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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件事都比拍电影吸引你
冯小刚3年没出新电影了。
这个听起来十分普通的句子,在冯小刚那里很不普通。从1997年的导演成名作《甲方乙方》,到2013年的《私人订制》,17年里,冯小刚导演了14部电影。这里面还得除掉2002年,冯小刚因为心脏病发,在家休养了很长时间。
用《大片时代——冯小刚与华谊兄弟》一书的作者秋原的说法:“冯的这种创作密度,不仅在他今天的同行中是非常少见的,即便在新中国过去60年的电影发展史上,也可以说是无人可及。”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中磊觉得,在他认识的所有人中,冯小刚的精力旺盛程度肯定排前三——工作起来,能够数天几乎不睡觉,熬着连轴转。
即使养病的2002年,他也没闲着。他写道:“对于我这样一个沽名钓誉的人来说,用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吃喝玩乐是非常痛苦的。”他接受出版社的建议,写了本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迅速成为畅销书。
彼时的冯小刚,时时摩拳擦掌。即使心脏病带给他不知何时而至的惊恐,让他随时可能“吞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吸上氧气躺倒放平,眼神无助地望着周围的大千世界”,他依然会用描述打仗的口气描述他的电影事业:“今年虽然因伤缺阵,但已经作好了准备迎接来年的挑战。在中国电影的丛林里,我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我是一头饿了一年的狼。”
然而几年后,一些与斗志昂扬并不搭调的感觉出现了。拍《集结号》时,每天在零下20度的野地里,工作人员煮了姜汤御寒,但剧组中的女性拒绝饮用。太冷,她们恐惧上厕所。“为拍一部电影让女人们渴了3个月,我一直在问自己电影有那么重要吗?”冯小刚写道。拍《一九四二》时,张少华老太太发高烧,正赶上轰炸的戏,炸点已经埋好,冯小刚担心硝烟粉末老太太受不了。“我当时特别矛盾。其实我不是那种只要把戏弄好,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挺不是东西的。”
2010年《唐山大地震》上映时,冯小刚向媒体讲述起自己的厌倦情绪:“你一年一个,变得除了拍电影之外的任何一件事都比拍电影吸引你。”“你每天扎在这里工作工作工作,生活的意义全都迷失了。”“我跟华谊还有5部电影的合约,拍完我大概60岁了。我到那时候,肯定玩去了,要不觉得我太亏了。”其中最激烈的说法是:“早点脱离这婊子的行业。”
2012年2月8日凌晨,冯小刚发微博:“拍了3个多月,每天风里土里,咬不完的牙,着不完的急,渐渐度日如年。对电影的爱越来越淡,对这样的生活也开始感到厌恶,也许真的到了要和它说分手的时候了。想想还有近两个月才能收工,想想合约里还有4部影片要拍,怎么捱过去?拍电影如果没了企图心,就像没有欲望还要做爱,就剩受罪了。”疑似的息影宣言让华谊兄弟的股票应声下跌,有人计算这条微博让所有华谊股东少赚了3.2亿元。冯小刚忙在第二天发微博解释自己会高质履约。他容易语出惊人,但同时又遵守规矩。
电影的民意
没人能否认冯小刚是中国最有观众缘的导演之一,在前几年,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他似乎天然地对观众的喜好很敏感。199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韩三平找到被连毙三部作品的冯小刚,想请他拍一部领导和群众都接受的电影,比如反映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喜剧,冯小刚说:“这样的题材有人看吗?不是所有社会热点都能成为电影的卖点。下岗工人是没有心情去看电影的;在岗的人又不能理解下岗人的心情。在现实中承受苦难的人,在电影里要获得解脱。”他推荐了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讲述了捧人专家冯小刚(就是直接用了冯小刚的名字)带着一帮人开启“好梦一日游”服务,帮人实现梦想。这就是后来的电影《甲方乙方》。
