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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到了这个时候，我需要有跟内心对话的时间，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比如现在，我每天花1小时阅读、1小时锻炼、1小时思考、1小时写作……”程昕东拣了窗边的一个位子坐下，以一种总结性的方式打开了话匣，语调温软。早春的阳光洒在他身上，也洒在窗外东岳庙古老的屋顶上，那景致很符合人们对皇城帝都的想象。10多年前来看房时，这个小区还没盖完，他和太太蒲皓琳对窗外的景观一见钟情；因为各种不便，他们要搬离原来住的四合院，但还是只想住有北京味儿的房子，还有什么比这二环边上的居所更好的选择？
程昕东说的“这个时候”是指现在，他年过50之后，已经是中国当代艺术圈里响当当的人物，顶着好几个重要头衔，是著名的国际艺术策展人、艺术经纪人、画廊主人，还荣获了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而这个由他一手悉心打造的家，艺术几乎渗透进每一个细节。“房子还在改建时，我就琢磨着有哪些作品可以从仓库里调出来，每一件都得精挑细选。我本身从事艺术行业，但家毕竟跟博物馆、画廊不一样，那些地方要讲思想观念、历史线索、科学线索……家里嘛，视觉美感一定是第一位的，无所谓时空，最主要是符合我的审美趣味，不管东方西方、古代当代，任意混搭都可以。”
他指着二层的一块区域介绍道：“这个葫芦形的门是我特意要求做的，它是我对故乡江南的一种记忆。”门两旁挂着一副古董中国对联，左边有一盆兰花开得正盛，一束百合随意插在一个大陶罐里，再边上摆着一块从苏州买来的珍贵太湖石，右边则精心摆了一株几十年树龄的榕树盆景，配了一幅青年艺术家杨勋的“游园惊梦”画作，“这里就像我的一片后花园。”程昕东对自己的组合甚为满意，并且，这后花园也是中西混合的。太湖石后方墙上挂的是法国波普艺术家Alain Jacquet的画作《草地上的午餐》，空间另一面墙上还有一幅法国艺术家Bonnafa的抽象画作，有意打破局面，但又不显突兀。正是因为对自己的艺术品位胸有成竹，主人才有了这一系列自在灵性的发挥。而艺术这一改变程昕东整个人生轨迹的重要事物，是伴随着一系列偶然事件降临到他生命中的。
1963年，程昕东出生于浙江安吉，一个因为李安《卧虎藏龙》里那片竹林名噪天下的江南小镇。像其他出生在那个年代的偶然个体一样，程昕东的人生蓝图也早已被涂上了一抹时代底色，“我的成长完全是顺着国家大势不断寻找个人定位”。他幼年有章在一个纯粹大自然的环境里成长，上学之后德智体美劳拿面发展，后来赶上上山下乡，再后来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开放，又回到课堂如饥似渴地学习，1981年考上省城杭州的大学，成绩好就选了理工科，毕业之后被分配回安吉的药厂上班。“当你被知识启蒙之后，你便再也无法满足于生活半径从10公里扩展到100公里之后再退回到原来的10公里，于是我决心改变自己。”他渴望了解更大的世界，从电视和书本里他看到过中国以外的世界，但总好像和真实的世界存在时间差和距离差，事物没了色彩。他放下一切年轻人的娱乐，白天上班，入夜苦读，1987年如愿考上了西北纺织学院的研究生。紧接着，一次最浪漫的偶然击中了他，他和一位法国女留学生相爱了。因为爱情，1989年他坐上火车，穿过西伯利亚，穿过柏林墙，来到了巴黎。
“从安吉到杭州，又回到安吉，后来去西安，再去巴黎，变化太大了，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办。那一天，清晨7点多，走下火车，走出巴黎北站，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霓虹闪烁的彩色世界，它如此细腻、如此生动，跟我过去在煤油灯下、在25瓦的昏黄白炽灯下的体验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有种直觉，我想来一场革命、一场自我颠覆，但没有方向，人像飘浮在半空中，看着被磨得光亮的石板路，我该如何想象，雨果或是谁，曾经怎样坐着马车，怎样走过这样的路面……我一下子又像回到了从前的学生时代，白天在索邦大学上文化课、语言课，课余去剧院打工，给一位导演做助手，不断坐地铁、不断走路，用自己的眼睛打量这座城市。”
巴黎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一个崭新的世界被打开了，程昕东一直处于亢奋和饥渴之中，他不断学习，重新建构自己的生活体系和思想体系。1992年，他的人生有了两个变故：法国太太说他们太像学生了，还是更适合做好朋友，于是两人离了婚，他恢复了单身；他继续勤工俭学，在巴黎秋季艺术节期间，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演出结束之后的聚会上，人们喝着酒，谈着戏，他也学习着这种典型的巴黎式生活，这一次他结识了法兰西画廓的总监卡特琳娜蒂尔克（Catherine Thiek），当地邀请他去画廊看展览时，“‘到画廊看展览’，从来没听过的新词儿，以前我只在一些很差的文本里看过毕加索、罗丹的复印件”。他还尚未意识到艺术将给他的人生带来怎样天翻地覆的震撼。
