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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占台湾50年间，除了政治上对岛内居民进行严厉的统治、压迫外，经济上对台湾人民的盘剥、掠夺也心狠手毒、野蛮残暴。1925年10月，彰化县二林镇的蔗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武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暴动，这就是至今余音不断的台湾“二林蔗农事件”。
日本是个砂糖消费大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每年消费砂糖达300余万石，但其本土不产糖，80%的砂糖靠进口，年耗外汇达2300余万日元，占外贸赤字金额的54%。20世纪初至20年代，日本国内的十几个制糖厂将从东南亚、中国等地进口的粗糖进行精细加工，然后再出售给其国民食用或出口赚汇。其中，台湾是日本粗砂糖的主要来源地。1895年，日本武力侵占台湾后，制定了“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政策，将台湾定为日本砂糖、稻米的主要产区。
甘蔗是熱带和亚热带作物，日本制定“工业日本、农业台湾”这一殖民政策的考虑是：台湾的气候、土壤非常适合种植甘蔗，特别是嘉南平原所产甘蔗，出糖率高，口感极好，日本人甚为喜爱。另外，如果由台湾主供日本国内食糖，每年可为日本节约大量外汇。1899年、1902年，日本在台湾的总督府接连出台了大力发展甘蔗生产、奖励糖业生产的规则。日本各财团的资金也源源不断地进入台湾的砂糖生产领域，以图全部控制台湾蔗糖产业。于是，大日本制糖、东洋制糖，以及三井、三菱等十余家日资制糖企业纷纷在岛内建厂，逐步控制了台湾的蔗糖产业，获利巨大。来自台湾的台湾史学者戚嘉林在其著作《台湾史》中说，至1920年，仅东洋、大日本制糖等五家财团每年便可获利7600万日元。然而，台湾本地的制糖厂却因资金、技术不如日本，在日本财团的冲击下日渐萎缩、凋零，生存十分困难。
1905年夏，为了进一步盘剥台湾蔗农，日本驻台湾总督府又出台了新规，其主要条款有如下两项：
（一）凡在政府指定的区域内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该区域内的制糖会社，不得外卖；
（二）蔗农所种植的甘蔗只能供制糖使用，不能食用，也不能在市面上零售。
随后，日本制糖企业又陆续出台严控台湾蔗农的政策和规定，如蔗农使用的肥料必须由官方统一供应，不得另购，每年的甘蔗收购价格由制糖会社统一制定，蔗农不得随意抬高价格。
这些规定出台后，台湾蔗农每年生产的甘蔗全部被各日资企业——制糖会社低价收购，然后由制糖厂制成粗糖，再运往日本进行精细加工。日本财团每年通过这种一条龙式的经营赚得盆满钵满，而蔗糖生产的主人——台湾农民的实际所得却微乎其微，而且还逐年减少。台湾蔗农对此很有意见，认为当局的规定很不合理，使农民完全失去对所种植的甘蔗的支配权，只能受制糖会社的压榨与剥削。他们强烈希望殖民当局对蔗糖的生产、经营控制权加以改善。当然，日本殖民者只顾自己的利益，对台湾农民的诉求充耳不闻，蔗农意见再多再大也没用。
更令蔗农不满的是，日本殖民当局的制糖企业还对蔗农巧取豪夺，如甘蔗收购价格年年下压，糖厂派人收割甘蔗要蔗农付工钱，收购时又以去水分为由减斤去两或压磅秤。因此，每到甘蔗收获季节，蔗农不但没有喜悦之情，反而胆战心惊，忧心不已，割蔗卖蔗反倒成了他们心里的一个大包袱。
1920年11月，台湾彰化县二林镇大城庄村的几个蔗农为了多卖几个钱，在夜幕掩护下，将自己种植的部分甘蔗卖给了本地一家制糖的小企业，结果被林本源制糖会社（该会社虽由台湾本地资本家创办，但实际为日资所控制）派到大城庄的探子发现。林本源制糖会社马上向日本警察所举报，警察所派出十余名警察到大城庄调查，卖甘蔗的几户蔗农都被强行罚款。收甘蔗的那家本地制糖厂负责人也以“违现经营”的罪名被警察所拘留、罚款。就这样，卖甘蔗的几户蔗农不但没有增加收入，最后连老本也亏了，心里的苦痛难以言状。
为防止蔗农再将甘蔗自主卖出，日本殖民当局伙同林本源制糖会社立即制定了甘蔗收割由制糖企业负责、费用由蔗农承担的政策，迫使蔗农将所有种植的甘蔗卖给日本制糖厂。这就是说，二林及其周边地区的蔗农从此只有种植权，没有收割权，更无定价权，一切都由殖民者说了算。
当时，二林镇及其周边乡村有一部分农民因各种原因并未种植甘蔗，而是以种其他农作物为生。这些农民没有料到的是，尝到甜头的日本殖民者为了谋取更大利润，除了不断侵害、盘剥种植甘蔗的蔗农外，又打起了种植其他作物农民的主意——逼卖土地。日本殖民者的盘算是：将嘉南平原，特别是二林镇及其周边几个乡镇全部变成甘蔗种植区域，由日本财团用低价将农民的土地买过来办农场，再雇人耕作。
日本殖民当局公布的这一方案引起农民强烈不满和抵制。农民们认为，他们祖祖辈辈都以土地为生，从未想过要卖地，如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全家人今后如遇天灾人祸，就难以为生。
农民不卖地，台湾总督府就下令出动军警强迫农民卖，并当场刻章、办理登记手续。台湾《天下》杂志记者殷允芃、尹萍等在《发现台湾》一书中对此有非常细致的描写。书中说，这种大量廉价收购土地以供日本企业使用的政策，造成社会逐渐变得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而只能寻找无主田耕作的农民，也日渐贫困。书中还说，日本殖民者为发大财，将台湾制糖业搞成台湾最大的产业，生产的糖不仅供应日本国内有余，还供外销。据统计，到20世纪20年代，台湾总外销金额为2.5亿日元，甘蔗糖就占了1个亿，而且98%的产量出自日本财团投资的大型制糖厂。
