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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是个分界线。在此之前，出国主要是文化人的事情，比如说留学；在此之后，中国的有钱人——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开始调整生活和事业的双重步伐，迈向海外。
技术移民加拿大的热潮被投资移民取代
在90年代中期的这股大陆移民热潮中，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企业主是无可争议的先锋和生力军。他们首先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在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财产、人身安全以及子女的教育问题开始成为他们潜意识中的忧虑。
这种忧虑被另外一批人敏感地捕捉到。1996年前后，中国大陆一下子冒出了许多移民中介机构。他们把一份份移民材料递交到外国的移民官手上，后者有时候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审核，因为其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来路不明”的有钱阶层。
加拿大MANIFOLD数据统计公司的资料显示，从1988年到2002年的十五年间，前往加拿大的大陆新移民总数为27万人，加上1988年之前的少量移民，全加拿大的大陆移民将近三十万人。不过，移民海外的企业家没有谁愿意提起他们的故事。对财富的紧张，以及来自公众的道德审判，使得他们将这一切封入个人隐私。
企业家移民群体的演变
梳理十年移民大潮，必须循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潜行。郭丹回忆第一批移民海外的企业家，可以用三句话来形容：学历低、年龄大、地域性强。
这批人集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以福建人居多。在福建，穷人习惯于利用偷渡去海外淘金。但随着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利用沿海优势，在国内淘到了第一桶金。他们大多50岁左右，学历普遍偏低，但敢于冒险。
当时，国内办理移民加拿大的人并不多。人们刚开始富裕。当这批福建人的移民材料递交到加拿大移民局时，一些具有中国国情的企业经营模式，曾经让移民官很惊讶，他们第一次知道“挂靠”、“承包”的经营方式。当然，对于这批福建人的财富来源，他们也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审核体系。
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一系列变化，1998年开始，第二批具有典型特点的企业家加入到移民热潮中。此时，企业家移民的风潮开始蔓延到上海、江浙甚至中西部地区。与第一批福建人相比，这批人更年轻，有的已经具有大专学历。
而现在，移民群体变得更为复杂。多年以前的个体户和小企业主已不是移民主流，大企业的股东，以及新冒出的CEO群体，正在成为移民机构最大的客户。
他们大多非常年轻，拿着硕士学历，对国内的政策也更为敏感。一些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开始回国赚大钱，然后选择定居国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成为“空中飞人”。赚钱和家庭生活，分裂在大洋两端。
杨东（化名）是北京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总裁。他几年前就拿到了加拿大的绿卡，但杨东一年到头呆在加拿大的日子却为数不多。他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应付国内的生意。按照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他只需在五年之中累计在加拿大呆满两年，就可以维持永久居留签证的身份。
杨东在生意场上的朋友，有很多都移民海外。其中少部分人，在国内的生意并不大，到了海外就开始转型，大多选择做贸易。
企业家移民，一般把妻子和子女安排在海外。她们在那里买房，买车，受教育，过着和当地人一样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律师，家庭医生。
郭丹的一个客户向她说，在加拿大呆得越久，越不想回国。那里阳光充足，环境可人，和老婆孩子呆在一起仿佛尽享天伦之乐。
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长久。他们必须回国做生意，然后把赚到的钱拿到海外去消费，毕竟将自己的事业全部搬到国外而移民的老板并不多。所以更多的企业家只能飞行在两国之间，两边各住上十天半月，有时候他们也带上孩子和爱人一起回中国，比如说过春节，但更多的时候还是电话和E-mail。
企业家们意识到，移民之后的家庭生活和事业，开始分裂。就像杨东，常常必须在不同国度和不同身份之间不断转换。全家团聚的日子反而减少。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杨东很无奈。但是，这依旧无法停止中国企业家前赴后继的携妻带子奔向海外。
他们为何移民海外？
自1996年开始的移民大军，他们唯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富裕，而巨额资金的来源却不尽相同。事实上，就算移民中介机构不做广告，企业家也会想方设法去找他们。杨东说，他们有着深深的不安全感。
2004年，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上演讲称，“中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还是非常弱的，为什么那么多有了一定资产的人都纷纷申办外国护照移民海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感到不安全。”
