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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谨代表美国人民，向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0hnson-sirleaf)、利比里亚的莱伊曼·古博韦(Leymah Gbowee)和也门的塔瓦库，卡曼(Tawakkul Karman)表示祝贺。今天这个奖项嘉奖了三位卓越非凡的人士，并有力地表明普世权利和人类尊严只有通过全球各地妇女的全面参与才能实现。”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祝贺声明。
事实上，一直以来，诺贝尔和平奖就是个备受争议的奖项。虽然其设立初衷是为了表彰那些“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和平会议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但近年来，诺贝尔委员会开始逐渐拓宽和平奖所涵盖的范围，然而，将奖项同时授予三位女性，却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据资料显示，瑟利夫、古博韦和卡曼三人一直以非暴力方式争取妇女安全和妇女参与创建和平的权利，而正如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 rn Jagland)所强调的那样，“除非女性能与男性一样，在社会所有层面上获得影响发展的同等机会，否则我们不可能在世界上实现持久和平。”
“圆锥体”中的抗争
英国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曾说，“暴君统治的国家就像倒置的圆锥体。”瑟利夫就曾经在这样的“圆锥体”中任职——利比里亚，拉丁文意思是“自由”，但这个国家却长期处于灾难与动荡之中。
在哈佛大学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后，34岁的瑟利夫步入利比里亚的政坛，担任财政部长之职。塞缪尔卡尼翁·多伊(Samuel Kanyon Doe)夺取利比里亚政权后，瑟利夫在多伊政府的独裁和暴政威胁下，被迫流亡海外。1985年，瑟利夫回国竞选参议员，由于曾在美国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对多伊政府进行过抨击，遂被军政府以“肆意煽动”的罪名逮捕，并被判处十年监禁，所幸不久即被释放。
然而，本可重获自由的瑟利夫却自愿选择回到狱中，在她看来，“监狱光放我一个是不行的，要放就必须把我和那些共事的狱友们一起释放。由于政治原因而反抗多伊独裁统治的人都得放出来。”出于强大的压力，多伊政府最终不得不将那些所谓的政治犯一并释放。然而在那之后，瑟利夫只能继续流亡海外，“那段时间，我不得不每晚更换睡觉地点。我能活下来，应该说是一个奇迹。”瑟利夫回忆说。
1989年，利比里亚爆发内战。这一年，瑟利夫正流亡国外，刚刚高中毕业的古博韦的学医梦想则因这场战争而毁灭，正如古博韦后来所说，“仅仅几小时内，我就从一个孩童变成了一个成人”。之后，古博韦开始以非暴力的方式争取和平。
古博韦的和平运动始于蒙罗维亚鱼市场对面一个尘土飞扬的足球场，在那里，她曾和数百位妇女一起身着白服祈祷和平，希望“捍卫她们被看见、被听到和被尊重的权利”，她甚至还发起过“不与丈夫行房”运动，以呼吁女性联手发挥作用，并促使男性放弃暴力和战争。
多伊政权被推翻后，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于1997年成为利比里亚的新总统，其竞争对手便是回国参加竞选的瑟利夫，但当时瑟利夫只获得了10％的选票。然而当选的泰勒仍认为瑟利夫对自己而言是一个威胁，于是以“叛国罪”指控瑟利夫，瑟利夫不得不再次流亡。
对于泰勒的独裁统治，古博韦也采取过激进的抗争手段。她曾与当时的泰勒会面，迫使其答应参加在加纳的和谈。在遭到泰勒的拒绝后，古博韦与200位女性前往和谈地点，并以当众裸露身体相威胁——这种行为被视为西方最恶毒的诅咒。
在自传《强势，是我们的力量：姐妹情谊、祈祷和性如何在战争中改变一个国家》中，古博韦写道：“这不是一个传统的战争故事。”作为和平运动的代言人，古博韦将和平运动看作是“上帝的赐予”。“我们无法容忍施加在我们孩子身上的暴行。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明天我们的孩子们会问：‘妈妈，在这场危机中你们究竟干了什么’?”她曾在摄像机前如是诉说。
2003年，泰勒迫于国际压力交出了政权，利比里亚内战随之宣告结束，瑟利夫也得以回到祖国，并开始带领人民走出“非洲最黑暗的角落”。在利比里亚大选期间，古博韦动员妇女在民主选举中投票，由此见证了首位非洲女总统的诞生。
相比于瑟利夫头上“非洲首位女总统”的荣耀，卡曼则顶着“首位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阿拉伯妇女”的光环。“无锁链女记者”(WOmen JournalistsWithout Chains，WJWC)是卡曼在2005年创建的人权组织，该组织以“争取自由表达和民主权利”为宗旨。自2007年起，卡曼开始进行反对总统萨利赫的示威游行活动，期间曾七次被捕。如今，卡曼所进行的斗争已在阿拉伯世界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女权主义的拥护者