台湾彰化县北斗郡下的二林、大城、沙山、竹塘四乡位于嘉南平原西南角，土地肥沃，溪渠纵横交错，日照充足，特别适宜种植甘蔗，是台湾甘蔗的主产区之一，种植甘蔗的历史也很悠久。北斗郡四乡种植的甘蔗可说是台湾甘蔗中的极品，不仅粗壮高大，而且水分足、糖分高，味道也特别好。这一带产的甘蔗糖由此成为日本人的最爱。据有关史料记载，此地产糖量的最高年份曾达几十万吨，参与经营的日本财团均获暴利。 1921年4月19日，一直关心蔗农利益的台湾知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林献堂专程到二林镇，对蔗农的现状进行调查访问，并对部分蔗农作了一场演讲。他说，台湾是东亚地区优质的甘蔗产区，蔗糖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甚有名气，也是日本人最爱的食品。遗憾的是，每年辛辛苦苦种植大量甘蔗的台湾蔗农却没什么收益，钱都被日本人赚走了。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一、著名文学家王粲在《七哀诗》中描写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情景，在二林出现了，这是很不公平的。嘉南平原及彰化蔗农的这种悲惨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有所改变。而要改变，蔗农必须联合起来，成立蔗农组合。有组织就有力量，以组合的名义向日本人争取利益，比单枪匹马抗争要有效得多。林献堂还对蔗农们说，组合建立起来后，大家要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对蔗农组合还要有信心，有向心力。林献堂的演讲虽然深刻，也很有吸引力，但该地蔗农长期以来仿佛一盤散沙，没有得力的人来联络组织，所以农民组合一直未能建立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日本殖民者对彰化蔗农的严重压迫和残酷剥削更深更重，使该地的民众感到走投无路，难以生存。蔗农纷纷找庄长诉苦，要求他们去向日本殖民当局交涉，适当调涨甘蔗的收购价格，让农民略有收益。
1923年夏，二林镇二林庄庄长林炉根据民众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去联络邻近的大城庄长吴万益，商谈两庄联合起来去找日本财团交涉。吴万益也说，他们庄的民众给他很大的压力，每天找他表达此诉求的人络绎不绝。两人商讨了一阵，一致的看法是：台湾甘蔗的种植、收购政策系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制定，找县、郡很难解决问题。为了向民众作一交代，两位庄长决定在其职责范围内，分两步做两件事：一是他们到上面去反映彰化北斗郡四乡蔗农的诉求，蔗农今年的甘蔗可以全部卖给林本源制糖会社，但希望制糖会社将收购价格略为提升一点，使广大蔗农能勉强糊口；二是日方糖企如不解决问题，就发动部分蔗农开展请愿运动，将民意的压力推向官方。
林炉、吴万益作为四乡代表，先后找了郡、县两级日本官吏，反映了基层民众的诉求。可是，日本官吏不但不理睬，反将林、吴二人狠狠训斥了一顿，说他们在下面不做疏通压服工作，反而随波逐流，将就少数“野心捣乱分子”，使官方的蔗糖生产、经营方略受到严重的破坏、干扰。两位庄长受了气，心里十分愤怒，认为日据下的台湾是黑天，日本官吏既横蛮霸道，又心狠手毒，回去后必须立即将民众动员起来向官方请愿，向当局吐吐怨气，发发牢骚。基于上述想法，林炉、吴万益又去另几个庄串连，他们都全力支持，表示一定派人参加。
不久，二林、大城、沙山、竹塘的200多名蔗农自发到北斗郡、彰化县城请愿，并派多名代表去台北总督府递交请愿书。不出意外，日本殖民当局麻木不仁，只考虑其财团利益，对于底层蔗农的辛酸、苦难与呐喊毫不理会。总督府的官员们还认为，自古以来，农民老实本分，都是靠种田吃饭，不用理睬他们，反正他们也翻不了大浪。他们不知道，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农民到了生存不下去的时候或者忍耐到了极限，一定会冒死起来反抗统治者的。
蔗农们为了生存，只能冒死起来反抗，他们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李应章。
根据台湾二林蔗农事件纪念馆的人物介绍，李应章又名李伟光，1897年10月8日出生在彰化县二林镇一个医生世家，小时在家乡念书，1916年考入台北医学专科学校。李应章的祖父、父亲都曾目睹日本殖民者在台的暴行，经常对李应章进行反日爱国教育，希望他长大后做中国人，因而李应章从小就形成了强烈的反日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应章思想深受影响，一直关注祖国大陆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希望台湾能尽快脱离日本，重回祖国怀抱。1920年11月，李应章同医专四年级同学组织观光团到广州旅行，参观黄花岗烈士墓和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受到深刻教育，立志今后走革命之路。他从医专毕业后，在二林镇开了一家诊所，专为当地民众治病，并密切关注台湾社会动态。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反日知名人士林献堂、蒋渭水等人。蒋渭水也是学医出身，李应章与他作过几次交谈后，认为蒋学识甚佳、志向远大，而且有浓厚的大中华情结，两人成为莫逆之交。1921年夏，李应章与在日本留学的谢南光向蒋渭水、林献堂建议筹组台湾青年文化协会，启发、提高台湾青年的抗日意识，林、蒋二人甚为赞同。后来，林献堂、蒋渭水考虑到抗日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能分老少或男女，于是在这年10月，他们同吴海水、林丽明等人在台发起成立了影响甚大的反日爱国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并请林献堂担任主要负责人。李应章在该会任理事，并一度成为该会开展反日宣传活动的核心人物。
