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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培训学校，对理论如何联系实际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教师向其他教师学习是教师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教师了解学员的知识现状是教学有的放矢的前提；教师向学员学习是一门长期进行的必修课；教师参加社会调查、社会实践、军事演习、实际作战，是获得实践经验的重要途径；邀请前线作战指挥或工作的领导干部作报告，是弥补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缺陷的重要方法。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干部培训； 理论联系实际
中图分类号： D2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1-0085-04
Explore the Theory with Practice
——Based on the Teaching and Practice Cadre Training Schools of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LUAN Ying-ju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of Zhaoqing, Zhaoqing 526020， China)
Abstract: The cadre training school of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did a lot of exploration on how the theory with practice issues. That teachers learn from other teachers is the basis of theory with practice; that teachers understand the state of students is the premise of teaching target; teachers to student learning is a long-term compulsory; teachers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surveys, social practice, military exercises, the actual fight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gain practical experience; invite the leading cadres at the front to report, which is the lack of theory with practice teachers to make up an important method.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cadre tra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1940年2月15日，《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规定：“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但在学校生活中，求得这种一致的方法，应该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在学校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这些均应成为党校的主要功课之一部。”[1]在晋察冀边区的副师长聂荣臻曾告诉军区军政干部学校负责人林毅说：“这所学校是培养实际工作干部而办的，实际斗争需要什么，学员就学什么，教员就教什么。”[2]在中央文件的指示和党的领导人要求下，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培训学校，对理论如何联系实际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们的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教师接受培训并坚持集体备课，为教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奠定了基础
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教师必须首先向其他教师学习，学习的主要途径是参加教师训练班和集体备课。这种学习是全面的学习，当然包括学习其他教师如何理论联系实际。
1. 培训教师。一般来说，当时各学校都举办过教师训练班，在抗大一分校，还树立了“教育人者首先接受教育”的好风气，“朱总司令亲自给校连以上军政干部、教员上大课，每周一次，讲《苏联步兵操典条令》，也讲其他政治、军事战略问题，通过听大课的干部、教员给学员上小课。总司令讲课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我党我军的历史实际，联系敌后游击战争的现时实际，联系干部战士、学员的思想、政治、文化水平的情况。”[3]153
