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记》
　　纽顿等著张恒主编
　　新星出版社 2010.5
　　定价:25.00元
　　
　　书与人之间总有说不完的故事。来自新星“蜜蜂文库”的《读书记》、《买书记》、《藏书记》和《赏书记》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人与书的情缘,其中不乏朱自清、萧乾这些文学大家的趣事。本文摘选了范用先生的一段买书逸事,从中可以略见民国时期的人文情怀。
　　
　　买书,说得确切一点,是看书,到书店看书。
　　55年前,1936年至1937年,我在省城的一个私立小学读书。省城在京沪线(现在的沪宁线)上,上海出版的新书杂志,到得很快,日报傍晚就可以看到。
　　城外比城里热闹,店铺、茶楼、火车站、轮船码头,都在城外。北伐以前,城外还有英租界,小时候我还见过租界的铁栅栏,租界里有个海关。西门大街有家新书店,过去一点,是大舞台戏院,从北平、上海“重金礼聘”来的名角,在这里登台。有一年,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在这个戏院演出话剧《视察专员》《狄四娘》,前者是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改编的,女主角叶仲寅,就是现在的——叶子,是我头一回看到的正式的话剧演出,印象很深。
　　戏院隔壁有家炒货店,看戏的人在店里买包瓜子或花生米带进戏院,边吃边看。十一点散戏,炒货店门口汽油灯煞亮,看戏的人又买包油炸蚕豆瓣什么的,做下粥的小菜,带回家夜宵。
　　我常去的是那家书店,放学路过,我总要进去看看有什么新书杂志,有好看的,从架上抽下来,站在书架旁边,看它半个来小时。
　　这家书店,新文艺书比较多,除了商务、中华这两家老牌子书局,上海的一些出版社,现代书局、良友图书公司、新中国书局、生活书店、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新书,大多都有。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早年出的书,也还有一些。成套的书,像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小型文库”,良友图书公司的“文学丛书”“良友文库”,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一溜摆在书架上,挺馋人。现代书局、新中国书局也稳中有降有一套文学丛书,封面看上去蛮舒服。
　　我买不起书,除了开学的时候,跟爸爸多报几毛钱文具费,再加上过年的压岁钱,买几本书,只能在书店白看,一本本看,看完一本再看一本。现在还能记得起看过的书,像张天翼的《蜜蜂》《团圆》,茅盾的《春蚕》,巴金的《砂丁》《电椅》,施蛰存的《上元灯》《梅雨之夕》穆时英的《南北极》。巴金翻译的《俄罗斯童话》《门槛》,也是站着看完的。
　　平时,顾客不多,也就两三个人,有时就我一个看书的。快到年底,就热闹起来,店堂里挂出了贺年片,小学生挤在柜台前面,挑挑拣拣,唧唧喳喳。
　　三开间门面,宽敞明亮,门口没有橱窗,早晚上下门板。科天,风往里灌,店堂里冷飕飕的;天好,阳光照进来,暖和一些。
　　有一个店员,从不干涉我看书,不像有的书店,用眼睛盯着你,生怕你偷书,你看久了,脸色就不太好看。
　　书店老板姓杨。后来在武汉,李公朴先生跟我谈起,说认得这位杨老板。李先生年轻时在镇江的一家百货店当过店员。店员之中有一位年轻人,书生模样,年龄跟我的小学老师相仿,二十来岁,后来熟了,我叫他“贾先生”。那时候,还不作兴叫“师傅”,更没有叫“同志”的。贾先生人挺和气,用亲切的眼光看我这个小学生,渐渐攀谈起来,谈些什么呢?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年轻人关心的职业、婚姻这些问题,贾先生不会跟我这个小孩子谈,多半谈喜欢读什么书,哪些书好看。再就是谈学校里的事情。我读书的那个学校是回族人士办的,贾先生是回民。
　　还有一个谈话题目:国难问题,日本人侵略中国,抗战抗不抗得起来。
　　就这样,我跟贾先生成了忘年交,他大我11岁,把我看做小弟弟,可是在我心目中,他是先生。
　　去年6月16日,贾先生在来信中说:“忆昔约为1934年前后,我们相识于镇江书店,每周六,你必来买生活周刊,那时你在我印象之中,是个好学深思的清秀少年。我也不过二十二三岁。”
　　孙女听我念信,笑了起来:“哼!还清秀哩。”