李应章家虽不种甘蔗，但他每天接触蔗农，蔗农在他诊所看病时倾诉的苦痛使他寝食难安，他总想着要为蔗农们做点事，出口气。林献堂来二林镇建议成立蔗农组合，正合他意，李应章由此萌发了出面领导当地农民组合的想法。因诊所太忙，难以脱身，这一想法并未付诸行动。后来闲了一点，他就抓住时机，到各农户家去走访、宣传，动员他们积极参加蔗农组合，然后用组合的力量与日本财团斗争，以增加收入。
恰在这时，在日本留学的二林镇进步青年谢南光（原名谢春木，后到大陆投身革命）回到台湾。他听到家乡群众的怨言后，心里甚感不平，并利用作社会调查之机，倾听民众呼声，了解日本殖民者的压榨盘剥手法。他对民众演讲说，日本是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政客、军人深受其“师爷”福泽谕吉（思想家福泽谕吉被日本人誉为“明治政府的师爷”）“侵略有理”谬论的影响，只信服强权，不讲是非道义，更不会平等对待殖民地的人民。台湾人的各种权益不能指望日本人发善心施舍，而要靠自己团结起来，用集体的力量与日本殖民者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他还告诉民众，台湾所产蔗糖在日本甚为畅销，价格也是台湾的好几倍，出口到国外的价格就更高了，台湾蔗糖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财团牟取暴利的重要商品，台湾人民再不能被日本殖民者盘剥下去了！谢南光的鼓动、演讲，对彰化及二林等四乡的蔗农启发甚大。 在李应章、谢南光的宣传鼓动下，蔗农们逐步认识到，独木难成林，团结力量大，只有建立蔗农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向日本殖民当局抗争。
1925年6月底，在李应章精心组织下，维护蔗农权益的二林蔗农组合正式成立，李应章、刘崧甫、詹奕侯、詹仁华等10人当选为理事，会员400余人。由于这是全台自发成立、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第一个蔗农组合，故组合成立那天，民众欢欣鼓舞、兴奋异常，会场涌进千余人，使沉寂多时的二林镇人来车往、热闹非凡。二林蔗农组合的建立，使蔗农感觉有了依靠，同时也意味着一场抗暴风潮即将在二林镇掀起。
蔗农组合成立后，李应章在二林多次举行座谈会，就该组织今后如何开展活动的问题听取蔗农意见。每次开会，蔗农们都对日本财团义愤填膺，还有的在会上声泪俱下地控诉林本源制糖会社勾结日本军警对他们的欺压。蔗农们都说，还有一个多月就要收割甘蔗，蔗农组合应利用这段时间，与林本源制糖会社交涉、谈判，迫使这家日本财团向蔗农让一些利，使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的蔗农能有合理收益。
根据蔗农的愿望，1925年9月，李应章、刘崧甫等二林蔗农组合负责人多次召开理事会，讨论研究如何落实会员提出的建议、意见，决定在短时间内提出一个诉求草案，提交会员大会讨论通过，然后再派人去林本源制糖会社交涉。二林蔗农组合理事会提出的诉求共五项，内容如下：
（一）甘蔗收割前公布收购价格；
（二）肥料任由蔗农自由购用，不得强行摊派或指定地点购买；
（三）收购价格由制糖会社与蔗农协商确定；
（四）甘蔗过磅时，制糖会社应会同蔗农共同看秤；
（五）制糖会社应向蔗农公开并提供肥料分析表。
10月6日，蔗农组合派出五名代表到林本源制糖会社进行交涉。日本财团认为，蔗农组合未得到殖民当局承认，他们不会与“非法组织”作任何协商。蔗农组合代表们表示，他们的组织系蔗农自发成立，理事会成员系会员选举产生，这样的组织是民间社会团体，宗旨是维护蔗农的买卖权益，不需要殖民当局承认。
其实，李应章等人在二林镇组织蔗农组合，林本源制糖会社早已通过安插的探子、耳目知悉。他们认为，日本统治台湾，肯定要谋求利益最大化，对台湾人民盘剥是正当、合理的，蔗农组合成立未经他们的管制机关批准同意，他们不会认同，也不会与其打交道。
蔗农组合的几名代表向制糖会社递交五点诉求时，他们不接。与他们讲理，他们不但不理，而且打电话叫来十余名日本警察，恐吓、驱赶蔗农组合的代表。代表们见日本财团如此横蛮、霸道，只好停止交涉。
李应章也感到，蔗农组合首次出场就遇阻，预示以后的斗争会很艰难、曲折。为了今后的斗争，得再开理事会仔细讨论一下。几经研究，他与蔗农组合其他理事觉得，既然制糖会社和日本官方都不承认蔗农组合组织，就再不找制糖企业了，而是以联名的形式向上递交陈情书。过了几天，一份由李应章、刘崧甫、蔡渊腾、占奕侯、王芽等1087名蔗农联合署名的陈情书送到了郡、州及台湾总督府。然而，日本殖民当局认为他们盘剥、欺压台湾蔗农天经地义、合情合理，没有理会二林蔗农的诉求。
10月21日，林本源制糖会社未与蔗农打招呼，派出大批人马强行收割二林、沙山庄的甘蔗，二林镇的蔗农见此情景，肺都气炸了，认为日方的做法如同抢劫。为了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蔗农组合鼓励他们携带扁担、镰刀等劳动工具，冲往蔗田驱赶日方雇用的收割人员。由于对方不听警告、驱赶，双方发生冲突，并有多人受伤，现场指挥抢割甘蔗的林本源制糖会社的两名日本官吏也被愤怒的蔗农狠揍了一顿。
由于蔗农人多势众，林本源制糖会社雇用人员多人被打伤，厂方暂时被迫停止了抢割。但日本财团背后有着强大的军警势力，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认为，如果不把蔗农的反抗意识、反抗行为打压下去，今后二林镇及周边地区的蔗农就难以管理，林本源制糖会社的利益就会遭受很大损失。
经过精心策划，10月23日深夜，日本殖民当局出动100多名军警，气势汹汹地冲入二林、沙山两庄，抓捕蔗农组合干部及参与护蔗的蔗农骨干人员，李应章、刘崧甫、詹奕侯、詹仁华、林炉等93人被抓，并有10余人被打伤，伤势较重的有6人。蔗农组合主要领导人李应章是在其医院被捕的。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林蔗农事件”。