10月7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名单在挪威奥斯陆揭晓之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发表了题为“为什么女性应该获得更多诺贝尔和平奖”(whywomen deserve more Nobel PeacePrizes)的评论文章，文章中提到，“她们得奖意味着一件事：女性活跃参与社会运动，不再是被动的受害者……这次和平奖说明：‘生物性不决定命运’。妇女可以在公共领域中扮演倡导角色，她们不再只是被动地受保护。”
“我是女人，听我怒吼!”这是瑟利夫在总统选举时的竞选口号。和平主义的政治立场、洁身自好的政治口碑，无疑是瑟利夫手中的王牌。然而，在第一次与泰勒竞争的时候，虽然从未将自己的性别看作从政的障碍，但当时的现实却无情地将她排斥于政权之外。
离异、独身、带着四个孩子——这样的瑟利夫遭到了部分选民的白眼。瑟利夫本人也曾对此愤愤不平，“离异独身成了对手抨击我的政治武器。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女人如果身边没有丈夫便会没人看得起。在一个军政府国家里，人们往往会认为女人不够强壮。纵观非洲历史，首领历来都是由男性充当，可这显然是对女人的误解，人类历史上强硬的女性领袖比比皆是。”
2006年1月16日，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安托瓦尼特·塔布曼体育场，年过花甲的瑟利夫宣誓就职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的总统竞选班子曾这样评价她：“埃伦，她是我们的‘男子汉’。”虽然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瑟利夫却充满信心，“尽我所能，忠诚、尽责、公平地履行作为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的义务和职责”，“利比里亚将在我们手中铸就，我们会爱它并为它骄傲”。而这种自信与勇气，即使男性也很难拥有。
瑟利夫成功当选总统，也成为赋予妇女权利的象征。长期以来，瑟利夫一直支持针对妇女的扫盲计划，并创建了特别法庭以审判强奸案件。一位曾在蒙罗维亚的市场销售肉干的妇女说，自己 会为瑟利夫投票，以帮助她连任利比里亚总统，“她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她让我们知道妇女的权利，我会一直为她祈祷。”
瑟利夫曾说，“女性是人类的神经部分，男性是人类的肌肉部分”，但她更看好女性，“妇女是更好的领导者”。在瑟利夫执政下的国家部门中，有1／4的领导人是女性，“女性更全心全意，女性工作更努力，女性更诚实，她们不像男人有那么多腐败的理由”。瑟利夫坦言，如果能找到足够有能力的女性，如果这样不会破坏政治的平衡，她会换成清一色的娘子军。而对于自己，瑟利夫也有清醒的认识，“我性格强硬，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家，身为女人纯属碰巧。”
在获悉得奖消息后，瑟利夫表示，这意味着利比里亚为正义、和平和促进发展所作的努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九年来，在社会各阶层的努力下，我们终于享有和平。特别是妇女，在长期受到轻视的情况下，还依然争取自身权益。利比里亚将继续挑战独裁，捍卫和平。”
与瑟利夫一样，身为利比里亚女权运动领袖的古博韦也很早就意识到，“若想社会有所改变，必须要由身为母亲的女性来完成”，而她所领导的和平运动不仅加快了内战结束的进程，也促使该国诞生了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新政府。
“在种族和宗教界限分明时期，为推动结束利比里亚漫长的战争和确保女性参与选举，莱伊曼-古博韦动员和组织妇女进行和平运动。她提高了西非女性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后的影响力。”这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于古博韦努力的认可，但古博韦却认为，这只是“普通的利比里亚人让国家重生和获得和平”。
在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时，古博韦正从美国纽约返国。纽约之行的目的虽是为宣传她的自传，但恰逢“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她也加入了声援行列，“抗议是一种好的现象，表明人们不再退缩和委曲求全。”
与美国“占领华尔街”和平示威活动类似，卡曼也一直在也门组织示威游行以抗议总统萨利赫的统治。在2007到20lO年期间，她经常带领人们在萨那政府前的自由广场举行集会与静坐活动，“我们的目标就是利用向突尼斯革命学习而来的呐喊来改变政权，这个呐喊就是‘人民想要政权颠覆’。”
获奖之后的卡曼曾对抗议示威者发表讲话称，诺贝尔和平奖是也门人民以及和平革命的胜利，“独裁者的统治已经结束。我对萨利赫和其政权说，革命不会失败，革命将继续直到胜利。”
挪威首位女首相、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0 Harlem Brundtland)曾说：“政治需要妇女的见解。”与此同理，和平事业也需要妇女的见解。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言：“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这三位妇女的决定表明，妇女在促进和平事业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她们正在经济、政治、决策方面发挥领导力。”
