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4日，署名为刘长安的作者发表网文，斥责性学家李银河“与女性同居，实为同性恋”的“欺骗行为”。李银河在几天后发表博客回应，表示与她共同生活了17年的“大侠”，是一位生理女性（做过部分变性手术）、但心理认同为男性的伴侣，而她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性恋”。一时间，祝福声和讨伐声四起。至少十余家国内媒体跟进采访，德国之声亦以“跨性人走入公众视野”为题做了报道。一向在性学研究和社会活动中处于风口浪尖的李银河，又一次被置于舆论风暴的中心。
　　与同性恋相比，跨性别在中国显然还是个极为新鲜的现象。李银河事件让这个人群头一次以社会事件的形式浮出水面。
　　在我们采访的LGBT人群、NGO从业者和学者看来，对“少数人群”的认知，既需要一定的知识背景，更需要探求在已知范围之外世界的耐心与包容。而短短两周来，对李银河的“曝光”行为及其社会影响的解读和分析，也早已溢出爱情故事和普通性别认知的维度。

“有趣的灵魂总会相遇”

　　门开了，一身亮眼的嫩黄羽绒服撞了进来。
　　李银河个子不高，皮肤白皙。柔软的头发搭在额前，唇上一抹微红，将脸庞点亮了。
　　没有焦虑，亦没有被打扰的不耐。听说我们希望给她和“大侠”拍合影，她立刻拿出手机联系。
　　半小时后，一身休闲运动装的“大侠”也来了。他一头短发，皮肤略黑，个子比李银河还稍矮一点，声音不是特别粗犷，但说话沉稳有力。
　　拍照时，“大侠”的手自然地搭在李银河的手臂上，浅笑着看着她。
　　“感觉气色比几年前见你好很多，和他（“大侠”）有关吗？”摄影师晓明对着桌前合影的两人，半开玩笑地问李银河。
　　“可能还真有。”李银河并不回避，视线一直在“大侠”脸上，盈盈的笑意始终漾着，不曾收起。
　　这种眼神，很早以前李银河也有过。
　　“十多年前，李银河和我的朋友秦士德在复旦上公开课。秦士德当时就告诉我，李银河肯定不是拉拉，从她说起王小波的那种眼神和表情就能看出来！”同性恋专家张北川说。因为“不爱传话”，他从未将秦士德的“发现”转告给朋友李银河。
　　直到这次事件出来，张北川打电话给李银河，才提起当年的往事。“李银河听了说，秦士德真知我也！”
　　围观者中，有网友羡慕地留言：“世间真爱也少，何其有幸能一生被爱。而且还是又和生理男性相爱又和生理女性相爱，简直嫉妒恨。这就是所谓的‘有趣的灵魂总会相遇’吗？”
　　1997年，因做同性恋社会调查，李银河和当时认为自己属于同性恋的“大侠”见面，向“她”提问，没想到大侠对她一见钟情。
　　“他陷入对我的狂热爱恋，对我来说完全是猝不及防，也匪夷所思。”17年后，李银河在博客里这样回忆。
　　李银河认识的“大侠”，从小就觉得自己是男人。“但是他也二二乎乎的吧，只知道自己喜欢女老师。他开出租嘛，样子又特别男人，人家有的时候一叫他先生、大哥什么的，他就高兴得不得了。”
　　没过多久，李银河接受了这份情感，“大侠”也成了她的助理兼经纪人，经常同进同出。从那时起，对李银河的同事、朋友而言，“大侠”根本不算陌生人。
　　性学家彭晓辉说，2006年他就知道了二人之间的关系。“我邀请她来讲座，她带着伴侣和孩子来了。我和‘大侠’曾经相互敬烟，他确实是男人做派。虽然当时身份没有在社会公开，但在同行里从来没有隐瞒过，我们都理解李银河。”
　　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吴小英曾和李银河同室工作3年，她觉得“大侠”身上具有一种什么都不怕的豪爽和质朴劲儿。“李银河说，‘大侠’接到恶毒攻击她的不明电话，不会像自己那样不知所措，而是可以连续几分钟，不带标点地甩出一连串京骂，直到逼得对方哑口无言先挂了电话为止，哈哈。他俩这种关系很难用传统模式来界定。”
　　从网上听说博客事件后，吴小英的第一反应是，“李老师一定是被逼急了，要不然不会把这么隐私的事情在这种情境下公之于众。”
　　NGO组织同语的负责人徐玢惊叹：“居然跟大家来这么坦白地讲私人生活！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讲。即使在我们（同志）这个群体中，也很少人愿意跟人讲，这毕竟是不主流的私人事。”
　　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却丝毫不觉得奇怪。1997年，她在帮着整理王小波遗稿时便认识了“大侠”。“我喜欢王小波的小说。虽然‘大侠’和李银河对事情的理解不同，生活方式保持了个人趣味，但他们互相支持和包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爱情实际上是每个人可以创造的。我们在生活中受到太多社会刻板模式的强化，不是每个人都能摆脱身份的影响。”
　　李银河的小名是“三反”。“小波的父亲就是‘三反’出事的。他曾经跟我说，你小名儿这么难听哈？现在‘大侠’也这么叫我。我嘛，叫他‘侠子’。”