由于被捕者近百，消息很快传了出去，一些媒体迅即作了报道。据史料记载，被抓捕的93人当夜全被押往彰化监狱，而且都在狱中受过酷刑，有多人后来还留有终身残疾。这93人中，有39人被起诉，31人被判刑，刑期大多3至5年，长的则达7年。李应章虽是蔗农组合的主要负责人，但因他的职业是医生，又没有直接参与21日的冲突，所以日本殖民当局难以判他的刑，而是将他关押6个月后再秘密转往台中监狱继续关押，直到1928年2月才释放。
李应章被捕后，坚贞不屈，拒不低头，并一再在审讯室怒斥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欺压、盘剥的暴行，将审讯人员弄得灰头土脸、哑口无言。这次大逮捕事件也使他认识到，台湾人民所受的苦难与欺压，是一种民族压迫，日本帝国主义不倒，就无法解决问题。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让祖国强大起来，收回台湾。他暗下决心，如有机会出去，就将余生投入到反日斗争事业中去。
出狱一段时间后，李应章得知日本警察局又要抓他，遂于1931年在朋友及家人掩护下逃到祖国大陆，在厦门行医。1932年4月，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之路。1934年，他又来到上海，为躲避日本特务的追踪，改名李伟光。在上海期间，他一面开诊所，办医院，一面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掩护革命者。他还一手创建并领导了进步组织“旅沪台湾同乡会”，为抗战胜利及新中国成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著名革命家方毅、张云逸、邓子恢、曹荻秋等人都曾在他开办的医院里受过掩护、照顾。1949年9月，李应章作为台湾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还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台盟华东总支部主任委员、上海市卫生局顾问，还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4年10月2日，李应章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7岁。 台湾“二林蔗农事件”虽然因日本殖民当局武力镇压而失败，但这次事件的意义及产生的影响却很大。这次事件不仅打击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农民的野蛮欺压与掠夺，也唤起广大农民的维权意识。“二林蔗农事件”后不久，南部凤山、台中大甲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农民组合。1926年6月，经简吉等反日志士的组织、串连，成立了全岛性的农民组合，会员达2.41万人。
令日本殖民当局颇感意外的是，1927年12月4日至5日，全岛第一次农民组合代表大会在凤山总部举行，宣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变革理论为行动指导，主张无偿收回土地，反对日本殖民者强占土地及竹林，进而反对总督独裁和日本田中内阁。会后，各地农民组合与日本财团的斗争此起彼伏，请愿、交涉、抗议示威累计达344次。1928年12月30日至31日，声势浩大的全台农民组合第二次代表大会又在台中“乐舞台剧院”举行，与会人员达千余人。会后，各地农民组合与日本财团的斗争掀起又一波高潮。
一位台湾学者在论述“二林蔗农事件”时说：“二林蔗农事件是台湾整个社会运动的转折点。从整个历史观点来看，二林蔗农反日事件除带动农民组合的全面兴起以外，也把台湾近代的社会运动，从原来只是知识层级转入到全面性的社会大众运动，这是二林蔗农事件的标杆意义。”专程到彰化二林镇采访的香港中评社记者则在报道中写道：“日据时期的‘二林蔗农事件’在当时可说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抗日活动，这是台湾农民首起透过组织，展开有计划的抗日行动滥觞，包括筹组台湾文化协会的林献堂都曾经到过二林支持这场农民运动，知名台湾文学家赖和也写了一首诗《觉悟下的牺牲》纪念此事件。”
台湾彰化及二林镇的广大民众，对当年李应章组织的具有反日性质的“二林蔗农事件”一直未曾忘怀，并以此为荣。进入新世纪后，当地除成立了“二林蔗农事件文化协会”外，还筹资建立了纪念馆、纪念碑，将当年的珍贵文物一一保存、陈列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是李应章去世60周年，10月19日，大陆有关单位举办“纪念李应章逝世60周年及台湾光复69周年座谈会”，李应章的外孙蔡宁应邀介绍了外祖父光辉的一生，颇有影响的《台声》杂志在这一年的第12期上全文刊发了他的发言，使海峡两岸更多人认识、了解台籍社会活动家李应章及其领导的“二林蔗农事件”。十九大台籍党代表、复旦大学教授卢丽安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也曾称赞她的这位老乡为台湾抗日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2015年11月2日，台湾及彰化有关单位在台北、彰化两地举行“台湾二林蔗农事件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系列纪念活动”，日本、新加坡及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以及包括李应章的女儿李玲虹、孙女李丽在内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近百位“二林蔗农事件”后辈与会。相关专家、学者对“二林蔗农事件”及其社会影响作了深入的探讨和公正、客观的评价。