事实上，一直以来，诺贝尔和平奖就是个备受争议的奖项。虽然其设立初衷是为了表彰那些“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和平会议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但近年来，诺贝尔委员会开始逐渐拓宽和平奖所涵盖的范围，然而，将奖项同时授予三位女性，却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据资料显示，瑟利夫、古博韦和卡曼三人一直以非暴力方式争取妇女安全和妇女参与创建和平的权利，而正如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 rn Jagland)所强调的那样，“除非女性能与男性一样，在社会所有层面上获得影响发展的同等机会，否则我们不可能在世界上实现持久和平。”
“圆锥体”中的抗争
英国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曾说，“暴君统治的国家就像倒置的圆锥体。”瑟利夫就曾经在这样的“圆锥体”中任职——利比里亚，拉丁文意思是“自由”，但这个国家却长期处于灾难与动荡之中。
在哈佛大学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后，34岁的瑟利夫步入利比里亚的政坛，担任财政部长之职。塞缪尔卡尼翁·多伊(Samuel Kanyon Doe)夺取利比里亚政权后，瑟利夫在多伊政府的独裁和暴政威胁下，被迫流亡海外。1985年，瑟利夫回国竞选参议员，由于曾在美国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对多伊政府进行过抨击，遂被军政府以“肆意煽动”的罪名逮捕，并被判处十年监禁，所幸不久即被释放。
然而，本可重获自由的瑟利夫却自愿选择回到狱中，在她看来，“监狱光放我一个是不行的，要放就必须把我和那些共事的狱友们一起释放。由于政治原因而反抗多伊独裁统治的人都得放出来。”出于强大的压力，多伊政府最终不得不将那些所谓的政治犯一并释放。然而在那之后，瑟利夫只能继续流亡海外，“那段时间，我不得不每晚更换睡觉地点。我能活下来，应该说是一个奇迹。”瑟利夫回忆说。
1989年，利比里亚爆发内战。这一年，瑟利夫正流亡国外，刚刚高中毕业的古博韦的学医梦想则因这场战争而毁灭，正如古博韦后来所说，“仅仅几小时内，我就从一个孩童变成了一个成人”。之后，古博韦开始以非暴力的方式争取和平。
古博韦的和平运动始于蒙罗维亚鱼市场对面一个尘土飞扬的足球场，在那里，她曾和数百位妇女一起身着白服祈祷和平，希望“捍卫她们被看见、被听到和被尊重的权利”，她甚至还发起过“不与丈夫行房”运动，以呼吁女性联手发挥作用，并促使男性放弃暴力和战争。
多伊政权被推翻后，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于1997年成为利比里亚的新总统，其竞争对手便是回国参加竞选的瑟利夫，但当时瑟利夫只获得了10％的选票。然而当选的泰勒仍认为瑟利夫对自己而言是一个威胁，于是以“叛国罪”指控瑟利夫，瑟利夫不得不再次流亡。
对于泰勒的独裁统治，古博韦也采取过激进的抗争手段。她曾与当时的泰勒会面，迫使其答应参加在加纳的和谈。在遭到泰勒的拒绝后，古博韦与200位女性前往和谈地点，并以当众裸露身体相威胁——这种行为被视为西方最恶毒的诅咒。
在自传《强势，是我们的力量：姐妹情谊、祈祷和性如何在战争中改变一个国家》中，古博韦写道：“这不是一个传统的战争故事。”作为和平运动的代言人，古博韦将和平运动看作是“上帝的赐予”。“我们无法容忍施加在我们孩子身上的暴行。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明天我们的孩子们会问：‘妈妈，在这场危机中你们究竟干了什么’?”她曾在摄像机前如是诉说。
2003年，泰勒迫于国际压力交出了政权，利比里亚内战随之宣告结束，瑟利夫也得以回到祖国，并开始带领人民走出“非洲最黑暗的角落”。在利比里亚大选期间，古博韦动员妇女在民主选举中投票，由此见证了首位非洲女总统的诞生。
相比于瑟利夫头上“非洲首位女总统”的荣耀，卡曼则顶着“首位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阿拉伯妇女”的光环。“无锁链女记者”(WOmen JournalistsWithout Chains，WJWC)是卡曼在2005年创建的人权组织，该组织以“争取自由表达和民主权利”为宗旨。自2007年起，卡曼开始进行反对总统萨利赫的示威游行活动，期间曾七次被捕。如今，卡曼所进行的斗争已在阿拉伯世界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女权主义的拥护者
10月7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名单在挪威奥斯陆揭晓之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发表了题为“为什么女性应该获得更多诺贝尔和平奖”(whywomen deserve more Nobel PeacePrizes)的评论文章，文章中提到，“她们得奖意味着一件事：女性活跃参与社会运动，不再是被动的受害者……这次和平奖说明：‘生物性不决定命运’。妇女可以在公共领域中扮演倡导角色，她们不再只是被动地受保护。”
