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谓人应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对照这样的要求,今人的确存在许多缺失。也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缺失,才使得今天的许多人在研习书法、绘画这些传统艺术时,往往有一种学养不足、积累不够的尴尬。其实研习任何一门艺术,在入门之后,若想获得高层次的提升,在熟练掌握和运用技法层面上的东西之外,关键性因素便是学养的积累和在此基础上的见识力的提高,从而使自己具备超越一般人的认识判断力以及更为宽阔的艺术视野。不具备这一对相互依存的条件,人的从艺之途只能是望其门墙而不见宫室之美。任何一门艺术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人的修养的积累与提升也历来不可能局限于某一个单一的领域,为书画者不能为文,为文者不习书画,这种现象的确是一种令人遗憾的事。触类旁通、兼收并蓄的道理,对于今天的人们,显得尤为必要。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更愿意谈谈汪玉良先生的绘画。
　　汪玉良先生早年就步入诗坛,在当代甘肃文学史乃至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留不了赫赫诗名。对于一个出身于还没有文字的弱小民族的他而言,这一条从艺之路,必须付出许多艰辛。读汪玉良的诗作,我们从中获得最多的体味便是他诗中蕴涵、闪烁着东乡民歌神韵的淳美之感和他的那个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所洋溢的那一份幸福、快乐之感。在吟诗之余,他又转入花鸟画这个艺术世界,至晚年,更是专攻于此。而今,蔚然成其大观,不仅为他也为甘肃画坛增添了一片盎然春光。他的画在许多方面是他诗魂诗风的延续,是他故土家园民族之情的一种渲染和喷发。
　　在他的花鸟世界中,最为常见的描画对象是牡丹、桃、李、梅、荷。对花卉的喜爱本来就是东乡民族的民风民俗,东乡人通过对花卉的喜爱和呵护向人们昭示本民族对美、对圣洁的热爱和追求,并在这种追求中传达出一种酣畅淋漓的情感。汪玉良先生的画作随类敷彩,用色热烈,浑厚妍美,绮丽清新。他善于用强烈的对比,以浓重的色彩和水墨相配,把深浅变化的水墨、劲健的笔力和娇艳的花卉本色结合起来,既质朴雅致又新鲜活泼,极具视觉冲击力。他画桃、杏、荷、梅时,喜欢用妍美的色彩和水墨构图,一扫文人惯有的哀伤之情,给人一种豁然中开、酣畅淋漓之感。如果说八大山人的笔下多是“枯荷听雨声,红烛赏残花”的冷漠孤寂和伤感幽怨的情绪,那么汪玉良先生的画作更是一幅幅“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盎然景象。这样的描绘绝不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情调,而是一种把艺术的视角直抵心田、直触他真切熟悉而千百次拥抱咀嚼回味的儿时记忆、故乡情怀。置身他的花鸟世界,我们也仿佛随他一起回到了他的故乡唐汪川,感受那里特有的山水自然,一派天籁,生机勃勃。这样的艺术追求,成就了汪玉良先生画作中那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汪玉良先生虽栖身金城,但他时刻都保持着一份东乡人的情愫,他笔下这些鲜活妍丽的花鸟,多是他少时的记忆印码和对故乡的美好追思,这份追思变成了美好的画意,使他画出了自己特有的美好感觉,并在一种真实、朴素、亲切、热烈之中,打动人、感染人。他笔下的花草蔬果,不是旧时文人士大夫的孤芳自赏,也不是宫廷画家笔下的清赏图,而是天下百姓所喜爱的一种景观物象,如同陈年老酒,淳真味浓。这老酒中渗入了几许往事,融入了丝丝乡情,掺和着美好祝愿,把对故乡的种种情感、东乡人的酸甜苦辣、审美追求都跃然纸上,让人喜闻乐见。
　　汪玉良先生的画属文人画范畴,他努力追求水墨色彩浓淡变化的奇妙,追求浓淡相适、干湿相伴、虚实相生、动静相宜、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在写意的放达中又多有节制,泼墨敷色而不脱其形,在“形似”与“逸笔”之间,找到了一种和谐平衡之美。同时,他的画在许多地方又追求一种简淡的意境,布局简练,意境深邃,对虚空舍放、知白守黑、计白当黑都有自己的理解,且在多年的追求体会中运用自如、挥洒有致。作诗讲求诗境,讲求用诗化的语言铺排出奇妙的意境。汪玉良先生的诗作,善于从东乡民歌中吸取营养,善于运用民歌中的“比兴”手法,追求一种声调色韵和语言的有机结合,并以此来呈现一种浓郁的民族风韵和生活趣味。这种追求与他画作中所显现的趣味品格和意境追求一脉相承。他的诗句,语言清新明快,同时又多以口语、俚语入诗,增添一种土讷质朴的诗味,并以此来渲染其诗作的感情色彩。他的画作,在墨色色彩的变化中,以简约的笔法构图,营造出清丽妍然的画面意境,寥寥数笔,重在气韵,而气韵中最大的内涵便是鲜活、生机,给人一种赏心悦目同时又郁勃盎然的感觉。这也是他乡情、乡缘、乡忆的体现,由诗而画的多年一贯追求。
