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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对俄国不久的将来的前途是悲观的。他在文章中赞赏地方分权主义、立宪主义的自由主义派，但也指出，要真正在俄国建立民主体制非常困难。尚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存在经济结构、民族分裂等很多社会政治问题。
戈登·威尔斯(Gordon C.wells)、彼得·巴赫(Peter Baehr)编译的马克斯·韦伯的专题论文集《论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1995)中文版今年问世。该书收了马克斯·韦伯的四篇专门论述俄国革命的著作，为中国研究俄国革命史的学者提供了一位与俄国革命发生同时代的、关注俄国革命进程的异国学者特有的研究视角。比如，前几年，中国学者因为围绕斯托雷平的“经济(土地)改革”是否自由主义的改革及对其带来的结果，产生了不同的评价、分歧，引发了论争。韦伯在1917年《俄国向伪民主转变》中谈到斯托雷平的“经济(土地)改革”，宛如参加当今中国学者的论争：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采取了狡黠的战略步骤，把社会主义革命党人的核心部分之一，也是旧俄罗斯各地区的农民一分为二，分成了两个规模不等、但必然互相仇视的部分：一方是新兴的私有地产主，也就是农民中经济实力最强的要素，他们是从村社共产主义脱离出来的，这些人的新地产让他们紧紧依附执政的政权；另一方是农民中无产化了的民众，这些人仍然留在村社共产主义内部，他们认为，私人占有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不公正。……导致无地的无产阶级大幅度增多，但他们没有因为对土地的要求而束缚于村社。无地的无产阶级曾是上一次革命的动力。但是他们人数有限，立宪宣言后的事件进程肯定了一种经验：今日之革命如果不仅仅是要获得一种短期成功，就既不能单靠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完成，也不能单靠无产的民众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272-274页)
韦伯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说，1906年自己掌握的情况有限，不太可能认识到斯托雷平改革的意义。(289-290页)那是因为斯托雷平的土改之后，有些农民迁出了村社，移居到新的地方，但因政府财政拮据，对他们的补贴不能兑现，所以最后不少人仍然返回旧地。所以斯托雷平的土改貌似有自由主义倾向，实际是高压与怀柔相济，照韦伯的评价是“伪立宪”、“伪民主”，非但未能解决俄罗斯最大的社会问题一农民缺少土地问题，反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为暴力革命增加了砝码。
《论俄国革命》的编译者写的“编者导言”及其介绍的欧美学者关于韦伯俄国革命论的研究文献，添加了特别是德国学者沃尔夫纲·蒙森、迪特马·达尔曼的注释，为我们后学者了解部分先行研究学者不同观点提供了一些可以利用的线索。而且，“编者导言”是对专业学术圈内、外读者的向导，因为是编译者把所收的文章放在了韦伯著作的整体里，反复咀嚼后对散见在各种文本中韦伯的俄国革命观所作的阐释，所以“导言”也是包含了编者自身见识的学术研究。比如，把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结尾中韦伯略微提及的关于德、俄两国缺乏产生有力的议会和民主体制的几种历史条件，或归纳、或敷衍，更明了地勾勒了韦伯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使韦伯晦涩的文体变得简明易懂。即第一，资本主义初期物质利益与个人精神气质是相互合作，形成对晚期的封建社会的钳形夹击。后发的“俄国和德国都缺失这个发展阶段，结果是现在个人主义发现自己要与‘物欲’的‘洪流’搏斗”。所以，俄、德两国历史上都缺少西欧资本主义早期“有产阶层强有力的经济利益为市民自由主义运动服务”的阶段。因此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重大障碍是，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本身只具有“依附性的政治地位”：“重工业、大产业、金融资本、富有的商业利益，不但远没有获得政治权力，而且很大程度上屈从于威权主义国家。”第三，工人阶级的兴起，迫使资产阶级妥协，与传统的统治阶层形成一种“既忧虑又依赖”的联合。第四，德国的路德派、俄国的东正教都是具有极端国家主义品行的教派，政治上墨守成规，阻碍个人自由主义的发展。而上述四个要因共同形成了各个国家“现代人的特殊的‘伦理’个性和文化价值”。这些精神的东西反过来又影响各国民主化的进程。(21页)再如，编译者提示：韦伯的首要敌人是现代社会以貌似理性面貌出现的“官僚家长制”(Bmeaucratic pater-nalism)，因为它是一个等级社会，无以复加的例行化、工具理性及非人格化，以牺牲个人责任为代价来取胜。他担心，俄国那样现代工业社会后发的国家更倾向于这种“官僚家长制”，而不是消灭它。(29页)“导言”还强化了韦伯文本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韦伯不赞成历史的必然性，指出他更“感兴趣的是每次形成的‘个性’，而不是‘类比’和‘相似’”；(32页)韦伯在论述德、俄两国共同点之外，还对两国历史、国情和现状的相异之处进行了叙述和细微分析；他对俄国的政治家个人人格特征有一种好奇心，特别拿手的是把那些与自己意识形态相距甚远的、为外部社会制度所束缚、处于困境中的精英人物(普列夫、普列汉诺夫等)放在具体社会背景中进行解剖，等等。(25、28页)
