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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商人，越来越多地跨洋越海，从到国外发展来看，如何融入当地的文化，遵循当地的法律，绝非小问题，是生存之本，竞争力之核心。
2007年5月，意大利东北部的特里维索市政府下令当地中国餐馆撤除窗口外悬挂的大红灯笼，理由是这使得其外观太过“东方化”了。
特里维索是一个古罗马帝国时代就已存在的古镇。该市规划部部长塞吉奥·马丹称，“这些灯笼损坏了城市的形象，中国人挂出了各种各样材质和形状的灯笼，有龙有狮子，一家公司甚至把整个门面设计成东方式样。”
副市长真蒂利尼也说：“特里维索是地道的北方意大利城市，绝对不是一个东方城市。”他认为，下令撤除中国餐馆红灯笼是合理的。
特里维索加强对当地中国餐馆的管制还有一个背景：一个月前，在米兰市，意大利警方和华人社区就交通管制问题发生冲突，激起了当地对华人的不满情绪。
不仅是在意大利，近年来各国的华人华商都遭遇麻烦，巴西最大的华人商业大厦遭当地执法人员大肆查抄，巴黎市郊的骚乱华人商铺成为泄愤对象，俄罗斯也加紧取缔华人商贩，索罗门群岛的动乱殃及了当地华人。
中国制造和海外华商又一次面对非议和打压。“黄祸论”仍然甚嚣尘上。
辛苦劳作怎么成了威胁
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向南驱车20公里，便到了Fuenlabrada镇。
突然间，一排排的小商品批发仓库，伴随着汉字和中国人的面孔，一起涌现在眼前——这里是CoboCalleja工业区，南部欧洲最大的仓储区，也是华人在西班牙的主要聚居区之一。
在参观华商店铺之前，记者先去用午餐，在一个小食堂里，几十名中国人排起了长队，一份标准的中餐加一听饮料，要5欧元。就餐者多是年轻的中国女孩，操着浙江口音。
在这个工业区里，有多家中国鞋厂和贸易商行。很难见到西班牙人的面孔，有多少中国打工者难以统计，他们都是从国内通过各种各样的熟人关系带过来的，一个人过来，家人和亲戚便跟了过来。
所有的货物都从中国运来，西班牙安达贸易公司总经理李欣瑜的仓库面积约1300平米，“家庭日用品，能想象出来的几乎都有”。它们的销售对象是西班牙的海外移民和中低层人士。
上述场景是记者亲历的一个典型的海外“中国制造”。
近年来，西方媒体不断渲染“中国制造”和海外华商对全球商业的威胁，《全球庆祝“中国制造”的圣诞节》和《中国价格》等报道，历数了中国价格对西方制造业的杀伤，营造了中国制造无处不在的场景。
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制造都是低端产品，中国人挣的大都是辛苦钱。
在西欧，沃尔玛、家乐福和许多购物中心的日常生活用品大都是从中国采购。低档的如廉价店、购物街、露天市场等，大多数商品都是“中国制造”。这些商品算得上是物美价廉，质量并不差，当然也有一些伪劣产品。许多国家都有“中国城”，大多建在当地的低收入区。那里的商品以价格低廉著称，从食品到百货、药材乃至五金工具，应有尽有。
亲历海外中国人的辛苦劳动，看到中国货在市场的地位，会感受到一种不公：在全球分工中，中国更多处于加工制造环节，中国人吃苦耐劳，产品自然物美价廉，也自然受到全球青睐。这种辛苦劳作怎么会变成中国威胁？
在商业生物链里，一流企业制定标准，二流企业制定技术，三流企业才负责制造。在当今的全球一体经济中，中国荣幸地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有人认为不过是世界车间），但即使工厂设在中国，厂长也是由美国担任，总工程师和总设计师则是欧洲和日本。
在中国，谈起外资威胁和国家安全，涉及的是外资对关键的行业的控股，以及中国产品在标准和技术方面的缺失。而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使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通消费者受益，许多美国名牌产品因为是在中国代工，由中国制造，便不再是天价商品。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区长马可维茨曾说：“很难想象，没有中国产品的美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而且更多是从中国的视角看。
商业生态圈
2003年，西班牙“烧鞋事件”震惊了海内外华商，中国制造对国际市场的冲击、以及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背后隐藏的种种不光彩，都成为议论的焦点。