当然，更多的企业家会说，移民海外是希望给下一代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的确，当他们在国外的高尚住宅区购置了别墅，孩子们也就能进入公立学校读书，比如加拿大的儿童就是按居住地就近入学——如果他们买的住宅处于很有素质的地区，学校当然不会差。
也有一些企业家希望在海外发现新的商业机会。自从拿到绿卡之后，杨东去大多数国家已经不需要签证，也不必担心“9.11”等政治事件导致的拒签。
但是，尽管有上述诸般好处，移民海外的企业家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选择——他是否需要成为一个外国人。按照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如果五年之内在加拿大住满三年，就可以拿到加拿大护照。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放弃中国国籍。
郭丹说，大多数移民的企业家，都把老婆孩子办成了加拿大国籍，但他们本人却保持着中国国籍，只是持有加拿大的绿卡而已。
这和爱国心有关，也与他们在中国面临的现实有关。
一旦放弃中国国籍，企业家每次回国还得到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在国内的生意也瞬间变成了外商投资，而中国部分行业政策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而且，他们不能随便买房，住酒店等等，以前凭借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解决的很多事情，现在因为其外国人身份，有可能变得更复杂。
企业家的去向选择
移民中介机构打出的企业家海外移民广告极具诱惑力。“无语言、年龄、学历要求；一人成功=全家绿卡+子女免费教育+全家免费医疗；无须放弃国内生意，国际化商务机会。”当然，最重要的一条是“只需80万加币”。
当然，560万人民币是对国内资产的要求，而实际投资在加拿大的钱大概100万人民币。
美国对企业家们的吸引力很大，但是条件高，过程复杂，成功率也比较低。郭丹说，现在，移民中介在向企业家推荐移民去向时，加拿大仍是首选。不管是国家规模、发达程度，还是教育、福利制度，加拿大在移民国中有着良好的口碑。加拿大是唯一一个可以通过“投资移民”方式直接拿到绿卡的移民国。相对而言，澳大利亚和德国，都必须先在当地投资两年以上，等条件成熟方可拿到绿卡。
最近几年，加拿大移民局对投资移民的资金审核越来越严格。那些有着模糊经营历史的企业家，不得不依托移民中介替他们打造一份完美的移民材料。
中国社科院今年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称，当前中国移民人数达到3500万人，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移民群体。浙江温州市有750万人口，其中有50万人移民海外。
来自加拿大移民部公布的数据说，中国内地移民已经连续7年稳居加拿大抵埠新移民人数排行榜之首。2005年，多达3.641万名内地移民报到，同时囊括经济移民及家庭团聚移民两大类别移民人数之首。
当然，国内的一切也正在变化。中国的《物权法》已经历经7次审议。评论家刘许川撰文指出，如果今年该法能够通过，“将会极大地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态度、财富观和创业热情，将会使中国在成为真正的大国道路上获得持续的推动力。”
或者，这可能改变企业家移民群体的选择。
技术移民加拿大的热潮被投资移民取代
在90年代中期的这股大陆移民热潮中，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企业主是无可争议的先锋和生力军。他们首先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在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财产、人身安全以及子女的教育问题开始成为他们潜意识中的忧虑。
这种忧虑被另外一批人敏感地捕捉到。1996年前后，中国大陆一下子冒出了许多移民中介机构。他们把一份份移民材料递交到外国的移民官手上，后者有时候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审核，因为其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来路不明”的有钱阶层。
加拿大MANIFOLD数据统计公司的资料显示，从1988年到2002年的十五年间，前往加拿大的大陆新移民总数为27万人，加上1988年之前的少量移民，全加拿大的大陆移民将近三十万人。不过，移民海外的企业家没有谁愿意提起他们的故事。对财富的紧张，以及来自公众的道德审判，使得他们将这一切封入个人隐私。
企业家移民群体的演变
梳理十年移民大潮，必须循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潜行。郭丹回忆第一批移民海外的企业家，可以用三句话来形容：学历低、年龄大、地域性强。
这批人集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以福建人居多。在福建，穷人习惯于利用偷渡去海外淘金。但随着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利用沿海优势，在国内淘到了第一桶金。他们大多50岁左右，学历普遍偏低，但敢于冒险。
当时，国内办理移民加拿大的人并不多。人们刚开始富裕。当这批福建人的移民材料递交到加拿大移民局时，一些具有中国国情的企业经营模式，曾经让移民官很惊讶，他们第一次知道“挂靠”、“承包”的经营方式。当然，对于这批福建人的财富来源，他们也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审核体系。
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一系列变化，1998年开始，第二批具有典型特点的企业家加入到移民热潮中。此时，企业家移民的风潮开始蔓延到上海、江浙甚至中西部地区。与第一批福建人相比，这批人更年轻，有的已经具有大专学历。
而现在，移民群体变得更为复杂。多年以前的个体户和小企业主已不是移民主流，大企业的股东，以及新冒出的CEO群体，正在成为移民机构最大的客户。