开拍前,紫禁城影业总经理张和平组织电影院的经理、发行公司的宣传人员看剧本,开讨论会,让电影院的经理说,哪些情节观众会感兴趣,反复论证市场前景。上映后,果然一炮而红,票房3600万,创1998年国产电影最高票房纪录,还成为国内首部贺岁片。
秋原在《大片时代——冯小刚与华谊兄弟》中写道:“这个行业是一个极其讲究门第与身份的圈子。‘野路子’出身的冯小刚,一开始就处在一个很不利的地位上——没有‘学院派’的正经名分,早年经常被当作‘外人’看待。”但冯小刚握着民意。只要他拍贺岁片拍喜剧片,一定票房丰收,口碑不错。
2007年,冯小刚大转型,拍摄战争片《集结号》,六千多万投资,是当时的大制作。他对投资人王中军说:“这又没明星,又没女的,肯定不赚钱。”这位植入广告时能有百计千招的老板,当过兵,有部队情结,此时显出了仗义:“赔就赔了,我就认这个。”不过,观众没答应。《集结号》票房2.6亿,成为当时内地票房史亚军,而且口碑远超当时的票房史冠军《满城尽带黄金甲》。2010年,《唐山大地震》票房6.7亿,刷新了内地票房史纪录。同年的《非诚勿扰2》投资四五千万,票房4.8亿。投资冯小刚电影,成了稳赚不赔的好生意。
电影院里的麻药
冯小刚对电影的厌倦高峰出现在《一九四二》上映后。之前的厌倦还多由于工作的辛苦、娱乐圈的混乱等,可这一次,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牵挂19年的题材,一向支持他的民意却有些转向了。
拍《唐山大地震》时,原小说作者张翎不认可改编的结局:母女见面、痛哭、下跪、道歉。小说里的结局很含蓄:女儿在雨后的街上看见了阳台上的母亲,30年未见的母亲问她,闺女,你找谁?女儿觉得脸上痒,一抹发现是眼泪。但冯小刚觉得,如果母女不见面,无法满足13亿中国观众的心理期待。 到了《一九四二》,冯小刚不想管这种心理期待了:“我觉得找一个更舒服的出口给观众的话,就糟践了这个小说。那何必拍这题材呢?可以找一个让观众更舒服的题材。”
其实拍《集结号》时,冯小刚就有了这种不搭理观众心理期待的倾向,他希望谷子地最后没有挖到烈士遗骸,也没有谁给他勋章,他最后冻死在煤矿上,“完了他战友就弄一卡车来,席子一卷给他拉走了。但刘恒说,这个不是我要写的那东西。我要写的是英雄受了委屈,你要往这个结尾上弄,跟你一开始找我写的剧本初衷不一样。当然也还要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所以我们还是让他挖到了,证明了,最后军功章也颁发了。哎,观众就觉得特别满足。”冯小刚感慨。
拍《一九四二》时,徐帆和冯小刚起了很大争执。徐帆扮演的灾民花枝把自己卖了,换小米给孩子吃。临走时,她很平静地向孩子交待要记住老家是延津的,给孩子一个风车,说是爸爸做的,留着是念想。徐帆很排斥这个演法,她觉得一个母亲和孩子要骨肉分离了,怎么可能克制和平静?这不是一个农村妇女的情绪。她特别反感一些有文化的人提到煽情就觉得是贬义,她对冯小刚说:“别人我管不了,你如果现在也要这样搞,我觉得你特别恶心,你太做作了。”但冯小刚坚持。他对徐帆说,你说得对,但这是1942年的灾民,他们已经走了几个月,所有人生不如死,到这时候,悲伤太奢侈了,和活着相比,不是一个量级。
冯小刚前所未有地在微博上刷屏转载普通观众写给《一九四二》的好评,4天转了47条。这阻挡不了投资2亿多的《一九四二》票房只有3.7亿,而到5至6亿才能回本。冯小刚预想到《一九四二》赚不了什么钱,但他没想到会赔钱,而且不少。票房不仅是钱,也是支持他多年的观众投给他的票。更让他生气的是,他还听到了不少关于拍摄动机的骂声。
一年后,冯小刚凭《一九四二》获得“华表奖”优秀导演奖,他依然很介意,在获奖感言中说到正在上映的《私人订制》:“我随随便便拍的电影,一个星期卖4个亿。我认真拍的电影不卖钱,这给我很大的困惑。”
“那时是愤怒的。你们这帮傻×,好了伤疤忘了疼。而且这电影也不是拍灾难,是通过灾难拍民族性。就是现在现实里的民族性。”现在再回忆这些,他愿意站在普通观众角度想想:“其实我觉得观众内心都挺丰富的,而且他们的生存压力都挺大的。每一个观众我觉得对生活都有深刻的认识,就门口蹲在那吃盒饭的民工,他对生活的认识一点也不浅薄。但是他一到电影院里头,他就希望打麻药。这也是一种需要吧。全世界都这样。”听起来,跟他1997年拍《甲方乙方》之前对韩三平说的话差不多:“在现实中承受苦难的人,在电影里要获得解脱。”
“那个很大的困惑现在得到解答了吗?”我问。
“对,现在接受这个了。”冯小刚回答,“如果我们这民族,全民族都会像以色列人似的、犹太人似的,对拍他们灾难的影片给予比娱乐片更大的票房,就没有必要拍《一九四二》了。是吧?”
