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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省锦州市革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中,长眠着一位党的优秀干部、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张士毅。
张士毅生前是中共锦州市第一任市长,1947年牺牲时年仅34岁。我和士毅从相爱、结婚到诀别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但对他的深切思念却伴随了我一生。士毅既是我的爱人,更是我的良师和战友,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张士毅原名叫白砥中,1913年出生在河北省蓟县下仓镇一户中农家庭里。自幼上学读书,直到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学校被迫停课,他才从中国大学财经系肄业回家。士毅在北平读书时就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他多次参加进步青年的社会活动,和许多共产党员交往很深。记得1937年5月,我在河北省霸县东关中学读书时,北平有一位叫仇友文的教师,因在我县各学校里向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和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而遭国民党当局逮捕。仇友文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在北平时与士毅交情很好,他被捕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士毅闻讯十分着急。士毅不顾当时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毅然典当衣物,凑足路费,赶到霸县。来到霸县后,他以蓟县同乡会代表的身份,多方奔走,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霸县上层人士中积极活动,并亲自登门拜见县长,直接与县长交涉。县长被眼前这位热血青年的过人胆识和能言善辩的睿智才华所折服,当即提出,只要有联保证明就可放人。于是,他又连夜赶回北平找律师写证明。经过他全力周旋,终于使这位同志重获自由,回到党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仇友文同志曾任辽宁省副省长。
张士毅智勇双全斗县长、奋不顾身救同志的故事一时传遍霸县古城,在当地进步青年中产生极大影响,大家十分钦佩他的才智和胆略,把他看成勇士和英雄。我当时被他的英雄事迹所打动,对他的仰慕之情也油然而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士毅从北平回到家乡蓟县,在党的领导下秘密发动群众,参加救亡工作。1938年7月,士毅和家乡的许多农民群众一道参加了共产党领导发动的冀东人民武装暴动。暴动成功后,他随暴动部队开赴八路軍平西抗日根据地整训。在这期间,士毅再次经受了党的考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敌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派遣大批干部到后方学习。我被派往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社会科学系学习,恰好士毅也在这个系里,他诚实开朗、平易近人、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很快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和赞赏,不久就被大家一致推选为联大学生总会的主席。因为之前在霸县有过一面之交,所以我和他常常在一起谈工作、谈学习,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他经常给我讲解革命道理,分析当前敌我形势。我清楚地记得一次谈到他在霸县奋不顾身解救那位地下党员时,他还风趣地说:“将来全国解放了,咱们一起回霸县去看看那位开明的县长,该是多有意思呀!”也就是在那时,我们由于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得越来越近,彼此产生了浓浓的爱意。
1943年3月,我们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待分配工作期间,党组织批准了我们的结婚申请,那天我们特别高兴。由于条件艰苦,我们只把两床平时盖的旧被子抱到了一起。我穿上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士毅用他的一件旧衣服跟老乡换了一只小鸡、一把红枣,并借来一口锅,在我们宿舍的炉子上把小鸡煮熟,请了几位好友,饭菜虽然简单,但那已是我们当时能办到的最奢华的“婚宴”了。婚后第三天,我们就奔赴了各自的战斗岗位,他被派往冀东干部培训班,我被派到北岳区党校学习。
