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以科举作为选官的主要途径,扩大了人才的选拔范围,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通过科举得以入仕参政,成为官僚集团的核心力量。经济地位的升降沉浮,入仕方式的演化,士人阶层统治地位的巩固,互为表里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入仕后知识分子的阶层利益与王朝利益即国家社稷的利益,在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参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他们积极上书言事,评判历史,参与政治,表现出较强的主人翁意识和使命感。
　　[关键词]宋代 ; 科举制度 ; 士大夫 ; 参政意识;社会责任感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2-0011-03
　　
　　宋王朝建立在唐末五代割据混战的历史之后,在与周边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中多是屈膝求和、奴颜媚骨的姿态,给人一种积贫积弱的印象。然而武事不济却与赵宋王朝欣欣向荣的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反差。宋朝,尤其是北宋,可以说是人才辈出,他们的成就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哲学、史学、科技等各个领域,使这一时期的文化登峰造极。自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为保障北宋的长治久安,防止出现唐末五代武将握兵自重之弊,采取了重文轻武、重用文臣的策略。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社会环境中,宋代出现了一批社会精英——士大夫阶层,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即文人和官僚。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把自己的命运与宋王朝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入世精神,形成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进退皆忧意识。宋代士大夫强烈的参政意识与朝廷对士大夫的礼遇与优待有关。宋代统治者为了笼络广大的地主阶层,给官员士大夫的俸禄是其他朝代难以企及的,对士大夫的优待相对于前后各朝代来说也无与伦比。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由士而仕,投身宦海,参与政治,是自身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势力强大,“九品中正制”这种选官制度为门阀世族所垄断,从政治上阻断了广大知识分子为官从政的道路。隋唐时代,中小地主兴起,九品中正制被新兴的科举选官制取代。由于科举制度处于創立阶段,制度本身尚不完善,因而大量寒门士子仍旧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由于士族门阀残余影响的存在,那些科举入仕的部分寒族,在跻身统治阶级行列之后很快变成了新士族,这种情况很难激发他们入仕参政的积极性。这一时期的士大夫还没有在群体意义上形成一种仕以行道、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仕参政意识。唐末五代至宋,门阀士族地主彻底衰微,庶族地主取得绝对优势,大批中小地主涌现出来,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取得一定地位。宋代统治者适应了这种变化,以科举为选官的主要途径,而且有意识扩大选拔范围,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得以通过科举入仕参政,并成为官僚集团的核心力量。
　　宋代积贫积弱,在强敌的威胁之下生存了300多年,开始有契丹的威胁,后来又有西夏的袭扰,最后被金人所灭。南宋一开始偏安江南,生存举步维艰,后来又受到蒙古的威胁。强敌威胁之下的宋政权能够存在300多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得力于文人士大夫集团和宋朝君王的同心同德。如果翻开两宋的史料,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即发生在前代的后妃、外戚、宗室、宦官等专权、扰乱朝政的事情在宋代都没有发生过。宋代只出现过权相架空皇帝、扰乱朝政的局面。这个简单的事实非常简洁地说明了宋代相权强化的事实。其根本原因,也是宋代帝王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结果。尽管如此,宋代帝王仍然选择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统治模式。
　　宋代皇帝采取了一种“委任责成”的方式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委任”就是把治理国家的重大责任委托给宰相及以宰相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集团;“责成”就是要责其成功,期待宰相们在治理国家方面有所作为。在“委任责成”的模式中,皇帝握有最高统治权,宰相仅有最高议政权和行政权。在正常情况下,相权的充分发挥,就是皇权的最好体现。封建专制社会的权力结构是金字塔形,皇帝个人在金字塔的塔尖,位于权力的最高端,越往下官僚机构就越庞大,皇帝来操纵、指挥权利的运作。但是作为个体,皇帝的能力、精力、时间非常有限,必须要依靠其他政治群体来统治国家,有时候要靠一个政治群体或者几个政治群体。皇帝必须要和这些政治群体共同组成权力中心,这样才能管理好国家。
　　唐太宗曾经评价隋文帝说:“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 宋代的皇帝也认识到这一点,宋真宗曾说:“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独治也?”从历史上看,皇帝有时候会信任自己身边的内臣,有时候会依靠同姓的宗室,有会时候会依仗后妃和外戚。因此,中央机构经常就会出现宦官、宗室、外戚、后妃专权的局面。
　　宋代帝王对这一点是非常警惕的,他们作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决定,表明他们决心依赖文人士大夫这个政治群体。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文彦博当面向宋神宗指出,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朱熹门人曹彦约上《封事》,直称在位的士大夫为“天下之共治”,但是讲得最透彻的是程颐,他在为皇子们讲解《尚书·尧典》时说:“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所谓“人”,当然是指奉行儒道的笔杆子——儒生、士人、士大夫。依赖文人士大夫这个政治群体,而把宦官、后妃、外戚、宗室这些政治集团都摒除于核心权力圈之外,并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后代皇帝所遵循。宋太宗曾对宰相李昉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两宋之间得到了很好贯彻,其中原因值得我们做进一步思考。宋代皇帝作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选择,首要原因是对历史的反思。宋朝开国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积累了非常丰厚的关乎国家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明智的皇帝知道要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来看一看应该怎么治理国家,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汲取经验教训,来制定切实可行的建国、治国政策。