（編辑 黄艳）
日本财团对蔗农的欺压盘剥
日本是个砂糖消费大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每年消费砂糖达300余万石，但其本土不产糖，80%的砂糖靠进口，年耗外汇达2300余万日元，占外贸赤字金额的54%。20世纪初至20年代，日本国内的十几个制糖厂将从东南亚、中国等地进口的粗糖进行精细加工，然后再出售给其国民食用或出口赚汇。其中，台湾是日本粗砂糖的主要来源地。1895年，日本武力侵占台湾后，制定了“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政策，将台湾定为日本砂糖、稻米的主要产区。
甘蔗是熱带和亚热带作物，日本制定“工业日本、农业台湾”这一殖民政策的考虑是：台湾的气候、土壤非常适合种植甘蔗，特别是嘉南平原所产甘蔗，出糖率高，口感极好，日本人甚为喜爱。另外，如果由台湾主供日本国内食糖，每年可为日本节约大量外汇。1899年、1902年，日本在台湾的总督府接连出台了大力发展甘蔗生产、奖励糖业生产的规则。日本各财团的资金也源源不断地进入台湾的砂糖生产领域，以图全部控制台湾蔗糖产业。于是，大日本制糖、东洋制糖，以及三井、三菱等十余家日资制糖企业纷纷在岛内建厂，逐步控制了台湾的蔗糖产业，获利巨大。来自台湾的台湾史学者戚嘉林在其著作《台湾史》中说，至1920年，仅东洋、大日本制糖等五家财团每年便可获利7600万日元。然而，台湾本地的制糖厂却因资金、技术不如日本，在日本财团的冲击下日渐萎缩、凋零，生存十分困难。
1905年夏，为了进一步盘剥台湾蔗农，日本驻台湾总督府又出台了新规，其主要条款有如下两项：
（一）凡在政府指定的区域内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该区域内的制糖会社，不得外卖；
（二）蔗农所种植的甘蔗只能供制糖使用，不能食用，也不能在市面上零售。
随后，日本制糖企业又陆续出台严控台湾蔗农的政策和规定，如蔗农使用的肥料必须由官方统一供应，不得另购，每年的甘蔗收购价格由制糖会社统一制定，蔗农不得随意抬高价格。
这些规定出台后，台湾蔗农每年生产的甘蔗全部被各日资企业——制糖会社低价收购，然后由制糖厂制成粗糖，再运往日本进行精细加工。日本财团每年通过这种一条龙式的经营赚得盆满钵满，而蔗糖生产的主人——台湾农民的实际所得却微乎其微，而且还逐年减少。台湾蔗农对此很有意见，认为当局的规定很不合理，使农民完全失去对所种植的甘蔗的支配权，只能受制糖会社的压榨与剥削。他们强烈希望殖民当局对蔗糖的生产、经营控制权加以改善。当然，日本殖民者只顾自己的利益，对台湾农民的诉求充耳不闻，蔗农意见再多再大也没用。
更令蔗农不满的是，日本殖民当局的制糖企业还对蔗农巧取豪夺，如甘蔗收购价格年年下压，糖厂派人收割甘蔗要蔗农付工钱，收购时又以去水分为由减斤去两或压磅秤。因此，每到甘蔗收获季节，蔗农不但没有喜悦之情，反而胆战心惊，忧心不已，割蔗卖蔗反倒成了他们心里的一个大包袱。
1920年11月，台湾彰化县二林镇大城庄村的几个蔗农为了多卖几个钱，在夜幕掩护下，将自己种植的部分甘蔗卖给了本地一家制糖的小企业，结果被林本源制糖会社（该会社虽由台湾本地资本家创办，但实际为日资所控制）派到大城庄的探子发现。林本源制糖会社马上向日本警察所举报，警察所派出十余名警察到大城庄调查，卖甘蔗的几户蔗农都被强行罚款。收甘蔗的那家本地制糖厂负责人也以“违现经营”的罪名被警察所拘留、罚款。就这样，卖甘蔗的几户蔗农不但没有增加收入，最后连老本也亏了，心里的苦痛难以言状。
为防止蔗农再将甘蔗自主卖出，日本殖民当局伙同林本源制糖会社立即制定了甘蔗收割由制糖企业负责、费用由蔗农承担的政策，迫使蔗农将所有种植的甘蔗卖给日本制糖厂。这就是说，二林及其周边地区的蔗农从此只有种植权，没有收割权，更无定价权，一切都由殖民者说了算。
当时，二林镇及其周边乡村有一部分农民因各种原因并未种植甘蔗，而是以种其他农作物为生。这些农民没有料到的是，尝到甜头的日本殖民者为了谋取更大利润，除了不断侵害、盘剥种植甘蔗的蔗农外，又打起了种植其他作物农民的主意——逼卖土地。日本殖民者的盘算是：将嘉南平原，特别是二林镇及其周边几个乡镇全部变成甘蔗种植区域，由日本财团用低价将农民的土地买过来办农场，再雇人耕作。
日本殖民当局公布的这一方案引起农民强烈不满和抵制。农民们认为，他们祖祖辈辈都以土地为生，从未想过要卖地，如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全家人今后如遇天灾人祸，就难以为生。
农民不卖地，台湾总督府就下令出动军警强迫农民卖，并当场刻章、办理登记手续。台湾《天下》杂志记者殷允芃、尹萍等在《发现台湾》一书中对此有非常细致的描写。书中说，这种大量廉价收购土地以供日本企业使用的政策，造成社会逐渐变得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而只能寻找无主田耕作的农民，也日渐贫困。书中还说，日本殖民者为发大财，将台湾制糖业搞成台湾最大的产业，生产的糖不仅供应日本国内有余，还供外销。据统计，到20世纪20年代，台湾总外销金额为2.5亿日元，甘蔗糖就占了1个亿，而且98%的产量出自日本财团投资的大型制糖厂。
蔗农首次联合起来请愿
