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是鲁迅最受人喜爱的一篇小说，因为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而影响更甚。不久前，关于“孔乙己”一名由来的文章屡屡见诸报刊，有人谬疑“孔乙己”三字源自流传过程中“孔乙巳”的错印，有人臆断其原型本为“孔一己”，这些妄断臆想的无稽之谈，不足为信。但有两篇文章因其具备相当的学术性，因而也就具有了一定的说服力，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分别是《〈孔乙己〉误断“孔乙己”》和《鲁迅误断“孔乙己”》，先后发表于《汉字文化》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①上（它们其实是异题同文同一人所作）。光看看文题就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和迷惑性——“鲁迅误断‘孔乙己’”，它既是文章的标题又是文章的中心论点，醒目、夺人。真的是鲁迅误断“孔乙己”吗？笔者认为有必要就此讨论一下，以正视听。
　　“孔乙己”一名来自这样一段话：“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二而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鲁迅全集·呐喊·孔乙己》题下注释与小说正文中都有说明，不过都没有引全，小说中是这样叙述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孔乙己。”（中学语文教材上的注释仅多了这一样一层意思“三字一句……似通非通的进行尊孔教育的话。”）据此，“误断”一文认为：“作者在断读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是用‘三字经’式的方法，即三字为一句。这样一来，‘孔乙己’三个字便是一个单元了。鲁迅虽然这样断读，但他也承认，这些话‘半懂不懂’。”②接着文章用相当大的篇幅，对‘孔乙己’三字所出的一段文字进行断读、注疏。我们说“误断”文具有学术性与说服力也正是针对此点而言的，文章是这样断读的：“上大大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现代汉语的释意是：“孔子二大人自己一个人就教育出了弟子三千，大贤七十二。其中产生了极少数的特别优秀者，他们发展了孔子的‘仁’、‘礼’思想。”作者在文章近尾处进一步指出：“《孔乙己》按‘三字经’模式来断此句话，从而断出了‘孔乙己’，这是不正确的。”③“孔乙己”三字自成一单元，从文献整理角度来看，“误断”是确凿无疑的，但问题是这个“误断”的责任是否应该全由鲁迅一人来负？鲁迅真的是“半懂不懂”地据此为“孔乙己”命名？从文献整理角度来看待一部小说是否确当？“鲁迅误断”之说的真伪大可值得商榷。
　　在此，有必要对“孔乙己”三字源出的那段文字之流传情况略作一番小考。
　　“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这段文字源自何时何人之手现在已无可查考。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最早存录这段话的是敦煌卷子，清人梁章钜在《浪迹叙谈》中考证认为，“上大人孔乙己”在唐末已存世，北宋时已为孩童诵唱。宋代僧人释普济《五灯会元》、明代僧人居顶《续传灯录》等均有多处记载，其中《五灯会元》一处（卷四）录有六字：“上大人丘乙己”。清代以前的存世文献，文字上略有出入，其中“孔乙己”均为“丘乙己”。而且，“七十二”的“二”常作“士”、“土”等（“土”当为“士”笔误，“二”作“士”后世亦很普遍）。在文学作品中，《西游记》第八十五回写八戒变成胖和尚讨斋饭，他手执木鱼，“口里哼啊哼的，又不会念经，只呼的是‘上大人’”，《醒世姻缘传》第一回也说：“那‘上大人孔乙己’自己还写的出来。”从上述历史文献记载与文学作品的转录来看，其断句显然已经把“孔乙己”三字作为一个单元。这段文字较为完整地在社会与民间流行，得益于蒙学描红字帖及江南某些地方盛行的一种叫“花牌”的纸牌游戏。因为这段话笔画简单，宜作学童初学书法的蒙帖，所以旧时代传之甚广，其历史亦十分的久远，上述文献中的存录多与此有关。南怀瑾在《亦新亦旧的一代》中就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当年学童“开笔”之仪及描红纸的有关情况，其中较流行的即是印着“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字样的一类。而蒙贴上的文字，一般都按《三字经》的模式三字一断，花牌游戏也是如此。某些地方戏曲也对这种断句方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清代抄本粤剧小曲《上大人游春》即用“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虚构出的一个游戏之作。至此，我们可以暂时得出一个结论：鲁迅取用“孔乙己”三字为小说及人物命名，不过是袭用“惯例”而已，谈不上是他“误断”不“误断”的问题。
　　另外，以鲁迅卓越的古典文学、文献方面的造诣，他对这段话究竟作何解，真的像他在小说中说的“半懂不懂”？我们现在是不得而知。不过鲁迅还在小说中说孔乙己的“君子固穷”“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之类叫人半懂不懂的，难道他本人对此也半懂不懂的？仅凭一句作者在小说特定语境中的特定用语，就断定鲁迅“半懂不懂”而且“误断”，未免太专断偏激。况且，完全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鲁迅先生将“错”就“错”。那么，这又该怎样理解呢？
