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处理中美贸易摩擦时，一位香港学者提出了通过美国的游说公司游说美国国会的想法。在他看来，就对美采购而言，如果我们能聘请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些公关公司（游说公司）来帮助策划的话，不仅可以通过采购取得美国参众议员的支持，还能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他提醒说，我们不要低估华盛顿这些公关公司与美国参众议员甚至政府挂钩的能量。
　　游说公司的能量确实不可低估。在美国这样一个游说业大国，有近两万家正式登记注册的游说公司在为国内外利益集团和外国政府服务，仅在华盛顿就有2万多名专职和兼职的说客，他们大都在美国联邦政府或国会办事机构供过职，人脉广泛，能量很大。基于这种认识，许多国家政府和利益集团都非常重视与游说公司合作，小到获取即时的利益，大到促使华盛顿外交走向按他们的心愿发展。在这方面，最有成果的是以色列，从行动委员会到政府代言人，从主流媒体到著名学者，无处不见犹太人的身影和以色列的影响，不知有多少说客曾经为以色列人的利益奔走过。
　　由于有美国宪法做基石，在影响国家公共政策方面，外国政府游说国会参众议员，教育美国公众，是完全合法的事情，只要不在政治献金问题上出格，就没有问题。基于这种认识，一些学者建议，各国应当充分建立有效的游说集团并利用美国丰富的游说资源，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向更加理性和建设性的方向倾斜，把可能的政治和贸易摩擦化解在一个可以控制、危害程度较小的范围内。在这方面，日本和以色列走在了许多国家前面。
　　游说的支出虽然很高，但收益却是惊人的，比如土耳其政府就曾通过给游说公司数百万美元的游说费用获得了近8亿美元的军事贷款。而更多的时候，这种游说的成效是看不见但最终却会摸得着的，尤其是在国家形象的树立和促成美国对外政策的微妙转变方面。
　　游说是一种信息传递，这也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在这个信息时代，信息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表现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很多矛盾都源于缺乏互相了解和交流。为了决定自己的投票策略，美国的议员们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信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与自己观点相同的和不同的看法，而通过游说公司提供相关信息和知识或请对方现场考察、当面交流就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随着中美进入了摩擦特别是经贸摩擦频繁的时代，对美公众外交和游说工作需要提到一个战略的层面考虑。美国利益集团研究专家戴瑞尔·韦斯曾给中国政府提出过很中肯的建议，希望中国在组织外交使团访美和邀请美国国会来中国参观访问之外，能够采取更多的行动去努力影响美国国会的动议。如今很多国家都在试图通过雇用游说组织，游说美国国会以影响美国政策。这些活动包括直接联系国会参、众议员让他们了解自己国家的观点，邀请国会议员访问本国，以使他们能直接看到这个国家在发生什么，而国会议员也确实很喜欢亲自去他们所不特别了解的地方，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令人浮想联翩的国度，这也被视为一种外国普遍使用的“教育”美国议员的方式。
　　可以动用的游说资源其实有很多。从1998年开始定期举行的中美智囊战略对话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不仅我们的智囊可以通过拜访美方官员、国会、商会以及接受采访来影响对方，还可以通过影响美方的智囊间接影响美国的高层决策。同样的，我们的高官通过在美国政界人士和公众心目中塑造一个可亲的形象，也将有助于我们在其他领域的“游说”工作，此外，游说公司也可以委托研究机构通过研究报告和调查来显示某一特殊政策是否有效，同时也可以制造“选题”来影响传媒的导向，而这一切都将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