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从理论角度总结了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十年研究的基本成果，即通过一本图书的馆藏图书馆数量，确立了该本图书的传播范围或者文化地理范围;通过域外主流媒体书评数据，获得一本图书的同行评价;利用互联网平台获得读者对于一本图书的读后感、点赞、评分等接受数据，将读者引入图书世界影响的评估之中。传播范围、媒体书评、读者评价与反馈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中国图书世界影响评估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
关键词：世界影响力 传播范围 读者评价 媒体书评
截至2021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已经发布10年的年度研究报告了，按照中国学术界的习惯，需要及时进行总结。回顾与总结的主要目的不是感叹过往，主要是发现不足，再接再厉。借用苏轼《望江南·超然臺作》的一句词，“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因此，本文从这项研究所取得的学术理论研究价值、理论研究服务业界的社会实践，以及未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等几个层面进行回顾与总结。
2012年开始的中国图书的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是学术界第一次用图书馆收藏的书目数据来评价中国出版机构。从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上来说，即将中国出版视作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将图书的编辑、出版与发行，一一对应传播学的三个核心要素：传播者、传播载体、传播受众。而中国图书馆藏影响力研究，是从传播受众（读者）出发所进行的传播载体（图书）、传播者（出版社）研究。该项研究经过了10年实践，确定了中国图书世界影响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那就是通过一本图书的馆藏图书馆数量，确立了该本图书的传播范围;通过进入图书馆系统的图书品种，确立了出版机构的知识生产水平。而基于以汉语言为载体的图书出版研究，可以判断出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范围;基于中文之外的其他语种的出版品种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出版的世界出版能力，即中国出版社用外文出版图书、期刊、电子书、数据库等的能力。这包含外文数量、外文品种等数据，均是中国出版的世界出版能力的显著性标志。10年来，初步取得了如下理论研究成果。
一、确立了中国图书世界影响研究的客观标准
在传播学领域，通常用文化标志物在所传播地区的到达率来衡量其传播范围、文化影响力的大小。而一个国家、地区的图书馆系统拥有某本书的数量，代表了这本书在这个国家、地区影响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力包含了思想价值、学术水平及作者知名度、出版机构品牌等各种因素的认定。这种判断来自三个基本的前提。
一是图书馆书目数据的客观性、可稽核特征。世界图书馆系统对于一本图书的选择，以所服务的读者需求为目标筛选收藏图书，通常有一个严格的筛选体系。比如欧美大学图书馆通常按照学科领域进行定期评估，选定一些核心出版社然后进行选购。因此进入当今世界图书馆系统的中外文图书，每一本都经过了思想价值、学术水平、社会需求的检验，有些甚至是千挑万选的。特别是近些年，因为欧美大学图书馆的物理馆藏空间局限，对于中国出版的传统纸介图书选择更是千挑万选，从过去的三至四个复本，到如今的一个复本，有时甚至仅仅挑选电子版和数据库，而不选纸介印刷版本。因此以世界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出版的书目数据为核心，综合媒体书评、读者评价数据来评估中国图书的世界影响力，是一种第三方的客观数据，而且是随时可稽核、可检验的。
二是图书馆呈现了不同民族国家的世界文化地理分布状况。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体系，公共图书馆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化教育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十分重视图书馆的软硬件投入与建设。根据OCLC的数据，截至2018年，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9万家图书馆。遍布世界各个国家的图书馆所收藏了大量图书、报刊、影视频资料和各种电子数据库、在线文献、手稿等文献档案，不仅仅是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精神活动的收藏、储存的地方，也呈现了不同国家民族语言、思想宗教、历史等文化标志在当今世界的分布情况。一个文化大国的文化产品在图书馆中的收藏数量会大得多，这种不同也体现了不同国家专业出版机构的生产能力、传播能力水平高低。
中文本身即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产品，在全世界图书馆的海洋中，以汉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产品种类、使用频次、地理分布范围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大小的体现。从2012年开始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以世界图书馆收藏书目为线索，探究以汉语言为载体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中文出版物在全球的流通轨迹，勾勒出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传播与影响的基本地理跨度。可以说，目前中文图书在世界各国图书馆的收藏数据，是中国图书海外影响力的核心指标之一。10年来，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坚持以世界图书馆系统入藏中国内地出版机构的书目数据为基础，追踪中国出版物在全球的流通轨迹，勾勒出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传播范围，旨在以中文图书为切入点，观测和把握中国出版机构进入世界出版的能力与水平，进而推动中国内地出版机构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建设，加快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推广步伐，增强世界化、多元化的出版人才的汇聚能力。
