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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美国大选的最大特点是共和党内反建制派竞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内左派竞选人、同是反建制派的桑德斯的蹿红。在3月2日“超级星期二”的初选中,特朗普赢得七个州,3月9日又拿下三个州,其竞选势头不可阻挡。同样属于共和党内反建制派的克鲁兹紧随其后,支持率在党内排名第二。
同样,在民主党内,作为反建制派的桑德斯,其民意支持率虽然没有超过希拉里,但是竞选势头紧逼其后,致使希拉里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根据2016年3月的民调,希拉里在民主党内支持率仅比桑德斯高9%。
反建制竞选人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赢得较高的支持率,尤其是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高歌猛进,和当前美国中下层白人借此次选举发泄愤怒密切相关。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教育程度、收入较低的美国白人男性,其中南部白人占多数;桑德斯的支持者主要是美国北部和中部的白人,其中年轻选民较多。这些选民大多经济贫困或者面临经济压力,属于社会的中下层,他们对当前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危机充满焦虑,对建制派政治领导人应对危机不力充满了愤怒。
中下层白人——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
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一直为美国社会引以为豪,被认为有利于美国社会的稳定,其特征是“中间大、两头小”,“中间”是中产阶级,“两头”分别是最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处于社会底层的蓝领阶层、尤其是具有一定技能水平的蓝领阶层通过努力晋升到中产阶层,被视为对美国梦最有力的诠释。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比例一直都维持在50%以上。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中产阶级的比例持续缩减。不仅部分蓝领阶层难以上升为中产阶级,而且很多原先的中产阶级因为遭遇经济危机,下降到了社会的底层。根据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的中产阶级比率低于50%。
美国中产阶级比例的减少与大部分工业领域和零售业领域蓝领阶层的退出密切相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中下层白人成为主要受害者,很多人面临失业压力。这一方面是由于中下层白人缺乏大学学历和特殊技能,难以获得具有稳定收入的蓝领工作;另一方面是由于外来移民对美国中下层白人的就业构成了压力。由于外来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工资偏低,一些企业的雇主更愿意冒险雇佣他们。另外,政府采取的针对少数族裔的优惠政策也更有利于外来移民,白人群体的利益因此而受到忽视。
失业导致美国很多中下层白人陷入经济贫困。美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2015年联合公布的《2014年全美收入和贫困》调查报告显示,在占全美人口61.8%的白人中,有42.1%的人陷入贫困,其中10.1%位于贫困线以下。相比之下,美国其他族裔陷入贫困的比率低于白人。黑人的贫困率是26.2%,亚裔的贫困率是12%,拉美裔的贫困率为23.6%。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白人陷入贫困,政府却未能实施有效的援助。2015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72%的受访民众表示政府没有向中产阶级提供有效的经济援助,68%的小企业主认为政府的援助较弱,65%的穷人认为政府的援助无效。经济贫穷导致蝴蝶效应,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目前,在中下层白人的男性群体中有一半未婚;在中下层白人的女性群体中,未婚的单身妈妈的比例从1980年的18%上升到2010年的30%。
经济贫困、政府无能、生活失意致使很多中下层白人对生活充满了绝望。不少人染上酗酒甚至吸毒的恶习,导致死亡率增加,白人和黑人的死亡率差距也逐渐缩小。根据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和安妮·凯斯2105年11月发布的研究成果,1999~2014年间,45~54岁的美国白人工人因为自杀、酗酒和吸毒导致的总体死亡率增加了22%。生活的绝望使得中下层白人群体成为最容易感到愤怒的群体,这一点在2016年大选中反映得较为明显。特朗普在赢得内华达州初选胜利后,对其支持者宣称“喜欢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认同危机的焦虑
自1787年美国建国以来,盎格鲁萨克逊—新教一直是美国国家认同的标志之一。近年来,随着大量拉美裔、亚洲裔移民涌入美国,盎格鲁萨克逊—新教的认同传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并逐渐褪色。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2014年美国宗教状况的调查报告,美国成年人中信仰基督教的比例从2007年的53.1%下降到当前的46.5%。中下层白人是基督教忠实的信仰者。当前,共和党反建制派竞选人克鲁兹的支持者主要是50岁以上的白人女性和福音派信徒。
在国会参众两院,信仰基督教的议员占92%,其中,在共和党内信仰基督教的议员达到98%,民主党内信仰基督教的占79%。两党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塑造了中下层白人尤其是中年男性对共和党的政治认同。但是在2016年大选中,由于共和党内建制派候选人的政策主张——削减税收、减少政府干预、维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损害了中下层白人的利益,于是他们倒向了特朗普、克鲁兹的阵营。
