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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最具戏剧感的时刻里，必然包括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和西班牙征服者弗兰西斯科·皮萨罗的相遇。这一相遇发生在1532年11月16日，地点在秘鲁高原城市卡哈马卡。皮萨罗率领一支168名西班牙士兵的探险者队伍。他们对当地一无所知，由于同后方的西班牙人失去联系，也无法获得有效增援。阿塔瓦尔帕皇帝则刚刚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簇拥着他的是8万精兵。
根据一份由皮萨罗的随从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文稿，当西班牙人看到印加皇帝和他的军队时，他们发现：“印第安人的营地看去像一座很美丽的城市。他们的帐篷如此之多，我们全都在心里充满了莫大的疑惧……我们西班牙人全都感到害怕和不知所措，我们用了不少时间来商量对策。因为我们人数太少，我们全都去见总督，讨论第二天的行动方针。那天夜里很少有人睡觉。”
第二天正式相遇时，皇帝的出场声势浩大，一如中国导演拍摄的大场景：“在阿塔瓦尔帕前面的是2000个清扫道路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后面是一些战士，其中一半人在他一边的田野里行进，另一半人在他另一边的田野里行进。”一队印第安人身着彩服，载歌载舞。还有一队人抬着“盔甲、巨大的金属盘子和金银打造的皇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到这一场面，埋伏着的西班牙人心里充满了恐惧。但结局却出乎意料。这也成就了历史的戏剧感。只经历了短暂的战斗，皮萨罗就俘虏了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皇帝被关押了8个月。帝国交付了惊人的赎金来拯救他：足以装满一间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超过8英尺房间的黄金。即便如此，皮萨罗仍背信弃义杀害了阿塔瓦尔帕皇帝。欧洲人征服了印加帝国。
这一切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首先是军事装备的优势：西班牙人的武器是钢刀、盔甲、枪炮和马匹；印第安人则是石头、青铜棍、短柄斧、弹弓和护身软垫。其中可能被低估的是马的优势。马不仅能在第一次交锋时让从未见识过骑兵的军队感到恐惧，它更是一种重要的战略工具。印加人从来就没能在空旷地带打败过骑兵部队。成吉思汗能席卷欧洲靠的也是战无不胜的骑兵。
欧洲人带来的流行性疾病：西班牙移民将天花带入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经由陆路传播到南美，印第安人对此毫无抵抗力。天花杀害了当时的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多数大臣，以及他指定的继承人。这导致阿塔瓦尔帕和其兄弟为争夺皇位而战，开始了帝国内战。
接下来，将皮萨罗带到秘鲁，而不是将印加皇帝送到欧洲的，是欧洲人的航海技术、国家的组织制度和文字等我们统称为文明的其他要素。因此，“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贾雷德·戴蒙德如此写道。
贾雷德·戴蒙德是位生物学教授，但他对一些关于人类社会的重大命题萌生兴趣，他写的两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崩溃：人类社会如何选择毁灭和死亡》都大受欢迎。以往这些命题都是历史学家的专宠，戴蒙德以生物学家的身份切入研究人类社会兴衰这样的大命题，反而别开生面。1998年出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将人类社会兴衰的原因概括为武力、疾病和技术。这是欧亚大陆人能“征服和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反过来的原因。
至于为何是欧亚大陆人能够占据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优势，而不是相反，也自有其脉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是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因为唯有粮食生产才能产生出“枪炮、病菌与钢铁”所需要的种种条件。枪炮所代表的专门的武装组织需要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唯有大规模粮食生产才能带来如政府官员的职业化和军队的职业化这样的组织变革。至于说到病菌，那些帮助欧洲人大肆虐杀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病毒，都是由于人类驯化的大型动物和人之间的互动产生的；钢铁所代表的技术变革，就更需要组织的配合、财富的丰裕、专业技术人员的产生和社会强大的需求这些因素了。
“能否利用驯化的动植物，最终说明了为什么帝国、知书识字和钢铁武器在欧亚大陆最早发展起来，而在其他大陆则发展较晚，或根本没有发展起来。在军事上使用马和骆驼以及来自动物的病菌的致命力量，最后就把粮食生产和征服之间的许多重要环节连接了起来。”贾雷德·戴蒙德说。
以动物的驯化为一个例证，“动植物驯化对征服战争的最直接贡献是由欧亚大陆的马作出的，它们在军事上的作用，使它成了那个大陆上古代战争中的吉普车和坦克……而马匹改变战争是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黑海北面的大草原上对马的驯化开始的。”
这其中就有颇多看似注定的条件决定了欧亚大陆的领先。按照戴蒙德的统计：驯化的哺乳动物的重要性全靠数量惊人之少的几种大型陆生食草动物。如果把“大型”定义为重量超过100磅，那么只有14种哺乳动物在20世纪前得到驯化。在这14种中，只有5种遍布全世界而且重要，它们是牛、绵羊、山羊、猪和马。残酷的现实是，这14种中，包括主要5种在内的13种的野生祖先只有欧亚大陆才有。