宋代皇帝特别擅长以史为鉴,那么以史为鉴总是对距离最近这个朝代记忆最为深刻。宋代前面曾经有过疆域广阔、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后期却陷入了战火连绵、四分五裂的局面。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更为频繁。导致唐朝后期陷入战火连绵、四分五裂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地方军阀的割据一方。宋太祖本人就是通过在军队中的势力膨胀,获得军队中将领的支持,再用“陈桥兵变”的方式黄袍加身坐上皇帝宝座的。所以,军阀势力的膨胀,会直接威胁到皇权的统治,北宋皇帝对此非常清楚。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相信文人士大夫,压制武人,也就是压制军事将领的势力。宋代的基本国策是“以文抑武”,拿文人来压抑武人。因此,对军队中的将领采取了许多的防范措施,充分信任文人士大夫,委文人士大夫以重任。
　　宋代帝王相信文人士大夫,并推出一系列尊崇文人士大夫的措施。首先,宋代统治者改革科举制度,拓宽了文人的发展道路。隋唐以来,实施科举制度,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做官,是选拔官员的一个重要途径,但隋唐时期录取人数非常有限,有时候全国一年只录取七八个人,多的时候也只有几十名。偌大的国家需要那么多官员,而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人只是少数,所以,在官员组成的结构上,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官员比例很小。从宋太宗开始,大量录取考生。宋真宗的时候,有一次录取达到了1600多人。宋仁宗时规定,一届录取以400人为限,但是有时候也有超过400人的。
　　另一方面,宋代科举考试取消了门第限制。唐朝有门第限制,出身农、工、商阶层的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宋朝时这些限制都被取消,士农工商阶层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与唐朝相比,宋代的科举考试还有很多变化。唐朝的科举考试考卷是不密封的,考官可以直接看到考卷上考生的姓名,所以,唐朝的科举考试有失公正,有时在考试之前就定好了名次。这种在科举考试之前决定考生名次的做法在唐朝是公开,被称之为“公荐”。宋朝科举考试推行密封、誉录的相对严格的考试制度,不仅仅密封了考生的考卷,还专门雇抄写员把考生的考卷全部抄写一次,叫“誊录”。这种制度的推行,使考试相对来说比较公正。宋代通过科举考试改革,让广大的读书人,经过比较公平的竞争进入官场,保证了官员队伍的素质。这一改革使得大批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进入领导核心层。有人曾经对宋朝的宰相做了一个统计,其中90%多都是从进士科举考试出身的。宋代科举考试还特别增加了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所有的考生考出来以后都是“天子门生”,所以,身份非常要,荣耀无比。
　　因此,与以前相比,宋代的士大夫更加表现出积极的参政意识。然而,宋代士大夫的参政意识仅仅与朝廷的礼遇优待和内忧外患的局势有关吗?笔者认为,宋代科举制度重策论轻诗赋的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隋朝开科举制度之先河,但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所以,科举制度并未形成固定的形式。唐朝的科举制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考试科目很多,如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经常设置的是进士和明经两科。其中进士科一开始只试策,高宗时开始加诗赋,唐朝的科举相当重视诗赋。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进士科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主体,也是最受重视的贡举科目,其考试内容主要有诗、赋、策论、帖经、墨义等。其中诗赋自唐代就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主要测试举人的文辞。策论则是一种政治性、时政性很强的综合性考试,考题题多出自经史或时务,多提问一些与政治、国家相关的内容,考生必须用自己的知识并结合现实作答,以此测试士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对经学、历史及时事的认识水平。
　　宋初,科举考试受唐代重诗赋风气的影响,进士考试主要取决于诗赋文辞。随着社会现实的需要,宋朝有识之士认识到这种取仕方式选取的人才对治理国家实际作用不大。天圣五年(1027),进士科“不得只于诗赋进退等等,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反映出宋代取仕从唐代重视诗赋辞句向重视策论的转化。庆历时期,进士科的考评方式再次进行了改革,规定进士考试分三场,首场试策,次场试论,终场试诗赋。在考试过程中,凡试策不过者,就没有资格参加第二、三场考试。这与宋初的考试次序完全颠倒,这种先策论后诗赋的考试方式不仅仅是场次的调换,也是考评内容的重大变革。策论被提高到这样一个高度,促使宋代文人在备考、应试、试后都格外重视社会现实,并全力投入时文的学习和写作,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到宋神宗时,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了彻底改革。这是宋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改革,即“变声律为议论”。所谓的“变声律为议论”也就是以时务策论取代了诗赋,从此进士科成为宋代科举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科目。虽然元佑更化时期复试诗赋,但终以经义为主。
　　科举考试内容的转变使宋代文人将注意力从空洞的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转移到国家、人民、社会、政治等现实问题上来。因此,宋代的文人从一开始便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务实的习惯。可见,科举制度由重诗赋到重策论的政策变更起了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这种由政府引导文化潮流的做法从根本上触动了宋代文人的心弦,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敏感度,使他们的着眼点也随之转移到时政上来,进而从根本上产生了关心时务的意识,久而久之形成了议政的习惯,最后发展成为一种积极参政观念。
　　随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夏、金的崛起,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无法抵挡这内忧外患的形势,宋代文人产生“进退皆忧,先忧后乐”的高尚情怀和济国救民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不仅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也道出同時代以及整个宋代的儒者群体或士人群体的心声,树立了儒者的高尚风范,更完美地体现了宋代文治的时代精神和主旋律。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士人的高风亮节仍然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