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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一些被公认为符合民主规范的国家，比如美国，它本身也经历过一段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而艰辛奋斗的漫漫长路。由两度普利策奖得主安东尼.刘易斯撰写的《批评官员的尺度》一书，就精彩地记述了美国人民为争取媒体的言论自由权而不懈努力的详实细节，其中，那些来自体制内的，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为代表的民主形象栩栩如生，他们宽阔的胸襟、睿智的思维及其种种妙言警句尤其令人肃然起敬。
《批评官员的尺度》围绕争议颇多的沙利文诉案展开。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60年，警察局长沙利文以一则多处失实的批评性广告涉嫌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巨额赔偿。被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经九位高瞻远瞩的大法官力挽狂澜，最终一致裁决撤销原判，并全新阐释了宪法保护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最大自由权限。
沙利文诉案引发了有关言论自由诸多领域的广泛探讨，如媒体和公民对公共事务讨论的合法性问题。为媒体辩护的声音认为，“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大法官布伦南语）。至于《纽约时报》刊登的民权广告中涉嫌侵犯当地官员个人名誉的行为并不应受到追惩，辩护者坚定认为即便事实如此，我们也不能为安抚他人伤痛，而令言者有罪，政府不能压制公共讨论。事实上，很多包装成用来挽回个人名誉的诽谤诉讼，都将成功转化为挟制媒体的政治利器，并且通过民事诽谤诉讼打压媒体的策略，很快会被各地复制。为此，辩护者从意义更为深远的政治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不只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人民自治基础的光辉思想。
“宪法是否保护存在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言论自由？” 成为沙利文诉案争论的核心问题。在沙利文诉案中，一边是貌似无辜的权势官员，一边是现状失利的窘迫媒体，在两厢激烈交锋的斗争中，美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显然充满了远见卓识。尽管媒体发布的内容漏洞百出，但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媒体在民主社会转型中扮演着代言人的角色，如果没有媒体的深入揭批报道，多数人仍被蒙在鼓里。在推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尤其是媒体、公民批评政府官员的自由方面，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因此，一个文明、民主、进步的社会，都应当充分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其次，允许公众批评官员并无不当。“参与公共讨论是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它应当不受限制，很可能包括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大法官布伦南语）。再次，他们认为，所有对官员的评价，都享有免责权。同理，媒体没有义务必须确保完全正确，言论自由应容忍错误存在，甚至是一些严重错误，民主国家要“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引自大法官布兰代斯语）。
大法官们选择站在代表舆论自由形象的媒体一边是有着深思熟虑的，媒体的功能是什么？社会责任。他们担心如果媒体遭受打压，那么“本应充当公众批评之喉舌的报纸，从此将蜷缩在畏惧和胆怯的阴影之下”（大法官布伦南语）。同时，由于担心受到打压报复，面对压迫，人民会选择缄口不言。“如今我们政府的行政架构已愈来愈加叠床架屋，渎职、贪腐几率陡增，犯罪率屡创新高。媒体必须受宪法保障，才能揭发政府隐秘，公示人民知晓”（引自首席大法官休斯语）。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对批评之声有多大的容忍度，往往标志着这个社会有多高的民主程度。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必需品，所以必须反对追惩批评政府官员的行为。为显示公正，大法官们诡黠地明确：“公共官员因其公务行为遭到诽谤，必须证明言论发表者存在明显恶意，才可能胜诉。”（要证明“明显恶意”，简直比登天还难！）而对于媒体，他们认为尽管存在滥用自由现象，但从长远来看，这些自由对一个民主国家至关重要。
沙利文诉案中，美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还对设置“煽动诽谤政府罪”表达了根本质疑，认为此举违宪。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所谓“煽动诽谤政府罪”“危害治安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多是恐怖民意之举，“是全世界封闭社会的共同特征，政治自由荡然无存。”（引自法学教授小哈里·卡尔文语）“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拥有绝对主权。”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总统如是说。1794年麦迪逊在演讲词中同样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如果有检查言论自由的权利，那也应当是人民检查政府的言论，而不是政府检查人民的言论。”美国的铁面大法官雨果.布莱克也在临终前说出一句至理名言：“自由媒体肩负的至高责任，是防止政府行骗。”在政府讳疾忌医的世代，自由的声音可见尤其宝贵。
