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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廊坊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除了北部三河有零星的燕山余脉之外，多为开阔的平原。西北地势略高，东南渐低，境内水系纵横交错，大小河川蜿蜒流经廊坊舒展的小平原上，最后向东南汇为海河，注入渤海。据相关资料显示，受东汉末年渤海海溢的影响，廊坊一带曾受洪水肆虐，人民的生产、生活遭受到严重影响。受其影响，目前在廊坊辖区内发现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文物遗存极少。
1999年12月在永清县支各庄发现的北魏太和十一年佛三尊造像，十分难得。佛龛下部有阴刻楷书发愿文：“太和十一年州……/次县王……/王僧安……/乔父母牛人……/像壹躯……/皇帝下花……/唱道之会……/为知……/生读生之……/自众生普/……”这一发愿文虽已残缺，但令人欣喜的是标示年代处十分完整，可知其雕造于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为目前所知河北地区出土北魏带纪年款石造像中较早者。通观这尊造像，它具有浓郁的大同云冈石窟第二期造像的艺术风格。两相比较，佛像的高肉髻、浑圆的脸庞、瘦削的双肩等，无不表现出云冈造像那种独特的风韵。它的发现，再次证实云冈石窟北魏造像即所谓的“平城模式”对河北造像的巨大影响力。这尊北魏太和十一年佛三尊像，时代较早且纪年明确，对研究河北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云冈石窟对早期河北地区造像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
隋唐时期，廊坊地区在我国北方的军事地位十分突出。隋初廊坊分属涿州郡，唐初改涿郡为幽州。公元589年，隋灭陈，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统一，努力恢复社会安定和生产，取得了明显的实效，为唐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佛教文化在魏晋南北朝的蓬勃发展，至隋唐达到了全盛时期。寺院经像遍及各地，佛教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隆福寺长明灯楼发现于廊坊市广阳区古县村，为唐代安次县隆福寺内遗物，现存于廊坊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石灯为寺院供具之一。中国现存时代最早的石灯为山西太原童子寺北齐石灯。唐代石灯则有山西长子县慈林山法兴禅寺大历八年（773年）石灯、陕西乾县石牛寺石灯、河北曲阳北岳庙石灯、黑龙江宁安渤海国晚期（893-906年）上京龙泉府朱雀大街南部佛寺石灯等。从这些石灯的结构形制和隆福寺石灯托盘上的卯槽分析，隆福寺石灯上部原也应有灯室。与同时期的石灯相比，隆福寺石灯雕刻手法精细严谨，风格庄重朴实，是珍贵的唐代石刻精品。它雕制于垂拱四年（688年），是已知最早的带纪年刻铭的唐代石灯。同时，其形体巨大，雕刻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唐代石灯中是绝无仅有的，不仅是研究唐代政治、宗教发展状况的珍贵资料，也为考证唐代幽州地理和安次县建置沿革提供了有力依据。
永清县会福寺（三塔寺）金轮石幢，现存永清县文物管理所。佛像及幢体表皮剥落严重，五官、佛装衣纹、字皆模糊不清。佛龛下各面阴刻文字，两面为刻立时原文，仅正面“大周圣历二年二月八日武隆县令闻生元奉为金轮口神皇帝敬造四面像并浮图一所供养伏愿圣主千年山岳齐寿兵戈永息岁年恒丰……”依稀可辨。另两面为明代重修时所刻文字，剥损严重。地方史志记载：“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知县王象云于县东南塔儿巷会福寺旧址发现此石幢，并勒石立碑记之。”武则天篡唐登基后，为使其君临天下合法化，并巩固她的政治统治，鼓吹“君权神授”，称自己是弥勒降凡的“金轮皇帝”，作金轮七宝，一曰一轮，一曰白象宝。法明和尚编撰《大云经》为其提供宗教依据，各地方官吏附和媚颂，武隆（永清）县令“相奉为金轮圣皇帝敬造四面像并浮图”，正是这一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与皇权政治紧密结合的写照。永清县塔巷村会福寺金轮石幢，四面龛内造像及幢体文字虽模糊不清，但形体巨大，且幢体正面有“大周圣历二年（699年）二月八日”纪年，可与《日下旧闻考》等地方史志资料相互印证，以往资料中标明“大周”朝名和“相奉为金轮圣皇帝（武则天）敬造四面像并浮图”的石刻发现极少，因此具有相当高的历史、政治、宗教价值。