戈登·威尔斯、彼得·巴赫编译的《论俄国革命》作为专题文集虽然为后学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是，若要就这个专题深入研究、把握韦伯对俄国革命评价的话，当然单凭这本文集是不够的。因为该书所收主要两篇文章《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俄国向伪立宪主义转变》都作了大幅删节，把韦伯文章原有的重要、丰富的原注的绝大部分也省略了，而韦伯的原注也反映出他的视野和立场。我觉得这是该书一个很大的缺陷(可能因为自己不论对韦伯、还是对俄国革命都是门外汉的缘故)，并非编译者所说的“坚持原汁原味”是不明智的，而且中译本的翻译者似乎对韦伯研究和俄国革命研究都很陌生，只是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也没有在翻译之外为中国读者提供更多的资讯。根据我的阅读经验，韦伯其他原著和其他先行研究中相关内容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这里随便举两个例子。比如，雅斯贝尔斯在《对韦伯政治思想的评价》(Bemerkungen zuMax Webers politischen Denken，1962)一文中谈到十月革命之后，韦伯明确否定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1918年在维也纳咖啡馆里，当熊彼特赞赏地说到“俄国(十月)革命已经显示出其生命力”时，他激动地反驳：“俄国的共产主义，完全是犯罪，会不断超过从未有的人类悲剧，最终会恐怖地破灭。”熊彼特回答说：“也许确实如此，但这成了一个不错的实验室。”韦伯愤慨地说：“这将是一个尸体累累的实验室。”熊彼特说：“和解剖学研究一样的实验。”……两人争论不休，最终，韦伯激动地拂袖而去，把帽子也忘记在咖啡馆里。雅斯贝尔斯说，韦伯虽然不是一个非现实主义者，却是一个“生活在希腊政 治自由的传统中”具有“敏锐社会良心”、“责任伦理”的学者，(《々ックヌ·プマヘパヘの政治思惟ヘの評粐》，《思想》2010年第9期，109-112页)所以对现实政治会充满热情。尽管韦伯对俄国十月革命持完全否定态度，但是当1919年11月协约国决议对苏联实施经济封锁时，韦伯与巴登公爵、弟弟阿尔弗莱特·韦伯等人一起在海德堡签署了反对西方各国实施对苏联经济封锁的公开声明。
韦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要遵循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分离的原则，但是，他描述历史和参与现实政治撰写时评时，自己也无论如何难以遵循这个原则。英国研究韦伯的权威学者凯斯·椎柏认为韦伯在第二学术时期，即1903年至第一次大战爆发，关心德国大学学术问题和学术界公共事务；一战爆发后至20世纪20年代的第三学术时期，韦伯一直在做“宗教论著与反思一战对德国政治的影响”。而威尔斯和巴赫通过编译和研究更加直接指出韦伯在这两个学术时期，“活动领域”实际上都是政治性而不是学术性的。(41页)爱德华·希尔斯编译的《韦伯论大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所收的韦伯处于第二时期为当时报刊的写稿——关于普鲁士大学行政的时评、论争文章，实际上也都是政治性而不是学术性的。《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一文，韦伯用了大量篇幅(186-192页)叙述、分析与德国相似的俄国大学体制与学术自由的问题。他把学术自由和大学体制作为宪政问题的一部分来处理。但是，19世纪德国新人文主义思潮所形成的文人圈，把诗人、艺术家和学者与为了生计为正在兴起的纸媒写稿的记者、自由撰稿人相区别。当时的词典的词条把“自由撰稿人”(schriftsteteller)一词，解释为“低俗的、具有贬义的含义”。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时代，德国文化界这一传统的影响力回光返照，甚至比上一世代更为强烈。这种传统，还包含着与法国理性主义相比，德国的新人文主义者们感到自己更高贵。其内涵实际就是把德国文化与法国的、西欧的“文明”、“精神”和政治自由主义对立起来，隐含着对近代理性主义的批判。勇于投身于政治领域的马克斯·韦伯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习俗”束缚(所以研究者们对他的自由主义、爱国主义是有争议的)。