台湾彰化县北斗郡下的二林、大城、沙山、竹塘四乡位于嘉南平原西南角，土地肥沃，溪渠纵横交错，日照充足，特别适宜种植甘蔗，是台湾甘蔗的主产区之一，种植甘蔗的历史也很悠久。北斗郡四乡种植的甘蔗可说是台湾甘蔗中的极品，不仅粗壮高大，而且水分足、糖分高，味道也特别好。这一带产的甘蔗糖由此成为日本人的最爱。据有关史料记载，此地产糖量的最高年份曾达几十万吨，参与经营的日本财团均获暴利。 1921年4月19日，一直关心蔗农利益的台湾知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林献堂专程到二林镇，对蔗农的现状进行调查访问，并对部分蔗农作了一场演讲。他说，台湾是东亚地区优质的甘蔗产区，蔗糖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甚有名气，也是日本人最爱的食品。遗憾的是，每年辛辛苦苦种植大量甘蔗的台湾蔗农却没什么收益，钱都被日本人赚走了。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一、著名文学家王粲在《七哀诗》中描写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情景，在二林出现了，这是很不公平的。嘉南平原及彰化蔗农的这种悲惨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有所改变。而要改变，蔗农必须联合起来，成立蔗农组合。有组织就有力量，以组合的名义向日本人争取利益，比单枪匹马抗争要有效得多。林献堂还对蔗农们说，组合建立起来后，大家要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对蔗农组合还要有信心，有向心力。林献堂的演讲虽然深刻，也很有吸引力，但该地蔗农长期以来仿佛一盤散沙，没有得力的人来联络组织，所以农民组合一直未能建立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日本殖民者对彰化蔗农的严重压迫和残酷剥削更深更重，使该地的民众感到走投无路，难以生存。蔗农纷纷找庄长诉苦，要求他们去向日本殖民当局交涉，适当调涨甘蔗的收购价格，让农民略有收益。
1923年夏，二林镇二林庄庄长林炉根据民众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去联络邻近的大城庄长吴万益，商谈两庄联合起来去找日本财团交涉。吴万益也说，他们庄的民众给他很大的压力，每天找他表达此诉求的人络绎不绝。两人商讨了一阵，一致的看法是：台湾甘蔗的种植、收购政策系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制定，找县、郡很难解决问题。为了向民众作一交代，两位庄长决定在其职责范围内，分两步做两件事：一是他们到上面去反映彰化北斗郡四乡蔗农的诉求，蔗农今年的甘蔗可以全部卖给林本源制糖会社，但希望制糖会社将收购价格略为提升一点，使广大蔗农能勉强糊口；二是日方糖企如不解决问题，就发动部分蔗农开展请愿运动，将民意的压力推向官方。
林炉、吴万益作为四乡代表，先后找了郡、县两级日本官吏，反映了基层民众的诉求。可是，日本官吏不但不理睬，反将林、吴二人狠狠训斥了一顿，说他们在下面不做疏通压服工作，反而随波逐流，将就少数“野心捣乱分子”，使官方的蔗糖生产、经营方略受到严重的破坏、干扰。两位庄长受了气，心里十分愤怒，认为日据下的台湾是黑天，日本官吏既横蛮霸道，又心狠手毒，回去后必须立即将民众动员起来向官方请愿，向当局吐吐怨气，发发牢骚。基于上述想法，林炉、吴万益又去另几个庄串连，他们都全力支持，表示一定派人参加。
不久，二林、大城、沙山、竹塘的200多名蔗农自发到北斗郡、彰化县城请愿，并派多名代表去台北总督府递交请愿书。不出意外，日本殖民当局麻木不仁，只考虑其财团利益，对于底层蔗农的辛酸、苦难与呐喊毫不理会。总督府的官员们还认为，自古以来，农民老实本分，都是靠种田吃饭，不用理睬他们，反正他们也翻不了大浪。他们不知道，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农民到了生存不下去的时候或者忍耐到了极限，一定会冒死起来反抗统治者的。
李应章组织成立二林蔗农组合
蔗农们为了生存，只能冒死起来反抗，他们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李应章。
根据台湾二林蔗农事件纪念馆的人物介绍，李应章又名李伟光，1897年10月8日出生在彰化县二林镇一个医生世家，小时在家乡念书，1916年考入台北医学专科学校。李应章的祖父、父亲都曾目睹日本殖民者在台的暴行，经常对李应章进行反日爱国教育，希望他长大后做中国人，因而李应章从小就形成了强烈的反日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应章思想深受影响，一直关注祖国大陆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希望台湾能尽快脱离日本，重回祖国怀抱。1920年11月，李应章同医专四年级同学组织观光团到广州旅行，参观黄花岗烈士墓和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受到深刻教育，立志今后走革命之路。他从医专毕业后，在二林镇开了一家诊所，专为当地民众治病，并密切关注台湾社会动态。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反日知名人士林献堂、蒋渭水等人。蒋渭水也是学医出身，李应章与他作过几次交谈后，认为蒋学识甚佳、志向远大，而且有浓厚的大中华情结，两人成为莫逆之交。1921年夏，李应章与在日本留学的谢南光向蒋渭水、林献堂建议筹组台湾青年文化协会，启发、提高台湾青年的抗日意识，林、蒋二人甚为赞同。后来，林献堂、蒋渭水考虑到抗日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能分老少或男女，于是在这年10月，他们同吴海水、林丽明等人在台发起成立了影响甚大的反日爱国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并请林献堂担任主要负责人。李应章在该会任理事，并一度成为该会开展反日宣传活动的核心人物。
李应章家虽不种甘蔗，但他每天接触蔗农，蔗农在他诊所看病时倾诉的苦痛使他寝食难安，他总想着要为蔗农们做点事，出口气。林献堂来二林镇建议成立蔗农组合，正合他意，李应章由此萌发了出面领导当地农民组合的想法。因诊所太忙，难以脱身，这一想法并未付诸行动。后来闲了一点，他就抓住时机，到各农户家去走访、宣传，动员他们积极参加蔗农组合，然后用组合的力量与日本财团斗争，以增加收入。
