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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贫苦，参加革命
从晚清到民国，苏北许多农民为谋求生计，往往携家带口，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闯荡，或当码头工人，或拉黄包车，或进工厂打工。他们生活在上海社会的底层，从事艰苦的劳作，吃不饱，穿不暖，住破烂的窝棚，没有文化，被洋人与“高等华人”轻视、任意打骂。被压迫、被剥削的穷困生活，塑造了他们敢于反抗的性格。许多有觉悟的苏北籍工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其中有些被培养锻炼成为中共党员。肖万才便是其中的一个。
肖万才1880年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的一个穷苦人家，很早就来到上海谋生，当一名人力车夫，每天拉着黄包车在十里洋场奔波，踏遍大街小巷，仍养活不了一家人。他在中共组织的教育下，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32年初，52岁的肖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上海南洋肥皂厂中共支部书记、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上海民反会”）闸北区分会发行部部长，还负责中共闸北区委的秘密交通联络工作。他经常以拉黄包车为掩护，在闸北区大洋桥一带将党组织交给他的文件、宣传品，按照规定分送给各个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人。那时上海中共组织经常组织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在上海闹市区的街头举行“飞行集会”，肖万才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后就在预定活动的那天清晨以挑菜上市出售为掩护，将党组织的指示、文件和宣传传单等及时送到目的地，保证飞行集会的顺利进行。
在肖万才的带动下，他全家都投身于党的秘密工作，他的家就是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他的妻子肖郎氏双目失明，负责保管和传递党的文件材料、传单，联络同志。他的儿子肖明山、女儿肖明也参加了革命活动。肖明16岁，在上海一家丝厂做工，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妇女部部长，组织过妇女反帝大同盟闸北分盟和女工失业团等中共外围团体，是个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1]
亲历“共舞台案”
当时上海与江苏的中共地方组织均由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中共江苏省委于1932年6月做出“进一步扩大和统一江苏全省反帝大同盟，为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作准备”的决定，并定于1932年7月间召开全省范围的代表大会。江苏省委责成其领导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与上海民众反對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简称“上海民联”）出面，联系各抗日组织，召开筹备会议。经过约一个月的准备和努力，上海反帝大同盟与上海民联于1932年6月24日召开筹备会议，成立了“江苏全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筹备处”。
由于租借会场遇到困难，“江苏全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被迫推迟到7月17日召开，会场确定为沪西劳勃生路（今上海市长寿路）和胶州路交界的戏院——共舞台（又名共和大戏院，今延安剧场）。在这戏院门前的十字路口，高耸着一座大自鸣钟，外地来的代表是很容易找到的。
在集会前一天即1932年7月16日，肖万才接到党组织的通知，约定次日前往共舞台集会。肖万才决定届时带着16岁的女儿肖明一起前往参加会议。上海全市以及南京、无锡、南通和崇明等地的中共组织共派来10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约定在7月17日到共舞台参加大会。7月17日清早，肖万才、肖明父女按照预先规定的暗号走进共舞台戏院时，发现里面陆续进来了上海全市几十个抗日团体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以及从南京、无锡、南通和崇明派来的代表，共100多人。上午9时许，会议刚刚宣布正式开始，会场外突然哨声四起，原来在共舞台开会的事早已被国民党警察和特务侦察得知，他们开始凶狠地抓捕与会人员。
共舞台戏院只有一个大门，没有边门和后门。当国民党警探冲进来后，集会人员与他们左冲右突，并往后院撤退。有几个会议代表翻墙跑出去。参会代表陈荣，又名蔡疾呼，人称蔡大哥，是刚从法国回来的华工，身材魁梧，多年的海员生涯练就了一副强壮的体魄。他让大家聚到后台，踩着他的肩膀从窗子翻出去。肖万才则指挥一部分人用各种方法，挡住横冲直闯的警探，迟缓警探的行动。最终，集会人员有五六十人逃了出去，肖万才趁着混乱场面得以脱险。[2]
肖万才的女儿肖明没能逃出去。当时她与同为16岁的女共产党员易朝德等人都留在前院。这其中还有“上海民联”青年部干事曹顺标，他是浙江萧山人，只有18岁。曹顺标和易朝德早就熟识，并有深厚的感情。眼看不少人逃不出去，而蔡大哥等人已经筋疲力尽了，曹顺标就将手中的一份文件本子递给易朝德。易朝德拉着肖明慌乱中跑进女厕所，打开本子看了一眼，见前面两页纸上写着这次集会的计划和主要领导人员名单，急忙将其撕下来，为安全起见，撕碎后塞进口中，硬生生吞了下去……曹顺标、易朝德和肖明三人最后不幸被捕。国民党警探在共舞台一共抓捕了88人，史称“共舞台案”。这是1927—1937年在上海的革命者被捕人数最多的大案。[3]