《论俄国革命》所收的也都是为媒体写的时事评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韦伯却不好意思地强调这些文章只是“编年史”，是“编排非常蹩脚的记录的集合”(3页)，“没有提供什么东西”，自己的文章中没有“专业知识”。(131页)因为他认为评论紧迫的时事的文章，不需要与时事保持“时间的和私人的距离”，若从学术视角出发，就必须保持这种距离。所以韦伯谦虚地认为自己写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时评，没有保持这种距离，所以要求出版商不要把这样的文章转交给任何学术刊物，那样会造成这样的文章具有学术质量的作品的印象。(42页)当然，韦伯对俄国革命的考察“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叙述”，他的《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和《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最终还是分别被收入1906年2月和6月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中。韦伯之所以对自己的时评特意表现出谨慎、谦虚的态度，那是因为时评实际就是“当代史”，甚至往往很快在“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就能证明它是错误的或者过分简单化了”。今天，与欧洲史学家不同，实证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北美史学家一般都谨慎地不涉足现、当代史的原因也就在于此。不少同时代的德国学者，如桑巴特、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也和韦伯一样，写作中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热情，不时为报刊撰文，说明20世纪初德国学者要坚守新人文主义象牙塔所面临两难的困境。《论俄国革命》所收的文章也为中国喜欢写时评的学人提供了经典楷模——在撰写时评时，如何在叙述具体事件和事实时做出保持距离的、抽象的、学理性的概括——除了立场，学识也是很重要的。
1990年以后，俄罗斯学术界兴起一股重读韦伯著作的热潮，韦伯的著述及思想重新为学者们瞩目。因为俄罗斯再出发的资本主义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似乎只是野蛮掠夺的、“黑社会式的资本主义”。这种单纯追求盈利的市场经济，让俄国学者想起韦伯所归结的资本主义禁欲的职业伦理、企业家的精神，不禁对韦伯的学说发出疑问：为何今天俄罗斯重新开张的资本主义中，丝毫不见这种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各种著作的俄文版也在1990年至1994年间应运而生。想必戈登·威尔斯、彼得·巴赫编译的这本1995年出版的英文版《俄国革命论》也与俄罗斯学术界当时的潮流不无关系。编译者在“导言”的最后，将20世纪初的俄国与20世纪末的俄罗斯进行类比之后，断言20世纪末体制转换后的俄罗斯，“它一定不是民主制度，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假装民主、欺世盗名。……一个真正货真价实的多元主义和代议制度，要在俄罗斯稳固下来尚需要时日，也需要努力，并且不仅仅需要经济条件、更需要政治和文化的条件”。(33-34页)编译者不仅和韦伯当年一样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民主体制出现的历史主义，也模仿韦伯当年对旧俄国政治、经济改革的评价措辞，把20世纪末的俄罗斯看做“伪立宪主义”、“伪民主”的政体。(33-34页)如前所述，德国与俄国一样，进入近代，经济和政治较西欧滞后，所以在关注俄国革命、现代化进程之前，韦伯也曾与历史学家奥托·欣策(Otto Hintze，魏玛时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围绕19世纪的德国国家政体是真立宪主义，还是徒有其表的(伪)立宪主义(Seheinkonstitunalismus)体制问题展开过论争。围绕对沙俄1906年的体制改革的评价，当年有些德国学者不同意韦伯将其称作“伪立宪主义”的观点，认为这种体制即使不属于真立宪，至少也已经进步了，成了二元权力(议会与君主)并行的体制。韦伯对俄国不久的将来的前途是悲观的。他在文章中赞赏地方分权主义、立宪主义的自由主义派，但也指出，要真正在俄国建立民主体制非常困难，尚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存在经济结构、民族分裂等很多社会政治问题。他认为其中最大的威胁和障碍是官僚制问题：现代社会的官僚制随着沙皇威权主义专制体制强化而强化；作为地方分权主义、立宪主义主力军的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倾向于向官僚层和君主妥协，与沙皇威权主义体制妥协、合作又会在公众面前损害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威信和信用。因此，他认为即使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更大规模发展，也不意味着真正的立宪主义就必然能实现。他明确表示：
