亲老了。
但随即我心里又一热，我见到父亲的嘴不自禁地大张着，见儿心切的情感全都刻在这张张嘴的脸上了。
我的父亲，他急切想见儿子的表情就是张嘴。
等我，爸爸，您无论如何要等我——我对着远方张嘴的父亲喊。
在心脏停止跳动后的3天时间里，父亲的嘴一直顽强地张着，他何尝不想最后见小儿子一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一定受着矛盾心情的煎熬，冥冥中，父亲坚信，收到电报的小儿子一定会回来的。
是的，爸爸，我回来了，您的小儿子回来了。我穿过草原沙漠，翻过八达岭;我跨过黄河长江，奔波5000里，经过3天2夜的艰难行程，我到了杭州，只消再向前跨出一步，我就可以摸到父亲的手了，就可以抚平父亲的双眉，托起父亲的下巴，但是所有这些竟然都不可以，我被堵在杭州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这几天几夜的行程会在杭州戛然而止。
到了杭州才知道，父亲病故已2天，爱人与不足3岁的女儿已去了绍兴。我不知道杭州这一夜是怎么熬过的，不知道次日凌晨怎么到的杭州站，怎么坐上了去绍兴陶堰的列车。
80年代初是通讯十分闭塞的年代，谁都不知道我已到了杭州，谁都不知道我已坐上了回陶堰的列车，而这天上午，父亲就要出殡了。
就在父亲出殡的那一刻，我乘坐的列车已经驶入绍兴境内，正向着陶堰开来。
相信父亲一定听到了小儿子渐渐近来的脚步声，一定听到了车轮的咣当声，因为他的嘴一直是那样张着……
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等我……
到陶堰只有慢车，一趟名副其实的慢车。上午8点10分左右，列车终于停靠在了陶堰，火车站离我们村还有5华里。
我被慢折磨了3天3夜，我必须快，而快的唯一方式就是跑步。跳下列车，我跃过站台栏杆，不经出站口，抄小路向着老家的村庄跑去。可以感觉到，路上的行人纷纷投来惊异的目光，我什么都顾不得了，只想着无论如何要见父亲一面。
我还是这样喊着：等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等我。
“啊呀，阿浩，你回来了？”突然，我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
“出殡的船已经走了！”
走了？父亲走了？！
走了，父亲是真的走了。带着遗憾，带着无奈，带着对儿子既疼又盼的矛盾心情，皱着眉，张着嘴，永远地走了！
（陈亮摘自新华出版社《留住你》，西米绘图）
父亲的双眉一直紧皱着，像是在怨什么，怪什么，但此刻的父亲也已失去了责怪的能力，因为他的心脏已停止跳动。
这一天是1982年的4月20日，一个令我心碎的日子。
收到父亲病危的电报，我正在内蒙古的包头市与乌拉特前旗交界的一个山沟沟里，空军高炮某师的师部就隐蔽在这个叫哈达门沟的山沟里，当时我在师政治部任秘书。内蒙古的一个山沟与老家的绍兴水乡，在当时显得是多么遥远，但父亲病危的电报无异于一纸命令，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家见父亲一面。
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着远方的父亲喊：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我。
弥留之际，父亲的病榻前围着亲人，母亲俯下身去安慰父亲：“给阿浩的电报已发出，他一定会赶回来的。”没想到这句纯属安慰的话，竟激起父亲近乎愤怒的反应，父亲调集起全身仅有的一点力量，皱起了眉头。父亲的严厉反应震惊了身边的亲人，但很快又都读懂了这皱眉的含义。
父亲有一颗高贵的心，在生命以分秒计算的最后时刻，他想的不是自己的不久人世，而是不要影响小儿子的工作，他不愿让小儿子经历奔波，跋涉数千里见他最后一面——父亲的心是金子做的。
就在父亲皱眉的那一刻，我已经钻出哈达门沟，踏上了南下东进的行程。