　　是啊,她看到的爷爷,是个又干又瘪的瘦老头儿。奶奶却说:“你爷爷是清秀。”
　　不花钱看书,可是韬奋先生主编的《大众生活》(后来是《生活星期刊》)我是每期要买的,事过几十年,贾先生还记得这件事。
　　《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虽然只有薄薄的十几页,得买回去细细看,反复看。它用大量篇幅报道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每期有四面新闻图片,不仅内容吸引人,编排也很出色,还有金仲华、蔡若虹编绘的“每周时事漫画”。有一期封面,是一个拿着话筒的女学生,站在北平城门口演讲,标题是“大众起来!”后来知道女学生名叫陆璀。50年代,在东安市场旧书店买到一套《大众生活》,我把这一期送给了陆璀,老大姐十分高兴,如今她也满头银丝。
　　《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4分钱一本,合12个铜板。家里每天给我4个铜板零用钱,我用两个铜板买个烧饼当早点,一个礼拜积余12枚,正好够买一本杂志。在书店看书,我特别当心,绝不把书弄脏弄皱。放学以后先把手洗干净,再到书店看书。看到哪一页,也不折个角,记住页码,明天接着看。
　　后来,贾先生到国货公司文具部当店员,文具部兼卖杂志,我也就跟过去看杂志,《光明》《中流》《读书》半月刊、《生活知识》这些杂志就是在那里看的。我只在文具部买过一支“关勒铭”自来水笔,我用的第一支自来水笔。1937年冬天,日本人打来了,我们俩都逃难到汉口,又遇上了。过了年,读书生活出版社收留我当练习生。我向黄洛峰经理引荐贾先生,黄经理听说他在书店做过事,他也进了读书生活出版社。
　　贾先生在出版社没待多久,他要到战地抗日,报考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军校,从此,分手,一别就是五十几年。
　　黄经理还常常谈起他,问我:“你那位好朋友在哪里?”我不知道,虽然我很想念他。现在看了他的来信才知道,他在受训以后,被分配到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军报科,也就是陈诚、周恩来任正副部长,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以后被派到西北办报,一直从事新闻工作。1949年去台湾教书,现已荣休。
　　时隔半个世纪,我们又怎么联系上的?
　　去年4月,知友诗人戴天从香港打来电话,问我可认识一位姓贾的老乡?我立即想起了他,准是他!
　　原来,台北《联合报》副刊登了戴天兄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我这个酒友,贾先生看到了,写信通过副刊主编痖弦先生打听:“文中所指范用是否尚在?是否知其下落?”并说:“本人和他过去有很深厚的感情。”
　　于是,我们通上了信。我高兴的是,贾先生来信说秋后回乡探亲,定来北京叙旧。他寄来全家福照片,可我怎么也认不出照片上坐在中间的老人家就是贾先生。他看了我寄去的,也“不禁感慨系之”,小弟弟成了白头翁!本月16日收到他发自江宁的信,说上月15日返乡,到了南京、镇江、上海、西安,因病不得已改变行程,折南京治疗,预订的机票须14日返台,“千祈原谅不能北来苦衷”,并寄来300元给我进补,他还把我当做小弟弟。
　　这真叫我失望之至,无限思念,无限怅惘!
　　他已经80高龄,倘若海峡两岸通航,往来便捷一些,再次回乡的日子不会太远。
　　我祈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一个书店店员,一个小学生,过了五十几年仍不相忘,还能相见,岂非缘分!
　　我见到书店的朋友,常常讲这个买书的故事。我说,开书店要广交朋友,包括小朋友,欢迎他们来书店看书,从小爱跑书店,长大了,准是个爱书人,准是你的顾客。
　　有人说:“顾客是上帝。”我信奉的是:朋友是无价之宝。
　　我到香港,参观商务印书馆,看到门市部有一角专门布置给小朋友们看书,地上放着很好看的坐垫,小朋友可以坐在地上看书,想得真周到。我就看到一位小朋友,把图画书摊放在地上,看得入神,店员不干涉,随他。
　　北京西单附近,有家三昧书屋,店主是一对中年夫妇,都是知识分子。店堂中间放了张大桌子,小朋友坐在那里看书,倒不是专为小读者而设,像我这样的老头儿也可以坐坐,来书店的颇有一些上年纪的人。
　　但愿多一些这样的书店,多结一些这样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