倘若竟有人认为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存在有选择性的亲和关系，就简直荒谬至极。更不用说“自由”了(不论是在任何一种意义上理解的自由这个词)。问题勿宁说是：在资本主义支配下，民主和自由这些东西到底能够存在多久?事实上，当只有一个民族拥有一种拒绝像羊群般被统治的坚定意志，并且这种意志支持民主和自由之时，民主和自由才有可能。(33页)
20世纪末起，一些俄国学者1906、1917年介绍俄国革命这几篇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对分析20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现状具有现实意义，也围绕当年沙俄时代政治改革是否伪立宪主义、伪民主的问题分成两派展开论争。并延伸到以下各种论题：即现代官僚制是否适合新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国家?威权主义政体如何向民主主义过渡?概括起来也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问题：今后走西欧现代化的道路，还是另择蹊径?其实也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现代化模式问题。其中尤利·尼古拉·达维德夫(J.N.Davydov)的研究尤为深入。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苏联体制下官僚制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认为韦伯只谈到传统的家产制官僚制和近代以后合理官僚制，没有在深入研究1917年俄国革命后的一种特殊的官僚制，连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也未能涉足这个问题，而斯大林体制下的官僚制颠覆了俄国传统伦理，导致20世纪末整个社会的伦理迷失。而这种伦理迷失，不是休克疗法冲击经济体制那样，能在短短几年中得到解脱达到伦理再生的。达维德夫还把注意力转向当年韦伯的俄国革命论与同时代俄国知识分子——别尔嘉科夫、托尔斯泰、巴赫金、索洛金等人思想作比较研究，追究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在革命中的共同的特征和弱点。
戈登·威尔斯(Gordon C.wells)、彼得·巴赫(Peter Baehr)编译的马克斯·韦伯的专题论文集《论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1995)中文版今年问世。该书收了马克斯·韦伯的四篇专门论述俄国革命的著作，为中国研究俄国革命史的学者提供了一位与俄国革命发生同时代的、关注俄国革命进程的异国学者特有的研究视角。比如，前几年，中国学者因为围绕斯托雷平的“经济(土地)改革”是否自由主义的改革及对其带来的结果，产生了不同的评价、分歧，引发了论争。韦伯在1917年《俄国向伪民主转变》中谈到斯托雷平的“经济(土地)改革”，宛如参加当今中国学者的论争：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采取了狡黠的战略步骤，把社会主义革命党人的核心部分之一，也是旧俄罗斯各地区的农民一分为二，分成了两个规模不等、但必然互相仇视的部分：一方是新兴的私有地产主，也就是农民中经济实力最强的要素，他们是从村社共产主义脱离出来的，这些人的新地产让他们紧紧依附执政的政权；另一方是农民中无产化了的民众，这些人仍然留在村社共产主义内部，他们认为，私人占有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不公正。……导致无地的无产阶级大幅度增多，但他们没有因为对土地的要求而束缚于村社。无地的无产阶级曾是上一次革命的动力。但是他们人数有限，立宪宣言后的事件进程肯定了一种经验：今日之革命如果不仅仅是要获得一种短期成功，就既不能单靠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完成，也不能单靠无产的民众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272-274页)
韦伯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说，1906年自己掌握的情况有限，不太可能认识到斯托雷平改革的意义。(289-290页)那是因为斯托雷平的土改之后，有些农民迁出了村社，移居到新的地方，但因政府财政拮据，对他们的补贴不能兑现，所以最后不少人仍然返回旧地。所以斯托雷平的土改貌似有自由主义倾向，实际是高压与怀柔相济，照韦伯的评价是“伪立宪”、“伪民主”，非但未能解决俄罗斯最大的社会问题一农民缺少土地问题，反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为暴力革命增加了砝码。