安次古县村“灯幢”长明灯楼、永清县塔巷村会福寺金轮石幢，均雕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是武则天为自己取代李唐建立大周，极力推崇佛教，使佛教兴盛一时的历史见证，也是盛唐时期皇权政治与宗教结合，皇权推动宗教发展，宗教为统治者的政治统治服务的历史证物。
隋唐以来普遍兴起的佛教，在辽代大为盛行。这个时期兴建了不少规模宏丽、造型精巧的寺庙殿塔，其中有的建筑历经数百年的兵燹战乱，依然保留至今。安次区前南庄辽代石经幢，1990年5月村民取土时发现，现存于廊坊市碑碣苑内。该幢为辽大康七年（1081年）十月“奉昌”等（其姓失考）在其家族墓地为亡故父母所立。幢上另有“皇统九年（1149年）二月重建”等字，书法拙劣，雕刻粗糙，系金代其家后人重立时所刎。唐中期以后，佛教真言宗的影响日益扩大，经幢建筑逐渐在寺院和民间流行，其种类、形式、质地多样，其中石幢最为常见，幢上多刻《尊胜陀罗尼经》。至宋辽金时期，各地建陀罗尼幢之风达到鼎盛。佛教信徒于墓地所造经幢，称为坟幢或墓铭幢。该幢即属此类，为河北目前发现的唯一墓幢。
隆福寺辽代经幢，1998年发现于廊坊市广阳区古县村民家院内两南角距地表深1米处，为原安次县隆福寺内遗物，现存于廊坊碑碣苑内。仅剩幢身一段。幢身有楷书和梵文两种文字阴刻《尊胜陀罗尼经》，其中三面为梵文，下方雕有双扇板门及直棱窗。幢文记载：“大辽国安次县故县村隆福寺传大教三藏沙门行微亡，弟子沙门文开，弟子讲经沙门文类，弟子沙门文应，弟子讲经沙门文兴，弟子沙弥三德，弟子沙门三身，前监寺讲经律论沙门崇定，法姪讼经沙门文思，法姪沙门文行，讼经沙门定资。讲论沙门即瑶，法蛭沙门法云，讲经沙门即斌，弟子沙弥般口，维乾统元年岁次辛已（1101年）二月，壬辰（1112年）朔二十九，庚申（1080年）日于巽时建立法石童。迁化沙门行微记。”幢文中有3个辽代年号：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乾统元年辛已（1101年）、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天应二年壬辰（1112年）、辽道宗耶律基大安六年庚申（1080年）。为何出现三个立幢年号，令人费解，还待进一步研究。幢，古代仪仗用羽毛制作的一种旗帜，作为出行的一种装饰。佛教用绸缎制成筒形，写上经文，叫经幢；刻于石柱上叫石幢。唐代碑幢中的“巾”边旁多误写为“忄”，幢往往写成“憧”。宋以后“幢”写成“石+童”。
永清县大辛阁辽代石塔，现位于永清县大辛阁村南白塔寺（重建）内，2013年公布为第七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据清于敏中等编纂的《日下旧闻考》载“（永清）县西北十五里辛窖村龙泉寺（又名龙演寺）有白石塔”，即此塔，为辽代寺院的附属物。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7年），金灭北宋后迁都开封，统一了我国北方广大疆域，社会相对安定，辽代兴盛的佛教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固安王龙金代陀罗尼经幢，1976年在固安县牛驼镇王龙村西发现，现存于廊坊市碑碣苑内。始建于金代天辅年间（1117-1122年），原为始称“大寺”的寺庙附属物，明崇祯时期曾有重修。经幢比例匀称，造型优美，多组精致的浮雕组合成完美的整体，显示出金代石雕家高超的艺术创作才能。刻于幢上的经文书法工整，雕刻精细。此幢堪称金代石经幢中的精品，亦为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品。