人生中第一次去画廊看展览之后，他便被深深打动了，立刻申请了实习机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作为当时圈子里的唯一一位华人，他协助法国政府在中国举办了大艺术家皮埃尔苏拉热（Pierre Soulages）的个展。这更让他下决心投身于当代艺术领域，不是以原创者的身份，而是成为一名传播推广者，为艺术建构一座桥梁和一个平台。他又拿起了从前苦读的精神，买东方美术史和西方美术史书籍，苦啃10遍。1993年，在索邦大学攻读一年艺术史。他在法兰西画廊一直工作到1999年，在那里有幸接触到许多在世的大师级艺术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他连续数次携近百件世界艺术大师的巨制名作参加上海艺术博览会，将罗丹的雕塑《思想者》、达利的《有抽屉的米洛的维纳斯》、阿曼的《维纳斯与大提琴》雕塑等成功落户上海、哈尔滨等地。他是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到法国的第一人。1996年策展的“四点交汇：张晓刚、方力钧、顾德新、张培力展”在法兰西画廊展出，之后不断把几十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带到欧洲乃至全世界，让世界不断了解中国当代艺术。
1992年，在协助苏拉热的中国个展期间，艺术家送了程昕东一幅作品。同一年，他用自己的第一笔积蓄买了第一件收藏——顾德新的一幅小水彩，100美元，“他画得太好了！”“那年我还买了一幅赵无极的版画，花了3000法郎。我大学刚毕业时月工资是人民币39元，1989年去法国时身上只揣着100美元。可能因为无知无畏，买画时我根本没想过成本，只凭着一股子对艺术的激情。后来买的艺术品也都是沿途看到了，被打动就买了，等到后来才了解艺术投资，但即使直到今天从业这么多年，我内心依然怀着对艺术单纯的敬仰和热爱。”虽然50多岁了，程昕东身上也的确还透出一股单纯劲儿，而且特别感性。不止收藏世界各地的艺术品，他也买古董家具，说起来也相当随性。“当我看到这个云南的小凳子时，觉得它好像被抛弃了似的，就在等待我的到来；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小古董店里，有个玻璃器皿被丢在桌子底下，但它一下子就让我心动了，仿佛我和它之间产生了某种特殊波段，这种关系很美妙、很神奇。”
爱艺术，爱人，爱美，“逐爱而活”才是串联起所有偶然的主线。“1998年回北京做展览时，我遇到了现在的太太蒲皓琳，她是法国《解放报》驻北京的记者，我们俩恋爱了。1999年我决定回北京生活。冥冥之中，爱情把我带到了巴黎，爱情又把我带回了北京。这里面一定有某种神秘性，我说不清。”现在，巴黎和北京是程昕东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点，而他希望让人生的平台变得更大，那么第三个点就是流动的点，它可能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围绕着艺术展开，他再次强调：“也可能是偶然发生，我喜欢这种偶然性。”
程昕东说的“这个时候”是指现在，他年过50之后，已经是中国当代艺术圈里响当当的人物，顶着好几个重要头衔，是著名的国际艺术策展人、艺术经纪人、画廊主人，还荣获了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而这个由他一手悉心打造的家，艺术几乎渗透进每一个细节。“房子还在改建时，我就琢磨着有哪些作品可以从仓库里调出来，每一件都得精挑细选。我本身从事艺术行业，但家毕竟跟博物馆、画廊不一样，那些地方要讲思想观念、历史线索、科学线索……家里嘛，视觉美感一定是第一位的，无所谓时空，最主要是符合我的审美趣味，不管东方西方、古代当代，任意混搭都可以。”
他指着二层的一块区域介绍道：“这个葫芦形的门是我特意要求做的，它是我对故乡江南的一种记忆。”门两旁挂着一副古董中国对联，左边有一盆兰花开得正盛，一束百合随意插在一个大陶罐里，再边上摆着一块从苏州买来的珍贵太湖石，右边则精心摆了一株几十年树龄的榕树盆景，配了一幅青年艺术家杨勋的“游园惊梦”画作，“这里就像我的一片后花园。”程昕东对自己的组合甚为满意，并且，这后花园也是中西混合的。太湖石后方墙上挂的是法国波普艺术家Alain Jacquet的画作《草地上的午餐》，空间另一面墙上还有一幅法国艺术家Bonnafa的抽象画作，有意打破局面，但又不显突兀。正是因为对自己的艺术品位胸有成竹，主人才有了这一系列自在灵性的发挥。而艺术这一改变程昕东整个人生轨迹的重要事物，是伴随着一系列偶然事件降临到他生命中的。
1963年，程昕东出生于浙江安吉，一个因为李安《卧虎藏龙》里那片竹林名噪天下的江南小镇。像其他出生在那个年代的偶然个体一样，程昕东的人生蓝图也早已被涂上了一抹时代底色，“我的成长完全是顺着国家大势不断寻找个人定位”。他幼年有章在一个纯粹大自然的环境里成长，上学之后德智体美劳拿面发展，后来赶上上山下乡，再后来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开放，又回到课堂如饥似渴地学习，1981年考上省城杭州的大学，成绩好就选了理工科，毕业之后被分配回安吉的药厂上班。“当你被知识启蒙之后，你便再也无法满足于生活半径从10公里扩展到100公里之后再退回到原来的10公里，于是我决心改变自己。”他渴望了解更大的世界，从电视和书本里他看到过中国以外的世界，但总好像和真实的世界存在时间差和距离差，事物没了色彩。他放下一切年轻人的娱乐，白天上班，入夜苦读，1987年如愿考上了西北纺织学院的研究生。紧接着，一次最浪漫的偶然击中了他，他和一位法国女留学生相爱了。因为爱情，1989年他坐上火车，穿过西伯利亚，穿过柏林墙，来到了巴黎。