舆论自由，不能只是哲学界和政治评论界内部的纸上谈兵，更不是只需写在宪法的一纸空文上。实现舆论自由来之不易，除了媒体自身勇气以外，关键更在于立法保护（甚至偏袒）。目前，在美国，新闻媒体已真正担负起监督政府、评判官员的职能，成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如此比照，每一个既然承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更应当真诚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行文至此，让我们再一次向美国新闻自由的法律根源，简洁有效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致敬——“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批评官员的尺度》围绕争议颇多的沙利文诉案展开。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60年，警察局长沙利文以一则多处失实的批评性广告涉嫌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巨额赔偿。被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经九位高瞻远瞩的大法官力挽狂澜，最终一致裁决撤销原判，并全新阐释了宪法保护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最大自由权限。
沙利文诉案引发了有关言论自由诸多领域的广泛探讨，如媒体和公民对公共事务讨论的合法性问题。为媒体辩护的声音认为，“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大法官布伦南语）。至于《纽约时报》刊登的民权广告中涉嫌侵犯当地官员个人名誉的行为并不应受到追惩，辩护者坚定认为即便事实如此，我们也不能为安抚他人伤痛，而令言者有罪，政府不能压制公共讨论。事实上，很多包装成用来挽回个人名誉的诽谤诉讼，都将成功转化为挟制媒体的政治利器，并且通过民事诽谤诉讼打压媒体的策略，很快会被各地复制。为此，辩护者从意义更为深远的政治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不只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人民自治基础的光辉思想。
“宪法是否保护存在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言论自由？” 成为沙利文诉案争论的核心问题。在沙利文诉案中，一边是貌似无辜的权势官员，一边是现状失利的窘迫媒体，在两厢激烈交锋的斗争中，美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显然充满了远见卓识。尽管媒体发布的内容漏洞百出，但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媒体在民主社会转型中扮演着代言人的角色，如果没有媒体的深入揭批报道，多数人仍被蒙在鼓里。在推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尤其是媒体、公民批评政府官员的自由方面，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因此，一个文明、民主、进步的社会，都应当充分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其次，允许公众批评官员并无不当。“参与公共讨论是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它应当不受限制，很可能包括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大法官布伦南语）。再次，他们认为，所有对官员的评价，都享有免责权。同理，媒体没有义务必须确保完全正确，言论自由应容忍错误存在，甚至是一些严重错误，民主国家要“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引自大法官布兰代斯语）。
大法官们选择站在代表舆论自由形象的媒体一边是有着深思熟虑的，媒体的功能是什么？社会责任。他们担心如果媒体遭受打压，那么“本应充当公众批评之喉舌的报纸，从此将蜷缩在畏惧和胆怯的阴影之下”（大法官布伦南语）。同时，由于担心受到打压报复，面对压迫，人民会选择缄口不言。“如今我们政府的行政架构已愈来愈加叠床架屋，渎职、贪腐几率陡增，犯罪率屡创新高。媒体必须受宪法保障，才能揭发政府隐秘，公示人民知晓”（引自首席大法官休斯语）。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对批评之声有多大的容忍度，往往标志着这个社会有多高的民主程度。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必需品，所以必须反对追惩批评政府官员的行为。为显示公正，大法官们诡黠地明确：“公共官员因其公务行为遭到诽谤，必须证明言论发表者存在明显恶意，才可能胜诉。”（要证明“明显恶意”，简直比登天还难！）而对于媒体，他们认为尽管存在滥用自由现象，但从长远来看，这些自由对一个民主国家至关重要。
沙利文诉案中，美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还对设置“煽动诽谤政府罪”表达了根本质疑，认为此举违宪。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所谓“煽动诽谤政府罪”“危害治安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多是恐怖民意之举，“是全世界封闭社会的共同特征，政治自由荡然无存。”（引自法学教授小哈里·卡尔文语）“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拥有绝对主权。”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总统如是说。1794年麦迪逊在演讲词中同样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如果有检查言论自由的权利，那也应当是人民检查政府的言论，而不是政府检查人民的言论。”美国的铁面大法官雨果.布莱克也在临终前说出一句至理名言：“自由媒体肩负的至高责任，是防止政府行骗。”在政府讳疾忌医的世代，自由的声音可见尤其宝贵。
舆论自由，不能只是哲学界和政治评论界内部的纸上谈兵，更不是只需写在宪法的一纸空文上。实现舆论自由来之不易，除了媒体自身勇气以外，关键更在于立法保护（甚至偏袒）。目前，在美国，新闻媒体已真正担负起监督政府、评判官员的职能，成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如此比照，每一个既然承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更应当真诚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行文至此，让我们再一次向美国新闻自由的法律根源，简洁有效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致敬——“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