长期以来，中国货几乎是廉价商品的代名词，国人也对构成廉价的最主要原因——廉价劳动力司空见惯，理所应当地认为这是中国产品的最大竞争力。但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讲，这种廉价已经越来越不能容忍。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这种廉价参照的并不是欧美人的舒适生活，而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生存水平。
无数商界案例证明，如果一个产品廉价到令所有竞争者望尘莫及的地步，原因无非两个，要么是对知识产权肆无忌惮的侵犯，要么就是对工人敲骨吸髓式的压榨。
不久前，年销售总额达1470亿美元的12家跨国采购商，在深圳参加“买家专场采购会”时公开表示，对于使用童工、严重超时加班的工厂，将拒绝其作为供应商的资格。目前已经有不少国内企业因为社会责任问题失去订单。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强迫工人严重超时加班、非法雇用童工，这在国内某些不法工厂中已是“公开的秘密”。曾有国外厂商计算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得出的结论是，劳动力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英国《金融时报》一篇题为《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的文章披露，中国卖到外国的一些产品，由于企业过度竞争，相互压价，价格甚至比成本还低。而一位出口企业老板承认，商品卖到国外市场，虽然价格低，但能很快拿到钱，如果卖到国内市场，可能很长时间都见不到钱。乐于做赔本生意，竟是为了“快拿到钱”。
不少外国人都认为，中国货都是由“血汗工厂”生产出来的。可见，害群之马对“中国制造”品牌及海外华商名誉的损害。
此外，中国商人们完全没有顾及（可能也不愿意顾及）到一种结果：他们摧枯拉朽式的出口攻势对自己所在的商业生态圈的破坏。钱要大家赚，上下游都要活，这就是生态圈或价值供应链。蒙牛老总牛根生对此的总结是：股东投资求回报，银行注入图利息，合作伙伴需赚钱，员工参与为收入，父老乡亲盼税收。而众多的中国出口企业追求的是用最低的工资雇佣、用最低的价格出卖、而且满足于最低的利润，这无异是对商业生态圈的滥砍滥伐。
生态圈的潜规则威力无边。它用这种潜规则维系生态平衡，任何出格者都会受到有形或无形、温和或暴力的制约。微软、麦当劳、沃尔玛这样的巨无霸时时被人挑战，就是因为它们每一个举动都会影响到众多公司的存亡，以至于它们也必须受制约。
如果中国货一时改变不了廉价战略，中国的商人们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乃至生命安全，至少应当也要调整一下策略。专家对在海外遭遇到麻烦的中国企业的忠告之一是：降低市场占有率。
牛根生有一句名言：“当企业利润低的话我们会不安，当企业利润自然升高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不安，因为你经常拿走别人应得的利益，别人就会离你而去，他一走，你的生态圈就崩溃了，你的利益就不存在了。”
俄罗斯政府今年宣布，将打击非法劳工和整顿市场作为工作重点，从2007年4月1日到12月31日，外国人将被禁止从事零售业。这一法令使在俄华商遭遇沉重打击。
俄政府总理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表示：非法移民催生影子经济，对国家经济造成损失，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俄政府意识到，这种市场游离于主流经济之外，导致政府无法对产品的质量、价格、进货渠道进行有效的监控，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此外，自由市场的现金交易方式，导致大量税收的流失。目前俄罗斯有超过6000家市场，其年交易额1万亿卢布，政府的税收损失极其惨重。
这项法令，也将是俄罗斯政府对商业生态罪状圈的保护措施。
文明的冲突？
看来，海外华人华商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已经不限于商业范畴了。
2007年4月，意大利米兰“手推车冲突”，被国外媒体形容为“一场文化、商业和生活方式之战”。中国服装批发商一直用蓝色金属手推车，向到处转悠的当地购买商的货车和小汽车运送大量廉价衬衫、鞋子和牛仔服。当地居民反映，这些手推车对人行道上的老人和孩子造成了危险，等候在路边的货车和小汽车都是没有领取运送商业物资执照的私车。警方已开始对其中很多车辆处以罚款。结果，300名中国抗议者在街头与警方发生冲突，有人受伤。