另一个吊诡的原因是，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曾经有过巨型动物，但是它们在大约4万年前遭到了灭绝。它们灭绝的原因让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争论不休，但贾雷德·戴蒙德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这两个地区的先发优势决定的。人类过早地来到了这两个大陆。那些毫无面对人类猎杀经验的巨型动物们被杀死、食用。与之相反的是，“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活到了现代，因为它们已和原人一起共同进化了几万年或几百万年。因此，由于我们祖先开始时并不高明的狩猎技巧提高得很慢，它们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逐步形成对人类的恐惧。”自然，“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所有大型动物的消失对其后的人类历史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些动物绝种了，本来可以用来驯化的所有大型野生动物也就被消灭了。这就使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再也没有一种属于本地的家畜了。”
驯化大型动物，有助于发展农业，也有助于为人类补充肉类食品和代替人类进行劳作。农业和定居，带来的是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行政组织方面对他们所征服的大多数非欧洲民族的巨大优势。在这里需要插一句的是，技术方面的进步绝不是人种歧视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不同人种拥有的智商不同。在戴蒙德看来，仅仅是因为需求才是技术之母。“我所认识的那些新几内亚人中就有潜在的爱迪生。不过，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解决适合自己情况的技术问题：不靠任何进口物品而在新几内亚丛林生存的问题，而不是发明留声机的问题。”他说。
接下来，另一个有助于欧亚大陆人确立优势的秘密武器由于定居生活和驯服家畜而产生。“如果没有欧洲送给其他大陆的不祥礼物—从欧亚大陆人与家畜的长期密切关系中演化出来的病菌”，少数欧洲人就能够征服一个帝国的戏剧事件是不会发生的：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下的多得多。
戴蒙德的结论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决定了前1500年人类不同社会的命运。这种命运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欧亚大陆人能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优势，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和生物学的原因决定。
根据一份由皮萨罗的随从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文稿，当西班牙人看到印加皇帝和他的军队时，他们发现：“印第安人的营地看去像一座很美丽的城市。他们的帐篷如此之多，我们全都在心里充满了莫大的疑惧……我们西班牙人全都感到害怕和不知所措，我们用了不少时间来商量对策。因为我们人数太少，我们全都去见总督，讨论第二天的行动方针。那天夜里很少有人睡觉。”
第二天正式相遇时，皇帝的出场声势浩大，一如中国导演拍摄的大场景：“在阿塔瓦尔帕前面的是2000个清扫道路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后面是一些战士，其中一半人在他一边的田野里行进，另一半人在他另一边的田野里行进。”一队印第安人身着彩服，载歌载舞。还有一队人抬着“盔甲、巨大的金属盘子和金银打造的皇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到这一场面，埋伏着的西班牙人心里充满了恐惧。但结局却出乎意料。这也成就了历史的戏剧感。只经历了短暂的战斗，皮萨罗就俘虏了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皇帝被关押了8个月。帝国交付了惊人的赎金来拯救他：足以装满一间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超过8英尺房间的黄金。即便如此，皮萨罗仍背信弃义杀害了阿塔瓦尔帕皇帝。欧洲人征服了印加帝国。
这一切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首先是军事装备的优势：西班牙人的武器是钢刀、盔甲、枪炮和马匹；印第安人则是石头、青铜棍、短柄斧、弹弓和护身软垫。其中可能被低估的是马的优势。马不仅能在第一次交锋时让从未见识过骑兵的军队感到恐惧，它更是一种重要的战略工具。印加人从来就没能在空旷地带打败过骑兵部队。成吉思汗能席卷欧洲靠的也是战无不胜的骑兵。
欧洲人带来的流行性疾病：西班牙移民将天花带入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经由陆路传播到南美，印第安人对此毫无抵抗力。天花杀害了当时的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多数大臣，以及他指定的继承人。这导致阿塔瓦尔帕和其兄弟为争夺皇位而战，开始了帝国内战。
接下来，将皮萨罗带到秘鲁，而不是将印加皇帝送到欧洲的，是欧洲人的航海技术、国家的组织制度和文字等我们统称为文明的其他要素。因此，“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贾雷德·戴蒙德如此写道。