他们大多非常年轻，拿着硕士学历，对国内的政策也更为敏感。一些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开始回国赚大钱，然后选择定居国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成为“空中飞人”。赚钱和家庭生活，分裂在大洋两端。
杨东（化名）是北京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总裁。他几年前就拿到了加拿大的绿卡，但杨东一年到头呆在加拿大的日子却为数不多。他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应付国内的生意。按照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他只需在五年之中累计在加拿大呆满两年，就可以维持永久居留签证的身份。
杨东在生意场上的朋友，有很多都移民海外。其中少部分人，在国内的生意并不大，到了海外就开始转型，大多选择做贸易。
企业家移民，一般把妻子和子女安排在海外。她们在那里买房，买车，受教育，过着和当地人一样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律师，家庭医生。
郭丹的一个客户向她说，在加拿大呆得越久，越不想回国。那里阳光充足，环境可人，和老婆孩子呆在一起仿佛尽享天伦之乐。
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长久。他们必须回国做生意，然后把赚到的钱拿到海外去消费，毕竟将自己的事业全部搬到国外而移民的老板并不多。所以更多的企业家只能飞行在两国之间，两边各住上十天半月，有时候他们也带上孩子和爱人一起回中国，比如说过春节，但更多的时候还是电话和E-mail。
企业家们意识到，移民之后的家庭生活和事业，开始分裂。就像杨东，常常必须在不同国度和不同身份之间不断转换。全家团聚的日子反而减少。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杨东很无奈。但是，这依旧无法停止中国企业家前赴后继的携妻带子奔向海外。
他们为何移民海外？
自1996年开始的移民大军，他们唯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富裕，而巨额资金的来源却不尽相同。事实上，就算移民中介机构不做广告，企业家也会想方设法去找他们。杨东说，他们有着深深的不安全感。
2004年，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上演讲称，“中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还是非常弱的，为什么那么多有了一定资产的人都纷纷申办外国护照移民海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感到不安全。”
当然，更多的企业家会说，移民海外是希望给下一代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的确，当他们在国外的高尚住宅区购置了别墅，孩子们也就能进入公立学校读书，比如加拿大的儿童就是按居住地就近入学——如果他们买的住宅处于很有素质的地区，学校当然不会差。
也有一些企业家希望在海外发现新的商业机会。自从拿到绿卡之后，杨东去大多数国家已经不需要签证，也不必担心“9.11”等政治事件导致的拒签。
但是，尽管有上述诸般好处，移民海外的企业家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选择——他是否需要成为一个外国人。按照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如果五年之内在加拿大住满三年，就可以拿到加拿大护照。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放弃中国国籍。
郭丹说，大多数移民的企业家，都把老婆孩子办成了加拿大国籍，但他们本人却保持着中国国籍，只是持有加拿大的绿卡而已。
这和爱国心有关，也与他们在中国面临的现实有关。
一旦放弃中国国籍，企业家每次回国还得到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在国内的生意也瞬间变成了外商投资，而中国部分行业政策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而且，他们不能随便买房，住酒店等等，以前凭借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解决的很多事情，现在因为其外国人身份，有可能变得更复杂。
企业家的去向选择
移民中介机构打出的企业家海外移民广告极具诱惑力。“无语言、年龄、学历要求；一人成功=全家绿卡+子女免费教育+全家免费医疗；无须放弃国内生意，国际化商务机会。”当然，最重要的一条是“只需80万加币”。
当然，560万人民币是对国内资产的要求，而实际投资在加拿大的钱大概100万人民币。
美国对企业家们的吸引力很大，但是条件高，过程复杂，成功率也比较低。郭丹说，现在，移民中介在向企业家推荐移民去向时，加拿大仍是首选。不管是国家规模、发达程度，还是教育、福利制度，加拿大在移民国中有着良好的口碑。加拿大是唯一一个可以通过“投资移民”方式直接拿到绿卡的移民国。相对而言，澳大利亚和德国，都必须先在当地投资两年以上，等条件成熟方可拿到绿卡。
最近几年，加拿大移民局对投资移民的资金审核越来越严格。那些有着模糊经营历史的企业家，不得不依托移民中介替他们打造一份完美的移民材料。
中国社科院今年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称，当前中国移民人数达到3500万人，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移民群体。浙江温州市有750万人口，其中有50万人移民海外。
来自加拿大移民部公布的数据说，中国内地移民已经连续7年稳居加拿大抵埠新移民人数排行榜之首。2005年，多达3.641万名内地移民报到，同时囊括经济移民及家庭团聚移民两大类别移民人数之首。
当然，国内的一切也正在变化。中国的《物权法》已经历经7次审议。评论家刘许川撰文指出，如果今年该法能够通过，“将会极大地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态度、财富观和创业热情，将会使中国在成为真正的大国道路上获得持续的推动力。”
或者，这可能改变企业家移民群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