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法专业创立背景
　　沙孟海先生1981年为《陆维钊书法选》所作《前言》有云：“已故院长潘天寿先生和陆先生重视书法篆刻艺术，于1963年就本院试办书法篆刻科，即请陆先生为科主任。”“1979年暑期，学院又接受了培养书法篆刻研究生的新任务，请陆先生负责。所有规划制度，多经他主持悉心厘订，病榻中还力疾工作。”
　　至于中国美术学院当时创立书法专业的背景，还得从更早时间谈起。
　　1962年6月，时任院长的潘天寿在全国“美术教育会议”上发言：“目前老书法家寥寥无几，且平均年龄在60以上了，后继无人，前途堪虑，我建议在浙江美术学院设置书法专业，包括金石篆刻，以便迅速继承。”由于潘天寿院长当时在美术教育界的地位与影响，此建议受到文化部的重视和采纳，旋即批准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增设书法篆刻专业。潘院长即委托陆维钊主持筹办。
　　先生工诗词，尤专力清词，编有《全清词目》。叶公绰先生纂《全清词钞》，先生为主要助手。后叶氏以生平所藏清词集悉数相赠。
　　先生在美院中国画系任教古典文学、书法、中国画题跋诸课程。20世纪60年代初期，几乎全部中国画系青年教师，包括部分中年教师，每天早饭后均在办公室练习书法，陆先生经常亲临指导，蔚成风气。
　　先生弱龄爱好书画，晚岁卓焉名家。1948年即有《中国书法》行世（1986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改名《书法述要》重印）。先生于真、草、隶、篆，无一不精;擘窠蝇头，均造极则。又善画，山水、花卉均不同凡响，兼通篆刻。
　　由于上述特殊条件，使陆先生才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书法专业奠基人。然若无地位、职位如潘天寿先生之高者倡导与大声疾呼，并物色、选定，最终将任务落实到陆维钊这样合适的人物身上，在当时创办亦不可能。
　　二、创设阶段
　　陆维钊接受委任后，立即着手筹建。时先生虚龄六十有四。
　　在创设阶段，主要有三方面的准备工作：
　　1.延聘师资。除本院擅长书法的老画家，如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等先生外，又聘请沙孟海、朱家济、方介堪等书法篆刻名家来院任教。
　　2.购求搜集碑帖等资料。陆先生以年逾花甲之身，亲自带领筹备该专业的助手刘江四处购求资料（笔者亦曾随往上海古籍书店两次），共选购碑帖印谱等上万种。
　　3.专业课程设置。先生手订教学计划，与任课教师商定担当课程。以上一切都在潘院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潘院长还数次召集筹备工作教师会议，听取意见，审定教学计划。经过一年艰辛紧张的筹备，1963年，浙江美术学院第一个书法专业，也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书法本科专业———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书法篆刻科正式成立。
　　名称：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书法篆刻科。建制：五年制大学本科。学科主任：陆维钊;秘书由中国画系秘书刘江兼任。
　　任课教师与课程设置：书法、书史、书论（陆维钊、朱家济）;篆刻及史论（诸乐三、方介堪）;文字学、印学（沙孟海）;古代汉语言文学（陆维钊）;写作（朱家济）;助教（刘江、章祖安）。以上教师按课程表上课。其中方介堪先生家在温州，必须专程前来，因此，他的授课是有阶段性的，即在时间上相对集中。潘天壽亲自不定期执教。吴茀之、陆抑非亦均以讲座形式执教。
　　因当时适龄青年几乎不握毛笔，专业成立后，暂无条件面向全国招生，只在本院附属中学毕业生中觅取，结果录取两名：李文采、金鉴才。并于1963年9月入学，是为全国最早的书法本科生。
　　陆先生整治甚严，学生受到极为严格的训练，且特别重视书法之功。不但要选读四书五经，还必须每周作文一篇，古文辞与语体文隔周轮换，由朱家济先生和章祖安分别批改后发还学生。
　　1964年9月，第二届本科生三名———朱关田、蒋北耿、杨永龙入学。不久，受到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冲击，本院教师学生经常下乡参加劳动。因“文革”故，1966年该专业中辍。
　　三、恢复发展阶段
　　陆维钊所主持者，为研究生班之创设。
　　1979年，浙江美院受文化部委托培养书法篆刻研究生，复由先生主其事。陆先生通过有关领导，约请沙孟海、诸乐三两先生合作。
　　由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刘江、章祖安五人组成研究生指导小组。陆维钊任指导小组组长，一切计划均出陆先生草创手订。1979年暑期前面向全国招生，报名人数众多，通过严格筛选，经初试、复试、面试，在全国范围录取研究生五名：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陈振濂，并于同年9月入学。这是新中国第一届书法篆刻硕士研究生，在中国教育史上亦属首创。课程设置与任课教师：书法及书论（陆维钊），书法、金石学（沙孟海），篆刻及理论（诸乐三），篆刻（刘江），古代汉语、古碑文释例（章祖安）。