2. 集体备课。教育准备会制度是从抗大总校就开始探索业务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以营（大队）为单位召集各连指导员开教育准备会，准备每周内的课应如何讲，并总结上周的教学经验。用集体研讨的办法，实现集体备课、集体改进、集体提高。[4]在抗大一分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基本采取开准备会的方法。会前做好准备，写好讲义后，分组上课，实地推演，一个一个问题解决。老教师在准备会上起带头作用，训练部的领导先检查他们的准备情况，然后主持会议。[3]57-58“有些演习或作业，还采取示教办法，指定一个连队先行一步，组织教员听课，经集体评教后，再全面施教。”[5]81-82
二、深入学员，实现教学的针对性
1. 教师了解学员现状，做到有的放矢。这方面毛泽东是我们的榜样，毛泽东在抗大曾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课以前，每天晚上他都在窑洞前的大树下，挂起马灯，请来学员、干部了解情况，一直到深夜。讲课时，他引用大量事实说明问题，分析得条条在理、生动活泼，大家越听越爱听。一次讲课中，毛泽东讲到对问题要多加分析和研究时，他说，我们有的指挥员对情况缺乏研究，别人一鼓励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一个鲁莽家。当毛泽东说到：“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时，有个学员越听越感到毛泽东讲的像自己，是自己经过的事，于是，这个学员没等主席讲完课，就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接着又有几个学员说：“不！主席讲的是我。”从此，“不当鲁莽家，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大家的座右铭。[6]
事实上，谁能够了解学员，谁的教学就具有针对性。穆林在山东分局党校教学时，他在调查中发现这一期学员，多是1937年或1938年入党的青年人，由于党龄短，对党的基本知识掌握较少。多是中农、小职员家庭成份，还有的是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多是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也有少量的高中、大学生，属于知识分子。多在县、区或连队任职，属于基层的负责干部。他们脱离岗位到学校学习，都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高涨的学习热情。从这些具体情况出发，他经常参加学员的讨论会，同学员海阔天空地闲谈。由于关系亲近和年龄相仿，学员不称他教员，亲切地称他“穆同志”。穆林说：“我由于了解学员的思想认识水平，有的放矢地去讲，因而能够针对实际，重点讲解党的章程纲领，使他们跳出了小资产阶级狭隘圈子，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自觉地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增强了党性。学员们反映这种教学联系实际，针对性强，听得懂、记得牢，便于运用。” [7]
2. 教师吸收学员的经验。要当好课堂、练兵场上的教员，必須先在课前当好学员的学生，这是一分校教学的一条经验。教员把学员的丰富战斗经验集中起来，编成教材，向学员讲授，学员们听起来倍感亲切，教学效果也好。有这样一个典型事例，怎样打敌人的骑兵、自行车队?学校没有教材。“渤海军区来校学习的营、团长打过这种仗。教员就召开专题座谈会，请学员讲述敌人骑兵、自行车队的行动特点和规律，实战中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作战应遵循的战术原则。然后，整理编写成教材，再给学员讲课，结果收到了比一般教材更好的效果。一一五师《战士》杂志，全文发表了这份教材，学员们看后反响强烈。”[5]82-83在抗大，教师“在授课前，还先深入到学员中召开座谈会，请学员讲战斗故事，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教员就帮助分析，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然后从中选择典型战例，在课堂上作为教材，加以总结提高，使大家都受到教益”[8]301。
3. 教学时充分利用学员的工作经验。在抗大六大队，讲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时，请工人出身的同学先发言，讲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时，请贫雇农出身的同学先发言，讲国民党的腐败及其反动政策时，请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同学先发言，他们以现身说法和所见所闻，在课堂上展开热烈讨论，互相启发，互为补充，既生动又活泼，最后由教员进行归纳，上升为理论。“这种群众路线、教学相长的方法，不仅有助于弄清问题，提高认识，而且印象深刻，效果好，深受同学们欢迎。”[9]
三、深入前线、调查研究，是获得生动实践经验的最重要途径
1. 教师进行调查研究。在华北联大，为了做好理论联系实际，在校长成仿吾同意下，教师李凡夫曾带领几个干部和教员到晋察冀四分区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当时敌后的政治、经济情况。用了十余天，回校后进行了总结，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10]1938年9月，抗大军事教育科长王智涛带领一个“参观团”，先后到达晋西北、晋察冀的许多部队考察，并与广大干部、战士座谈，历时半年，学到许多书本上、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他们回到抗大后，立即整理新战例，编写了一本《战术学》教材。“这种来自战斗实际的教材，深受教员和学员的欢迎。”[8]302抗大十分校的教师，“在军事教育方面，首先深入调查学员各种战斗实例，分析胜负的主客观原因，从中得出经验教训，总结上升到理论。”[3]570在抗大四分校，学校要求教师“收集四年来我军在敌后及敌伪顽夹击中的经验教训，以实际例子进行教育，提高军事素养和战斗技能，坚定应付敌、伪、顽反击斗争胜利的信心。”[11]