《论俄国革命》的编译者写的“编者导言”及其介绍的欧美学者关于韦伯俄国革命论的研究文献，添加了特别是德国学者沃尔夫纲·蒙森、迪特马·达尔曼的注释，为我们后学者了解部分先行研究学者不同观点提供了一些可以利用的线索。而且，“编者导言”是对专业学术圈内、外读者的向导，因为是编译者把所收的文章放在了韦伯著作的整体里，反复咀嚼后对散见在各种文本中韦伯的俄国革命观所作的阐释，所以“导言”也是包含了编者自身见识的学术研究。比如，把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结尾中韦伯略微提及的关于德、俄两国缺乏产生有力的议会和民主体制的几种历史条件，或归纳、或敷衍，更明了地勾勒了韦伯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使韦伯晦涩的文体变得简明易懂。即第一，资本主义初期物质利益与个人精神气质是相互合作，形成对晚期的封建社会的钳形夹击。后发的“俄国和德国都缺失这个发展阶段，结果是现在个人主义发现自己要与‘物欲’的‘洪流’搏斗”。所以，俄、德两国历史上都缺少西欧资本主义早期“有产阶层强有力的经济利益为市民自由主义运动服务”的阶段。因此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重大障碍是，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本身只具有“依附性的政治地位”：“重工业、大产业、金融资本、富有的商业利益，不但远没有获得政治权力，而且很大程度上屈从于威权主义国家。”第三，工人阶级的兴起，迫使资产阶级妥协，与传统的统治阶层形成一种“既忧虑又依赖”的联合。第四，德国的路德派、俄国的东正教都是具有极端国家主义品行的教派，政治上墨守成规，阻碍个人自由主义的发展。而上述四个要因共同形成了各个国家“现代人的特殊的‘伦理’个性和文化价值”。这些精神的东西反过来又影响各国民主化的进程。(21页)再如，编译者提示：韦伯的首要敌人是现代社会以貌似理性面貌出现的“官僚家长制”(Bmeaucratic pater-nalism)，因为它是一个等级社会，无以复加的例行化、工具理性及非人格化，以牺牲个人责任为代价来取胜。他担心，俄国那样现代工业社会后发的国家更倾向于这种“官僚家长制”，而不是消灭它。(29页)“导言”还强化了韦伯文本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韦伯不赞成历史的必然性，指出他更“感兴趣的是每次形成的‘个性’，而不是‘类比’和‘相似’”；(32页)韦伯在论述德、俄两国共同点之外，还对两国历史、国情和现状的相异之处进行了叙述和细微分析；他对俄国的政治家个人人格特征有一种好奇心，特别拿手的是把那些与自己意识形态相距甚远的、为外部社会制度所束缚、处于困境中的精英人物(普列夫、普列汉诺夫等)放在具体社会背景中进行解剖，等等。(25、28页)
戈登·威尔斯、彼得·巴赫编译的《论俄国革命》作为专题文集虽然为后学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是，若要就这个专题深入研究、把握韦伯对俄国革命评价的话，当然单凭这本文集是不够的。因为该书所收主要两篇文章《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俄国向伪立宪主义转变》都作了大幅删节，把韦伯文章原有的重要、丰富的原注的绝大部分也省略了，而韦伯的原注也反映出他的视野和立场。我觉得这是该书一个很大的缺陷(可能因为自己不论对韦伯、还是对俄国革命都是门外汉的缘故)，并非编译者所说的“坚持原汁原味”是不明智的，而且中译本的翻译者似乎对韦伯研究和俄国革命研究都很陌生，只是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也没有在翻译之外为中国读者提供更多的资讯。根据我的阅读经验，韦伯其他原著和其他先行研究中相关内容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这里随便举两个例子。比如，雅斯贝尔斯在《对韦伯政治思想的评价》(Bemerkungen zuMax Webers politischen Denken，1962)一文中谈到十月革命之后，韦伯明确否定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1918年在维也纳咖啡馆里，当熊彼特赞赏地说到“俄国(十月)革命已经显示出其生命力”时，他激动地反驳：“俄国的共产主义，完全是犯罪，会不断超过从未有的人类悲剧，最终会恐怖地破灭。”熊彼特回答说：“也许确实如此，但这成了一个不错的实验室。”韦伯愤慨地说：“这将是一个尸体累累的实验室。”熊彼特说：“和解剖学研究一样的实验。”……两人争论不休，最终，韦伯激动地拂袖而去，把帽子也忘记在咖啡馆里。雅斯贝尔斯说，韦伯虽然不是一个非现实主义者，却是一个“生活在希腊政 治自由的传统中”具有“敏锐社会良心”、“责任伦理”的学者，(《々ックヌ·プマヘパヘの政治思惟ヘの評粐》，《思想》2010年第9期，109-112页)所以对现实政治会充满热情。尽管韦伯对俄国十月革命持完全否定态度，但是当1919年11月协约国决议对苏联实施经济封锁时，韦伯与巴登公爵、弟弟阿尔弗莱特·韦伯等人一起在海德堡签署了反对西方各国实施对苏联经济封锁的公开声明。
