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淮军的创建，清人笔记里的记载颇有趣。大致是湘军与太平军相持日久，“争战有功，兵骄将肆，不守号令”，曾国藩对此十分担忧，希望能在三湘子弟之外，别创一支有朝气的新军。他就这一想法与得意门生李鸿章商量，李鸿章力荐淮上子弟。
　　 曾国藩于是要求李鸿章将他知道的淮上豪杰之士全数邀来军营，集中住宿，他要亲眼鉴别人物。某日，曾李步行悄入宿馆，只见诸人有的赌酒划拳，有的放声高歌，但“南窗一人，裸腹踞坐，左手执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那人拿在手中的竟是《史记》。两人在宿馆里走了一圈，没人去向李鸿章趋奉问好。
　　曾国藩出来后对李鸿章说：“诸人皆可立大功，任大事。将来成就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也。”此人就是将来的台湾巡抚刘铭传。
　　淮上产兵，确非虚言。淮军固然是由两淮子弟组成，他们在敉平太平军之后主要对付的敌人捻军，也主要是淮北的农民。合肥民间传说：刘铭传在投军之前，也曾与几位肥西强人聚在一起，讨论是投官军还是投太平军。这时，一阵狂风刮断了本当用来悬挂反旗的旗杆，一位老塾师劝他们“顺应天命”，于是几人次日就去打太平军了。
　　淮军与湘军最大的不同是曾国藩喜欢用文人领兵，各营头领至少是个秀才，因为湘军以反对太平军“破坏圣教”号召天下，读书人对此更有切身体会，即使鲁莽如张翼德的曾国荃曾九帅，也是举人出身。
　　因此，曾国藩并非如故事中说的那般欣赏淮军将领。他在率领淮军“平捻”时，觉得这些人“虽有振奋之气，亦乏忧危之怀”。由于自古皆云骄兵必败，这位儒帅很担心淮军“不能平贼”。但事实是淮军荡平了捻军，曾国藩只好在日记里承认自己“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李鸿章的观点恰恰与老师相反，淮军将领大多是草莽豪杰，最有学问的张树声也只是秀才。不过李鸿章不在乎，他总说“今世乏才，岂乏翰林科目耶”？
　　 应当承认，淮军中大部分是“急功近利之徒”。但刘铭传似乎是一个例外。他出道时，的确“识字无多”，但后天习学文艺，非常努力。他的上司李鸿章当过翰林文臣，文集中却很少诗赋之作，刘铭传草莽出身，却能留下一本《河声贷色楼诗稿》，可算异数。
　　 他也不像其他淮军领袖那样喜欢任用同乡。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刘铭传因事经过天津，顺便去了解一下李鸿章的用人，发现合肥人“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不禁大惊道：“如某某者，识字无多，是尝负贩于乡，而亦委以道府要差，几何而不败耶！”
　　刘铭传幕府多文人，他也极尊敬幕宾，“所属稿不敢妄加点窜”。据说他会让幕宾念起草好的奏折，听到感觉不对之处，就摇摇头让幕宾修改。幕宾有时不愿意改，径自拜发，但奏折发还下来，刘摇头之处，往往便受到朝廷驳斥。时人认为这是刘“天资机警”，实则他对事理人情看得极透，这也是刘成功的资本之一。对于擅作主张的幕宾，刘铭传也不加责备，照旧信用，度量很大。
　　 1884年，清廷派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然而刘不肯当钦差大臣，因为没有实权。他每日带着姬妾游西湖，就是不出发去台湾。李鸿章八百里加急文书催他，刘回答说：不让我当封疆大臣，就别打扰我了！李中堂也只好奏明朝廷，加他一个台湾巡抚的头衔。
　　 初到台湾时，不少下属文官因为刘铭传出自卒伍，十分轻视之，甚至说他不是“真巡抚”。然而刘铭传治理台湾期间，不仅击败了侵略台湾的法国军队，而且从大陆引进人才（包括西洋人才），“抚台则铁路、电线、邮政、炮台、学堂、船商、火器、水雷、诸机械制造，于举国未为之日独先为之。”
　　据说他自己是武人，但十分轻视武人，自己是封疆大吏，却又非常瞧不起外官，最看重京师里的文人名士。有相士当面奉承刘，说他将来会“入阁拜相”，刘一笑，说：“武人岂可拜相？”相士力争说，天运如此。刘铭传又一笑，说：“真是那样的话，天下事也就完了。”
　　 刘铭传未成名时能否读懂《史记》，不好说，因为史载他只在村塾读过一点书，被乡人视为“无赖”。不过，以他的习性，大有可能在曾国藩来巡视时，做出读《史记》的举动——谁让他瞧不上周围那帮粗声大气的武人呢？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