　　研究生入学第一学期，每周五个上午均由主讲教师授课，课程表由陆先生手订。以后直接授课时间减少，各自按专题深入研究。
　　1980年1月，国美书法专业教育体系奠基人、首届书法研究生导师陆维钊先生辞世。陆先生生前即在病榻上把主持研究生班的重任郑重委托给了沙孟海先生。在沙孟海先生主持下，1981年暑期，五名研究生顺利毕业，这为以后恢复本科建制在师资方面作了准备。
　　四、培养目标的设定及陆先生书法教学的特色
　　书法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办学目的紧密相连。当年考虑的就是老书法家平均年龄已大，后继无人，因此培养书法家以继承传统，这一目标是很明确的。
　　当时尚无“学者型书法家”的提法，因为在陆先生心目中，书法家和学者是不分家的。但既然设置了专业，那培养目标就是专职书法家，而且为了继承传统，要培养出能教出书法家的书法家。至于五年或几年能否成家，陆先生没有说。
　　我辈作书，应从临摹渐入蜕化，以达到最后之创造。然登高自卑，非经临摹不能创造。临摹各范本，重要在取其意，兼得其形，撷其精，酌存其貎，庶可自成一家，不为古人所囿。 　　往日青年习字，教师每以欧书为介，嗣后风气改变，又每以颜、柳为介，此皆非善于指导也。盖字体多端，好尚各异，乙所喜者，甲未必喜;甲所宜者，乙未必宜。应各从学之所好，而不必指定欧阳询、颜鲁公、赵孟頫为其心仪之对象，强人以性之所不近。故最理想之指导，莫若令学者各就其用笔（书法原可视为各人心理状态之表现于线条上的一种描绘），而选择其相适合之碑帖，使人临摹，则不但习者心中与之相契，成效上也必能事半功倍，即所谓因材施教是也。
　　执是以推，故我于选帖之后，即将各家分类详述。希望学者各就一己之所喜，择一临摹，而不欲为硬性之规定。但选择之初，心志未坚，试写未足，每易见异思迁，则又须容许几次之改选，此犹如选择配偶，未必能一见即定也。
　　或者以为碑帖损蚀，不易如墨迹之能审辨，此仅为初学者言之。如已有基础，则在此模糊之处，正有发挥想象之余地。想象力强者，不但于模糊处不生障碍，且可因之而以自己理解凝成新的有创造性的风格，此模糊反成优点。正如薄雾笼晴，楼台山水，可由种种想象而使艺术家为之起无穷之幻觉。此则临摹之最高境界。所谓由古人而出，进成自己之推陈出新也。
　　以上文字均出于陆先生《书法述要》。这本小册子，虽成于20世纪40年代，且篇幅与当今动辄数十百万言的皇皇巨著无可比拟，但其信息量与其生命力之永久，则又为当今“巨著”望尘莫及。此正所以为“经典”之谓邪？最值得一提者，陆先生于艺术中之“想象力”早已提到很高的位置，在同代人中是遥遥领先的。
　　在始办书法专业前，陆先生从来不以书法家自居。包括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等先生，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陆先生视他们，也只是画家。但在创设书法专业后，陆先生自觉地向书法专家迈进。至最晚年，取得杰出成就，成為大师。
　　陆先生对学生提出的前提条件有三点：其一，科学的头脑;其二，办事的能力;其三，艺术的欣赏。这也是完整人格的前提条件。
　　至于造就书法家，陆先生的要求是很高的。他强调人品、学问，强调学术性、系统性，有很详细的《教学纲要》，从书法篆刻的一般问题、文字学、书史、书论、印史、印论，一直到人品与书品、书法与商品，非常详细。明确了要成就一个书法家所必须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如果以这样的要求来衡量现在的书法家，及格的就很少。此或许是当年陆先生始料未及的。
　　是陆先生的要求脱离现实呢？还是现实的发展实在太快呢？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很是困惑。
　　当时不但讲“后继无人”，还讲“要防止断种”，还用上了“抢救”这个词。什么“种”？即书法家的“种”。抢救什么？即书法艺术。所以，我才说目标是明确的。
　　沙孟海先生在1989年纪念陆维钊先生诞辰90周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曾说：陆维钊先生于书坛的重要贡献有二：一是与潘天寿先生一起开创了浙江美院的书法专业，一切计划均出其草创手订;二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书体蜾扁书。言简意赅，甚得要领。
　　此旨于浙江美院庆祝沙先生九十华诞时重复言之。沙先生并一再声称：在美院书法专业的建立上，他是在旁敲敲边鼓的。陆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书法教学体系的奠基人应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