另外,当前拉美裔人口的规模优势也加剧了美国中下层白人的认同焦虑,他们认为自己忠实恪守的、传统的美国认同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2014年美国的拉美裔人口达到5540万,占全美总人口的17.4%,是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拉美裔人口的增加削弱了英语的主导优势,西班牙语日益重要,尤其是在拉美裔人口较多的地方,双语教育已经普遍实施。
以拉美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人口的高增长率,导致美国白人在未来30年内将面临不再是主要族裔的人口危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5年发布的报告,截至2014年,在小于5岁的美国人中,少数族裔的比率达到50.2%,第一次超过半数,其中多数为拉美后裔人口。相比之下,白人的人口数量出现负增长。2013~2014年,白人死亡的人数比新生儿人数要多6万余人。预计到2044年,美国白人将变为少数族裔。由人口危机导致的认同危机致使美国中下层白人感到自己引以为豪的美国传统受到严重挑战,在他们看来,当前的美国正在“堕落”。
在美国的中下层白人塑造对共和党政治认同的同时,美国的少数族裔却塑造了对民主党的政治认同。民主党为夯实自己的选民基础,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少数族裔的优惠政策和自由、开放的社会政策,诸如肯定性行动、移民政策改革,支持堕胎,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等。但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剧了中下层白人的焦虑,甚至引起了恐惧。尤其是奥巴马政府极力推动的移民政策改革,直接挑战了中下层白人的利益,是他们一直极力反对的,因此当特朗普提出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长城”、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时,立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与呼应。另外,由于美国国家综合实力的相对下降,笼罩在美国上空的恐怖主义阴影一直挥之不去,导致中下层白人对国家未来的信心锐减,这也是当特朗普提出“再一次让美国变得伟大”的口号时,再次受到他们的狂热追捧的原因。
在多重危机下,美国中下层白人感觉被共和党和民主党抛弃了,他们充满了对两党建制派的愤怒。2016年总统大选为他们愤懑情绪的释放提供了机会。特朗普极端右翼的政治主张成为中下层白人发泄愤恨情绪的大阀门,桑德斯的社会主义主张则成为安抚他们愤怒情绪的“一剂良药”。无论特朗谱或桑德斯最终能否当选,中下层白人的利益已经不容忽视。
奥巴马在2016年1月发表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声称自己缺乏罗斯福那样的政治智慧,不能修补当前的极化政治生态。2016年大选后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是否具有足够的智慧——既要修补当前恶劣的政治生态,又要安抚中下层白人强大的愤怒情绪、平衡各族裔的利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同样,在民主党内,作为反建制派的桑德斯,其民意支持率虽然没有超过希拉里,但是竞选势头紧逼其后,致使希拉里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根据2016年3月的民调,希拉里在民主党内支持率仅比桑德斯高9%。
反建制竞选人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赢得较高的支持率,尤其是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高歌猛进,和当前美国中下层白人借此次选举发泄愤怒密切相关。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教育程度、收入较低的美国白人男性,其中南部白人占多数;桑德斯的支持者主要是美国北部和中部的白人,其中年轻选民较多。这些选民大多经济贫困或者面临经济压力,属于社会的中下层,他们对当前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危机充满焦虑,对建制派政治领导人应对危机不力充满了愤怒。
中下层白人——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
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一直为美国社会引以为豪,被认为有利于美国社会的稳定,其特征是“中间大、两头小”,“中间”是中产阶级,“两头”分别是最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处于社会底层的蓝领阶层、尤其是具有一定技能水平的蓝领阶层通过努力晋升到中产阶层,被视为对美国梦最有力的诠释。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比例一直都维持在50%以上。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中产阶级的比例持续缩减。不仅部分蓝领阶层难以上升为中产阶级,而且很多原先的中产阶级因为遭遇经济危机,下降到了社会的底层。根据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美国的中产阶级比率低于50%。
美国中产阶级比例的减少与大部分工业领域和零售业领域蓝领阶层的退出密切相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中下层白人成为主要受害者,很多人面临失业压力。这一方面是由于中下层白人缺乏大学学历和特殊技能,难以获得具有稳定收入的蓝领工作;另一方面是由于外来移民对美国中下层白人的就业构成了压力。由于外来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工资偏低,一些企业的雇主更愿意冒险雇佣他们。另外,政府采取的针对少数族裔的优惠政策也更有利于外来移民,白人群体的利益因此而受到忽视。
