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和经济资源是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中共遭遇的最大难题。与此同时，中共向来可资依赖的良好政治资源也呈逐步削弱之势。
　　在苏区内部，随着压力的加大，政治领导人年轻和缺乏经验的弱点日渐暴露，初期粗放发展阶段可能被隐藏和忽略的问题集中显现，在肃反、扩红、政权建设、群众支持等问题上，都出现不容乐观的态势。前方战事的不利，又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放大着这一切，而这些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军事紧张。恶性循环的结果，使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困境，降临到承受重压的中央苏区头上。
　　在这样的形势下，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开小差成为困扰红军的重大问题。这一状况的出现，本身应为苏区一系列问题反映在红军中的结果，其对红军造成的伤害不可谓不大。
　　战争环境下，虽然严明的纪律与组织保证了红军旺盛的战斗力和团结精神，但开小差的现象在各个阶段都不可能完全消灭。初期，随着革命形势的起伏，队伍中开小差的比率起落不定。苏区巩固后，严重的开小差问题则主要由大规模扩大红军引起。早在1930年底，毛泽东在吉水东塘调查时就注意到：“本乡先后共去了79个人当红军，都是鼓动去的。但最后一批46人中，有四五个人哭着不愿去，是勉强去的。”
　　 扩红已经不能保证完全自愿，而且，“好些新兵到了分派到各师团时，他们才知道是要他们当红军”。由于参军本非完全自愿，开小差也就很难避免。1931年底，红三军团第三师发现：“特务一连长、师部副官参谋、传令排长是党员，开小差走了。”不过，这一时期，无论是扩红中的强迫还是开小差，都只是个别现象，尚处可控状态。
　　苏区民众具有浓厚的宗教、乡土意识，参加地方武装、在家乡保卫自己，许多人十分积极，但离开家乡参加红军，却被不少人视为畏途。萧克回忆：“农民想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拿了枪，也只愿意在本地活动，不愿远出，也不大愿意当大红军。”
　　萧克的说法在刘伯坚当年的一份报告中得到证实：“一般农民乃至一般党员若叫他在本地当赤色队，打团匪土匪，他为着保护自己还很勇敢，一说到调他去当红军，他就不愿意。”非常明显反映出这种地方意识的是：“他们的逃跑关系红军的出发地，例如红军长汀打仗，永定籍的红军就逃跑。”
　　但扩大主力红军终究是红军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主力红军的建设，仅仅愿在家门口作战的武装，难逃乌合之众之讥。问题的核心更在于巨大的兵员需求和紧缺的人力供给之间的落差，而这又是由战争的严酷性所决定的。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苏区突击扩大红军达到11.2万多人。超常规模扩大队伍，伴随的是普遍的强迫，苏区各地都存在“‘开大会选举’‘以没收土地恐吓’‘拈阄’等方法来强迫、命令、欺骗、引诱、收买群众去扩大红军”，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开小差问题。1933年底，仅瑞金一县逃兵就达到2500人，经过强制突击并枪决、捕捉部分屡次逃跑者后仍有八九百人。
　　开小差问题的日益严重，除各地为完成扩红指标进行强迫命令，造成民众的抵触情绪外，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从地方来看，相当部分地区对开小差现象没有予以充分重视，由于人力紧缺，各地常在工作中把开小差人员作为有经验的骨干加以重用。江西、福建都有地方政府“替红军请假、寄路票给红军回家”，甚至“拿排长、队长官衔做引诱”，逃兵“可以担任当地重要工作”。地方游击队为提高自身的军事水准也有意留用部队中开小差者，这些人员在“福建三分区游击队中占十分之七”。
　　讨论开小差问题，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到的是红军生活的艰苦。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军通过打土豪可以筹集大笔款项，随着打土豪财源的枯竭、根据地经济上困窘，红军经费日益紧张，供应短缺问题日益严重。
　　而且，在战争背景下，加入红军随时面临着牺牲的危险，又要承受艰苦的训练和生活，不少人望而生畏。有逃兵承认：“红军每天要走一二百里路，我们实在拖不得。”王稼祥等也意识到：“红军生活这样艰苦，与士兵的逃跑自然是有关系的。”
　　中央苏区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游击队出现的开小差现象，是苏区一系列社会政治难局下形成的困境，根源在于战争的残酷和苏区人力资源的缺乏。中共中央指导方针的失误固然加剧了这一现象，但只是导致问题出现的诸多因素之一，不能要求其承担全部责任。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详见本期“本刊荐书”，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