恰在这时，在日本留学的二林镇进步青年谢南光（原名谢春木，后到大陆投身革命）回到台湾。他听到家乡群众的怨言后，心里甚感不平，并利用作社会调查之机，倾听民众呼声，了解日本殖民者的压榨盘剥手法。他对民众演讲说，日本是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政客、军人深受其“师爷”福泽谕吉（思想家福泽谕吉被日本人誉为“明治政府的师爷”）“侵略有理”谬论的影响，只信服强权，不讲是非道义，更不会平等对待殖民地的人民。台湾人的各种权益不能指望日本人发善心施舍，而要靠自己团结起来，用集体的力量与日本殖民者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他还告诉民众，台湾所产蔗糖在日本甚为畅销，价格也是台湾的好几倍，出口到国外的价格就更高了，台湾蔗糖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财团牟取暴利的重要商品，台湾人民再不能被日本殖民者盘剥下去了！谢南光的鼓动、演讲，对彰化及二林等四乡的蔗农启发甚大。 在李应章、谢南光的宣传鼓动下，蔗农们逐步认识到，独木难成林，团结力量大，只有建立蔗农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向日本殖民当局抗争。
1925年6月底，在李应章精心组织下，维护蔗农权益的二林蔗农组合正式成立，李应章、刘崧甫、詹奕侯、詹仁华等10人当选为理事，会员400余人。由于这是全台自发成立、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第一个蔗农组合，故组合成立那天，民众欢欣鼓舞、兴奋异常，会场涌进千余人，使沉寂多时的二林镇人来车往、热闹非凡。二林蔗农组合的建立，使蔗农感觉有了依靠，同时也意味着一场抗暴风潮即将在二林镇掀起。
蔗农组合与日本财团的较量
蔗农组合成立后，李应章在二林多次举行座谈会，就该组织今后如何开展活动的问题听取蔗农意见。每次开会，蔗农们都对日本财团义愤填膺，还有的在会上声泪俱下地控诉林本源制糖会社勾结日本军警对他们的欺压。蔗农们都说，还有一个多月就要收割甘蔗，蔗农组合应利用这段时间，与林本源制糖会社交涉、谈判，迫使这家日本财团向蔗农让一些利，使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的蔗农能有合理收益。
根据蔗农的愿望，1925年9月，李应章、刘崧甫等二林蔗农组合负责人多次召开理事会，讨论研究如何落实会员提出的建议、意见，决定在短时间内提出一个诉求草案，提交会员大会讨论通过，然后再派人去林本源制糖会社交涉。二林蔗农组合理事会提出的诉求共五项，内容如下：
（一）甘蔗收割前公布收购价格；
（二）肥料任由蔗农自由购用，不得强行摊派或指定地点购买；
（三）收购价格由制糖会社与蔗农协商确定；
（四）甘蔗过磅时，制糖会社应会同蔗农共同看秤；
（五）制糖会社应向蔗农公开并提供肥料分析表。
10月6日，蔗农组合派出五名代表到林本源制糖会社进行交涉。日本财团认为，蔗农组合未得到殖民当局承认，他们不会与“非法组织”作任何协商。蔗农组合代表们表示，他们的组织系蔗农自发成立，理事会成员系会员选举产生，这样的组织是民间社会团体，宗旨是维护蔗农的买卖权益，不需要殖民当局承认。
其实，李应章等人在二林镇组织蔗农组合，林本源制糖会社早已通过安插的探子、耳目知悉。他们认为，日本统治台湾，肯定要谋求利益最大化，对台湾人民盘剥是正当、合理的，蔗农组合成立未经他们的管制机关批准同意，他们不会认同，也不会与其打交道。
蔗农组合的几名代表向制糖会社递交五点诉求时，他们不接。与他们讲理，他们不但不理，而且打电话叫来十余名日本警察，恐吓、驱赶蔗农组合的代表。代表们见日本财团如此横蛮、霸道，只好停止交涉。
李应章也感到，蔗农组合首次出场就遇阻，预示以后的斗争会很艰难、曲折。为了今后的斗争，得再开理事会仔细讨论一下。几经研究，他与蔗农组合其他理事觉得，既然制糖会社和日本官方都不承认蔗农组合组织，就再不找制糖企业了，而是以联名的形式向上递交陈情书。过了几天，一份由李应章、刘崧甫、蔡渊腾、占奕侯、王芽等1087名蔗农联合署名的陈情书送到了郡、州及台湾总督府。然而，日本殖民当局认为他们盘剥、欺压台湾蔗农天经地义、合情合理，没有理会二林蔗农的诉求。
10月21日，林本源制糖会社未与蔗农打招呼，派出大批人马强行收割二林、沙山庄的甘蔗，二林镇的蔗农见此情景，肺都气炸了，认为日方的做法如同抢劫。为了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蔗农组合鼓励他们携带扁担、镰刀等劳动工具，冲往蔗田驱赶日方雇用的收割人员。由于对方不听警告、驱赶，双方发生冲突，并有多人受伤，现场指挥抢割甘蔗的林本源制糖会社的两名日本官吏也被愤怒的蔗农狠揍了一顿。
由于蔗农人多势众，林本源制糖会社雇用人员多人被打伤，厂方暂时被迫停止了抢割。但日本财团背后有着强大的军警势力，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认为，如果不把蔗农的反抗意识、反抗行为打压下去，今后二林镇及周边地区的蔗农就难以管理，林本源制糖会社的利益就会遭受很大损失。
经过精心策划，10月23日深夜，日本殖民当局出动100多名军警，气势汹汹地冲入二林、沙山两庄，抓捕蔗农组合干部及参与护蔗的蔗农骨干人员，李应章、刘崧甫、詹奕侯、詹仁华、林炉等93人被抓，并有10余人被打伤，伤势较重的有6人。蔗农组合主要领导人李应章是在其医院被捕的。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林蔗农事件”。
由于被捕者近百，消息很快传了出去，一些媒体迅即作了报道。据史料记载，被抓捕的93人当夜全被押往彰化监狱，而且都在狱中受过酷刑，有多人后来还留有终身残疾。这93人中，有39人被起诉，31人被判刑，刑期大多3至5年，长的则达7年。李应章虽是蔗农组合的主要负责人，但因他的职业是医生，又没有直接参与21日的冲突，所以日本殖民当局难以判他的刑，而是将他关押6个月后再秘密转往台中监狱继续关押，直到1928年2月才释放。