其实这只是很普通的执法引起的骚动，就如同中国大城市街道上每天上演的城管抓小贩的游戏。
但有一个场景被媒体捕捉并渲染：抗议者举着中国国旗。当地的商人认为，中国人举着国旗是“因为它是某种归属的象征。”因此，这场冲突的意义超越了商业。
从西班牙埃尔切的“烧鞋”到米兰的“手推车冲突”，数起针对华人华商的激烈反应行为，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地居民认为华人干扰了他们的生活秩序，甚至抢了他们的饭碗。
这的确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固然是因为中国人几乎遍布世界每个角落，并对每个地区的商业都产生了影响力，但不能忘记，中国人漂洋过海异国创业的历史已经上百年，一代代华商前辈用勤劳和智慧打拼江山，他们不仅积累起财富，更是造福一方，华人世界与当地民众一直和谐相处，众多华人领导赢得了所在国家人民的高度选举。
因此，即使目前海外华人华商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更多是所在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原罪)，但新一代华人和移民在当地的处事方式必须要检讨。
米兰市副市长德科拉托在分析冲突的原因时说，中国新一代年轻移民“打乱了这个地区的平衡，扰乱了近一个世纪的不成文的法律”。以前，华人与意大利人在此共同生存。他还说，新移民“不学意大利语”，往往自我孤立。米兰的一位商人则说：“中国人已经占领了这个街区的主导位置，但他们并未与当地居民建立关系。”
许多海外华文媒体都提醒道：华商在海外迅速扩张，必然会令当地人备感威胁，所谓“枪打出头鸟”，但如果他们拒绝学习当地语言，拒绝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法律规定，甚至只顾关起门来做生意，拒绝与当地人多沟通多接触，就会令彼此的误解更深，关系更恶劣。
指责中国人是“黄祸”当然是荒诞是偏见，但当地民众对被外来者蚕食和被打扰的抱怨应当得到理解。
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开在了中国故宫里，这可以成为全国性的热议话题，能引起人们的激怒，那么一个欧洲小镇几百年的宁静生活被外来者打乱，许许多多有上百年历史的咖啡馆被外国人买下，难道人们不会抱怨吗？
更有甚者，拥有几百年历史的鞋厂门口突然有许多外国的鞋厂开张，价格低得不可思议，祖祖辈辈以此为生的人从此丢掉了饭碗，难道人们不会激愤吗？
除非是在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正如冯小刚电影里的台词，巴顿将军征服欧洲，结果自己的家被中国人占领了。但不是每个国家都像美国人这样来自五湖四海。在历史悠久的欧洲，人们认为咖啡就是要慢慢享受的，因此他们拒绝星巴克，认为这种“麦当劳式的咖啡”，与咖啡文化格格不入。从尊重传统的角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冲突。
入乡随俗是和谐相处的前提。文化生态圈，乃至文明生态圈比商业生态圈更重要。一位海外华商总结：“发达国家高度法治化，人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很高，一些华商受国内不良习气影响，喜欢耍小聪明，钻法律空子，滥用别人的信任，直接败坏了自己的形象。”
而由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差异，中国人的勤劳和对财富的追求并不被发达国家的民众理解。这些富足和休闲的人们确实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没有固定的作息、没有休假、没有娱乐、没有保险，所做的只是赚钱，而且不择手段。
在一些西方人看来，“经济动物”这个名词已经由日本人移交给了中国人。这可能是由文化所致，甚至是由偏见所致，但对海外华人华商的种种非议也并非空穴来风。
对在海外辛苦打拼的华商来说，“公司公民”这个概念太超前了，但如今也不得不正视了。
一位西班牙华商说，他只雇用华人。“当地的西班牙人太娇气，要上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需要年底双薪和一个月的带薪假期，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如果他拿来医院的病假条请假，你必须无条件准假。”
