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国和日本，这两个帝国的领袖人物——决定帝国命运的他们，都在做什么？
　　慈禧+光绪+溥仪VS睦仁
　　末代皇帝与“旷代圣主”
　　1894年，中日开战。此年睦仁42岁，光绪23岁。但他们所主导的国家，可以把年龄互换一下。
　　光绪皇帝在1889年亲政。古老的政治把戏再次上演，朝中随即形成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明争暗斗。为了安抚慈禧太后，光绪的选择是为她重修颐和园，为此不得不向各地的官员摊派银两，最大的一笔来自李鸿章，来自海军军费。
　　慈禧的六旬庆典，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日本政府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动侵略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慈禧也是主战派，但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睦仁在位共45年，于1912年7月30日病死，由于在位期间使日本由落后的封建小国一跃成为军国主义强国，他被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奉为“旷代圣主”。三个月后，溥仪宣布退位，大清帝国落幕。
　　此后则是民国时代，溥仪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不过，他必须仰仗明治天皇的孙子裕仁天皇的庇护，如此行径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儿皇帝。
　　李鸿章VS伊藤博文
　　一个庸奴，即便他表现得再怎么“敬业”也注定成为不了“伟大首相”
　　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李鸿章之于伊藤博文，二人分别是中日两国“总理”级官员。甲午战争前，两人尚可平起平坐，可到了马关条约时，后者在前者面前只配说“是”。李鸿章为了少赔几两银子，甚至对伊藤博文说出了甘居“养子”的可怜话（“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伊藤对李鸿章揶揄道：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是以身家性命，推动一步到位的变法维新。从而使日本迅速在亚洲傲然崛起。伊藤改革的彻底性，岂是“裱糊匠”、“庸才中的人杰”李鸿章所能比拟的吗？
　　一个庸奴，即便他表现得再怎么“敬业”，或肝脑涂地，或殚精竭虑，也注定成为不了“伟大首相”。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决，是羊圈狼与草原狼的博弈，草原狼战胜羊圈狼是必然结局。
　　丁汝昌VS山县有朋
　　“马革裹尸”的不同境遇
　　1894年，日本陆军元老，甲午战争的日军主帅山县有朋攻占平壤，然后率军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连克九连城、丹东。由于日军连连得手，清军节节败退，山县越打越亢奋，甚至打算杀入中国内地与清军主力决战，全然不顾补给问题和西方列强有可能干涉。
　　首相伊藤博文并不赞同山县有朋的冒进主张，最终大本营采用了伊藤的建议，召回、罢免山县。临行前，山县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马革裹尸无所期，出师未半岂空回？
　　无奈天子召何急，临别阵前泪满衣！
　　日本不需要这样一位大佬战死沙场。他在伊藤博文死后操控了日本政坛，对日本迅速蹿升为世界军事强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的狂热也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再不回头，直到毁灭。
　　如今，对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评价已经有了新的判断，据考证，丁汝昌死于北洋舰队投降之后。北洋舰队的投降书不是如泰莱所说“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而是出于丁汝昌亲裁。而且服毒时间也不是投降前夕，而是在他发出第二封投降书后。他收到伊东同意投降的回书后，再次作书，要求宽限投降日期，在派“广丙”管驾程譬光送降书启程后才服药自尽。黄遵宪在《降将军歌》曾这样指斥：“已降复死死为谁”？
　　彼时，纽约时报对他们的评价给我们一些思考：“不管这些军官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是否像他们离开时表现的那样，但至少他们在展现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向世人展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
　　可惜，懂的人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