韦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要遵循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分离的原则，但是，他描述历史和参与现实政治撰写时评时，自己也无论如何难以遵循这个原则。英国研究韦伯的权威学者凯斯·椎柏认为韦伯在第二学术时期，即1903年至第一次大战爆发，关心德国大学学术问题和学术界公共事务；一战爆发后至20世纪20年代的第三学术时期，韦伯一直在做“宗教论著与反思一战对德国政治的影响”。而威尔斯和巴赫通过编译和研究更加直接指出韦伯在这两个学术时期，“活动领域”实际上都是政治性而不是学术性的。(41页)爱德华·希尔斯编译的《韦伯论大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所收的韦伯处于第二时期为当时报刊的写稿——关于普鲁士大学行政的时评、论争文章，实际上也都是政治性而不是学术性的。《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一文，韦伯用了大量篇幅(186-192页)叙述、分析与德国相似的俄国大学体制与学术自由的问题。他把学术自由和大学体制作为宪政问题的一部分来处理。但是，19世纪德国新人文主义思潮所形成的文人圈，把诗人、艺术家和学者与为了生计为正在兴起的纸媒写稿的记者、自由撰稿人相区别。当时的词典的词条把“自由撰稿人”(schriftsteteller)一词，解释为“低俗的、具有贬义的含义”。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时代，德国文化界这一传统的影响力回光返照，甚至比上一世代更为强烈。这种传统，还包含着与法国理性主义相比，德国的新人文主义者们感到自己更高贵。其内涵实际就是把德国文化与法国的、西欧的“文明”、“精神”和政治自由主义对立起来，隐含着对近代理性主义的批判。勇于投身于政治领域的马克斯·韦伯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习俗”束缚(所以研究者们对他的自由主义、爱国主义是有争议的)。《论俄国革命》所收的也都是为媒体写的时事评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韦伯却不好意思地强调这些文章只是“编年史”，是“编排非常蹩脚的记录的集合”(3页)，“没有提供什么东西”，自己的文章中没有“专业知识”。(131页)因为他认为评论紧迫的时事的文章，不需要与时事保持“时间的和私人的距离”，若从学术视角出发，就必须保持这种距离。所以韦伯谦虚地认为自己写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时评，没有保持这种距离，所以要求出版商不要把这样的文章转交给任何学术刊物，那样会造成这样的文章具有学术质量的作品的印象。(42页)当然，韦伯对俄国革命的考察“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叙述”，他的《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和《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最终还是分别被收入1906年2月和6月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中。韦伯之所以对自己的时评特意表现出谨慎、谦虚的态度，那是因为时评实际就是“当代史”，甚至往往很快在“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就能证明它是错误的或者过分简单化了”。今天，与欧洲史学家不同，实证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北美史学家一般都谨慎地不涉足现、当代史的原因也就在于此。不少同时代的德国学者，如桑巴特、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也和韦伯一样，写作中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热情，不时为报刊撰文，说明20世纪初德国学者要坚守新人文主义象牙塔所面临两难的困境。《论俄国革命》所收的文章也为中国喜欢写时评的学人提供了经典楷模——在撰写时评时，如何在叙述具体事件和事实时做出保持距离的、抽象的、学理性的概括——除了立场，学识也是很重要的。