一个企业不招聘当地人，不服务所在社区，不融入当地的文化，而只以为中国商品价廉物美，给外国百姓带来实惠，那么遭到抱怨和非议，乃至发生冲突就是必然的了。
2007年5月，意大利东北部的特里维索市政府下令当地中国餐馆撤除窗口外悬挂的大红灯笼，理由是这使得其外观太过“东方化”了。
特里维索是一个古罗马帝国时代就已存在的古镇。该市规划部部长塞吉奥·马丹称，“这些灯笼损坏了城市的形象，中国人挂出了各种各样材质和形状的灯笼，有龙有狮子，一家公司甚至把整个门面设计成东方式样。”
副市长真蒂利尼也说：“特里维索是地道的北方意大利城市，绝对不是一个东方城市。”他认为，下令撤除中国餐馆红灯笼是合理的。
特里维索加强对当地中国餐馆的管制还有一个背景：一个月前，在米兰市，意大利警方和华人社区就交通管制问题发生冲突，激起了当地对华人的不满情绪。
不仅是在意大利，近年来各国的华人华商都遭遇麻烦，巴西最大的华人商业大厦遭当地执法人员大肆查抄，巴黎市郊的骚乱华人商铺成为泄愤对象，俄罗斯也加紧取缔华人商贩，索罗门群岛的动乱殃及了当地华人。
中国制造和海外华商又一次面对非议和打压。“黄祸论”仍然甚嚣尘上。
辛苦劳作怎么成了威胁
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向南驱车20公里，便到了Fuenlabrada镇。
突然间，一排排的小商品批发仓库，伴随着汉字和中国人的面孔，一起涌现在眼前——这里是CoboCalleja工业区，南部欧洲最大的仓储区，也是华人在西班牙的主要聚居区之一。
在参观华商店铺之前，记者先去用午餐，在一个小食堂里，几十名中国人排起了长队，一份标准的中餐加一听饮料，要5欧元。就餐者多是年轻的中国女孩，操着浙江口音。
在这个工业区里，有多家中国鞋厂和贸易商行。很难见到西班牙人的面孔，有多少中国打工者难以统计，他们都是从国内通过各种各样的熟人关系带过来的，一个人过来，家人和亲戚便跟了过来。
所有的货物都从中国运来，西班牙安达贸易公司总经理李欣瑜的仓库面积约1300平米，“家庭日用品，能想象出来的几乎都有”。它们的销售对象是西班牙的海外移民和中低层人士。
上述场景是记者亲历的一个典型的海外“中国制造”。
近年来，西方媒体不断渲染“中国制造”和海外华商对全球商业的威胁，《全球庆祝“中国制造”的圣诞节》和《中国价格》等报道，历数了中国价格对西方制造业的杀伤，营造了中国制造无处不在的场景。
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制造都是低端产品，中国人挣的大都是辛苦钱。
在西欧，沃尔玛、家乐福和许多购物中心的日常生活用品大都是从中国采购。低档的如廉价店、购物街、露天市场等，大多数商品都是“中国制造”。这些商品算得上是物美价廉，质量并不差，当然也有一些伪劣产品。许多国家都有“中国城”，大多建在当地的低收入区。那里的商品以价格低廉著称，从食品到百货、药材乃至五金工具，应有尽有。
亲历海外中国人的辛苦劳动，看到中国货在市场的地位，会感受到一种不公：在全球分工中，中国更多处于加工制造环节，中国人吃苦耐劳，产品自然物美价廉，也自然受到全球青睐。这种辛苦劳作怎么会变成中国威胁？
在商业生物链里，一流企业制定标准，二流企业制定技术，三流企业才负责制造。在当今的全球一体经济中，中国荣幸地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有人认为不过是世界车间），但即使工厂设在中国，厂长也是由美国担任，总工程师和总设计师则是欧洲和日本。
在中国，谈起外资威胁和国家安全，涉及的是外资对关键的行业的控股，以及中国产品在标准和技术方面的缺失。而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使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通消费者受益，许多美国名牌产品因为是在中国代工，由中国制造，便不再是天价商品。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区长马可维茨曾说：“很难想象，没有中国产品的美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而且更多是从中国的视角看。
商业生态圈
2003年，西班牙“烧鞋事件”震惊了海内外华商，中国制造对国际市场的冲击、以及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背后隐藏的种种不光彩，都成为议论的焦点。