在铁路客运一票难求的上世纪80年代初，这注定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行程，仅坐车时间就得50小时，加上中转换乘、签字买票，时间无法把握。昏迷中的父亲像是比谁都清醒，他一定料到儿子这一急匆匆的行程一定不会轻松。
钻出山沟，我必须走京包线、京沪线、萧甬线。而其中的京包线，地势复杂，时速不到60公里，不仅要过草原沙漠，更有高原山岭，著名的八达岭就在京包线上，而詹天佑苦心设计建造的“人”字形路线，为的就是翻过八达岭。
父亲皱眉的那一刻一定想到了这些困难。
我心里不停地喊着：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我。
人间自有温馨在，更有迷人的天伦之乐;但人间又不乏冷酷与无情，就在我钻出山沟，登上包头至北京的170次列车时，又一封电报送到哈达门沟，电文是：“父病故速回”。
父亲的心脏在跳动了69年后终于停息了。在完成最后一跳时，一幕令人震惊的情景出现了：父亲的嘴竟慢慢地张了开来！
我不能不相信有灵魂的存在。
是的，父亲是会张嘴的，我相信父亲会张嘴，我懂得父亲张嘴的含义。
那是1973年的3月，在我当兵的第五年，有了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当时父亲是上海一个化工厂的工人，化工厂在上海东边的军工路上，由工厂到车站要换3次公交车，想象得出，那天父親一定很激动，他早早来到车站，并凭电报进了站台。
列车徐徐开进上海站，5年不见父亲了，我早早来到车门口，搜索着父亲的身影。猛然间，我心里一酸：隔着车窗我见到父亲了：两鬓斑白，背微躬着，这一年正是父亲的花甲之年，父亲老了。
但随即我心里又一热，我见到父亲的嘴不自禁地大张着，见儿心切的情感全都刻在这张张嘴的脸上了。
我的父亲，他急切想见儿子的表情就是张嘴。
等我，爸爸，您无论如何要等我——我对着远方张嘴的父亲喊。
在心脏停止跳动后的3天时间里，父亲的嘴一直顽强地张着，他何尝不想最后见小儿子一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一定受着矛盾心情的煎熬，冥冥中，父亲坚信，收到电报的小儿子一定会回来的。
是的，爸爸，我回来了，您的小儿子回来了。我穿过草原沙漠，翻过八达岭;我跨过黄河长江，奔波5000里，经过3天2夜的艰难行程，我到了杭州，只消再向前跨出一步，我就可以摸到父亲的手了，就可以抚平父亲的双眉，托起父亲的下巴，但是所有这些竟然都不可以，我被堵在杭州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这几天几夜的行程会在杭州戛然而止。
到了杭州才知道，父亲病故已2天，爱人与不足3岁的女儿已去了绍兴。我不知道杭州这一夜是怎么熬过的，不知道次日凌晨怎么到的杭州站，怎么坐上了去绍兴陶堰的列车。
80年代初是通讯十分闭塞的年代，谁都不知道我已到了杭州，谁都不知道我已坐上了回陶堰的列车，而这天上午，父亲就要出殡了。
就在父亲出殡的那一刻，我乘坐的列车已经驶入绍兴境内，正向着陶堰开来。
相信父亲一定听到了小儿子渐渐近来的脚步声，一定听到了车轮的咣当声，因为他的嘴一直是那样张着……
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等我……
到陶堰只有慢车，一趟名副其实的慢车。上午8点10分左右，列车终于停靠在了陶堰，火车站离我们村还有5华里。
我被慢折磨了3天3夜，我必须快，而快的唯一方式就是跑步。跳下列车，我跃过站台栏杆，不经出站口，抄小路向着老家的村庄跑去。可以感觉到，路上的行人纷纷投来惊异的目光，我什么都顾不得了，只想着无论如何要见父亲一面。
我还是这样喊着：等等我，爸爸，您一定要等等我。
“啊呀，阿浩，你回来了？”突然，我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
“出殡的船已经走了！”
走了？父亲走了？！
走了，父亲是真的走了。带着遗憾，带着无奈，带着对儿子既疼又盼的矛盾心情，皱着眉，张着嘴，永远地走了！
（陈亮摘自新华出版社《留住你》，西米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