　　其实，鲁迅为小说人物取名“孔乙己”，非但不是“误断”，而且真的是“故意这样断”，这里面蕴藏着鲁迅艺术创造的机心所在。“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是鲁迅为孔乙己在咸亨酒店这个舞台上所设计的一个绝妙的舞台造型，这也是一个不伦不类、极其尴尬的人物形象。小说大篇幅的叙述描写不过是从不同的侧面——语言、行动、心理，价值观与命运指向等对这句话作进一步的诠释、挖掘、升华，这句话已经透露出孔乙己边缘人的身份和模糊性生存的一些面影。孔乙己的悲剧首先在于他身份认同的错位与价值观的分裂。在酒店世界里，他既不属“短衣帮”也不属“长衫族”，他在个人地位上已经沦落到了比“短衣帮”还要悲惨的地步，而心中却巴望着向往“长衫族”，他所接受的文化教育及其经历促使他价值的天平不自觉地向后者倾斜，因此，在他个人生命旅途中，酒店一场的亦喜亦悲的闹剧、悲剧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小说对孔乙己在酒店亮相的几个片段的描写（这是作品的主体）采用的是无时间刻度的叙事结构，是以“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有几回，邻舍孩子听得笑声，也来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来领起的，这里的“一……都……”，“每每”，“有几回”，“又”等词都说明这些是经常发生的事，没有具体的时间标识。这种无明确时间刻度的叙事，固然使小说历时态的事件变成了共时性的形态，浓缩了更多的共时信息，寓繁于简，达到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叙事结构也隐喻性地暗示了孔乙己无足轻重的模糊性生存状态。他从何而来，到何而去？没有人知晓。尤其小说结尾处孔乙己“大约的确死了”，“大约”与“的确”的矛盾性并置，更为清晰地道出了他的模糊性存在，他是一个为时代所忽略不计的尴尬的人。小说以超绝的艺术描写，体现了鲁迅悲悯的人道情怀和忧患意识，以及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和深挚的思考，其中的寓意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简单概括的。
　　孔子曰：“名不正言不顺”，名正则才能言顺。鲁迅从“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中截取“孔乙己”这似通非通、叫人半懂不懂，因此也“不正”、“不顺”的名字，正与小说中‘孔乙己’平时“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迂腐性格相承，更与他边缘化的身份、模糊性的生存状态，甚至小说无时间刻度的模糊叙事结构暗合。“孔”姓表明了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承传者的文化指向，孔乙己最终的命运走向与他坎坷不平的带有文化象征意味的名字也取得了一致，真应了那句所谓“名符其实”。在小说中，人物姓名成了人物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物绰号的构建也成了完成人物形象塑造与主题显示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有孔子的圣言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由于事出无“名”或没有好“名”之故，造成的“正名”、“逃名”、“借名”、“换名”甚至“窃名”现象实在是平常而又平常。“孔乙己”，这个鲁迅故意为之、不合语法规范、有点奇崛不平，也因此颇有几分滑稽意味的绰号，其反讽的功能无论是在文本内还是文本外，都是显而易见的。
　　鲁迅曾经在一篇杂文中说：“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④这段议论，是鲁迅创作的切身经验之谈，他深有体会地道出了给人物取名的不易，细微处见其苦心与孤诣。
　　“误断”文的价值在于清理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模糊不清的与小说相关的资料问题，它不能构成鲁迅创作《孔乙己》过程中的“疏忽”并由此对鲁迅进行指责的理由，而这个问题的澄清，也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一个一直被遮蔽了的问题——“孔乙己”命名的反讽价值（对人物及其源出的那段话所代表的文化的反讽）。要知道，这种对古典文献随意剪裁取舍进行“点染”的互文反讽手法，在鲁迅艺术生命的颠峰之作《故事新编》中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由是观之，鲁迅非但没有“误断‘孔乙己’”，相反，这种所谓的“误断”正是他卓荦非凡的艺术匠心与追求所在。
　　
　　注释：
　　①②③孙焕英.《孔乙己》误断“孔乙己”，《汉字文化》，1999.3.孙焕英：鲁迅误断“孔乙己”，《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6.
　　④《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六卷：384.