遭遇出卖，被捕牺牲
反动军警将被捕的88人每两个人用一根麻绳绑在一起，推上汽车，押到上海市公安局，进行了三天审讯。之后又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又一次审讯。被捕者按照事先的约定统一口径，都说：共舞台大戏院义演，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我们是去捎款看戏的。别的什么都不说。
7月29日夜，这88人被移解到南京的军政部军法司。经过审讯，再解到南京城南道署街（今瞻园路）南京警备司令部（又称首都宪兵司令部）监狱，作最后的审讯判决。
肖明十分机警，她化名王小宝，装成一个世事未明的小姑娘，审讯人员被搞得一头雾水，束手无策。曹顺标则始终按照预先编好的口径应付审讯。
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中统的前身）插手“共舞台案”的审讯。他们从上海押来三个叛徒：唐桂生、唐的老婆唐王氏、车组东。这三人原来都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基层组织工作，后被捕叛变，他们与“共舞台案”中被捕的许多人熟悉。这时，“共舞台案”中被捕的88人中也有四人经不住考验，叛变投敌，包括原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干事李鸿春，原上海反帝大同盟组织部部长、党团书记王灿。 因叛徒出卖，曹顺标的身份暴露了，肖明及其全家的革命活动情况亦被供出。南京警备司令部立即派人到上海，把肖万才和他的妻子肖郎氏、儿子肖明山一起抓来南京，同时还抓了另外的四个人。这样，“共舞台案”被捕者共达95人。蒋介石对“共舞台案”极为重视，严命不许随便放过一个，要求迅速审讯，从严判决。
为了让肖万才一家互相对质，承认是一家人，然后交代其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和各种机密，审问官对肖万才一家四人进行了同堂审讯。肖万才一家为了严守党的机密，不牵连别人，不给敌人利用的把柄，按照事先的约定，装作互不认识，更不承认是一家人。然而有叛徒指认了肖明和肖万才，并供出肖万才的家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肖万才把革命活动的事全部都担在自己一个人的身上。他厉声责问法官：“我们宣传抗日，支援东北义勇军，何罪之有？”
肖万才看到女儿的坚贞不屈和胆识过人，感到革命后继有人，很欣慰。他被带回牢房后，见到同室难友，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与振奋，竟忘却全身的受刑伤痛，抱住难友，面露喜色地说：“我为党为人民干革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今天使我最开心的是，我亲眼看到我的女儿在敌人面前，非常机智勇敢。我感到十分的高兴。真是我的好后代！”[4]
1932年9月27日，肖万才、曹顺标等13人被判处死刑；肖万才的女儿肖明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处死刑，只因年龄未满18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减为有期徒刑18年，被关进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即南京老虎桥监狱）；肖万才的儿子肖明山20岁，被判有期徒刑12年；肖万才的妻子肖郎氏与肖万才同龄，52岁，因没有暴露身份，又双目失明，被判交保释放。
10月1日清晨，上海“共舞台案”中被捕的13名“要犯”被绑赴雨花台刑场。第一个被叫出的就是肖万才，他是13人中最年长的一位。在他后面的是曹顺标、邱文治、王德盛、许清如、柳日均、崔阿二、徐阿二、陈士生、陈山、钟明友、杨小二子、许金标等12人。
事后，有一个押送“犯人”到雨花台刑场的看守，以敬佩和同情的神色对人说：“这十三个人真是有种！个个都是不怕死的好汉！有的人身中十多枪，倒在血泊中，还在大喊‘共产党万岁’，高唱‘打个落花流水’！”[5]
肖万才失明的妻子肖郎氏被交保释放后，曾到南京监狱看望过自己的子女一次，此后就下落不明。肖明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数年，艰苦备尝。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叶剑英等来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全力营救关在南京监狱中的革命同志。“共舞台案”中最后在狱的11个人于1937年9月25日出狱。后来，肖明到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经党组织审查后，即奔赴延安，从事我党机密译电工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3]中共江苏省委黨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合编.雨花魂[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2][5]闻慧斌，高萍萍.上海“共舞台事件”及十三位烈士[J].炎黄春秋，2019（6）.
[4]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编著. 初心永恒——雨花英烈话语解读[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8.