“从安吉到杭州，又回到安吉，后来去西安，再去巴黎，变化太大了，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办。那一天，清晨7点多，走下火车，走出巴黎北站，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霓虹闪烁的彩色世界，它如此细腻、如此生动，跟我过去在煤油灯下、在25瓦的昏黄白炽灯下的体验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有种直觉，我想来一场革命、一场自我颠覆，但没有方向，人像飘浮在半空中，看着被磨得光亮的石板路，我该如何想象，雨果或是谁，曾经怎样坐着马车，怎样走过这样的路面……我一下子又像回到了从前的学生时代，白天在索邦大学上文化课、语言课，课余去剧院打工，给一位导演做助手，不断坐地铁、不断走路，用自己的眼睛打量这座城市。”
巴黎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一个崭新的世界被打开了，程昕东一直处于亢奋和饥渴之中，他不断学习，重新建构自己的生活体系和思想体系。1992年，他的人生有了两个变故：法国太太说他们太像学生了，还是更适合做好朋友，于是两人离了婚，他恢复了单身；他继续勤工俭学，在巴黎秋季艺术节期间，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演出结束之后的聚会上，人们喝着酒，谈着戏，他也学习着这种典型的巴黎式生活，这一次他结识了法兰西画廓的总监卡特琳娜蒂尔克（Catherine Thiek），当地邀请他去画廊看展览时，“‘到画廊看展览’，从来没听过的新词儿，以前我只在一些很差的文本里看过毕加索、罗丹的复印件”。他还尚未意识到艺术将给他的人生带来怎样天翻地覆的震撼。
人生中第一次去画廊看展览之后，他便被深深打动了，立刻申请了实习机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作为当时圈子里的唯一一位华人，他协助法国政府在中国举办了大艺术家皮埃尔苏拉热（Pierre Soulages）的个展。这更让他下决心投身于当代艺术领域，不是以原创者的身份，而是成为一名传播推广者，为艺术建构一座桥梁和一个平台。他又拿起了从前苦读的精神，买东方美术史和西方美术史书籍，苦啃10遍。1993年，在索邦大学攻读一年艺术史。他在法兰西画廊一直工作到1999年，在那里有幸接触到许多在世的大师级艺术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他连续数次携近百件世界艺术大师的巨制名作参加上海艺术博览会，将罗丹的雕塑《思想者》、达利的《有抽屉的米洛的维纳斯》、阿曼的《维纳斯与大提琴》雕塑等成功落户上海、哈尔滨等地。他是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到法国的第一人。1996年策展的“四点交汇：张晓刚、方力钧、顾德新、张培力展”在法兰西画廊展出，之后不断把几十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带到欧洲乃至全世界，让世界不断了解中国当代艺术。
1992年，在协助苏拉热的中国个展期间，艺术家送了程昕东一幅作品。同一年，他用自己的第一笔积蓄买了第一件收藏——顾德新的一幅小水彩，100美元，“他画得太好了！”“那年我还买了一幅赵无极的版画，花了3000法郎。我大学刚毕业时月工资是人民币39元，1989年去法国时身上只揣着100美元。可能因为无知无畏，买画时我根本没想过成本，只凭着一股子对艺术的激情。后来买的艺术品也都是沿途看到了，被打动就买了，等到后来才了解艺术投资，但即使直到今天从业这么多年，我内心依然怀着对艺术单纯的敬仰和热爱。”虽然50多岁了，程昕东身上也的确还透出一股单纯劲儿，而且特别感性。不止收藏世界各地的艺术品，他也买古董家具，说起来也相当随性。“当我看到这个云南的小凳子时，觉得它好像被抛弃了似的，就在等待我的到来；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小古董店里，有个玻璃器皿被丢在桌子底下，但它一下子就让我心动了，仿佛我和它之间产生了某种特殊波段，这种关系很美妙、很神奇。”
爱艺术，爱人，爱美，“逐爱而活”才是串联起所有偶然的主线。“1998年回北京做展览时，我遇到了现在的太太蒲皓琳，她是法国《解放报》驻北京的记者，我们俩恋爱了。1999年我决定回北京生活。冥冥之中，爱情把我带到了巴黎，爱情又把我带回了北京。这里面一定有某种神秘性，我说不清。”现在，巴黎和北京是程昕东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点，而他希望让人生的平台变得更大，那么第三个点就是流动的点，它可能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围绕着艺术展开，他再次强调：“也可能是偶然发生，我喜欢这种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