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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员均龄逾七十
1949年元旦的上午，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邸举行了新年团拜会。会上，蒋介石宣读了乞和的《新年文告》，暗示自己将下野，也向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公开哀鸣，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2月14日，代理总统李宗仁迫不及待地派出“敲门使
团”——“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与中共接触。
关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组成，国民党政府及李宗仁在人员选择上颇费心机，2月8日，李宗仁赶到上海，最终选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以私人身份）四人。选定这四位人物，李宗仁可谓处心积虑。其理由一是社会地位高；二是在某一领域内资历深，或是外交家，或是法学界老前辈，或是教育界前辈，都是有名望的社会活动家；三是这些人中或多或少都有和平愿望。
2月13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终于成行。四位平均逾七十高龄的老人在历史重要关头担负起和平重任。2月14日下午4时，一行人抵达北平。
15日，北平市长叶剑英到六国饭店会见并宴请代表团，出席宴会的还有董必武、林彪、罗荣桓、薄一波等人。交谈中，颜惠庆表示：“我们四人合起来有300岁了，我还有心脏病，本来不适宜坐飞机的，但是还是带着医生来了。此次来北平是个人来的，不是当什么代表，是希望全国和平统一，这样对内对外均好……”
此后，叶剑英分别与代表团成员晤谈。江庸对叶剑英说：和平是合乎全国人民愿望的，要打仗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今天蒋介石下台，李宗仁既有和平的要求，尽管他缺乏实力，共产党不妨答应，并请叶剑英将此话转达给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有什么事尽可商量
2月22日，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傅作义、邓宝珊和刘仲华由北平飞抵石家庄，并于当日下午7时到达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周恩来已在那里等候多时，安排他们住在西柏坡后沟招待所。
此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代表团成员与中共领袖毛泽东有着渊源已久的交情。1920年，毛泽东筹划赴法勤工俭学，请求湖南同乡章士钊赞助。章立即多方筹措，赞助两万银元。这笔巨款，一部分赞助湖南青年留法，一部分帮助毛泽东回湖南闹革命。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章士钊聚谈，毛泽东曾开门见山地问章士钊该怎么办。章在手上写了个“走”字，递给了毛泽东，然后悄悄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毛泽东默然，但内心甚感激他，后来回延安后对周恩来说：“只有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意见。”邵力子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民主革命漫长的历程中，与毛泽东也有过不少接触，私人交情也很好。1945年8月重庆谈判时，邵力子虽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但遇到国共双方看法不一致时，他就力排众议，千方百计地求同存异，使之达成协议，并由此获得“和平老人”的称号。
毛泽东说，你们为和平远道而来，共产党是爱好和平的，有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所以我们不必再重复表明来意。这次谈话约一二个小时，对此，江庸曾回忆道：毛主席说到目前时局，只是自由自在地漫谈，但从漫谈中，也很可以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第二天早飯后，毛主席又同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漫谈了一小时。当有人提出蒋介石愿意进行谈判时，毛主席说：蒋介石在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但他又提出了先决条件，要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他这还是想继续打仗，不是和平谈判。
八点秘密协定
会谈主要由周恩来出面，“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与周恩来谈了两次，主要就国共和谈的可能性以及南北通邮、通航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结果非常圆满。双方经过会谈，达成八点秘密协定：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这八条秘密协定，为国共双方4月北平和平谈判铺平了道路。
2月24日，代表团带着毛泽东主席给李宗仁的一封信飞返北平。27日上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离开北平。
4月1日，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在北平正式开始。经过半个月的谈判，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本来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李宗仁是否具有谋和的能力，深表怀疑，后经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多番解释，中国共产党才终于开始以李宗仁为对手的和谈。如此得来不易的“和谈之门”，被国民党关闭，这使邵、章感到莫大的遗憾。李宗仁后来也说：“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
（摘自《作家文摘》）
1949年元旦的上午，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邸举行了新年团拜会。会上，蒋介石宣读了乞和的《新年文告》，暗示自己将下野，也向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公开哀鸣，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2月14日，代理总统李宗仁迫不及待地派出“敲门使
团”——“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与中共接触。
关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组成，国民党政府及李宗仁在人员选择上颇费心机，2月8日，李宗仁赶到上海，最终选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以私人身份）四人。选定这四位人物，李宗仁可谓处心积虑。其理由一是社会地位高；二是在某一领域内资历深，或是外交家，或是法学界老前辈，或是教育界前辈，都是有名望的社会活动家；三是这些人中或多或少都有和平愿望。
2月13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终于成行。四位平均逾七十高龄的老人在历史重要关头担负起和平重任。2月14日下午4时，一行人抵达北平。
15日，北平市长叶剑英到六国饭店会见并宴请代表团，出席宴会的还有董必武、林彪、罗荣桓、薄一波等人。交谈中，颜惠庆表示：“我们四人合起来有300岁了，我还有心脏病，本来不适宜坐飞机的，但是还是带着医生来了。此次来北平是个人来的，不是当什么代表，是希望全国和平统一，这样对内对外均好……”
此后，叶剑英分别与代表团成员晤谈。江庸对叶剑英说：和平是合乎全国人民愿望的，要打仗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今天蒋介石下台，李宗仁既有和平的要求，尽管他缺乏实力，共产党不妨答应，并请叶剑英将此话转达给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有什么事尽可商量
2月22日，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傅作义、邓宝珊和刘仲华由北平飞抵石家庄，并于当日下午7时到达中共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周恩来已在那里等候多时，安排他们住在西柏坡后沟招待所。
此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代表团成员与中共领袖毛泽东有着渊源已久的交情。1920年，毛泽东筹划赴法勤工俭学，请求湖南同乡章士钊赞助。章立即多方筹措，赞助两万银元。这笔巨款，一部分赞助湖南青年留法，一部分帮助毛泽东回湖南闹革命。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章士钊聚谈，毛泽东曾开门见山地问章士钊该怎么办。章在手上写了个“走”字，递给了毛泽东，然后悄悄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毛泽东默然，但内心甚感激他，后来回延安后对周恩来说：“只有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意见。”邵力子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民主革命漫长的历程中，与毛泽东也有过不少接触，私人交情也很好。1945年8月重庆谈判时，邵力子虽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但遇到国共双方看法不一致时，他就力排众议，千方百计地求同存异，使之达成协议，并由此获得“和平老人”的称号。
毛泽东说，你们为和平远道而来，共产党是爱好和平的，有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所以我们不必再重复表明来意。这次谈话约一二个小时，对此，江庸曾回忆道：毛主席说到目前时局，只是自由自在地漫谈，但从漫谈中，也很可以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第二天早飯后，毛主席又同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漫谈了一小时。当有人提出蒋介石愿意进行谈判时，毛主席说：蒋介石在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但他又提出了先决条件，要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他这还是想继续打仗，不是和平谈判。
八点秘密协定
会谈主要由周恩来出面，“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与周恩来谈了两次，主要就国共和谈的可能性以及南北通邮、通航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结果非常圆满。双方经过会谈，达成八点秘密协定：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这八条秘密协定，为国共双方4月北平和平谈判铺平了道路。
2月24日，代表团带着毛泽东主席给李宗仁的一封信飞返北平。27日上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离开北平。
4月1日，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在北平正式开始。经过半个月的谈判，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本来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李宗仁是否具有谋和的能力，深表怀疑，后经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多番解释，中国共产党才终于开始以李宗仁为对手的和谈。如此得来不易的“和谈之门”，被国民党关闭，这使邵、章感到莫大的遗憾。李宗仁后来也说：“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
（摘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