三是图书馆目录数据的全球化为中国出版的世界影响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技术、方式的发展和日益多样化，世界图书馆的目录数据逐渐从单一国家的互联走向以语言文化区的互联，大大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行政阻隔，正走向世界互联，进一步突破了语言文化区的阻隔，而日益形成一个遍布五大洲的全世界图书馆目录数据公共平台。2020年新冠疫肺炎情的突然暴发，虽然在现实世界中产生了阻隔，但在互联网世界上则进一步推动了全世界图书馆界馆藏文献资料互联互通的步伐。
本项研究从2012年开始，最初主要以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的WORLDCAT全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为基础。这是一个发端于1967年，最初仅有美国俄亥俄州几个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互相共享，截至2019年，全世界已经有2万多家成员馆共享目录数据，覆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出版市场最大的英文出版书目，基本已经能够在该平台上获得书目数据，同时还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中文等600多种语言的文化产品，多达60亿种。① 但是如何体现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从哪里能够发现这种读者个性化需求？如何将这种个性化需求与编辑出版和发行推广结合起来？这是目前基于成千上万读者阅读需求的公约数的图书馆书目数据研究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未来的努力目标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引入读者评价数据
本研究团队早在2018年就开始尝试引入读者阅读评价数据。具体做法是利用世界互联网公共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发现英语世界的读者、西班牙语世界的读者、阿拉伯语世界的读者讨论最多的中国主题的图书，连续几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推出了“海外读者热议的中国主题图书”等研究成果。从四年的探索来看，读者评价数据的获得是可行的，也是方便获得的。目前这项研究还需要在读者评价行为、读者留言、读者转发等受众接受行为的层级评估，关键词的抓取，公共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客观性、稳定性等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二）引入媒体书评数据
所谓书评，指的是对作为整体的图书的内容所进行的评论。书评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书评包括以语言及文字等各种形式进行的评论，而狭义的书评则是指以文字形式创作的书评文章。广义的书评既不限制书评的形式（它可以是广播，也可以是视频），也不限制书评的长短（它可以是一条微博，也可以是读者在购书网站里写作的一则短评）。而狭义的书评则专指书评文章。
书评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图书出版这一人类精神活动的经济属性：即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阅读出版机构专门聘请同行专业人士某一图书撰写书评，通过学术、思想创新的评价对该图书进行宣传、推广活动。因此，从中国图书的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必须进一步拓展到域外主流媒体书评，从而引入同行评价的因素，使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全面。
总之，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是基于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从读者（传播受众）出发对图书（传播载体）、传播者（出版社）的一种影响研究。与以往传统人文社会学的影响研究大多是从定性的角度进行研究不同的是，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主要基于馆藏书目数据进行定量研究，以后还将引入读者评价数据、媒体书评数据。由于依托OCLC、CiNii等覆盖范围超越了单一区域与国别的数据库进行中国出版的知识生产、世界出版能力的评估研究，保障了数据来源的客观性、可稽核，确立了中国图书世界影响研究的客观标准，因此获得了业界、学界的广泛认可，目前已经成为传播学效果研究普遍采用的一种学术方法。除了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成果之外，这种基于客观数据的年度评估研究，为中国出版界提供了世界图书市场对于中国内地出版物的及时反馈。未来进一步引入读者评价、媒体书评数据，能够及时发现中国出版机构在国际市场上较为活跃的品种、最受媒体关注和读者欢迎的品种，从而进一步提高业界国际化的水平。
注 释：