当了17年“劳模”的冯小刚真歇下来了。歇之前的最后一部电影《私人订制》,在他那儿受到的待遇不像亲儿子。冯小刚总说,《私人订制》是为补上《一九四二》亏掉的钱给华谊兄弟公司拍的。尽管之前他给公司赚了不少钱,加起来算的话,应该不能算他欠公司的。但冯小刚觉得不行:“我觉得很多艺术家,基本上是拿着别人的钱在做着自己的试验,或者说满足自己的追求。完了别人赔钱了,也无动于衷。我还不是这么一人。我是觉得没有人应该为你的追求赔钱。除非是你自己把钱赔了。”
他还需要还另一种人情债,担任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因为有位领导在《一九四二》过审时提供了帮助,他开口请冯小刚,冯小刚觉得不能推辞。
歇下来的冯小刚长时间发呆,在洛杉矶包他擅长的饺子,拌他擅长的凉菜。他监制电影,参加综艺节目,在海南办实景娱乐冯小刚电影公社,最著名的事儿是主演了电影《老炮儿》里耿直的六爷,顺手拿了个金马影帝。
我就想拍圆的,不行吗?
离拍完5部就退休的计划还差两部,冯小刚又不想退休了。他看上了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这是他们的第四次合作。
停用微博一年半后,他终于又更新了。他说在长时间发呆时暗下了决心:“如果我30岁我可以妥协,退而求其次,因为来日方长;但我已经快六十岁了,借社会新闻里经常使用的一句形容,‘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我就不愿意妥协了,因为时间无多。赚钱的目的是拍自己喜欢的电影,折了也不用愧对金主。”
冯小刚早年以擅长合作的机灵形象闻名,批评人也是幽默讽刺的风格,近些年却有了“小钢炮”的外号,以敢言著称,毒舌范围从社会现象到电影评论,再到痛斥个人。问到早年为何不“钢炮”,冯小刚说:“以前首先要生存。比如我想拍电影,我得拍成。你要是特别刺儿头,谁跟你合作?电影不像小说,不像绘画,我不需要你们跟我合作,我自己就完成了。电影需要资金,需要那么多人在一起合作,还有很多审查。”
2005年11月,华谊兄弟以10.5亿元收购了冯小刚的东阳美拉公司70%的股权。这家2005年9月才成立的公司,资产总额1.36万元,负债总额为1.91万。冯小刚签下业绩承诺,此后5年,东阳美拉每年税后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
对于冯小刚来说,这意味着“过去是和华谊一起做决定,现在完全是我自己做主。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尝试,你自己拍板,要不要干这事”。
《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并不像它的名字一样擦点软色情的边,似乎风情万种。它讲的是一个执拗的农村妇女层层上访的故事,20年间,本来与案件无关的层层官员莫名牵涉其间,滚成了一团巨大的黑色幽默。这是个好故事,但不一定是个赚钱的好项目。冯小刚一直动员华谊别投资,“我说我自己投,我也投得起,我没必要糟践别人的钱,但公司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题材。”冯小刚有点害怕再承担一次赔了别人钱的巨大压力。“我挣钱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干自己喜欢的事儿。”
冯小刚不吃肉,因为味觉对腥味异常敏感,只吃肉馅拌菜的饺子。不吃海鲜,除了带鱼和黄花鱼。最爱吃西红柿。赶赴饭局,他得不停拒绝各种菜,此时徐帆会挑几个蒜瓣、葱段,舀两勺酱油汤,拌在米饭里递给他,并对大家说:“你们吃你们的,别理他。”冯小刚热爱抽烟,只抽中南海点五,10块钱一盒。 “你说我这样的,都没地儿花钱。但有钱了,我可以想拍什么拍什么,挣钱的意义就出来了。”冯小刚拍拍手边的烟盒。