这些种类繁多的佛教石刻艺术品，形象地反映了各个时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曲折变化，而随着其宗教职能逐渐消失，转而成为人们研究历古代建筑、雕塑、绘画、书法、文学，音乐、舞蹈、天文、历法乃至人们日常生活、生产活动等问题的形象资料，其审美价值和历史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
（责任编辑：李珍萍）
1999年12月在永清县支各庄发现的北魏太和十一年佛三尊造像，十分难得。佛龛下部有阴刻楷书发愿文：“太和十一年州……/次县王……/王僧安……/乔父母牛人……/像壹躯……/皇帝下花……/唱道之会……/为知……/生读生之……/自众生普/……”这一发愿文虽已残缺，但令人欣喜的是标示年代处十分完整，可知其雕造于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为目前所知河北地区出土北魏带纪年款石造像中较早者。通观这尊造像，它具有浓郁的大同云冈石窟第二期造像的艺术风格。两相比较，佛像的高肉髻、浑圆的脸庞、瘦削的双肩等，无不表现出云冈造像那种独特的风韵。它的发现，再次证实云冈石窟北魏造像即所谓的“平城模式”对河北造像的巨大影响力。这尊北魏太和十一年佛三尊像，时代较早且纪年明确，对研究河北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云冈石窟对早期河北地区造像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
隋唐时期，廊坊地区在我国北方的军事地位十分突出。隋初廊坊分属涿州郡，唐初改涿郡为幽州。公元589年，隋灭陈，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统一，努力恢复社会安定和生产，取得了明显的实效，为唐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佛教文化在魏晋南北朝的蓬勃发展，至隋唐达到了全盛时期。寺院经像遍及各地，佛教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隆福寺长明灯楼发现于廊坊市广阳区古县村，为唐代安次县隆福寺内遗物，现存于廊坊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石灯为寺院供具之一。中国现存时代最早的石灯为山西太原童子寺北齐石灯。唐代石灯则有山西长子县慈林山法兴禅寺大历八年（773年）石灯、陕西乾县石牛寺石灯、河北曲阳北岳庙石灯、黑龙江宁安渤海国晚期（893-906年）上京龙泉府朱雀大街南部佛寺石灯等。从这些石灯的结构形制和隆福寺石灯托盘上的卯槽分析，隆福寺石灯上部原也应有灯室。与同时期的石灯相比，隆福寺石灯雕刻手法精细严谨，风格庄重朴实，是珍贵的唐代石刻精品。它雕制于垂拱四年（688年），是已知最早的带纪年刻铭的唐代石灯。同时，其形体巨大，雕刻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唐代石灯中是绝无仅有的，不仅是研究唐代政治、宗教发展状况的珍贵资料，也为考证唐代幽州地理和安次县建置沿革提供了有力依据。
永清县会福寺（三塔寺）金轮石幢，现存永清县文物管理所。佛像及幢体表皮剥落严重，五官、佛装衣纹、字皆模糊不清。佛龛下各面阴刻文字，两面为刻立时原文，仅正面“大周圣历二年二月八日武隆县令闻生元奉为金轮口神皇帝敬造四面像并浮图一所供养伏愿圣主千年山岳齐寿兵戈永息岁年恒丰……”依稀可辨。另两面为明代重修时所刻文字，剥损严重。地方史志记载：“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知县王象云于县东南塔儿巷会福寺旧址发现此石幢，并勒石立碑记之。”武则天篡唐登基后，为使其君临天下合法化，并巩固她的政治统治，鼓吹“君权神授”，称自己是弥勒降凡的“金轮皇帝”，作金轮七宝，一曰一轮，一曰白象宝。法明和尚编撰《大云经》为其提供宗教依据，各地方官吏附和媚颂，武隆（永清）县令“相奉为金轮圣皇帝敬造四面像并浮图”，正是这一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与皇权政治紧密结合的写照。永清县塔巷村会福寺金轮石幢，四面龛内造像及幢体文字虽模糊不清，但形体巨大，且幢体正面有“大周圣历二年（699年）二月八日”纪年，可与《日下旧闻考》等地方史志资料相互印证，以往资料中标明“大周”朝名和“相奉为金轮圣皇帝（武则天）敬造四面像并浮图”的石刻发现极少，因此具有相当高的历史、政治、宗教价值。