“二林蔗农事件”的余音
李应章被捕后，坚贞不屈，拒不低头，并一再在审讯室怒斥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欺压、盘剥的暴行，将审讯人员弄得灰头土脸、哑口无言。这次大逮捕事件也使他认识到，台湾人民所受的苦难与欺压，是一种民族压迫，日本帝国主义不倒，就无法解决问题。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让祖国强大起来，收回台湾。他暗下决心，如有机会出去，就将余生投入到反日斗争事业中去。
出狱一段时间后，李应章得知日本警察局又要抓他，遂于1931年在朋友及家人掩护下逃到祖国大陆，在厦门行医。1932年4月，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之路。1934年，他又来到上海，为躲避日本特务的追踪，改名李伟光。在上海期间，他一面开诊所，办医院，一面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掩护革命者。他还一手创建并领导了进步组织“旅沪台湾同乡会”，为抗战胜利及新中国成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并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著名革命家方毅、张云逸、邓子恢、曹荻秋等人都曾在他开办的医院里受过掩护、照顾。1949年9月，李应章作为台湾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还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台盟华东总支部主任委员、上海市卫生局顾问，还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4年10月2日，李应章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7岁。 台湾“二林蔗农事件”虽然因日本殖民当局武力镇压而失败，但这次事件的意义及产生的影响却很大。这次事件不仅打击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农民的野蛮欺压与掠夺，也唤起广大农民的维权意识。“二林蔗农事件”后不久，南部凤山、台中大甲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农民组合。1926年6月，经简吉等反日志士的组织、串连，成立了全岛性的农民组合，会员达2.41万人。
令日本殖民当局颇感意外的是，1927年12月4日至5日，全岛第一次农民组合代表大会在凤山总部举行，宣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变革理论为行动指导，主张无偿收回土地，反对日本殖民者强占土地及竹林，进而反对总督独裁和日本田中内阁。会后，各地农民组合与日本财团的斗争此起彼伏，请愿、交涉、抗议示威累计达344次。1928年12月30日至31日，声势浩大的全台农民组合第二次代表大会又在台中“乐舞台剧院”举行，与会人员达千余人。会后，各地农民组合与日本财团的斗争掀起又一波高潮。
一位台湾学者在论述“二林蔗农事件”时说：“二林蔗农事件是台湾整个社会运动的转折点。从整个历史观点来看，二林蔗农反日事件除带动农民组合的全面兴起以外，也把台湾近代的社会运动，从原来只是知识层级转入到全面性的社会大众运动，这是二林蔗农事件的标杆意义。”专程到彰化二林镇采访的香港中评社记者则在报道中写道：“日据时期的‘二林蔗农事件’在当时可说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抗日活动，这是台湾农民首起透过组织，展开有计划的抗日行动滥觞，包括筹组台湾文化协会的林献堂都曾经到过二林支持这场农民运动，知名台湾文学家赖和也写了一首诗《觉悟下的牺牲》纪念此事件。”
台湾彰化及二林镇的广大民众，对当年李应章组织的具有反日性质的“二林蔗农事件”一直未曾忘怀，并以此为荣。进入新世纪后，当地除成立了“二林蔗农事件文化协会”外，还筹资建立了纪念馆、纪念碑，将当年的珍贵文物一一保存、陈列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是李应章去世60周年，10月19日，大陆有关单位举办“纪念李应章逝世60周年及台湾光复69周年座谈会”，李应章的外孙蔡宁应邀介绍了外祖父光辉的一生，颇有影响的《台声》杂志在这一年的第12期上全文刊发了他的发言，使海峡两岸更多人认识、了解台籍社会活动家李应章及其领导的“二林蔗农事件”。十九大台籍党代表、复旦大学教授卢丽安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也曾称赞她的这位老乡为台湾抗日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2015年11月2日，台湾及彰化有关单位在台北、彰化两地举行“台湾二林蔗农事件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系列纪念活动”，日本、新加坡及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以及包括李应章的女儿李玲虹、孙女李丽在内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近百位“二林蔗农事件”后辈与会。相关专家、学者对“二林蔗农事件”及其社会影响作了深入的探讨和公正、客观的评价。
（編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