2. 教师参加工作实践。1940年3月下旬，山东分局一区党委党校主任穆林担任了临时工作团副团长，主要任务是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县抗日民主政府。通过组织各界代表协商酝酿，他们于3月31日在黑涧召开了300余人的各界代表会议，推举谢辉为县长，接着又指导各区建立了区政府。任务结束后，穆林在教学中以此为例，“讲解了民主建政的重要意义和‘三三制’的原则，以及进行群众工作的方”。学员说：“由此懂得了民主建政的原则和方法，回去后工作就能用上。”[7]881940年，穆林在山東分局鲁南区党委党校教学时，作为工作队做群众工作，历时一个多月。他们每到一地，先听取当地县委书记、县长等负责同志的汇报，然后再共同研究布置工作。当时各县形势都很严峻，经日伪“扫荡”、蚕食和顽军侵占后，比区党委刚建立时根据地减少了80％左右，县、区武装也损失一半，且我军民普遍面临缺衣少食的困难。在此情形下，干部队伍存在不少问题，有少数人悲观失望，甚至有个别干部离队回家或叛变投敌。但是，各县、区的领导核心是坚强的，领导同志的精神面貌是好的，大家都具有克服困难，坚守阵地，打出一个好局面的坚强信心。检查工作结束后，他们“一方面将各县情况向区党委作了全面汇报，一方面将有关情况综合整理，并提高到理论和政策的水平高度，作为向第二期党校学员讲解的具体教材。”穆林讲授这方面的内容“受到了学员的欢迎”。[7]102-103
3. 教师到部队挂职或者跟随部队参加战斗。在抗大，学校组织军事教员轮流代职，亲自体会部队的生活，亲自参加战斗，如百团大战，关家垴战斗、公司窑战斗以及1941年的晋西北大破袭战，都有抗大的干部和教员参加。“他们通过参加实战，总结出经验，然后带回学校讲课，就更加生动实际。”[8]302抗大四分校也曾“组织教员跟随部队参加战斗”。[11]131
四、把前线作战指挥的领导干部请进来，是抗日根据地干部培训学校的一大特色
邀请在前线作战指挥或工作的领导干部作报告，可以说是抗日根据地干部培训学校的一大特色，也是再好的专职教师无法取代的。l938年9月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中央党校召开。学校趁与会人员空闲时间，请他们分别给学员作报告，一个多月时间，共请了30多人，几乎天天下午有报告，“我们听过周恩来关于保卫大武汉的报告，项英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成立新四军的报告，王稼祥关于八路军政治工作的报告。还有陈云、朱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彭真、萧克、张浩、博古、程子华、罗荣桓、潘汉年等人的报告。他们的报告，反映了时事形势、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等多方面情况，理论观点精辟。”[7]70-71在抗大一分校，朱德总司令经常去讲课，“总司令在军事教育中特别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他为我们上步兵战斗条令课，联系的战斗实例就非常丰富。当时我们虽然还用苏联红军的条令课，但经过他的讲解，就完全中国化了。……这些事例，有的是中外战史实例，但大多数是总司令从辛亥革命以来几十年戎马生涯中亲身经历过的，本来《条例》的条文比较原则，经他一讲十分清晰具体，使人领会深入一步。”[3]16
在抗大二分校，左权副总参谋长曾到学校作军事报告。如何对付优势敌人的“扫荡”？他提出“敌进我进，敌向我进，我向敌进”的军事原则。“当敌人进至合击点前的一日距离时，我军就力求隐蔽地从敌两路中间穿插出去，跳到敌后活动，名叫‘跳圈子’。跳要有个‘线’，跳早了敌人会掉头追击，跳迟了会遭敌合击。这个‘线’叫‘利害变换线’。大家听了兵书上没有的、新的军事理论很受教益。学校不但把这个战法教给学员，而且在反扫荡中这样做了，结果取得了胜利。”[5]85-86
五、组织学员参加实践活动，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最有生命力的教学活动
1. 组织学员进行军事演习。军事教学是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军事演习必不可少。1938年7月中旬，第四期学员毕业时，学校就组织一次由第一大队第二支队与第二大队参加的对抗演习。演习的课题是《在团的背景下“前卫营的遭遇战斗”》。演习开始时，第二大队从延安出发，成为“南军”，提出“配合延安友军消灭进占瓦窑堡的敌人，收复瓦市，夺取蟠龙，保卫延安”的战斗任务，向北挺进。第一大队第二支队则从瓦窑堡地区出发，成为“北军”，提出“配合鄜县（今富县）友军截断延蟠公路，破坏敌人交通，夺取敌人辎重，消灭进占延安的敌军，收复延安”的战斗任务。南、北两军在沿途一百多公里的行军途中，演习了行军组织、宿营安排、敌情侦察、战场警戒等课目，最后双方在蟠龙遭遇，进行了遭遇战、进攻、防御和撤出战斗，以及各种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的演习。通过这次一千余人的实兵演习，不仅在近乎实战的情况下检查考核了学员的学习成绩，而且培养、提高了军事教员组织教学和组织实施实兵演习的能力。[8]304