从晚清到民国，苏北许多农民为谋求生计，往往携家带口，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闯荡，或当码头工人，或拉黄包车，或进工厂打工。他们生活在上海社会的底层，从事艰苦的劳作，吃不饱，穿不暖，住破烂的窝棚，没有文化，被洋人与“高等华人”轻视、任意打骂。被压迫、被剥削的穷困生活，塑造了他们敢于反抗的性格。许多有觉悟的苏北籍工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其中有些被培养锻炼成为中共党员。肖万才便是其中的一个。
肖万才1880年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的一个穷苦人家，很早就来到上海谋生，当一名人力车夫，每天拉着黄包车在十里洋场奔波，踏遍大街小巷，仍养活不了一家人。他在中共组织的教育下，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32年初，52岁的肖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上海南洋肥皂厂中共支部书记、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上海民反会”）闸北区分会发行部部长，还负责中共闸北区委的秘密交通联络工作。他经常以拉黄包车为掩护，在闸北区大洋桥一带将党组织交给他的文件、宣传品，按照规定分送给各个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人。那时上海中共组织经常组织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在上海闹市区的街头举行“飞行集会”，肖万才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后就在预定活动的那天清晨以挑菜上市出售为掩护，将党组织的指示、文件和宣传传单等及时送到目的地，保证飞行集会的顺利进行。
在肖万才的带动下，他全家都投身于党的秘密工作，他的家就是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他的妻子肖郎氏双目失明，负责保管和传递党的文件材料、传单，联络同志。他的儿子肖明山、女儿肖明也参加了革命活动。肖明16岁，在上海一家丝厂做工，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妇女部部长，组织过妇女反帝大同盟闸北分盟和女工失业团等中共外围团体，是个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1]
亲历“共舞台案”
当时上海与江苏的中共地方组织均由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中共江苏省委于1932年6月做出“进一步扩大和统一江苏全省反帝大同盟，为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作准备”的决定，并定于1932年7月间召开全省范围的代表大会。江苏省委责成其领导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与上海民众反對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简称“上海民联”）出面，联系各抗日组织，召开筹备会议。经过约一个月的准备和努力，上海反帝大同盟与上海民联于1932年6月24日召开筹备会议，成立了“江苏全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筹备处”。
由于租借会场遇到困难，“江苏全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被迫推迟到7月17日召开，会场确定为沪西劳勃生路（今上海市长寿路）和胶州路交界的戏院——共舞台（又名共和大戏院，今延安剧场）。在这戏院门前的十字路口，高耸着一座大自鸣钟，外地来的代表是很容易找到的。
在集会前一天即1932年7月16日，肖万才接到党组织的通知，约定次日前往共舞台集会。肖万才决定届时带着16岁的女儿肖明一起前往参加会议。上海全市以及南京、无锡、南通和崇明等地的中共组织共派来10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约定在7月17日到共舞台参加大会。7月17日清早，肖万才、肖明父女按照预先规定的暗号走进共舞台戏院时，发现里面陆续进来了上海全市几十个抗日团体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以及从南京、无锡、南通和崇明派来的代表，共100多人。上午9时许，会议刚刚宣布正式开始，会场外突然哨声四起，原来在共舞台开会的事早已被国民党警察和特务侦察得知，他们开始凶狠地抓捕与会人员。
共舞台戏院只有一个大门，没有边门和后门。当国民党警探冲进来后，集会人员与他们左冲右突，并往后院撤退。有几个会议代表翻墙跑出去。参会代表陈荣，又名蔡疾呼，人称蔡大哥，是刚从法国回来的华工，身材魁梧，多年的海员生涯练就了一副强壮的体魄。他让大家聚到后台，踩着他的肩膀从窗子翻出去。肖万才则指挥一部分人用各种方法，挡住横冲直闯的警探，迟缓警探的行动。最终，集会人员有五六十人逃了出去，肖万才趁着混乱场面得以脱险。[2]
肖万才的女儿肖明没能逃出去。当时她与同为16岁的女共产党员易朝德等人都留在前院。这其中还有“上海民联”青年部干事曹顺标，他是浙江萧山人，只有18岁。曹顺标和易朝德早就熟识，并有深厚的感情。眼看不少人逃不出去，而蔡大哥等人已经筋疲力尽了，曹顺标就将手中的一份文件本子递给易朝德。易朝德拉着肖明慌乱中跑进女厕所，打开本子看了一眼，见前面两页纸上写着这次集会的计划和主要领导人员名单，急忙将其撕下来，为安全起见，撕碎后塞进口中，硬生生吞了下去……曹顺标、易朝德和肖明三人最后不幸被捕。国民党警探在共舞台一共抓捕了88人，史称“共舞台案”。这是1927—1937年在上海的革命者被捕人数最多的大案。[3]