一个月后,他结束培训准备去冀东工作时,特意绕路来看我。那天晚上,在村外河边的大柳树下,我们相互依偎在一起畅谈工作、理想和胜利后的幸福生活,一直谈到很晚。第二天一大早,我送他上路,我们沿着山路走了很远,真是难舍难分。最后他说:“不要哭,你在后方好好学习,我到冀东努力工作,开辟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会在冀东相会!”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一年多。
1944年5月,我要求调到冀东工作,经组织批准,被分配到抗日联合县政府工作。我和两名交通员跋山涉水、昼隐夜行,步行两个多月来到卢龙县花台村,也就是当时联合县政府所在地。士毅的通讯员得知我的身份后,高兴地跑去向他报告说:“县长同志,外面来了位客人,要求见你。”当时他还纳闷是哪儿来的客人,出门一见是我,惊喜万分,急步上前紧紧抓住我的双手,高兴得脸上笑开了花。士毅当时已经担任冀东抗日根据地四个县(迁安、卢龙、抚宁、昌黎)组成的联合县县长。他身穿灰布军装,斜背匣子枪,腰扎武装带,白净秀气的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显得分外潇洒干练。那时他经常下乡,四处开会处理公务,忙得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两三天睡不上一个囫囵觉。我看到他眼睛熬红了,身体累瘦了,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是万分关切和焦急。
来到联合县政府,组织上分配我做群众工作,担任妇救会主任一职。虽然我和士毅工作在一个县,但由于斗争环境紧张,我们又各有自己的任务,平时很难在一起住上几天。分别的日子里,我常为他的生活和安全担心。有一次,他看出了我的忧虑,幽默地与我开玩笑说:“我可是个二十八品官哟!”我不解其意地看着他,他又笑着说:“旧社会一个县官是七品,四个县不是二十八品吗?我这个二十八品官要是干不出名堂来,老百姓可要夺板子打屁股哟!”他为了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不畏艰险、日夜操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45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上级决定我党政军机关于25日前撤出锦州。这时我快要临产了,士毅无暇照顾我,就让我先随锦铁医院撤到农村,他留在锦州安排党政机关撤退。当得知我已生产,他当即写了张便条让人捎给我,便条上写道:“得知你平安生下儿子,我很高兴。因为工作忙,我尚不能去看你们,请原谅,多多保重。”我翻来覆去读着这张便条,激动得眼睛里噙满了泪花,便条上虽然只有两行字,我却觉得胜似千言万语,心里感到莫大的慰藉。是啊!在分多聚少的战争年代,有什么能比革命夫妻间的理解支持、体贴安慰更可贵呢?!
自锦州撤离后,我在绥中县委工作,他仍是辽西专员。由于各自的工作都很忙,一年也没见上几次面。1947年4月13日,解放军攻打并解放了朝阳县松树咀子村。4月17日,士毅到刚刚解放的松树咀子村开展工作,路过绥中县时,顺便到毛杖子村看望我和孩子。他抱起儿子亲了又亲,充满期望地说:“儿子快长大吧!等你长大了,我们胜利了,不打仗了,你就去建设咱们的新国家吧!”临行前,我们又抱着儿子拍了照,彼此道了珍重他就匆匆上路了。没想到这次留影竟成了他的遗照,这次分别竟成了我们的诀别。1947年4月20日,士毅在松树咀子村开展工作时突遭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和包围,在激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以身殉国,把一腔热血抛洒在了辽西大地上。他走了,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了,含着胜利的微笑走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间。
当时的战争环境非常艰险,战斗结束后没有找到士毅的遗体,也不知他是死是活。当时组织上通过各种关系探寻,查遍了锦州、沈阳等地敌人所有的监狱,却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还是没有他的下落。我无时无刻不挂念着他,四处打听他的消息,心里一直在想,这件事不搞清我对不起士毅的家人,对不起孩子,更对不起党组织啊!11月,我向组织上请假要求亲自去他失踪的地方寻找他的下落。党组织很支持,派了士毅生前的管理员姜明久同志和他的一位熟人,他们赶了一辆马车陪同我一起赶往他失踪的松树咀子村。
在村上,我们找来一位姓于的村长说明来意,我还把士毅生前的照片拿给他看。没想到,那个村长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原来士毅牺牲后,乡亲们发现了他的遗体,从衣着装束上看像是共产党的干部,村长叫人从附近的洋教堂抬出一口大木柜,把士毅安放好就地埋葬了。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得一夜未眠。第二天,在村长和乡亲们的帮助下破土开棺。当我看到他的遗骨时,一眼就认出了士毅的头发和牙齿。他的管理员也认出了遗骸下他亲手缝制的衣服。那一刻,巨大的悲痛涌上我的心头,我禁不住泪如泉涌,放声痛哭:“士毅啊!我天天念你,时时想你!我们不是约好还要一同回霸县看看吗?我们不是约好还要和孩子一起建设新中国吗?现在全国解放了,你却永远离开了我们!你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你的死重于泰山!”