2. 以战教战。在抗大一分校，他们坚持课堂讲授与实地演习相结合，平时训练与实战讲评相结合，每打一仗都由队长或大队长作总结讲评。特别把战斗中的优缺点、经验教训结合起来。1941年冬，粉碎日寇“扫荡”的玉山战斗结束后，大队长张仁初在总结大会上以生动的语言，指出某队领导把命令中的“原地”抗击，看成是“东地”抗击，结果失去了战机，招致伤亡。学员说：“这一次总结比在讲堂听课收益多了。”[12]抗大一分校刚到沂蒙山区时，校部和各大队驻地周围数十里到处都有反动武装。为了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同时结合教学，锻炼应用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实战能力，验证教学效果，学校组织了开辟东蒙山的战役。作战对象是投降派和封建地主武装黄沙会。战役目的是消灭或驱逐这些民族败类，以开辟蒙山抗日根据地。“在校首长的指挥下，全校总动员投入了战役战斗。战前的政治动员、拟制计划、兵力部署、任务区分等就是生动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军事民主课。战役过程中，有袭击、有伏击、有进攻、有防御、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斗。它是战术、技术、政治工作、组织人民群众参战、战役后勤等综合教育。”[5]84-85这种以战教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最有生命力的教学活动。
3. 考试内容联系实际。在抗大，考试主要为了检查学员们学了知识以后会不会运用。教员经常出题目，假设一个情况，叫学员回答该如何指挥作战，有时干脆就让学员参加一次战斗来检查学习成绩。一位抗大学员回忆说：“有一次考试就是让我们真的袭击敌人一个据点。发给我们步枪和手榴弹。战斗中谁越勇敢、机智，谁的成绩就越好。”有同志回忆说，毕业前的一次考试是让学员们拿下敌人的一个炮楼，学员们经过研究准备后，向敌人发动了攻击，打下了敌人的炮楼，完成了战斗任务，这样毕业考试就通过了。[13]这样的考试无疑是最好的考试形式。
六、結合实际情况组织教学
1. 关注国内外大事。例如，茂林事变发生后，抗大二分校对茂林事变进行了研究学习。首先，教师将收集的资料适当地分配给全校的干部、学员，让他们都有研究的参考材料，“其目的在使每个同志都能彻底了解与正确认识茂林事变的一切事实与根本实质。”在干部中，根据军区政治部发下的茂林事变讨论提纲，进行了更具体更深入的报告，继之以热烈的讨论。期间，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中国革命现阶级的形式，尤其是根据中国革命中各个阶级的特性和作用，来研究茂林事变，普遍地反复学习数次以上，“获得了应有的成绩。”“学员经过了报告、讨论，更采取了讲演会、问答会、辩论会…… 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深入的教育。”“在救亡室建设起茂林事变专档的布置，出墙报，在室外写出醒目的墙标语，以至围绕着这一问题的各种游戏等等。”最后进行以茂林事变为中心的闭卷时事大测验。[14]
2. 结合现实情况进行教学。在抗大一分校，由于敌情复杂、环境恶劣，教学计划不能按部就班进行，教师们就按实际情况实施教学。今天是行军，就讲行军课程，比如讲其中的强行军、急行军，行军的组织、侦查、掩护等。“执行什么任务讲什么课程。学员最容易记，最容易理解，效果最好。”[3]58具体操作是，“事前讲明情况，有情况结合组织行军宿营的行动中进行演练，于每次行动结束时进行讲评。”[3]86总之，“一个勤务课目的总结，一次战斗行动的总结，往往就是一次很好的战术课或勤务课，一次攻敌碉堡的成功或失利，往往就是一次很好的兵种爆破教育。”[3]92
综上所述，抗日根据地干部培学校的领导与教师，在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教师先接受培训并坚持集体备课，为教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奠定了基础；教师了解学员的知识现状，便于教师实现教学的针对性；教师向学员学习，不仅没有降低教师的身份，反而更赢得了学员的尊重，因为这时教师的教学更密切地联系了学员的实际；教师参加社会调查、工作实践、军事演习、实际作战，是获得生动实践经验的最重要途径；邀请前线作战指挥或工作的领导干部作报告，在弥补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缺陷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1938）：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1986：310.
[2] 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4：377.
[3] 上海抗日军政大学研究会暨校友联谊 会.抗大校友回忆录选集（下册）[Z].1999.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 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 第五册·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4：697.
[5] 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在敌后的抗大一 分校（上册）[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3.
[6] 何长工.难忘的岁月[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2：158.
[7] 穆林.六十革命工作纪实[M].济南:山东 人民出版社，1998.
