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是一种记述个人每天行事的文体。内容可以事无巨细，无所不包，大至国计民生，天下大事；小至思想点滴，读书心得，人际交往，社会新闻，都可以信笔记述，留作反思备忘。文字既不用太讲究，思想亦可随意倾诉发泄，了无顾忌。有不少人因为天天动笔，形成习惯，夯实了自己的写作根基。渐渐写得一手好文章。许多文人学者在谈及自己成长历程时，常常会说到自己得益于记日记的习惯。而能较完整地保持生存足迹的记忆，也只有日记。
　　我最早接触的文体就是日记。一九三六年我十三岁，在南京读小学六年级，校长高蛰苏先生是我们语文老师，课上课下反复要求学生写日记。他说，每天写日记，写长了成为习惯，不仅可以练习文字纯熟，还有益于铸造坚毅的性格。我虽然遵照办理，但理解不深，常常遗忘，几天一记，渐渐也就不记。这是一次善始而未能善终的文字锻炼，因而失去为日后文字工作打好基础的良机。每思及此，往往追悔莫及。
　　抗战时期，正从读中学到大学毕业，漫长的八年时间，我主要沉浸在书海之中，读了不少正经正史，杂著诗文，但最喜欢的是读杂著，而杂著中又最喜欢读日记。我读过《越缦堂日记》、《曾文正公日记》、《请缨日记》、《缘督庐日记》等等，特别对《越缦堂日记》颇感兴趣。通读了这几十册日记后，自我感觉学问颇见长进。日记作者李慈铭是晚清很有个性的一位学者，他不仅记个人生活行事，还记有许多读书心得，写了无数读书提要，后来有人从他的日记中专门辑出他读书治学的内容，成《越缦堂读书记》二巨册，我又通读了一遍，得到不少读书治学的门径，并养成我读书写提要的习惯。我后来成书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就是这种良好习惯的产物。当时因在日寇统治下，怕惹是非，不再写日记，只是隔三岔五地记点大事，录以备忘。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政权易手，万象更新，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新鲜事物比较多，我自觉地开始写日记，记录社会要闻和个人行事，有长有短，一晃十几年，我的日记已积有十余册。有时翻阅，可引起很多意味深长的回忆。日记中也比较审慎地记下历次政治运动的大概和自己一些哀而不伤的感慨，即使公开，自认为也无大碍。孰知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我是第一批遭到抄家洗劫者。这十几本日记，到专案组手里，无疑可从中挖出不少确凿可据的罪证。他们据此大作文章，按图索骥，每天追问日记内每一件事，每一个有过交往的人，每一点想法感受，都穷源竟尾地一竿子到底，无止境地查问，令人困扰烦恼，也株连到一些见于日记的亲友，至少会遇到几次提审式的“外调”。因此发誓今后再不写日记。有不少写了几十年日记的人也多辍笔不写。但也有人一直坚持写日记的习惯。“文革”期间，我和已故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同在牛棚扫地，曾在休息时聊过写日记的事，郑老悄声告诉我，已经写了几十年，成了习惯，原有的被抄走，新的还在写，只是简单记事而已。那个时候，日记似乎成为写作的禁区，日趋无声无息。直到世纪之交，山东有几位好学之士，如于晓明、自牧、徐明祥等中年朋友，尽全力为日记的再生、发展，奔走呼号。他们不仅自己写，鼓励朋友写，还千辛万苦地创办《日记报》、《日记杂志》等刊物，引动很多人响应和参与。我不仅因略参与其事而结识这些朋友，还激发起重写日记的激情，并于二○○四年十月启动，至今仍在延续。
　　在开始重写日记的同时，我又找一些新出版的日记来读，我最先读的是宋云彬先生的《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二○○二年三月版），副题是“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始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终于一九六六年，中间有断缺，可以从中看到一位旧知识分子近三十年的生活足迹，亦能参悟出他的心路历程。因为是作者身后出版的，所以内容没有故作修饰，基本真实，有些欲言又止或断缺的地方，或是整理者为避时忌所略，也是可予理解的。我也读过一种读起来很费力的日记类专著，那就是法籍华人艺术家熊秉明先生根据自己日记写成有关罗丹的专著，书名是《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摘抄》。熊秉明先生是我国数学界前辈熊庆来先生的儿子，青年时期旅居法国，攻读哲学及造型艺术。中年以后，即从事这些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我读过他两本挺引人注目的书——《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和《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摘抄》。这两本书有多次版本，我这两本是天津教育出版社编辑于二○○二年国庆前送给我为他们的重印本写书评的。我先较快速地读了前一本，而有关罗丹的那本，则是在国庆长假中认真地细读了一遍。这本书是对艺术大师罗丹的研究，命题很严肃，但体裁很别致。