　　在汪玉良先生的花鸟世界中,我尤喜其桃杏一类的题材。众所周知,汪玉良先生的家乡盛产唐汪杏,此为甘肃飨人之佳品。在他一幅题为《梦牵魂萦游子情》的作品中,成熟的大结杏布满枝头,几只鸣鸟向人们报告着一个丰收的季节。画家用红、黄二色凸现果实的成熟感,用墨色点染的枝叶作铺陈,更彰显了果实丰腴、沉甸饱满的感觉,令人垂涎欲尝。此作品动静相宜、声色成趣,在乡土气息中讴歌着一种成熟和丰收之美,洋溢着一种撩人的喜悦之情。
　　牡丹为汪玉良先生经常描绘的对象。“花中之王”和他的民族有着许许多多的天然联系,这种联系我们从悠扬的花儿中可以亲切地体察到,这或许也是汪玉良先生喜爱画牡丹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笔下的牡丹绚丽富贵,但无俗媚之态,给人一种蓬勃绽放的感觉。花团锦簇的牡丹花瓣,色彩晕染错落有致,层次分明。在《四月牡丹闹河州》这幅作品中,作者在取法自然的基础上,有意识地作了一些大胆处理,以浓墨勾勒花干的边缘,花干中敷以浅黄,突出枝干的沧桑岁月之感,并以此来表现老干新枝、竞相吐艳的蕴涵。八朵怒放的牡丹同时出现在一幅图画之中,用近乎一种“拥塞”、“叠加”的构图方式来表现牡丹开放的气势与张力,也正暗合“闹”的意趣。此字取法古人“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意,赋静物以动感,而这种动感也正来自于画面中锦簇团拥的花朵,来自画家笔下那收煞不住的奔放情感。
　　汪玉良先生画梅,一方面延续他画桃、杏、牡丹时所传递出的蓬勃旺盛、怒放的感觉,同时也追求一种清幽、冷峭、静寂的意境。古人云:“若作梳风洗雨,枝闲花茂,要离披烂熳;若作披烟带雾,枝嫩花娇,要含笑盈枝;若作临风带雪,低回偃折,要干老花稀;若作停霜映日,森空峭直,要花细香舒。梅有数家之格,或疏而娇,或繁而劲,或老而媚,或清而健。岂可言尽哉。”此论分析了画梅时根据不同状态下的描绘对象应采取的表现方式和境界追求。汪先生笔下的梅花也大致无出于上述不同的类型和范畴,或傲雪怒放,或在底色的晕染中以冷梅的姿态出现,干之铁骨,花之妖娆,神情毕现。在许多时候,他又不敷底色,轻勾几笔,点染有加,让几枝梅花横跃之上,既空灵寂远,又趣味横生,可谓尽得古人画梅之妙。但同时他也追求“笔墨当随时代”的古训,在书写文人雅趣的同时,更想通过对梅花的描画,传达出他对生命的一种讴歌和礼赞。
　　汪玉良先生的花鸟画饱含文化意蕴。如同他的诗作一样,汪先生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他的家乡,他的民族,思考着家乡与民族的过去与未来。所以,他沉痛地悼惜着他的民族所经历的各种苦痛的历史,同时也真情地歌颂着正在走向新生、走向现代文明、走向未来的东乡人。无论苦痛还是欢悦,他都是真诚而炽烈的,同时也是深沉的。对于生活在唐汪川上的东乡族而言,他们居住的环境并不优越,面对的自然条件甚至还有几分严酷。从民族而言,它还是显得有些弱小,在生活方式方面,他们还夹带着许多圈嘲贫穷的困窘。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以旺盛的生命力顽强地生存下来,并顽强地坚守住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信仰,在这种顽强之中酿就了一种强悍、达观、热烈的生活态度与酣畅淋漓的情感方式。这是一个民族弥足珍贵的品格,他们不仅在恶劣环境的扼杀中坚守住了自己的土地,而且适应了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收获着丰收、欢乐与爱情,成为这方土地的主人。这个民族所显现的强韧的生命力,是永远值得讴歌和礼赞的。对生命力的赞美和坚韧品格的讴歌,不仅成为汪玉良诗作的主题,也成为他花鸟画世界一个突出主题。他的花鸟画不加修饰,甚至是直抒胸臆般地去表现花卉的怒放、果实的成熟,不惜用绮丽的色彩去敷陈这种感觉,这正是他对本民族昂奋生命力的曲折表现。在他的花鸟世界里,绝少矫饰做作,更无传统文人画中的那些雅逸闲适,而是大胆淋漓地去讴歌一种生命之美、成熟之美、丰收之美,在一种浓郁的乡情乡恋之中去营造厚重的乡土气息,这是他诗与画一致的追求,也是他故土情结、民族情感的强烈表达。
　　一个热爱本民族的诗人和画家,他必然要思考自己所钟爱的民族的未来。这个思考对于汪玉良先生而言,是一个由复杂而逐渐清晰、明朗的过程,这简单的结论就是希冀他的民族,在保持一种旺盛生命力的同时,以一种昂奋的姿态迎接和走向未来。一个热爱生活、一个憧憬美好爱情、一个大胆热烈、一个赞美人间至美的民族,可以迎接任何的挑战,走向更大的新生。汪玉良先生在人生暮年,用画笔、用色彩线条、用他营造的花鸟世界无时不在向人们昭示着他对自己民族、对故土、对家乡的这份炽热之心,这份浓郁之情。讴歌生命、热爱生活、礼赞至美是汪玉良先生不变的乡情,也是他由衷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