①运用OCLC的书目数据做图书的世界影响力研究，在世界学术界，除了本人的尝试之外，还有苏格兰的一位学者，用OCLC书目数据研究苏格兰文学作品的世界影响。这是在在2014年OCLC在韩国召开的亚太年度会议上，OCLC亚太部原總经理王明仁先生告诉的。由此可知，这种研究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
参考文献：
[1]汉斯·罗伯特·耀斯.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
关键词：世界影响力 传播范围 读者评价 媒体书评
截至2021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已经发布10年的年度研究报告了，按照中国学术界的习惯，需要及时进行总结。回顾与总结的主要目的不是感叹过往，主要是发现不足，再接再厉。借用苏轼《望江南·超然臺作》的一句词，“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因此，本文从这项研究所取得的学术理论研究价值、理论研究服务业界的社会实践，以及未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等几个层面进行回顾与总结。
2012年开始的中国图书的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是学术界第一次用图书馆收藏的书目数据来评价中国出版机构。从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上来说，即将中国出版视作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将图书的编辑、出版与发行，一一对应传播学的三个核心要素：传播者、传播载体、传播受众。而中国图书馆藏影响力研究，是从传播受众（读者）出发所进行的传播载体（图书）、传播者（出版社）研究。该项研究经过了10年实践，确定了中国图书世界影响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那就是通过一本图书的馆藏图书馆数量，确立了该本图书的传播范围;通过进入图书馆系统的图书品种，确立了出版机构的知识生产水平。而基于以汉语言为载体的图书出版研究，可以判断出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范围;基于中文之外的其他语种的出版品种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出版的世界出版能力，即中国出版社用外文出版图书、期刊、电子书、数据库等的能力。这包含外文数量、外文品种等数据，均是中国出版的世界出版能力的显著性标志。10年来，初步取得了如下理论研究成果。
一、确立了中国图书世界影响研究的客观标准
在传播学领域，通常用文化标志物在所传播地区的到达率来衡量其传播范围、文化影响力的大小。而一个国家、地区的图书馆系统拥有某本书的数量，代表了这本书在这个国家、地区影响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力包含了思想价值、学术水平及作者知名度、出版机构品牌等各种因素的认定。这种判断来自三个基本的前提。
一是图书馆书目数据的客观性、可稽核特征。世界图书馆系统对于一本图书的选择，以所服务的读者需求为目标筛选收藏图书，通常有一个严格的筛选体系。比如欧美大学图书馆通常按照学科领域进行定期评估，选定一些核心出版社然后进行选购。因此进入当今世界图书馆系统的中外文图书，每一本都经过了思想价值、学术水平、社会需求的检验，有些甚至是千挑万选的。特别是近些年，因为欧美大学图书馆的物理馆藏空间局限，对于中国出版的传统纸介图书选择更是千挑万选，从过去的三至四个复本，到如今的一个复本，有时甚至仅仅挑选电子版和数据库，而不选纸介印刷版本。因此以世界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出版的书目数据为核心，综合媒体书评、读者评价数据来评估中国图书的世界影响力，是一种第三方的客观数据，而且是随时可稽核、可检验的。
二是图书馆呈现了不同民族国家的世界文化地理分布状况。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体系，公共图书馆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化教育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十分重视图书馆的软硬件投入与建设。根据OCLC的数据，截至2018年，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9万家图书馆。遍布世界各个国家的图书馆所收藏了大量图书、报刊、影视频资料和各种电子数据库、在线文献、手稿等文献档案，不仅仅是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精神活动的收藏、储存的地方，也呈现了不同国家民族语言、思想宗教、历史等文化标志在当今世界的分布情况。一个文化大国的文化产品在图书馆中的收藏数量会大得多，这种不同也体现了不同国家专业出版机构的生产能力、传播能力水平高低。
中文本身即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产品，在全世界图书馆的海洋中，以汉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产品种类、使用频次、地理分布范围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大小的体现。从2012年开始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以世界图书馆收藏书目为线索，探究以汉语言为载体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中文出版物在全球的流通轨迹，勾勒出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传播与影响的基本地理跨度。可以说，目前中文图书在世界各国图书馆的收藏数据，是中国图书海外影响力的核心指标之一。10年来，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坚持以世界图书馆系统入藏中国内地出版机构的书目数据为基础，追踪中国出版物在全球的流通轨迹，勾勒出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传播范围，旨在以中文图书为切入点，观测和把握中国出版机构进入世界出版的能力与水平，进而推动中国内地出版机构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建设，加快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推广步伐，增强世界化、多元化的出版人才的汇聚能力。