“我是女人，听我怒吼!”这是瑟利夫在总统选举时的竞选口号。和平主义的政治立场、洁身自好的政治口碑，无疑是瑟利夫手中的王牌。然而，在第一次与泰勒竞争的时候，虽然从未将自己的性别看作从政的障碍，但当时的现实却无情地将她排斥于政权之外。
离异、独身、带着四个孩子——这样的瑟利夫遭到了部分选民的白眼。瑟利夫本人也曾对此愤愤不平，“离异独身成了对手抨击我的政治武器。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女人如果身边没有丈夫便会没人看得起。在一个军政府国家里，人们往往会认为女人不够强壮。纵观非洲历史，首领历来都是由男性充当，可这显然是对女人的误解，人类历史上强硬的女性领袖比比皆是。”
2006年1月16日，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安托瓦尼特·塔布曼体育场，年过花甲的瑟利夫宣誓就职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的总统竞选班子曾这样评价她：“埃伦，她是我们的‘男子汉’。”虽然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瑟利夫却充满信心，“尽我所能，忠诚、尽责、公平地履行作为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的义务和职责”，“利比里亚将在我们手中铸就，我们会爱它并为它骄傲”。而这种自信与勇气，即使男性也很难拥有。
瑟利夫成功当选总统，也成为赋予妇女权利的象征。长期以来，瑟利夫一直支持针对妇女的扫盲计划，并创建了特别法庭以审判强奸案件。一位曾在蒙罗维亚的市场销售肉干的妇女说，自己 会为瑟利夫投票，以帮助她连任利比里亚总统，“她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她让我们知道妇女的权利，我会一直为她祈祷。”
瑟利夫曾说，“女性是人类的神经部分，男性是人类的肌肉部分”，但她更看好女性，“妇女是更好的领导者”。在瑟利夫执政下的国家部门中，有1／4的领导人是女性，“女性更全心全意，女性工作更努力，女性更诚实，她们不像男人有那么多腐败的理由”。瑟利夫坦言，如果能找到足够有能力的女性，如果这样不会破坏政治的平衡，她会换成清一色的娘子军。而对于自己，瑟利夫也有清醒的认识，“我性格强硬，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家，身为女人纯属碰巧。”
在获悉得奖消息后，瑟利夫表示，这意味着利比里亚为正义、和平和促进发展所作的努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九年来，在社会各阶层的努力下，我们终于享有和平。特别是妇女，在长期受到轻视的情况下，还依然争取自身权益。利比里亚将继续挑战独裁，捍卫和平。”
与瑟利夫一样，身为利比里亚女权运动领袖的古博韦也很早就意识到，“若想社会有所改变，必须要由身为母亲的女性来完成”，而她所领导的和平运动不仅加快了内战结束的进程，也促使该国诞生了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新政府。
“在种族和宗教界限分明时期，为推动结束利比里亚漫长的战争和确保女性参与选举，莱伊曼-古博韦动员和组织妇女进行和平运动。她提高了西非女性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后的影响力。”这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于古博韦努力的认可，但古博韦却认为，这只是“普通的利比里亚人让国家重生和获得和平”。
在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时，古博韦正从美国纽约返国。纽约之行的目的虽是为宣传她的自传，但恰逢“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她也加入了声援行列，“抗议是一种好的现象，表明人们不再退缩和委曲求全。”
与美国“占领华尔街”和平示威活动类似，卡曼也一直在也门组织示威游行以抗议总统萨利赫的统治。在2007到20lO年期间，她经常带领人们在萨那政府前的自由广场举行集会与静坐活动，“我们的目标就是利用向突尼斯革命学习而来的呐喊来改变政权，这个呐喊就是‘人民想要政权颠覆’。”
获奖之后的卡曼曾对抗议示威者发表讲话称，诺贝尔和平奖是也门人民以及和平革命的胜利，“独裁者的统治已经结束。我对萨利赫和其政权说，革命不会失败，革命将继续直到胜利。”
挪威首位女首相、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0 Harlem Brundtland)曾说：“政治需要妇女的见解。”与此同理，和平事业也需要妇女的见解。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言：“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这三位妇女的决定表明，妇女在促进和平事业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她们正在经济、政治、决策方面发挥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