[8] 李志民.革命熔炉[M].北京:中共党史资 料出版社，1986.
[9] 上海抗日军政大学研究会暨校友联谊会. 抗大校友回忆录选集（上册）[Z].1999：240.
[10] 李凡夫文集编辑委员会.李凡夫文集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412.
[11]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抗大 四分校校史资料选编[M].郑州:河南 人民出版社，1990：84.
[12] 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在敌后的抗 大一分校（下册）[M].北京:中国物价 出版社，1995：39.
[13] 北京师院，北京四中，北京市教育局 抗大调查组.无产阶级教育的光辉典 范——抗大[Z].1968：16.
[14] 王谦.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 教育分册·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 版社，1990：79-80.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干部培训； 理论联系实际
中图分类号： D2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1-0085-04
Explore the Theory with Practice
——Based on the Teaching and Practice Cadre Training Schools of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LUAN Ying-ju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of Zhaoqing, Zhaoqing 526020， China)
Abstract: The cadre training school of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did a lot of exploration on how the theory with practice issues. That teachers learn from other teachers is the basis of theory with practice; that teachers understand the state of students is the premise of teaching target; teachers to student learning is a long-term compulsory; teachers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surveys, social practice, military exercises, the actual fight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gain practical experience; invite the leading cadres at the front to report, which is the lack of theory with practice teachers to make up an important method.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cadre tra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1940年2月15日，《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规定：“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但在学校生活中，求得这种一致的方法，应该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在学校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这些均应成为党校的主要功课之一部。”[1]在晋察冀边区的副师长聂荣臻曾告诉军区军政干部学校负责人林毅说：“这所学校是培养实际工作干部而办的，实际斗争需要什么，学员就学什么，教员就教什么。”[2]在中央文件的指示和党的领导人要求下，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培训学校，对理论如何联系实际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们的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教师接受培训并坚持集体备课，为教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奠定了基础
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教师必须首先向其他教师学习，学习的主要途径是参加教师训练班和集体备课。这种学习是全面的学习，当然包括学习其他教师如何理论联系实际。