三是图书馆目录数据的全球化为中国出版的世界影响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技术、方式的发展和日益多样化，世界图书馆的目录数据逐渐从单一国家的互联走向以语言文化区的互联，大大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行政阻隔，正走向世界互联，进一步突破了语言文化区的阻隔，而日益形成一个遍布五大洲的全世界图书馆目录数据公共平台。2020年新冠疫肺炎情的突然暴发，虽然在现实世界中产生了阻隔，但在互联网世界上则进一步推动了全世界图书馆界馆藏文献资料互联互通的步伐。
本项研究从2012年开始，最初主要以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的WORLDCAT全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为基础。这是一个发端于1967年，最初仅有美国俄亥俄州几个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互相共享，截至2019年，全世界已经有2万多家成员馆共享目录数据，覆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出版市场最大的英文出版书目，基本已经能够在该平台上获得书目数据，同时还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中文等600多种语言的文化产品，多达60亿种。① 但是如何体现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从哪里能够发现这种读者个性化需求？如何将这种个性化需求与编辑出版和发行推广结合起来？这是目前基于成千上万读者阅读需求的公约数的图书馆书目数据研究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未来的努力目标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引入读者评价数据
本研究团队早在2018年就开始尝试引入读者阅读评价数据。具体做法是利用世界互联网公共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发现英语世界的读者、西班牙语世界的读者、阿拉伯语世界的读者讨论最多的中国主题的图书，连续几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推出了“海外读者热议的中国主题图书”等研究成果。从四年的探索来看，读者评价数据的获得是可行的，也是方便获得的。目前这项研究还需要在读者评价行为、读者留言、读者转发等受众接受行为的层级评估，关键词的抓取，公共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客观性、稳定性等几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二）引入媒体书评数据
所谓书评，指的是对作为整体的图书的内容所进行的评论。书评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书评包括以语言及文字等各种形式进行的评论，而狭义的书评则是指以文字形式创作的书评文章。广义的书评既不限制书评的形式（它可以是广播，也可以是视频），也不限制书评的长短（它可以是一条微博，也可以是读者在购书网站里写作的一则短评）。而狭义的书评则专指书评文章。
书评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图书出版这一人类精神活动的经济属性：即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阅读出版机构专门聘请同行专业人士某一图书撰写书评，通过学术、思想创新的评价对该图书进行宣传、推广活动。因此，从中国图书的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必须进一步拓展到域外主流媒体书评，从而引入同行评价的因素，使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全面。
总之，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是基于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从读者（传播受众）出发对图书（传播载体）、传播者（出版社）的一种影响研究。与以往传统人文社会学的影响研究大多是从定性的角度进行研究不同的是，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主要基于馆藏书目数据进行定量研究，以后还将引入读者评价数据、媒体书评数据。由于依托OCLC、CiNii等覆盖范围超越了单一区域与国别的数据库进行中国出版的知识生产、世界出版能力的评估研究，保障了数据来源的客观性、可稽核，确立了中国图书世界影响研究的客观标准，因此获得了业界、学界的广泛认可，目前已经成为传播学效果研究普遍采用的一种学术方法。除了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成果之外，这种基于客观数据的年度评估研究，为中国出版界提供了世界图书市场对于中国内地出版物的及时反馈。未来进一步引入读者评价、媒体书评数据，能够及时发现中国出版机构在国际市场上较为活跃的品种、最受媒体关注和读者欢迎的品种，从而进一步提高业界国际化的水平。
注 释：
①运用OCLC的书目数据做图书的世界影响力研究，在世界学术界，除了本人的尝试之外，还有苏格兰的一位学者，用OCLC书目数据研究苏格兰文学作品的世界影响。这是在在2014年OCLC在韩国召开的亚太年度会议上，OCLC亚太部原總经理王明仁先生告诉的。由此可知，这种研究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
参考文献：
[1]汉斯·罗伯特·耀斯.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