长期以来，中国货几乎是廉价商品的代名词，国人也对构成廉价的最主要原因——廉价劳动力司空见惯，理所应当地认为这是中国产品的最大竞争力。但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讲，这种廉价已经越来越不能容忍。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这种廉价参照的并不是欧美人的舒适生活，而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生存水平。
无数商界案例证明，如果一个产品廉价到令所有竞争者望尘莫及的地步，原因无非两个，要么是对知识产权肆无忌惮的侵犯，要么就是对工人敲骨吸髓式的压榨。
不久前，年销售总额达1470亿美元的12家跨国采购商，在深圳参加“买家专场采购会”时公开表示，对于使用童工、严重超时加班的工厂，将拒绝其作为供应商的资格。目前已经有不少国内企业因为社会责任问题失去订单。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强迫工人严重超时加班、非法雇用童工，这在国内某些不法工厂中已是“公开的秘密”。曾有国外厂商计算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得出的结论是，劳动力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英国《金融时报》一篇题为《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的文章披露，中国卖到外国的一些产品，由于企业过度竞争，相互压价，价格甚至比成本还低。而一位出口企业老板承认，商品卖到国外市场，虽然价格低，但能很快拿到钱，如果卖到国内市场，可能很长时间都见不到钱。乐于做赔本生意，竟是为了“快拿到钱”。
不少外国人都认为，中国货都是由“血汗工厂”生产出来的。可见，害群之马对“中国制造”品牌及海外华商名誉的损害。
此外，中国商人们完全没有顾及（可能也不愿意顾及）到一种结果：他们摧枯拉朽式的出口攻势对自己所在的商业生态圈的破坏。钱要大家赚，上下游都要活，这就是生态圈或价值供应链。蒙牛老总牛根生对此的总结是：股东投资求回报，银行注入图利息，合作伙伴需赚钱，员工参与为收入，父老乡亲盼税收。而众多的中国出口企业追求的是用最低的工资雇佣、用最低的价格出卖、而且满足于最低的利润，这无异是对商业生态圈的滥砍滥伐。
生态圈的潜规则威力无边。它用这种潜规则维系生态平衡，任何出格者都会受到有形或无形、温和或暴力的制约。微软、麦当劳、沃尔玛这样的巨无霸时时被人挑战，就是因为它们每一个举动都会影响到众多公司的存亡，以至于它们也必须受制约。
如果中国货一时改变不了廉价战略，中国的商人们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乃至生命安全，至少应当也要调整一下策略。专家对在海外遭遇到麻烦的中国企业的忠告之一是：降低市场占有率。
牛根生有一句名言：“当企业利润低的话我们会不安，当企业利润自然升高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不安，因为你经常拿走别人应得的利益，别人就会离你而去，他一走，你的生态圈就崩溃了，你的利益就不存在了。”
俄罗斯政府今年宣布，将打击非法劳工和整顿市场作为工作重点，从2007年4月1日到12月31日，外国人将被禁止从事零售业。这一法令使在俄华商遭遇沉重打击。
俄政府总理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表示：非法移民催生影子经济，对国家经济造成损失，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俄政府意识到，这种市场游离于主流经济之外，导致政府无法对产品的质量、价格、进货渠道进行有效的监控，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此外，自由市场的现金交易方式，导致大量税收的流失。目前俄罗斯有超过6000家市场，其年交易额1万亿卢布，政府的税收损失极其惨重。
这项法令，也将是俄罗斯政府对商业生态罪状圈的保护措施。
文明的冲突？
看来，海外华人华商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已经不限于商业范畴了。
2007年4月，意大利米兰“手推车冲突”，被国外媒体形容为“一场文化、商业和生活方式之战”。中国服装批发商一直用蓝色金属手推车，向到处转悠的当地购买商的货车和小汽车运送大量廉价衬衫、鞋子和牛仔服。当地居民反映，这些手推车对人行道上的老人和孩子造成了危险，等候在路边的货车和小汽车都是没有领取运送商业物资执照的私车。警方已开始对其中很多车辆处以罚款。结果，300名中国抗议者在街头与警方发生冲突，有人受伤。
其实这只是很普通的执法引起的骚动，就如同中国大城市街道上每天上演的城管抓小贩的游戏。