它是作者熊秉明从自己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一年的日记中摘抄出来写成的专著，应属日记类独辟蹊径的专著。我在读完这本书后，感到这是为日记从单纯记事走向研究高度的一种示范，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作者写日记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不是随手一写，而是博涉多书，又深思熟虑后写的；二是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在日记中反映出他很强的学术自信心；三是作者很有思辨能力，特别是对自己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令人惊讶作者的冷静。他将所写的日记片片段段辑成为一篇短文，又按主题将若干短文了无痕迹地熔铸成一部专著。这比读那些仅有记事的日记更令人手不释卷。读熊氏论罗丹之书，诚如有些人认为能归宿于灵魂。我读此书很有点参禅味道，有些短文的精彩段落，读来颇类机锋，可得会心一笑，或俯首自省。不幸在我尚未读完这本书的时候，突然听到作者的噩耗，我痛悼永远失去已经约定第二年春天相晤的机遇，只能默默地铭记他对本书的题词：“到了罗丹手里，雕刻忽然变成表现思想的工具，个人抒情的工具……变成诗，变成哲学，变成自由的歌唱。罗丹给了雕刻以思想性，也给了雕刻以新的生命。”这段题词也可作为衡量作者与这本书的意义。作者让日记这一文体变成艺术，变成抒发感情的乐园。他把自己对罗丹的研究，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体，把罗丹与读者拉得很近。他拓宽了日记的领域，提高了日记的境界。
　　我读得最用功和深入的日记是林则徐的日记。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应中华书局之邀，审读《林则徐集》的书稿时，曾通读过林则徐的日记。虽然其中缺漏很多，但观察很细密，内容很丰富，对我撰写《林则徐年谱》提供了不少资料。九十年代，倾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编纂《林则徐全集》，我是主编之一。职责所在，又一次读了经过继续搜求补充的《日记卷》。《日记卷》所收时限，上起嘉庆十七年，下至道光二十五年，其中不少年份付缺，有些年的月份也不全。即使如此，因为这近三十年正是林则徐建功立业事务繁杂的年代，而林则徐又是一位事业心强，观察事务细腻，勤于政务，娴于笔墨的能员干吏，记录了许多可供采择的资料。我在修订和改编《林则徐年谱》时，就从中采集和补充了较多的资料和细节，加深了我对日记具有史料价值的认识。
　　本世纪以来，日记的编写和研究，日趋发展，并引动不少读书界朋友的参与。有些国家编纂机构如清史编委会出版的《清代稿钞本》（第一辑）中就收有未刊日记二十二种，大部分记中晚清的官场形迹和民间习尚；有的学者私下整理未刊日记，如海宁学者虞坤林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这个整理本不仅使徐志摩未发表的手稿得以面世，而且借此对徐志摩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一般人对徐志摩的印象是一位放浪形骸的风流才子，甚至还有更不屑的贬斥。几十年后，也还有诗人写诗来骂徐志摩。开头的一段是这样斥责的：
　　 我不喜欢你志摩
　　 我在你诗中看不见一丝祖国
　　 看不见一眼流血的土地
　　 看不见一勺院墙外面的生活
　　如果读了徐志摩生前未发表的一九一九年所写的《留美日记》中六月二十二日记事，就可以读到他在一次旅美华人学生集会上所表达的感受，他慷慨激昂地赞扬各界对五四运动的支援，并真诚地号召：“吾属在美同学，要当有所表示。此职任所在，不容含糊过去也。”他关注祖国命运的热情跃然纸上，岂能说他“看不见一丝祖国呢”？在八月六日的记事中又自省见一唱歌女子而心动的不当念头。类此对研究徐志摩的心灵动静能有更完整的认识。
　　由此想到日记的可信度问题。一般人认为日记是作者随手所记，多近真实，实则也不尽然。首先，日记有为自己备忘随手写记的所谓日记，无意让他人阅读，这比较真实，如前引徐志摩日记是他未成名人前所写，身后多年被人发现，整理问世的，当时并未想让人看，所记大致可信。另有一种有意为之的日记，特别是成名作家往往以日记作为一种文体来运用，不仅创作日记，还把未成名前的日记作为素材，加工为日记美文，可称之为日记文学，则其史料价值当大打折扣。其次，即使作者无意做作，修饰示人，也不能拿来就用。鲁迅就说自己的日记“是不很可靠的”，加以有人喜欢用别人名字字头或代号，亦有用缩略语或使人难解的语词，那就需要以他证方法证实后再用。
　　近年更有许多人撰写有关日记的文章见诸报刊，惜散在各方，不易集中参读。日记推动者于晓明君为此广加搜集，编定《日记丛书》，内含《日记漫谈》、《日记闲话》、《日记品读》、《日记自述》、《日记序跋》等各类有关文字，包括日记的方方面面。撰者亦多学界读书界人士，老少存殁，达数百人，颇便读者开拓视野。编次既定，行将问世，晓明征序于我，深感其事之必要，乃濡笔叙与日记之因缘浅见以应，是为之序。
　　（《日记丛书》，于晓明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