　　豪爽的侠子在李银河心里，自有一份“优雅”。艾晓明也表示赞同：“职业外衣和学历都只是一个符号。他的家庭有亲情，有对人情世故的达观的理解。这些都是构成一个人的风度。”艾晓明还认为，正是“大侠”的不寻常造就了他的吸引力。“生来认同不一样，经验独特，他就有了一种反抗性的人格，而不是事事都接受一个现成的结论，会想一想。这是很有魅力的。” 　　谈到李银河的情爱之路，艾晓明颇为动容。“王小波是那么多人的偶像。一般人会想到，曾经沧海难为水。但她的学养不一样。她是基于她对人的理解选择了‘大侠‘……还有，一般人（收养孩子）都会考虑，孩子是不是健康、好看，能养老送终，出人头地。大多数人在这之下，放弃了平常心。这些世俗和功利的看法，不容易让人得到一份让自己满意的亲子关系，也包括爱情和其他关系。”

认知空白和错位

　　梁咏恩是香港知名的变性人士，香港跨性别资源中心创始人。第一时间从内地朋友那里获悉此事，她兴奋地说：“看到博客的时候感觉很赞！有时候负面的攻击，反而是更好的机会去发声！”
　　在国内，尽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LGBT项目提供了部分数据和信息支持，性少数人群权益网站爱白网也做过有限度的调查，但整体而言，我们无从得知这个人群的大致人数，和占总人口的比例。梁咏恩主编的材料《是非男女》中透露，“有些说法指跨性别人口比例是1：1000，但一般都相信其实际人口要比此计算的数目为大。”
　　更详尽的跨性别人群职业、生活、权利和相关政策信息，都还处在“白纸”阶段。徐玢介绍，此前他们走进校园进行科普教育，大多数的大学生都对同性恋头头是道，但对于跨性别则一无所知。
　　“这个事太有拨云见日的效果了！以前跨性别人群是没有可见度的。除了金星，但她是个人成就者。最重要的是，李银河和‘大侠‘打开了一个盒子，通过讨论，让这个议题得以浮现。”
　　2000年，台湾11岁男孩叶永志的“玫瑰少年”案（因其女性气质，课间上厕所常遭骚扰和殴打，在一次上课请假如厕时意外身死）引发了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和相关法律的出台。“台湾法律要求，中学生都必须学习多元性别的知识。骂人‘娘炮’、‘男人婆’都属于性霸凌。我们这边甭说多元了，现在男女平等还做不到。”
　　的确，依然有相当数量的观者对李银河“毫不领情”。
　　“先不管你对象是 LGBT的T还是Lesbian中的T。但是她生理性别还是女啊。如果你是异性恋，你怎么接受她的生理性别？明明就是同还不承认。或者你是一个双，但是你的言语间已经在歧视同性恋了，哪门子的社会学家？”
　　这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态度。即便国际学术界基本形成了如下共识：“性别是靠当事人的认同决定，和身体无关。而性倾向的判断是看一个人所认同的性别和这个人恋爱对象所认同的性别是相同还是相异。” 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或者无法理解，或者拒不接受。
　　“他们拿出一种‘抄家’的架势，恨不得钻到这位性学大师的被窝子里去一查究竟，非要证明李银河混淆概念、逻辑错乱、欺骗大众、学术不严谨、不光明正大的‘出柜’，这让我有一种回到‘烧死女巫’的中世纪的错觉，惟一不同的是，李银河没有被烧死，只是引来了一波又一波的网络喷子。”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博士任珏在文章中写道。
　　任珏认为，李银河的异性恋概念，冲击了普罗大众对于异性恋概念的刻板印象，更是挑战了传统异性恋关系中男性的权威地位。“说白了，在这些质疑者的逻辑里，只有带把的男人才有权成为异性恋女性爱慕和欲望的对象，而住在女性躯壳中的男性，哪怕这个男性已经努力地把女性的躯壳改造成男性的身躯，他们依然不能安静地接纳这样一个跨性别者，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男人。”
　　廖爱晚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LGBT项目官员，也是美国知名跨性别人士凯特·伯恩斯坦成名作《性别是条毛毛虫》（Gender Outlaw： On men， Women and the Rest of Us）的译者（因其本人不认同男女二元的性别分类方式，以下称其为TA）。
　　TA赞赏李银河的勇敢和真诚，驳斥那些固执地称李银河为“骗子”、“同性恋”的人“连基本事实都没搞清楚”。但因为有性别研究的训练和翻译经验，廖爱晚对概念和语言表达的准确性“锱铢必较”。
　　TA认为李银河的博文里面有一些理论瑕疵，比如“她将transsexual说成是LGBT当中的T，其实这个T应该是transgender，这是一个比transsexual范围更广的概念”。当我问起时，李银河有些恍然大悟：“我原来真的没有太注意这俩中间的区别，咱们中国全都翻成“跨性别”，transsexual应该是已经变了性的，做了变性手术的，是吧？他们这个人群本身就已经很小很小，我没有再细分，就统称了，我心里想的就是跨性别。”
　　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对此事的讨论不应拘泥于词汇，而应领会表达要义。廖爱晚坚持，“我尊重李银河的观点，但我认为不细致辨别差异，就没有真正的知识。”
　　当很多人被性别、性倾向等诸多名词弄得云里雾里时，知乎网友用诙谐的方式来试图向不理解、不接受者解释：
　　这就好比李银河一直喜欢的是鸡蛋，小波曾经就是她的那个鸡蛋。到现在，拿着看似是茄子的李银河对大家说，我喜欢鸡蛋，还是喜欢鸡蛋，我确实喜欢的是鸡蛋啊。大家就火了。因为大家说：你特么拿的不是个茄子嘛。
　　好几位受访者都希望，媒体和公众能跳脱出学术语汇系统和人群分类的框架，看到这件事更多的意义。
　　“这对于人们能够接受一个更宽广的、灵活的性别关系，是非常有启发的。可以反省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自由，还是削足适履，适应既有的规范？”艾晓明说。
　　自称这辈子“接了2万个同性恋热线”的张北川直问：“人有没有性和性别选择的自由？应当尊重。其他的事，都是小事。我们要提倡和鼓励的是，一个人愿意怎么生活，不是他应该怎么生活？这样有利于困惑中的人们展现自我。这种轻松的自我状态，也有利于性的少数派，为整个社会呈现自己和做出贡献。”