1. 培训教师。一般来说，当时各学校都举办过教师训练班，在抗大一分校，还树立了“教育人者首先接受教育”的好风气，“朱总司令亲自给校连以上军政干部、教员上大课，每周一次，讲《苏联步兵操典条令》，也讲其他政治、军事战略问题，通过听大课的干部、教员给学员上小课。总司令讲课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我党我军的历史实际，联系敌后游击战争的现时实际，联系干部战士、学员的思想、政治、文化水平的情况。”[3]153
2. 集体备课。教育准备会制度是从抗大总校就开始探索业务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以营（大队）为单位召集各连指导员开教育准备会，准备每周内的课应如何讲，并总结上周的教学经验。用集体研讨的办法，实现集体备课、集体改进、集体提高。[4]在抗大一分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基本采取开准备会的方法。会前做好准备，写好讲义后，分组上课，实地推演，一个一个问题解决。老教师在准备会上起带头作用，训练部的领导先检查他们的准备情况，然后主持会议。[3]57-58“有些演习或作业，还采取示教办法，指定一个连队先行一步，组织教员听课，经集体评教后，再全面施教。”[5]81-82
二、深入学员，实现教学的针对性
1. 教师了解学员现状，做到有的放矢。这方面毛泽东是我们的榜样，毛泽东在抗大曾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课以前，每天晚上他都在窑洞前的大树下，挂起马灯，请来学员、干部了解情况，一直到深夜。讲课时，他引用大量事实说明问题，分析得条条在理、生动活泼，大家越听越爱听。一次讲课中，毛泽东讲到对问题要多加分析和研究时，他说，我们有的指挥员对情况缺乏研究，别人一鼓励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一个鲁莽家。当毛泽东说到：“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时，有个学员越听越感到毛泽东讲的像自己，是自己经过的事，于是，这个学员没等主席讲完课，就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接着又有几个学员说：“不！主席讲的是我。”从此，“不当鲁莽家，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大家的座右铭。[6]
事实上，谁能够了解学员，谁的教学就具有针对性。穆林在山东分局党校教学时，他在调查中发现这一期学员，多是1937年或1938年入党的青年人，由于党龄短，对党的基本知识掌握较少。多是中农、小职员家庭成份，还有的是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多是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也有少量的高中、大学生，属于知识分子。多在县、区或连队任职，属于基层的负责干部。他们脱离岗位到学校学习，都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高涨的学习热情。从这些具体情况出发，他经常参加学员的讨论会，同学员海阔天空地闲谈。由于关系亲近和年龄相仿，学员不称他教员，亲切地称他“穆同志”。穆林说：“我由于了解学员的思想认识水平，有的放矢地去讲，因而能够针对实际，重点讲解党的章程纲领，使他们跳出了小资产阶级狭隘圈子，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自觉地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增强了党性。学员们反映这种教学联系实际，针对性强，听得懂、记得牢，便于运用。” [7]
2. 教师吸收学员的经验。要当好课堂、练兵场上的教员，必須先在课前当好学员的学生，这是一分校教学的一条经验。教员把学员的丰富战斗经验集中起来，编成教材，向学员讲授，学员们听起来倍感亲切，教学效果也好。有这样一个典型事例，怎样打敌人的骑兵、自行车队?学校没有教材。“渤海军区来校学习的营、团长打过这种仗。教员就召开专题座谈会，请学员讲述敌人骑兵、自行车队的行动特点和规律，实战中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作战应遵循的战术原则。然后，整理编写成教材，再给学员讲课，结果收到了比一般教材更好的效果。一一五师《战士》杂志，全文发表了这份教材，学员们看后反响强烈。”[5]82-83在抗大，教师“在授课前，还先深入到学员中召开座谈会，请学员讲战斗故事，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教员就帮助分析，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然后从中选择典型战例，在课堂上作为教材，加以总结提高，使大家都受到教益”[8]301。
3. 教学时充分利用学员的工作经验。在抗大六大队，讲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时，请工人出身的同学先发言，讲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时，请贫雇农出身的同学先发言，讲国民党的腐败及其反动政策时，请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同学先发言，他们以现身说法和所见所闻，在课堂上展开热烈讨论，互相启发，互为补充，既生动又活泼，最后由教员进行归纳，上升为理论。“这种群众路线、教学相长的方法，不仅有助于弄清问题，提高认识，而且印象深刻，效果好，深受同学们欢迎。”[9]
三、深入前线、调查研究，是获得生动实践经验的最重要途径