1990年以后，俄罗斯学术界兴起一股重读韦伯著作的热潮，韦伯的著述及思想重新为学者们瞩目。因为俄罗斯再出发的资本主义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似乎只是野蛮掠夺的、“黑社会式的资本主义”。这种单纯追求盈利的市场经济，让俄国学者想起韦伯所归结的资本主义禁欲的职业伦理、企业家的精神，不禁对韦伯的学说发出疑问：为何今天俄罗斯重新开张的资本主义中，丝毫不见这种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各种著作的俄文版也在1990年至1994年间应运而生。想必戈登·威尔斯、彼得·巴赫编译的这本1995年出版的英文版《俄国革命论》也与俄罗斯学术界当时的潮流不无关系。编译者在“导言”的最后，将20世纪初的俄国与20世纪末的俄罗斯进行类比之后，断言20世纪末体制转换后的俄罗斯，“它一定不是民主制度，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假装民主、欺世盗名。……一个真正货真价实的多元主义和代议制度，要在俄罗斯稳固下来尚需要时日，也需要努力，并且不仅仅需要经济条件、更需要政治和文化的条件”。(33-34页)编译者不仅和韦伯当年一样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民主体制出现的历史主义，也模仿韦伯当年对旧俄国政治、经济改革的评价措辞，把20世纪末的俄罗斯看做“伪立宪主义”、“伪民主”的政体。(33-34页)如前所述，德国与俄国一样，进入近代，经济和政治较西欧滞后，所以在关注俄国革命、现代化进程之前，韦伯也曾与历史学家奥托·欣策(Otto Hintze，魏玛时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围绕19世纪的德国国家政体是真立宪主义，还是徒有其表的(伪)立宪主义(Seheinkonstitunalismus)体制问题展开过论争。围绕对沙俄1906年的体制改革的评价，当年有些德国学者不同意韦伯将其称作“伪立宪主义”的观点，认为这种体制即使不属于真立宪，至少也已经进步了，成了二元权力(议会与君主)并行的体制。韦伯对俄国不久的将来的前途是悲观的。他在文章中赞赏地方分权主义、立宪主义的自由主义派，但也指出，要真正在俄国建立民主体制非常困难，尚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存在经济结构、民族分裂等很多社会政治问题。他认为其中最大的威胁和障碍是官僚制问题：现代社会的官僚制随着沙皇威权主义专制体制强化而强化；作为地方分权主义、立宪主义主力军的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倾向于向官僚层和君主妥协，与沙皇威权主义体制妥协、合作又会在公众面前损害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威信和信用。因此，他认为即使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更大规模发展，也不意味着真正的立宪主义就必然能实现。他明确表示：
倘若竟有人认为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存在有选择性的亲和关系，就简直荒谬至极。更不用说“自由”了(不论是在任何一种意义上理解的自由这个词)。问题勿宁说是：在资本主义支配下，民主和自由这些东西到底能够存在多久?事实上，当只有一个民族拥有一种拒绝像羊群般被统治的坚定意志，并且这种意志支持民主和自由之时，民主和自由才有可能。(33页)
20世纪末起，一些俄国学者1906、1917年介绍俄国革命这几篇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对分析20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现状具有现实意义，也围绕当年沙俄时代政治改革是否伪立宪主义、伪民主的问题分成两派展开论争。并延伸到以下各种论题：即现代官僚制是否适合新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国家?威权主义政体如何向民主主义过渡?概括起来也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问题：今后走西欧现代化的道路，还是另择蹊径?其实也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现代化模式问题。其中尤利·尼古拉·达维德夫(J.N.Davydov)的研究尤为深入。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苏联体制下官僚制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认为韦伯只谈到传统的家产制官僚制和近代以后合理官僚制，没有在深入研究1917年俄国革命后的一种特殊的官僚制，连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也未能涉足这个问题，而斯大林体制下的官僚制颠覆了俄国传统伦理，导致20世纪末整个社会的伦理迷失。而这种伦理迷失，不是休克疗法冲击经济体制那样，能在短短几年中得到解脱达到伦理再生的。达维德夫还把注意力转向当年韦伯的俄国革命论与同时代俄国知识分子——别尔嘉科夫、托尔斯泰、巴赫金、索洛金等人思想作比较研究，追究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在革命中的共同的特征和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