但有一个场景被媒体捕捉并渲染：抗议者举着中国国旗。当地的商人认为，中国人举着国旗是“因为它是某种归属的象征。”因此，这场冲突的意义超越了商业。
从西班牙埃尔切的“烧鞋”到米兰的“手推车冲突”，数起针对华人华商的激烈反应行为，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地居民认为华人干扰了他们的生活秩序，甚至抢了他们的饭碗。
这的确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固然是因为中国人几乎遍布世界每个角落，并对每个地区的商业都产生了影响力，但不能忘记，中国人漂洋过海异国创业的历史已经上百年，一代代华商前辈用勤劳和智慧打拼江山，他们不仅积累起财富，更是造福一方，华人世界与当地民众一直和谐相处，众多华人领导赢得了所在国家人民的高度选举。
因此，即使目前海外华人华商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更多是所在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原罪)，但新一代华人和移民在当地的处事方式必须要检讨。
米兰市副市长德科拉托在分析冲突的原因时说，中国新一代年轻移民“打乱了这个地区的平衡，扰乱了近一个世纪的不成文的法律”。以前，华人与意大利人在此共同生存。他还说，新移民“不学意大利语”，往往自我孤立。米兰的一位商人则说：“中国人已经占领了这个街区的主导位置，但他们并未与当地居民建立关系。”
许多海外华文媒体都提醒道：华商在海外迅速扩张，必然会令当地人备感威胁，所谓“枪打出头鸟”，但如果他们拒绝学习当地语言，拒绝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法律规定，甚至只顾关起门来做生意，拒绝与当地人多沟通多接触，就会令彼此的误解更深，关系更恶劣。
指责中国人是“黄祸”当然是荒诞是偏见，但当地民众对被外来者蚕食和被打扰的抱怨应当得到理解。
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开在了中国故宫里，这可以成为全国性的热议话题，能引起人们的激怒，那么一个欧洲小镇几百年的宁静生活被外来者打乱，许许多多有上百年历史的咖啡馆被外国人买下，难道人们不会抱怨吗？
更有甚者，拥有几百年历史的鞋厂门口突然有许多外国的鞋厂开张，价格低得不可思议，祖祖辈辈以此为生的人从此丢掉了饭碗，难道人们不会激愤吗？
除非是在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正如冯小刚电影里的台词，巴顿将军征服欧洲，结果自己的家被中国人占领了。但不是每个国家都像美国人这样来自五湖四海。在历史悠久的欧洲，人们认为咖啡就是要慢慢享受的，因此他们拒绝星巴克，认为这种“麦当劳式的咖啡”，与咖啡文化格格不入。从尊重传统的角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冲突。
入乡随俗是和谐相处的前提。文化生态圈，乃至文明生态圈比商业生态圈更重要。一位海外华商总结：“发达国家高度法治化，人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很高，一些华商受国内不良习气影响，喜欢耍小聪明，钻法律空子，滥用别人的信任，直接败坏了自己的形象。”
而由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差异，中国人的勤劳和对财富的追求并不被发达国家的民众理解。这些富足和休闲的人们确实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没有固定的作息、没有休假、没有娱乐、没有保险，所做的只是赚钱，而且不择手段。
在一些西方人看来，“经济动物”这个名词已经由日本人移交给了中国人。这可能是由文化所致，甚至是由偏见所致，但对海外华人华商的种种非议也并非空穴来风。
对在海外辛苦打拼的华商来说，“公司公民”这个概念太超前了，但如今也不得不正视了。
一位西班牙华商说，他只雇用华人。“当地的西班牙人太娇气，要上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需要年底双薪和一个月的带薪假期，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如果他拿来医院的病假条请假，你必须无条件准假。”
一个企业不招聘当地人，不服务所在社区，不融入当地的文化，而只以为中国商品价廉物美，给外国百姓带来实惠，那么遭到抱怨和非议，乃至发生冲突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