1949年11月25日,中共辽西省委和辽西省政府为张士毅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烈士的遗骨被安放在锦州烈士陵园内。墓碑上铭刻着:“士毅同志從青年时代起,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工人阶级,为劳动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一生英勇奋斗,最终坚贞不屈,流尽了他最后一滴血!他这种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崇高气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张士毅烈士以身殉国所在地——辽宁省朝阳县松树咀子村的人民群众,为了纪念这位烈士和教育子孙后代,为张士毅同志建立了纪念碑,并将松树咀子村改名为“士毅村”。
全国解放后,辽西省委省政府给我颁发了张士毅同志的烈士证,并告知我可以凭此证去省政府领取抚恤金,另外我的儿子也可由政府出资抚养到18岁。但我考虑,新中国刚刚成立,党和政府还很困难,如果士毅在天之灵有知,是不会让我向国家伸手要钱的。为此,我将烈士证珍藏起来,在以后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中,再苦再难也从未给组织上添过麻烦。
1997年8月,我带着儿子张铁村来到士毅牺牲的地方,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我把自己平时节俭存下的一万元钱捐给了士毅村的乡亲们,用以发展生产。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党的培养,对得起烈士的英灵,对得起我们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的国家,对得起在战争年代养育和支持过我们的老百姓。(编辑 叶松)
口述者: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离休干部;整理者: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退休干部
张士毅生前是中共锦州市第一任市长,1947年牺牲时年仅34岁。我和士毅从相爱、结婚到诀别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但对他的深切思念却伴随了我一生。士毅既是我的爱人,更是我的良师和战友,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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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毅原名叫白砥中,1913年出生在河北省蓟县下仓镇一户中农家庭里。自幼上学读书,直到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北平、学校被迫停课,他才从中国大学财经系肄业回家。士毅在北平读书时就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他多次参加进步青年的社会活动,和许多共产党员交往很深。记得1937年5月,我在河北省霸县东关中学读书时,北平有一位叫仇友文的教师,因在我县各学校里向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和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而遭国民党当局逮捕。仇友文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在北平时与士毅交情很好,他被捕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士毅闻讯十分着急。士毅不顾当时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毅然典当衣物,凑足路费,赶到霸县。来到霸县后,他以蓟县同乡会代表的身份,多方奔走,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霸县上层人士中积极活动,并亲自登门拜见县长,直接与县长交涉。县长被眼前这位热血青年的过人胆识和能言善辩的睿智才华所折服,当即提出,只要有联保证明就可放人。于是,他又连夜赶回北平找律师写证明。经过他全力周旋,终于使这位同志重获自由,回到党的怀抱。新中国成立后,仇友文同志曾任辽宁省副省长。