失业导致美国很多中下层白人陷入经济贫困。美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2015年联合公布的《2014年全美收入和贫困》调查报告显示,在占全美人口61.8%的白人中,有42.1%的人陷入贫困,其中10.1%位于贫困线以下。相比之下,美国其他族裔陷入贫困的比率低于白人。黑人的贫困率是26.2%,亚裔的贫困率是12%,拉美裔的贫困率为23.6%。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白人陷入贫困,政府却未能实施有效的援助。2015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72%的受访民众表示政府没有向中产阶级提供有效的经济援助,68%的小企业主认为政府的援助较弱,65%的穷人认为政府的援助无效。经济贫穷导致蝴蝶效应,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目前,在中下层白人的男性群体中有一半未婚;在中下层白人的女性群体中,未婚的单身妈妈的比例从1980年的18%上升到2010年的30%。
经济贫困、政府无能、生活失意致使很多中下层白人对生活充满了绝望。不少人染上酗酒甚至吸毒的恶习,导致死亡率增加,白人和黑人的死亡率差距也逐渐缩小。根据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和安妮·凯斯2105年11月发布的研究成果,1999~2014年间,45~54岁的美国白人工人因为自杀、酗酒和吸毒导致的总体死亡率增加了22%。生活的绝望使得中下层白人群体成为最容易感到愤怒的群体,这一点在2016年大选中反映得较为明显。特朗普在赢得内华达州初选胜利后,对其支持者宣称“喜欢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
认同危机的焦虑
自1787年美国建国以来,盎格鲁萨克逊—新教一直是美国国家认同的标志之一。近年来,随着大量拉美裔、亚洲裔移民涌入美国,盎格鲁萨克逊—新教的认同传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并逐渐褪色。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2014年美国宗教状况的调查报告,美国成年人中信仰基督教的比例从2007年的53.1%下降到当前的46.5%。中下层白人是基督教忠实的信仰者。当前,共和党反建制派竞选人克鲁兹的支持者主要是50岁以上的白人女性和福音派信徒。
在国会参众两院,信仰基督教的议员占92%,其中,在共和党内信仰基督教的议员达到98%,民主党内信仰基督教的占79%。两党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塑造了中下层白人尤其是中年男性对共和党的政治认同。但是在2016年大选中,由于共和党内建制派候选人的政策主张——削减税收、减少政府干预、维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产阶级,损害了中下层白人的利益,于是他们倒向了特朗普、克鲁兹的阵营。
另外,当前拉美裔人口的规模优势也加剧了美国中下层白人的认同焦虑,他们认为自己忠实恪守的、传统的美国认同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2014年美国的拉美裔人口达到5540万,占全美总人口的17.4%,是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拉美裔人口的增加削弱了英语的主导优势,西班牙语日益重要,尤其是在拉美裔人口较多的地方,双语教育已经普遍实施。
以拉美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人口的高增长率,导致美国白人在未来30年内将面临不再是主要族裔的人口危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5年发布的报告,截至2014年,在小于5岁的美国人中,少数族裔的比率达到50.2%,第一次超过半数,其中多数为拉美后裔人口。相比之下,白人的人口数量出现负增长。2013~2014年,白人死亡的人数比新生儿人数要多6万余人。预计到2044年,美国白人将变为少数族裔。由人口危机导致的认同危机致使美国中下层白人感到自己引以为豪的美国传统受到严重挑战,在他们看来,当前的美国正在“堕落”。
在美国的中下层白人塑造对共和党政治认同的同时,美国的少数族裔却塑造了对民主党的政治认同。民主党为夯实自己的选民基础,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少数族裔的优惠政策和自由、开放的社会政策,诸如肯定性行动、移民政策改革,支持堕胎,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等。但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剧了中下层白人的焦虑,甚至引起了恐惧。尤其是奥巴马政府极力推动的移民政策改革,直接挑战了中下层白人的利益,是他们一直极力反对的,因此当特朗普提出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长城”、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时,立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与呼应。另外,由于美国国家综合实力的相对下降,笼罩在美国上空的恐怖主义阴影一直挥之不去,导致中下层白人对国家未来的信心锐减,这也是当特朗普提出“再一次让美国变得伟大”的口号时,再次受到他们的狂热追捧的原因。
在多重危机下,美国中下层白人感觉被共和党和民主党抛弃了,他们充满了对两党建制派的愤怒。2016年总统大选为他们愤懑情绪的释放提供了机会。特朗普极端右翼的政治主张成为中下层白人发泄愤恨情绪的大阀门,桑德斯的社会主义主张则成为安抚他们愤怒情绪的“一剂良药”。无论特朗谱或桑德斯最终能否当选,中下层白人的利益已经不容忽视。
奥巴马在2016年1月发表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声称自己缺乏罗斯福那样的政治智慧,不能修补当前的极化政治生态。2016年大选后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是否具有足够的智慧——既要修补当前恶劣的政治生态,又要安抚中下层白人强大的愤怒情绪、平衡各族裔的利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