遭遇出卖，被捕牺牲
反动军警将被捕的88人每两个人用一根麻绳绑在一起，推上汽车，押到上海市公安局，进行了三天审讯。之后又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又一次审讯。被捕者按照事先的约定统一口径，都说：共舞台大戏院义演，捐款援助东北义勇军，我们是去捎款看戏的。别的什么都不说。
7月29日夜，这88人被移解到南京的军政部军法司。经过审讯，再解到南京城南道署街（今瞻园路）南京警备司令部（又称首都宪兵司令部）监狱，作最后的审讯判决。
肖明十分机警，她化名王小宝，装成一个世事未明的小姑娘，审讯人员被搞得一头雾水，束手无策。曹顺标则始终按照预先编好的口径应付审讯。
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中统的前身）插手“共舞台案”的审讯。他们从上海押来三个叛徒：唐桂生、唐的老婆唐王氏、车组东。这三人原来都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基层组织工作，后被捕叛变，他们与“共舞台案”中被捕的许多人熟悉。这时，“共舞台案”中被捕的88人中也有四人经不住考验，叛变投敌，包括原中共沪西区委宣传部干事李鸿春，原上海反帝大同盟组织部部长、党团书记王灿。 因叛徒出卖，曹顺标的身份暴露了，肖明及其全家的革命活动情况亦被供出。南京警备司令部立即派人到上海，把肖万才和他的妻子肖郎氏、儿子肖明山一起抓来南京，同时还抓了另外的四个人。这样，“共舞台案”被捕者共达95人。蒋介石对“共舞台案”极为重视，严命不许随便放过一个，要求迅速审讯，从严判决。
为了让肖万才一家互相对质，承认是一家人，然后交代其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和各种机密，审问官对肖万才一家四人进行了同堂审讯。肖万才一家为了严守党的机密，不牵连别人，不给敌人利用的把柄，按照事先的约定，装作互不认识，更不承认是一家人。然而有叛徒指认了肖明和肖万才，并供出肖万才的家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肖万才把革命活动的事全部都担在自己一个人的身上。他厉声责问法官：“我们宣传抗日，支援东北义勇军，何罪之有？”
肖万才看到女儿的坚贞不屈和胆识过人，感到革命后继有人，很欣慰。他被带回牢房后，见到同室难友，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与振奋，竟忘却全身的受刑伤痛，抱住难友，面露喜色地说：“我为党为人民干革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今天使我最开心的是，我亲眼看到我的女儿在敌人面前，非常机智勇敢。我感到十分的高兴。真是我的好后代！”[4]
1932年9月27日，肖万才、曹顺标等13人被判处死刑；肖万才的女儿肖明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处死刑，只因年龄未满18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减为有期徒刑18年，被关进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即南京老虎桥监狱）；肖万才的儿子肖明山20岁，被判有期徒刑12年；肖万才的妻子肖郎氏与肖万才同龄，52岁，因没有暴露身份，又双目失明，被判交保释放。
10月1日清晨，上海“共舞台案”中被捕的13名“要犯”被绑赴雨花台刑场。第一个被叫出的就是肖万才，他是13人中最年长的一位。在他后面的是曹顺标、邱文治、王德盛、许清如、柳日均、崔阿二、徐阿二、陈士生、陈山、钟明友、杨小二子、许金标等12人。
事后，有一个押送“犯人”到雨花台刑场的看守，以敬佩和同情的神色对人说：“这十三个人真是有种！个个都是不怕死的好汉！有的人身中十多枪，倒在血泊中，还在大喊‘共产党万岁’，高唱‘打个落花流水’！”[5]
肖万才失明的妻子肖郎氏被交保释放后，曾到南京监狱看望过自己的子女一次，此后就下落不明。肖明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数年，艰苦备尝。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叶剑英等来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全力营救关在南京监狱中的革命同志。“共舞台案”中最后在狱的11个人于1937年9月25日出狱。后来，肖明到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经党组织审查后，即奔赴延安，从事我党机密译电工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3]中共江苏省委黨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合编.雨花魂[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2][5]闻慧斌，高萍萍.上海“共舞台事件”及十三位烈士[J].炎黄春秋，2019（6）.
[4]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编著. 初心永恒——雨花英烈话语解读[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