张士毅智勇双全斗县长、奋不顾身救同志的故事一时传遍霸县古城,在当地进步青年中产生极大影响,大家十分钦佩他的才智和胆略,把他看成勇士和英雄。我当时被他的英雄事迹所打动,对他的仰慕之情也油然而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士毅从北平回到家乡蓟县,在党的领导下秘密发动群众,参加救亡工作。1938年7月,士毅和家乡的许多农民群众一道参加了共产党领导发动的冀东人民武装暴动。暴动成功后,他随暴动部队开赴八路軍平西抗日根据地整训。在这期间,士毅再次经受了党的考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敌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派遣大批干部到后方学习。我被派往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社会科学系学习,恰好士毅也在这个系里,他诚实开朗、平易近人、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很快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和赞赏,不久就被大家一致推选为联大学生总会的主席。因为之前在霸县有过一面之交,所以我和他常常在一起谈工作、谈学习,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他经常给我讲解革命道理,分析当前敌我形势。我清楚地记得一次谈到他在霸县奋不顾身解救那位地下党员时,他还风趣地说:“将来全国解放了,咱们一起回霸县去看看那位开明的县长,该是多有意思呀!”也就是在那时,我们由于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得越来越近,彼此产生了浓浓的爱意。
1943年3月,我们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待分配工作期间,党组织批准了我们的结婚申请,那天我们特别高兴。由于条件艰苦,我们只把两床平时盖的旧被子抱到了一起。我穿上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士毅用他的一件旧衣服跟老乡换了一只小鸡、一把红枣,并借来一口锅,在我们宿舍的炉子上把小鸡煮熟,请了几位好友,饭菜虽然简单,但那已是我们当时能办到的最奢华的“婚宴”了。婚后第三天,我们就奔赴了各自的战斗岗位,他被派往冀东干部培训班,我被派到北岳区党校学习。
一个月后,他结束培训准备去冀东工作时,特意绕路来看我。那天晚上,在村外河边的大柳树下,我们相互依偎在一起畅谈工作、理想和胜利后的幸福生活,一直谈到很晚。第二天一大早,我送他上路,我们沿着山路走了很远,真是难舍难分。最后他说:“不要哭,你在后方好好学习,我到冀东努力工作,开辟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会在冀东相会!”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一年多。
1944年5月,我要求调到冀东工作,经组织批准,被分配到抗日联合县政府工作。我和两名交通员跋山涉水、昼隐夜行,步行两个多月来到卢龙县花台村,也就是当时联合县政府所在地。士毅的通讯员得知我的身份后,高兴地跑去向他报告说:“县长同志,外面来了位客人,要求见你。”当时他还纳闷是哪儿来的客人,出门一见是我,惊喜万分,急步上前紧紧抓住我的双手,高兴得脸上笑开了花。士毅当时已经担任冀东抗日根据地四个县(迁安、卢龙、抚宁、昌黎)组成的联合县县长。他身穿灰布军装,斜背匣子枪,腰扎武装带,白净秀气的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显得分外潇洒干练。那时他经常下乡,四处开会处理公务,忙得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两三天睡不上一个囫囵觉。我看到他眼睛熬红了,身体累瘦了,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是万分关切和焦急。
来到联合县政府,组织上分配我做群众工作,担任妇救会主任一职。虽然我和士毅工作在一个县,但由于斗争环境紧张,我们又各有自己的任务,平时很难在一起住上几天。分别的日子里,我常为他的生活和安全担心。有一次,他看出了我的忧虑,幽默地与我开玩笑说:“我可是个二十八品官哟!”我不解其意地看着他,他又笑着说:“旧社会一个县官是七品,四个县不是二十八品吗?我这个二十八品官要是干不出名堂来,老百姓可要夺板子打屁股哟!”他为了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不畏艰险、日夜操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举国欢腾。同年9月,士毅奉命到达锦州,组织上任命他为辽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锦州市市长,我在锦州民生报社工作。当时条件异常艰苦,士毅为工作呕心沥血,夜以继日。看到他一天天地消瘦,我很为他的健康和安危担心,他却坚定地说:“不要紧,你放心吧!我会照顾自己的。”1945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上级决定我党政军机关于25日前撤出锦州。这时我快要临产了,士毅无暇照顾我,就让我先随锦铁医院撤到农村,他留在锦州安排党政机关撤退。当得知我已生产,他当即写了张便条让人捎给我,便条上写道:“得知你平安生下儿子,我很高兴。因为工作忙,我尚不能去看你们,请原谅,多多保重。”我翻来覆去读着这张便条,激动得眼睛里噙满了泪花,便条上虽然只有两行字,我却觉得胜似千言万语,心里感到莫大的慰藉。是啊!在分多聚少的战争年代,有什么能比革命夫妻间的理解支持、体贴安慰更可贵呢?!