安次古县村“灯幢”长明灯楼、永清县塔巷村会福寺金轮石幢，均雕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是武则天为自己取代李唐建立大周，极力推崇佛教，使佛教兴盛一时的历史见证，也是盛唐时期皇权政治与宗教结合，皇权推动宗教发展，宗教为统治者的政治统治服务的历史证物。
隋唐以来普遍兴起的佛教，在辽代大为盛行。这个时期兴建了不少规模宏丽、造型精巧的寺庙殿塔，其中有的建筑历经数百年的兵燹战乱，依然保留至今。安次区前南庄辽代石经幢，1990年5月村民取土时发现，现存于廊坊市碑碣苑内。该幢为辽大康七年（1081年）十月“奉昌”等（其姓失考）在其家族墓地为亡故父母所立。幢上另有“皇统九年（1149年）二月重建”等字，书法拙劣，雕刻粗糙，系金代其家后人重立时所刎。唐中期以后，佛教真言宗的影响日益扩大，经幢建筑逐渐在寺院和民间流行，其种类、形式、质地多样，其中石幢最为常见，幢上多刻《尊胜陀罗尼经》。至宋辽金时期，各地建陀罗尼幢之风达到鼎盛。佛教信徒于墓地所造经幢，称为坟幢或墓铭幢。该幢即属此类，为河北目前发现的唯一墓幢。
隆福寺辽代经幢，1998年发现于廊坊市广阳区古县村民家院内两南角距地表深1米处，为原安次县隆福寺内遗物，现存于廊坊碑碣苑内。仅剩幢身一段。幢身有楷书和梵文两种文字阴刻《尊胜陀罗尼经》，其中三面为梵文，下方雕有双扇板门及直棱窗。幢文记载：“大辽国安次县故县村隆福寺传大教三藏沙门行微亡，弟子沙门文开，弟子讲经沙门文类，弟子沙门文应，弟子讲经沙门文兴，弟子沙弥三德，弟子沙门三身，前监寺讲经律论沙门崇定，法姪讼经沙门文思，法姪沙门文行，讼经沙门定资。讲论沙门即瑶，法蛭沙门法云，讲经沙门即斌，弟子沙弥般口，维乾统元年岁次辛已（1101年）二月，壬辰（1112年）朔二十九，庚申（1080年）日于巽时建立法石童。迁化沙门行微记。”幢文中有3个辽代年号：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乾统元年辛已（1101年）、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天应二年壬辰（1112年）、辽道宗耶律基大安六年庚申（1080年）。为何出现三个立幢年号，令人费解，还待进一步研究。幢，古代仪仗用羽毛制作的一种旗帜，作为出行的一种装饰。佛教用绸缎制成筒形，写上经文，叫经幢；刻于石柱上叫石幢。唐代碑幢中的“巾”边旁多误写为“忄”，幢往往写成“憧”。宋以后“幢”写成“石+童”。
永清县大辛阁辽代石塔，现位于永清县大辛阁村南白塔寺（重建）内，2013年公布为第七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据清于敏中等编纂的《日下旧闻考》载“（永清）县西北十五里辛窖村龙泉寺（又名龙演寺）有白石塔”，即此塔，为辽代寺院的附属物。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7年），金灭北宋后迁都开封，统一了我国北方广大疆域，社会相对安定，辽代兴盛的佛教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固安王龙金代陀罗尼经幢，1976年在固安县牛驼镇王龙村西发现，现存于廊坊市碑碣苑内。始建于金代天辅年间（1117-1122年），原为始称“大寺”的寺庙附属物，明崇祯时期曾有重修。经幢比例匀称，造型优美，多组精致的浮雕组合成完美的整体，显示出金代石雕家高超的艺术创作才能。刻于幢上的经文书法工整，雕刻精细。此幢堪称金代石经幢中的精品，亦为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品。
这些种类繁多的佛教石刻艺术品，形象地反映了各个时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曲折变化，而随着其宗教职能逐渐消失，转而成为人们研究历古代建筑、雕塑、绘画、书法、文学，音乐、舞蹈、天文、历法乃至人们日常生活、生产活动等问题的形象资料，其审美价值和历史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