1. 教师进行调查研究。在华北联大，为了做好理论联系实际，在校长成仿吾同意下，教师李凡夫曾带领几个干部和教员到晋察冀四分区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当时敌后的政治、经济情况。用了十余天，回校后进行了总结，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10]1938年9月，抗大军事教育科长王智涛带领一个“参观团”，先后到达晋西北、晋察冀的许多部队考察，并与广大干部、战士座谈，历时半年，学到许多书本上、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他们回到抗大后，立即整理新战例，编写了一本《战术学》教材。“这种来自战斗实际的教材，深受教员和学员的欢迎。”[8]302抗大十分校的教师，“在军事教育方面，首先深入调查学员各种战斗实例，分析胜负的主客观原因，从中得出经验教训，总结上升到理论。”[3]570在抗大四分校，学校要求教师“收集四年来我军在敌后及敌伪顽夹击中的经验教训，以实际例子进行教育，提高军事素养和战斗技能，坚定应付敌、伪、顽反击斗争胜利的信心。”[11]
2. 教师参加工作实践。1940年3月下旬，山东分局一区党委党校主任穆林担任了临时工作团副团长，主要任务是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县抗日民主政府。通过组织各界代表协商酝酿，他们于3月31日在黑涧召开了300余人的各界代表会议，推举谢辉为县长，接着又指导各区建立了区政府。任务结束后，穆林在教学中以此为例，“讲解了民主建政的重要意义和‘三三制’的原则，以及进行群众工作的方”。学员说：“由此懂得了民主建政的原则和方法，回去后工作就能用上。”[7]881940年，穆林在山東分局鲁南区党委党校教学时，作为工作队做群众工作，历时一个多月。他们每到一地，先听取当地县委书记、县长等负责同志的汇报，然后再共同研究布置工作。当时各县形势都很严峻，经日伪“扫荡”、蚕食和顽军侵占后，比区党委刚建立时根据地减少了80％左右，县、区武装也损失一半，且我军民普遍面临缺衣少食的困难。在此情形下，干部队伍存在不少问题，有少数人悲观失望，甚至有个别干部离队回家或叛变投敌。但是，各县、区的领导核心是坚强的，领导同志的精神面貌是好的，大家都具有克服困难，坚守阵地，打出一个好局面的坚强信心。检查工作结束后，他们“一方面将各县情况向区党委作了全面汇报，一方面将有关情况综合整理，并提高到理论和政策的水平高度，作为向第二期党校学员讲解的具体教材。”穆林讲授这方面的内容“受到了学员的欢迎”。[7]102-103
3. 教师到部队挂职或者跟随部队参加战斗。在抗大，学校组织军事教员轮流代职，亲自体会部队的生活，亲自参加战斗，如百团大战，关家垴战斗、公司窑战斗以及1941年的晋西北大破袭战，都有抗大的干部和教员参加。“他们通过参加实战，总结出经验，然后带回学校讲课，就更加生动实际。”[8]302抗大四分校也曾“组织教员跟随部队参加战斗”。[11]131
四、把前线作战指挥的领导干部请进来，是抗日根据地干部培训学校的一大特色
邀请在前线作战指挥或工作的领导干部作报告，可以说是抗日根据地干部培训学校的一大特色，也是再好的专职教师无法取代的。l938年9月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中央党校召开。学校趁与会人员空闲时间，请他们分别给学员作报告，一个多月时间，共请了30多人，几乎天天下午有报告，“我们听过周恩来关于保卫大武汉的报告，项英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成立新四军的报告，王稼祥关于八路军政治工作的报告。还有陈云、朱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彭真、萧克、张浩、博古、程子华、罗荣桓、潘汉年等人的报告。他们的报告，反映了时事形势、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等多方面情况，理论观点精辟。”[7]70-71在抗大一分校，朱德总司令经常去讲课，“总司令在军事教育中特别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他为我们上步兵战斗条令课，联系的战斗实例就非常丰富。当时我们虽然还用苏联红军的条令课，但经过他的讲解，就完全中国化了。……这些事例，有的是中外战史实例，但大多数是总司令从辛亥革命以来几十年戎马生涯中亲身经历过的，本来《条例》的条文比较原则，经他一讲十分清晰具体，使人领会深入一步。”[3]16
在抗大二分校，左权副总参谋长曾到学校作军事报告。如何对付优势敌人的“扫荡”？他提出“敌进我进，敌向我进，我向敌进”的军事原则。“当敌人进至合击点前的一日距离时，我军就力求隐蔽地从敌两路中间穿插出去，跳到敌后活动，名叫‘跳圈子’。跳要有个‘线’，跳早了敌人会掉头追击，跳迟了会遭敌合击。这个‘线’叫‘利害变换线’。大家听了兵书上没有的、新的军事理论很受教益。学校不但把这个战法教给学员，而且在反扫荡中这样做了，结果取得了胜利。”[5]85-86
五、组织学员参加实践活动，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最有生命力的教学活动
1. 组织学员进行军事演习。军事教学是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军事演习必不可少。1938年7月中旬，第四期学员毕业时，学校就组织一次由第一大队第二支队与第二大队参加的对抗演习。演习的课题是《在团的背景下“前卫营的遭遇战斗”》。演习开始时，第二大队从延安出发，成为“南军”，提出“配合延安友军消灭进占瓦窑堡的敌人，收复瓦市，夺取蟠龙，保卫延安”的战斗任务，向北挺进。第一大队第二支队则从瓦窑堡地区出发，成为“北军”，提出“配合鄜县（今富县）友军截断延蟠公路，破坏敌人交通，夺取敌人辎重，消灭进占延安的敌军，收复延安”的战斗任务。南、北两军在沿途一百多公里的行军途中，演习了行军组织、宿营安排、敌情侦察、战场警戒等课目，最后双方在蟠龙遭遇，进行了遭遇战、进攻、防御和撤出战斗，以及各种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的演习。通过这次一千余人的实兵演习，不仅在近乎实战的情况下检查考核了学员的学习成绩，而且培养、提高了军事教员组织教学和组织实施实兵演习的能力。[8]304