自锦州撤离后,我在绥中县委工作,他仍是辽西专员。由于各自的工作都很忙,一年也没见上几次面。1947年4月13日,解放军攻打并解放了朝阳县松树咀子村。4月17日,士毅到刚刚解放的松树咀子村开展工作,路过绥中县时,顺便到毛杖子村看望我和孩子。他抱起儿子亲了又亲,充满期望地说:“儿子快长大吧!等你长大了,我们胜利了,不打仗了,你就去建设咱们的新国家吧!”临行前,我们又抱着儿子拍了照,彼此道了珍重他就匆匆上路了。没想到这次留影竟成了他的遗照,这次分别竟成了我们的诀别。1947年4月20日,士毅在松树咀子村开展工作时突遭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和包围,在激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以身殉国,把一腔热血抛洒在了辽西大地上。他走了,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了,含着胜利的微笑走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间。
当时的战争环境非常艰险,战斗结束后没有找到士毅的遗体,也不知他是死是活。当时组织上通过各种关系探寻,查遍了锦州、沈阳等地敌人所有的监狱,却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还是没有他的下落。我无时无刻不挂念着他,四处打听他的消息,心里一直在想,这件事不搞清我对不起士毅的家人,对不起孩子,更对不起党组织啊!11月,我向组织上请假要求亲自去他失踪的地方寻找他的下落。党组织很支持,派了士毅生前的管理员姜明久同志和他的一位熟人,他们赶了一辆马车陪同我一起赶往他失踪的松树咀子村。
在村上,我们找来一位姓于的村长说明来意,我还把士毅生前的照片拿给他看。没想到,那个村长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原来士毅牺牲后,乡亲们发现了他的遗体,从衣着装束上看像是共产党的干部,村长叫人从附近的洋教堂抬出一口大木柜,把士毅安放好就地埋葬了。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得一夜未眠。第二天,在村长和乡亲们的帮助下破土开棺。当我看到他的遗骨时,一眼就认出了士毅的头发和牙齿。他的管理员也认出了遗骸下他亲手缝制的衣服。那一刻,巨大的悲痛涌上我的心头,我禁不住泪如泉涌,放声痛哭:“士毅啊!我天天念你,时时想你!我们不是约好还要一同回霸县看看吗?我们不是约好还要和孩子一起建设新中国吗?现在全国解放了,你却永远离开了我们!你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你的死重于泰山!”
三
1949年11月25日,中共辽西省委和辽西省政府为张士毅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烈士的遗骨被安放在锦州烈士陵园内。墓碑上铭刻着:“士毅同志從青年时代起,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工人阶级,为劳动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一生英勇奋斗,最终坚贞不屈,流尽了他最后一滴血!他这种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崇高气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张士毅烈士以身殉国所在地——辽宁省朝阳县松树咀子村的人民群众,为了纪念这位烈士和教育子孙后代,为张士毅同志建立了纪念碑,并将松树咀子村改名为“士毅村”。
全国解放后,辽西省委省政府给我颁发了张士毅同志的烈士证,并告知我可以凭此证去省政府领取抚恤金,另外我的儿子也可由政府出资抚养到18岁。但我考虑,新中国刚刚成立,党和政府还很困难,如果士毅在天之灵有知,是不会让我向国家伸手要钱的。为此,我将烈士证珍藏起来,在以后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中,再苦再难也从未给组织上添过麻烦。
1997年8月,我带着儿子张铁村来到士毅牺牲的地方,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我把自己平时节俭存下的一万元钱捐给了士毅村的乡亲们,用以发展生产。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党的培养,对得起烈士的英灵,对得起我们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的国家,对得起在战争年代养育和支持过我们的老百姓。(编辑 叶松)
口述者: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离休干部;整理者: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