贾雷德·戴蒙德是位生物学教授，但他对一些关于人类社会的重大命题萌生兴趣，他写的两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崩溃：人类社会如何选择毁灭和死亡》都大受欢迎。以往这些命题都是历史学家的专宠，戴蒙德以生物学家的身份切入研究人类社会兴衰这样的大命题，反而别开生面。1998年出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将人类社会兴衰的原因概括为武力、疾病和技术。这是欧亚大陆人能“征服和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反过来的原因。
至于为何是欧亚大陆人能够占据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优势，而不是相反，也自有其脉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是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因为唯有粮食生产才能产生出“枪炮、病菌与钢铁”所需要的种种条件。枪炮所代表的专门的武装组织需要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唯有大规模粮食生产才能带来如政府官员的职业化和军队的职业化这样的组织变革。至于说到病菌，那些帮助欧洲人大肆虐杀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病毒，都是由于人类驯化的大型动物和人之间的互动产生的；钢铁所代表的技术变革，就更需要组织的配合、财富的丰裕、专业技术人员的产生和社会强大的需求这些因素了。
“能否利用驯化的动植物，最终说明了为什么帝国、知书识字和钢铁武器在欧亚大陆最早发展起来，而在其他大陆则发展较晚，或根本没有发展起来。在军事上使用马和骆驼以及来自动物的病菌的致命力量，最后就把粮食生产和征服之间的许多重要环节连接了起来。”贾雷德·戴蒙德说。
以动物的驯化为一个例证，“动植物驯化对征服战争的最直接贡献是由欧亚大陆的马作出的，它们在军事上的作用，使它成了那个大陆上古代战争中的吉普车和坦克……而马匹改变战争是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黑海北面的大草原上对马的驯化开始的。”
这其中就有颇多看似注定的条件决定了欧亚大陆的领先。按照戴蒙德的统计：驯化的哺乳动物的重要性全靠数量惊人之少的几种大型陆生食草动物。如果把“大型”定义为重量超过100磅，那么只有14种哺乳动物在20世纪前得到驯化。在这14种中，只有5种遍布全世界而且重要，它们是牛、绵羊、山羊、猪和马。残酷的现实是，这14种中，包括主要5种在内的13种的野生祖先只有欧亚大陆才有。
另一个吊诡的原因是，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曾经有过巨型动物，但是它们在大约4万年前遭到了灭绝。它们灭绝的原因让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争论不休，但贾雷德·戴蒙德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这两个地区的先发优势决定的。人类过早地来到了这两个大陆。那些毫无面对人类猎杀经验的巨型动物们被杀死、食用。与之相反的是，“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活到了现代，因为它们已和原人一起共同进化了几万年或几百万年。因此，由于我们祖先开始时并不高明的狩猎技巧提高得很慢，它们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逐步形成对人类的恐惧。”自然，“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所有大型动物的消失对其后的人类历史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些动物绝种了，本来可以用来驯化的所有大型野生动物也就被消灭了。这就使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再也没有一种属于本地的家畜了。”
驯化大型动物，有助于发展农业，也有助于为人类补充肉类食品和代替人类进行劳作。农业和定居，带来的是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行政组织方面对他们所征服的大多数非欧洲民族的巨大优势。在这里需要插一句的是，技术方面的进步绝不是人种歧视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不同人种拥有的智商不同。在戴蒙德看来，仅仅是因为需求才是技术之母。“我所认识的那些新几内亚人中就有潜在的爱迪生。不过，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解决适合自己情况的技术问题：不靠任何进口物品而在新几内亚丛林生存的问题，而不是发明留声机的问题。”他说。
接下来，另一个有助于欧亚大陆人确立优势的秘密武器由于定居生活和驯服家畜而产生。“如果没有欧洲送给其他大陆的不祥礼物—从欧亚大陆人与家畜的长期密切关系中演化出来的病菌”，少数欧洲人就能够征服一个帝国的戏剧事件是不会发生的：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下的多得多。
戴蒙德的结论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决定了前1500年人类不同社会的命运。这种命运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欧亚大陆人能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优势，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和生物学的原因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