2. 以战教战。在抗大一分校，他们坚持课堂讲授与实地演习相结合，平时训练与实战讲评相结合，每打一仗都由队长或大队长作总结讲评。特别把战斗中的优缺点、经验教训结合起来。1941年冬，粉碎日寇“扫荡”的玉山战斗结束后，大队长张仁初在总结大会上以生动的语言，指出某队领导把命令中的“原地”抗击，看成是“东地”抗击，结果失去了战机，招致伤亡。学员说：“这一次总结比在讲堂听课收益多了。”[12]抗大一分校刚到沂蒙山区时，校部和各大队驻地周围数十里到处都有反动武装。为了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同时结合教学，锻炼应用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实战能力，验证教学效果，学校组织了开辟东蒙山的战役。作战对象是投降派和封建地主武装黄沙会。战役目的是消灭或驱逐这些民族败类，以开辟蒙山抗日根据地。“在校首长的指挥下，全校总动员投入了战役战斗。战前的政治动员、拟制计划、兵力部署、任务区分等就是生动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军事民主课。战役过程中，有袭击、有伏击、有进攻、有防御、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斗。它是战术、技术、政治工作、组织人民群众参战、战役后勤等综合教育。”[5]84-85这种以战教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最有生命力的教学活动。
3. 考试内容联系实际。在抗大，考试主要为了检查学员们学了知识以后会不会运用。教员经常出题目，假设一个情况，叫学员回答该如何指挥作战，有时干脆就让学员参加一次战斗来检查学习成绩。一位抗大学员回忆说：“有一次考试就是让我们真的袭击敌人一个据点。发给我们步枪和手榴弹。战斗中谁越勇敢、机智，谁的成绩就越好。”有同志回忆说，毕业前的一次考试是让学员们拿下敌人的一个炮楼，学员们经过研究准备后，向敌人发动了攻击，打下了敌人的炮楼，完成了战斗任务，这样毕业考试就通过了。[13]这样的考试无疑是最好的考试形式。
六、結合实际情况组织教学
1. 关注国内外大事。例如，茂林事变发生后，抗大二分校对茂林事变进行了研究学习。首先，教师将收集的资料适当地分配给全校的干部、学员，让他们都有研究的参考材料，“其目的在使每个同志都能彻底了解与正确认识茂林事变的一切事实与根本实质。”在干部中，根据军区政治部发下的茂林事变讨论提纲，进行了更具体更深入的报告，继之以热烈的讨论。期间，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中国革命现阶级的形式，尤其是根据中国革命中各个阶级的特性和作用，来研究茂林事变，普遍地反复学习数次以上，“获得了应有的成绩。”“学员经过了报告、讨论，更采取了讲演会、问答会、辩论会…… 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深入的教育。”“在救亡室建设起茂林事变专档的布置，出墙报，在室外写出醒目的墙标语，以至围绕着这一问题的各种游戏等等。”最后进行以茂林事变为中心的闭卷时事大测验。[14]
2. 结合现实情况进行教学。在抗大一分校，由于敌情复杂、环境恶劣，教学计划不能按部就班进行，教师们就按实际情况实施教学。今天是行军，就讲行军课程，比如讲其中的强行军、急行军，行军的组织、侦查、掩护等。“执行什么任务讲什么课程。学员最容易记，最容易理解，效果最好。”[3]58具体操作是，“事前讲明情况，有情况结合组织行军宿营的行动中进行演练，于每次行动结束时进行讲评。”[3]86总之，“一个勤务课目的总结，一次战斗行动的总结，往往就是一次很好的战术课或勤务课，一次攻敌碉堡的成功或失利，往往就是一次很好的兵种爆破教育。”[3]92
综上所述，抗日根据地干部培学校的领导与教师，在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教师先接受培训并坚持集体备课，为教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奠定了基础；教师了解学员的知识现状，便于教师实现教学的针对性；教师向学员学习，不仅没有降低教师的身份，反而更赢得了学员的尊重，因为这时教师的教学更密切地联系了学员的实际；教师参加社会调查、工作实践、军事演习、实际作战，是获得生动实践经验的最重要途径；邀请前线作战指挥或工作的领导干部作报告，在弥补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缺陷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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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谦.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干部 教育分册·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 版社，1990：79-80.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