“不止是勇敢”

　　已经退休的李银河今年准备出版两本书。一本是《新中国性话语研究》，梳理了《人民日报》1949年至今报纸文本中有关性的报道和语词。“另一本书《性学入门》，出版社10年前就跟我约好了，解释性学是什么，结果当时被叫停。拖到今年才出版。” 　　教科书性质的常识书籍，也多年遭禁，她对此微笑无言。
　　说到以虐恋为主题的小说创作，她眼睛一亮。“我写了3本，都搁路金波（出版人）那儿了。等待时机吧。估计还得一两年（才能出）。”
　　提起李银河，周围的人一致评价是“温和，柔和，不激进”。性学家方刚认为，李银河“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是中间派。”
　　“多年来她试图让公众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至少在生活上保持一种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并且也让别人活）的自由主义姿态，正是这一点使她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吴小英向我们坦承，性和性别议题虽然是公众茶余饭后喜欢议论的话题，但始终是中国学界最边缘的、最不招待见的领域，也不太容易申请到经费，所以从事研究或样本调查的可能性通常不大，除非它影响到主流社会所认定的国计民生，比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问题就比较受重视。
　　和其他学者不同的是，李银河从不跟着社会热点转移自己的研究领域，而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这也是许多同事敬佩并且羡慕的地方。
　　“她是这个时代少见的单纯的人，虽然脑子反应很快，但没那么复杂，有时简单得让我们老觉得她出去就有可能上当受骗。出差时，她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书或者看美剧，不喜欢凑热闹，比我们一般人更不容易受外界影响。看她的博客文章就知道，她是个性格很温和的人，但是关键时候却总能举重若轻，所以才能化解很多在我们看来很头疼的事。”
　　编剧史航和李银河一起做过美剧《性爱大师》对话。他说，李银河聆听时善于发现别人话里的有趣点，她很天真，心里没有压力，她自己有趣却不自知。但也有点书呆子气。对话前，会一口气讲半小时的对那部剧的看法，“我想她是一个善于对话、也善于自处的、从容地做学问的人”。
　　许多人用“勇敢”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李银河，艾晓明则认为太过肤浅。“李银河引导的酷儿和同性恋，填补了学术的空白。她熟知西方的研究背景，和那里的女权学者相通，她的研究也和性少数人群的平权社会运动相结合。她研究的酷儿理论，使得她把这些人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其实我们可能都有各种倾向，只是在心底，没被发现，或者不能表达。对于那些不被主流认可的关系，也不敢进入。”
　　去年接受媒体访问时，李银河这样描述过她对理想社会的憧憬：“每个人出生时有一份基本的生活保障，从学校毕业后，每天通过生存劳务换取基本的生活保障;剩下的时间可以从事艺术类的工作，写小说、弄音乐、演电影等，而这些都是没有报酬的，因兴趣和意愿而从事;这个世界没有战争，没有国家界限，没有军队，没有贫富差别，没有谋杀，甚至连监狱都可以没有;这个社会也没有婚姻制度，所有的人自由地去爱。”
　　很乌托邦，但也很符合她的纯粹之性。
　　（参考资料：《李银河事件中的误解与困惑》、《久病成医李银河》、香港跨性别资源中心《是非男女》，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LGBT项目和爱白网提供有关信息及所有受访者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