《我不是潘金莲》里,冯小刚想用前所未有的圆形画面。整个团队里只有摄影师一个人支持。冯小刚解释说圆里有宋元时期文人画的古意,很搭这个很中国的故事。又说,中国拍电影的环境大部分脏乱差,不入画,框在圆里,普通的画面也显得有些不普通了。又说,它有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有第三只眼睛在观察的感觉。解释来解释去,刘震云、王中磊、张国立等一干人依然反对,还在拍摄地婺源集体发动攻势,试图说服冯小刚。最后,冯小刚“佯装喝醉,摔门而去”。
“我不想再解释了。”冯小刚事后说起当时摔门的想法,“没他妈道理,我就想拍圆的,不行吗?你们丫谁不想投资,你们丫就别投,我自己投资。”他更冷静时候的想法是:“我并不知道是不是好,是不是能被观众接受。但是我不希望在我老了的时候,后悔这件事。我年轻的时候,太顾忌了很多事,没有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这件事哪怕失败了,但是在我老了的时候,不能拍电影的时候,我想起我试过了,就很高兴。”
《我不是潘金莲》的过审难度和《一九四二》感觉差不多,冯小刚说。
1997年,韩三平找冯小刚拍贺岁片时,安抚这位因被毙三部作品导致公司倒闭的导演:“当初电影局领导班子重组,工作重心是抓整顿,刚好你的片子撞到枪口上了。现在不同了,他们的屁股已经坐到了电影的板凳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抓创作,抓整顿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抓繁荣,这是衡量电影局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这个转变的过程希望你能够理解。”当年,《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因描写婚外恋,开拍十几天被叫停。4年后改为《一声叹息》,顺利拍摄上映。
这些都让冯小刚觉得:“你一直念念不忘,然后去争取,去争取,如果它是一个好东西,方方面面从心里来说认可,只是由于形势什么的原因,那有可能找到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方式。”
冯小刚近年开始喜欢看一些更沉静的片子,比如《45周年》、《入殓师》。十几二十年前,他更喜欢看《教父》、《美国往事》、《现代启示录》这样波澜壮阔的史诗。他几乎不看科幻电影,觉得飞来飞去的特假,只愿意用电脑特效做仿现实的内容。“很多导演high特效,也拍得挺好,我不好这个,我喜欢的那些东西,一般不需要特别多的钱。”
他接下来要拍《手机2》,还要拍一部自己的青春故事。他喜欢像美国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样,八十多岁仍然拍片子,虽然已经不贴近年轻人的市场,但还是有他的观众想看他。“就是什么年龄的人干什么事。年轻的观众应该有他们喜欢的演员、喜欢的导演,和他们心往一处想那样的。你让我去适应他们,我觉得不是我脱不下这大褂去适应,是我肯定驴唇不对马嘴啊!我女儿想的事儿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不要求她去和我想的一样,但是她也别要求我。”
时代的变化常常让人追赶不急,只有若干年后回头,才能看出这些变化是昙花一现,还是真的扭转了时代的方向。比如2003年,冯小刚在自传里写和女儿的代沟:“我们这代人广泛使用的赞叹是‘真他妈孙子’。我女儿对心爱事物的赞美,使用的句子是:‘哇噻,酷毙了’。”十几年后再看,你看不出“真他妈孙子”的年代,但“哇噻,酷毙了”已经被归入了“上世纪90年代流行语”的历史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